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我当年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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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的爱情

作者|池莉

说起我年轻时候的婚恋，简直觉得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与现在的婚恋仅仅只是道具和词语不同而已。现在的相亲，当年叫对象；现在的结婚成家，当年叫个人问题；现在的早恋，当年叫“那个”。

当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家家教很严，同时我家大人们已经是屡次“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家运式微，生怕孩子们闯祸，约束是倍加严厉，平日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那个”就是绝对禁止的了。那个年代，无论大人小孩，如果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是比杀身之祸更为恐怖的，因为你将一辈子都活在整个社会的羞辱之中。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街坊的一个干部，据说官很大，都是科级了。他平时那个威风啊，上下班都穿皮鞋，笔挺笔挺的呢子裤，夹黑色公文包，走路咯噔咯噔的，眼睛从来都不看人，街坊们都会自动闪开，给他让道。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头发散乱了，肩膀松垮了，皮鞋换成破布鞋了，公文包再也没有了，眼睛只敢看地面了，他每天都扛着扫帚、抹布、小桶之类的清洁工具，为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和掏粪。他得久久地候在厕所门口，低声下气地问：“有人吗？”里面没有人了，他才可以进去。街坊都作弄他。

“有人吗？”他问了几声都没有人应，可是当他一进厕所，就有女人尖叫着冲出来：“流氓啊——流氓啊——”人们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粪土，现场批斗，逼他自打嘴巴子，说“我是流氓，我不要脸，我罪该万死”。不久，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公厕上写了三个大字“打倒毛”，立刻被逮捕，以公开书写反动标语的行为，被判了现行反革命罪，公判大会很快召开，游街以后就被枪毙了。枪毙当天，他爱人喜极而泣，坐在大门口地上，拿菜刀剁砧板，大哭大笑，对街坊邻居大喊大叫：“他可是政治犯啊，大家都看见他给毙了啊，以后哪个再说流氓，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人啊！可怜可怜我的孩子，他们长大要做人的啊！”传说这个科长的作风错误就是：他作为有妇之夫，却被人发现与单位女打字员拥抱。

“生活作风问题”是一个专有名词，浸透了侮辱和羞耻，并没有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真正结束政治运动的是经济活动，而不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缺失，使得大众精神生活低靡，道德判断混乱，依然沿袭“文革”方式，依然不会去尊重个人感情，依然不懂得区别爱情与性乱，依然热衷革命、斗争和辱骂。高科技的发达，在给经济带来腾飞和草根民主的同时，博客、微博、手机段子、短信以及微信，将中国的人肉革命，推向更加广阔的空间——这不是题外话，这是十五年以后，促使我同意女儿出国留学的心理因素之一，英国更文明更纯净，人活得更单纯更轻松，我希望孩子比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因此，当年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女儿，一个被“革命”被羞辱的“黑五类”子女，整个学生生涯的十六年其中包括上大学之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知青生活，都绝对是洁身自好，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少言寡语，吃苦耐劳。大学毕业，我以自己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再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浪得的虚名，幸运地获得留城，分配到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我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和自豪，奖励我一块“上海”牌女式手表，那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瑞士百达翡丽了。同时还赠我一封我父亲的亲笔信。信中宣布了他们对我的要求：现在你拿到大学文凭了，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了，也年满二十四了，可以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

当年的情形，几乎也和现在一模一样：二十四岁之前一直是森严壁垒的禁锢，二十四岁以后忽然被要求尽快解决个人问题。一下子我根本找不到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经验足以与男性进行交往和对他们有真实的判断。怎么办？自然就随大流了，学当时年轻姑娘们用流行的外在标准去找对象。其实也与现在一样，女孩子中间流行“高富帅”，大家都找家庭条件好、工作单位好、社会地位高的男生。对外形的要求是：“一米八盖，一米七五帅，一米六五用脚踹。”

我上班的医院，总有热心肠的中老年大夫们喜做媒婆，不断有人拿来照片，推荐各式人等。但是几乎没有完美的人，不是个子矮一点，就是老家在农村，或者一看照片的长相就令人生厌。于是一概谢绝。一晃，二十五岁了；再一晃，二十六岁了，已经吃二十七岁的饭了。同学们也都进入结婚高峰，婚礼此起彼伏地举行。更有神速者，几月不见都生孩子了。身边的好心人比我都着急。于是，当一个偶然机会把一个工科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马上接受了他。工科男高大，英俊，本科，善运动，会打篮球，会游泳，跳水很潇洒，父母都是革干。我父母很满意这些条件，拍板同意。父母一旦同意，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向社会公开了。公开很重要，你公开，你就不流氓，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你不公开，你就暧昧，你就有生活作风问题。工科男来到我们科室，一一见过我们科室的老师和同事。然后再随我去大食堂排队打饭，接受四面八方的目测。我身高一米六五，他高我十多公分，二人都身条修长，他轮廓分明，我双眼皮又皮肤白皙，大家都赞好般配好般配。我的虚荣心也很满足。就这样踏踏实实进入下一个阶段：动手准备男婚女嫁的物质。我很激情地在汉口一家绣品店铺，花掉一百元整，买了一床湘绣缎子被面，那时候一百元可是不吃不喝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给他展示，他没啥反应。他借了我的小说读了，也没啥多说的。他还是经常来我们食堂吃饭，还是用我的饭票和搪瓷碗。我的饭票吃完了，工资很吃紧，他毫无意识。偶尔我们也去吃个餐馆，我抢单，他毫无意识；我再抢单两次，他竟习惯了；再吃完，人嘴巴一抹，先撤，候在外面，吸烟去了。不料，我忽然生病，却是一场大病，腹部肿瘤，疑似恶性，要住院开刀，动大手术。我住院的病房里，连一双拖鞋都没有。首先想到并买来拖鞋的，不是他，而是朋友。我不满了，愤怒了，质疑了。实质上，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天生写作者，我骨子里头是反叛的、怀疑的、桀骜不驯的，对社会流行的这种物质化的找对象方式很是不屑的，对自己随大流的行为一直都是心有不甘的。我向往爱情，真正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向往郎才女貌、德才兼备、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爱情——我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文绉绉典型的乌托邦之爱情梦幻。尤其面对这样一个不合心意的未婚夫，内心时刻都充满矛盾和犹豫，爱情梦幻就更加强烈。就在这个时候，偏巧，我未来的丈夫，我未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出现了。


共同的写作爱好为我们提供了见面机会并且在一个讲习班相处了几个月。见面第一眼就有电闪雷鸣之感。只因双方外形都超出了对方的想象，本来以为写小说的人外形都很丑，结果面对面一看，发现彼此都不是那么丑，便以为乌托邦爱情梦幻之现实版，居然世上有。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可是，我们如果动一动念头，就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这个错误的可怖程度，我和他心里都非常清楚，谁都不愿意去触碰。理智与情感展开了激烈搏斗。第一时间，就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的问题：二人不是理智冷静地交流探讨共同平息突如其来的好感，而是故意不说话，故意躲避对方，强行拉开距离。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便借众人说话时候搭个话，即便跟随大家一起散步，即便在食堂同坐一个饭桌吃饭，都倍感甜蜜和兴奋。压抑的结果是反弹得更高。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年人们和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点宽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开坐下来，喝杯茶，交流与分析一下现状与利弊、道德与良心、家庭与责任等等，事情应该不会走向极端。遗憾的是，当时立刻有人向组织告密，跟踪盯梢，领导找谈话，党团组织要求坦白交代，单位以除名加以威胁，作家协会派专人专案整黑材料，居委会窥探与监视，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气生病。狂风巨浪一波高于一波，直至法院起诉，警方诱捕，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有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所用文字都极具侮辱性，社会舆论一片喧哗。一夜之间，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断送，优秀青年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过同时，也有我们的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专打冤案的律师拍案而起主动接案，我忍泪含悲昼夜写冤情刻钢板油印材料，层层申诉，中院、人大乃至北京高院。天昏地暗，天翻地覆，身败名裂，搞倒搞臭。而唯独那最初一刻发生的好感，却似盛开的焰火，被定格在永恒的瞬间，仿佛一盏孤灯，微弱地温暖和照亮着持续了将近三年的官司，这场艰苦卓绝的官司最后终于打赢，莫须有罪名被拆案。那一个夜晚，当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孤家寡人，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

我还能够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