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与削谱

池氏义工

　　有道是“人必有家，家必有谱，谱必有训”。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世系、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是家训传承的载体。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家谱，是子孙后代的根系所在、精神故乡。没了家谱，寻根问祖，无非缘木求鱼。
　　家谱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古代学问大家，无不深谙谱牒之学。唐宋时期，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他们既是文学大家，也是谱学大师。韩愈与柳宗元，推崇家学、家谱与家训，“三苏”与欧阳修，创立“苏式”与“欧式”的修谱范式，影响深远。
　　家族编修家谱，制定家训，以期更臻完善，往往邀请名贤巨儒，宦游旧交，作序写传，参与考订。对于修家谱的意义，元代大儒柳贯有句话说得好：“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
　　其实，古代既有修谱，也有削谱之规，后者往往鲜为人知。关于削谱，一般有二：一是弄虚作假，搞乱家族血统纯正之“冒谱”劣行，必须严究，一经查明，予以削谱；二是子孙贪赃枉法，辱没家风的，或者伤天害理，屡教不改的，予以削谱，开除族籍。
　　翻阅各种家谱资料，关于削谱的记载可谓不少。据史料记载，隋初，诏修定族谱曰：大姓世胄为国之梁柱，即李、刘、牛、郭、陈、皇甫、邵、鲍、任、郑十姓为国之柱；王、何、贾、蒙、张、杜、姬、杨、马、许、葛、庞、赵、桑、毛十五姓为国之梁，凡以上二十五姓合通婚姻。四海九州八十五郡，合二百九十八姓，许通婚姻。别有二千三百杂姓，史籍所不载或匪类，买谱接枝，虽有正谱，亦不许通婚。如有犯者，削谱。
　　宋代大清官包拯留给子孙的家训，虽然只有短短３７字，也提到了削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告诫后世子孙，当官不得贪赃枉法，否则开除族籍，不准再回包家；死后，不得入葬包氏祖坟；不遵家训，不从吾志，就算不上包氏子孙。这在封建时代，是十分严厉的家法，包拯嘱咐家人，把家训刻在石头上，竖立在堂屋东壁，以警后人。
　　明代，浙江浦江郑氏７世孙郑钦、郑铉，８世孙郑涛重修６世孙郑大和所编纂制定的《郑氏家范》，重修的《郑氏规范》共有１６８条，可谓详备至极，实乃郑氏家法。其中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让，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美教化，开办东明精舍，注重教育，且教子有方；三是讲廉政，从家庭角度制约为官者“奉公勤政，毋蹈贪黩”“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郑氏规范》明确规定子孙为官“有以赃墨闻者”，削谱除族籍，死后“牌位不许入祠堂”。
　　到了清代，乾隆１７年（壬申）彭氏续修家谱《谱例十二条》，第四条写有：“凡无后者，许立亲房子侄承接宗支，不许螟蛉他姓及以孙为男，嗣弟作子，紊乱昭穆，违者削谱并究。”而《练氏族谱》和《练氏遗训》第二条载：“子孙耕读为尚，即或工或商，亦须各守本业，不许非为卑贱，以污先声，戒之慎之，如违者，经众削其谱。”《谢氏宗规》第六条记载：“其不孝不悌不公不法者，则告其房长曰：‘某作某某不善，干犯法纪，为宗族羞，此某房不孝子弟也。’也呼至始祖前，戒饬之。其人能悔悟自新，则于次年元旦，亦赐酒簪花，以激励之。如不悛，则再严饬之，饬之不改，则上告始祖，削谱除名，不许入祠。”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修谱，对于一个家族树立正气，弘扬祖德，修齐治平，意义重大。削谱，对于一个家族惩恶扬善，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别具意义。但愿人人做圣贤，家谱留美名，不被削谱，馨香百世。（原载《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