古代宗祠不仅仅是一种祭祀礼仪，更是一类育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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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宗祠不仅仅是一种祭祀礼仪，更是一类育人文化

宗祠，即祠堂、宗庙、家庙，首要功用是供奉祖先牌位与族人祭祀先贤的地方，但作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它也是一个家族精神的载体，是家族文化传承的体现，能够增强家族凝聚力，使族人具有更深切的归属感。
宗祠的牌位陈列、祭品选用以及祭祀的礼仪都有着系统而又严明的限定，即训导了族人对先贤的虔诚态度以及敬仰之心，也潜意识中加强了族中子弟的孝悌之心。
这样一来，宗祠制度将族人在精神上紧紧联系在一起，培养族中子弟同出一脉的思想意识，既传承了家族文化，也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更深层面上讲，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一、祠堂的起源与格局
宗祠的起源

    在古代社会，人类最初的阶段是氏族社会，血缘关系是人类互信以及团结互助的基础。

    儒家文化普及以前，孝悌思想就已经是社会普遍的道德约定；而汉代以后，儒家文化受到当权者的推崇，讲究三纲五常，家族观念深入人心。

    一个村落往往只生存有一个或几个家族，每个家族均建立自己的家庙，以供奉祖先。

    上古时期，宗庙为天子专有，是皇室的象征，士大夫不得建宗庙；

    先秦时期，士大夫阶层被循序设立家庙，得以在周代贵族普及；

    秦汉以后，士大夫阶层多祭祖于寝室；

    唐代统治者曾广泛劝诫士大夫建立家庙，但效果甚微；

    北宋前叶，士大夫阶层仍祭祖于寝室，建立家庙的现象寥寥无几；

    直到宋朝中期，儒学复兴，士大夫阶层提出依照古法规范祭祀的诉求。

    其中代表人物当属朱熹。他首先提倡建立家族祠堂，并编订《家礼》，立祠堂之制，规定祠堂摆设高祖以下先贤的牌位。按照朱熹的规划，祠堂于正寝左方设立，并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kān，供奉神位的小格子），祠堂格局得到固定。

    由于朱熹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当朝帝王的肯定，自此以后，祠堂建设在士大夫阶层的各个家族广泛开展。元、明、清均沿袭了这一家族文化。

    明朝嘉靖帝曾诏令：“许民间皆联宗立庙”， 打破了民间不得立祠的约束，普通的百姓家族获得建立家庙的资格；

    清代时期，祠堂已在全国所有家族中普及，同时祠堂也成为族权的象征，使祠堂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也经常出现家庙。

    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

宗祠的格局

    祠堂是一个家族权势的象征，神龛和牌位、烛台和高堂以及雕刻有龙、凤的高台，给人一直是庄严、肃穆的感观，让人心生敬畏之心。

    正是如此，族人在祠堂选址、布局上显得格外讲究。

    一般，祠堂都建设在村庄里风水最好的地方。由于家族兴旺与财力的差异，祠堂的建筑规模大小不一，主要有一进单院式、两进一院式、三进两院式、三进三院式等几种形式。家族的实力决定了祠堂的规模。

    据查阅史料显示，民间祠堂主要以三进两院式居多，建筑格局一般都采取中轴对称的形式。

    以“朱氏宗祠”为例，宗祠从前往后，依次由门坊、仪门、门厅、享堂、寝堂五部分组成。这种庄重而井然有序的建构布局，恰恰是儒家文化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再现。

享堂、寝堂具有不同的活动范围。寝堂是祠堂中最庄严之地，主要用于供奉先贤牌位和族人祭祀之地。入住牌位之时，需要举行隆重的“进主”仪式；而享堂一般主要用于宗族之间重大事宜的商讨。
“祠堂”之名即来源于整体建筑的“祠”和主体建筑 “堂”的合称。
每座祠堂一般都会以宗族姓氏命为祠名，祠中的主体建筑享堂也会有堂名；
另外，祠堂还有祠联、堂联、门联等，将姓氏的发源地或先贤的官位等信息以对联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达到怀念祖先、不忘本的目的。
祠堂中的主祭由宗子负责。
宗子是家族中的嫡长子，权力最大；
宗祠事务的管理全由宗长负责，权力较宗子次之；
此外，还有宗正、宗直等职责，管理着宗族的祭祀礼仪，使族员间达成和谐关系，维持家族的兴盛与可持续发展。
二、祠堂的流变
祠堂文化发展之明清时期，俨然已成为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成分。
明清时期的祠堂文化与朱熹倡议所设立的祠堂也发生了显著的演变。
其一、朱熹所提倡祭祀先贤的祠堂仅祭祀至高祖，而后世的祠堂大多祭祀至始祖。不过，这和北宋儒者程颐所倡议的祭祀思想相一致。
朱熹不倡议平民祭拜始祖，主要由于祭祀始祖为贵族之礼仪，平民祭拜之，有簪越之嫌。而明清时期，普通百姓开始祭祀始祖，显示了贵族之礼的平民化，祭拜始祖不再为贵族所垄断。
其二、祠堂的位置发生变化。
朱熹倡议祠堂设立于正寝之左，而明清时期的祠堂大多独立，设置在居室之外。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演变，主要由于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独立设置，祠堂可以容纳更多的族人，方便行祭祀之礼仪。
独立的祠堂，其形式上称呼为家庙更加贴切。但祠堂独自设立后，维护费用大大增加，除了族人摊牌以外，往往还需要族中富贵子弟捐助。这一点和朱熹提倡的祠堂文化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其三、在宗祠的基础上又兴起了公祠和支祠。

明清以来，很多祠堂开始设立公祠。公祠即是除建设本族宗祠之外，又共建一纪念古代名人的祠堂。例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西一地共建有专祠8994所，除此之外，还有同姓共建的公祠89所。
    支祠，则由家族分支所建立。随着家族的不断扩展，全族除建有共同的宗祠之外，各支还建立起自己的支祠。

    宗祠祭祀族人共同的祖先，而支祠，则为各支祭祀自己一支故去的先贤。

《广东新语. 卷十七. 祖祠》记载，“（明清之际的广州）其大小宗祖称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支繁衍的后代逐渐增多，支祠也可能演变成祠堂。

    其四、祠堂祭祀礼仪最初由宗子主持。

    明确规定有宗子主持存在很多流弊，如宗子没有能力担任、好逸恶劳或迁移其它地方等。明清时期祭祀礼仪的主持不再局限于宗子。

    据清朝时一些福建族谱显示，晚明时已有“今宗子之法不立，或宗子贫穷不能自立，或流移四方，无正寝可容祭衬”的感叹。

    其五、祠堂不仅单纯行祭祀之礼，还发展成为执行族规的地方。

    如明初的“浦江郑氏家族”即是如此：“朔望家长率众参调祠堂毕，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情以荒殿事，母纵奢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菜以乱厥性。”

    明末清初以后,行完祭祀之礼，族人会请戏班来演戏，以示祭祀的隆重性。戏台设置在祠堂附近的空地，节目则以忠孝礼仪为主题。

三、南北祠堂的留存

    如果你是一位南方人，那么肯定见识到过不少祠堂，现在的南方农村地区仍然保留有数量较多的祠堂；但倘若你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方人，那么对于祠堂的概念大多来自于历史课本上了。

    为什么如今的南方祠堂遍地，北方所剩无几？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现在保存下来的祠堂大多数建设于明清时期，而一座祠堂沿袭千年，需要较大的维护资金，因此，一个家族的祠堂能够留存千年至今，极大考验着一个家族的财力。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难移，南方的宗族往往更加富裕，且历来南方的士子多于北方，士子的捐赠，也是宗祠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点来看，显然南方祠堂更易于留存。

    其二，北方人口流动略快。中国北方历来自然灾害频发，明清时期，仅黄河洪水泛滥达数百次，除此之外，还有干旱、虫灾等灾荒；明清以后，北方的战争也多于南方，战争势必造成伤亡。

    人口的衰减和自然灾害，使得北方人口流动频繁，因此，北方的村落很少出现世代居住的状况，那么祠堂也就很难长期传承。

    其三，清朝时期在东南地区推行的“粮户归宗”政策，更是将东南地区宗族的族人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祠堂是族人凝聚力的体现，甚至是族人精神的象征，族人也更重视祠堂文化，使得祠堂在东南地区更容易保存下来。

四、结语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祭祖始于原始社会，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有限，因此人类以氏族为基础而群居。

    祠堂的设立一方面有尊祖敬宗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推行尊老爱幼、维护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

    族人在祠堂祭祀祖先的礼仪中一起缅怀先人，无形中强化了对家族的认知感，增强族人之间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情感和共同记忆。

    可以说祠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在古代祭祀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家族的盛典，其宣传的亦是感恩报本的优良品性。

     祠堂有着严格的要求，通过严格的祭祀礼仪规定，将族人紧紧凝结在一起，成为族人之间加深感情的纽带。

    如，河南商城的《张氏宗谱•祭》中规定：“祭则，统车族人，俱衣吉服、礼冠，随班行礼；无损越，以取罪房；子孙必须十二岁以上，能知礼法，方许入柯；幼不请礼者不得入！”

    宗祠记录着家族的文化传统，通过祭祖，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层级尊卑，宣传了以”孝悌”为核心的为人原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和儒家文化的标志与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