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三：深切怀念池必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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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三：深切怀念池必卿同志

深切怀念池必卿同志

王民三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要走什么路？朝何处发展？存在着“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的激烈交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凡是”影响深远。记得时任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上任第一次大会讲话时就说：“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明显的是学大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老口号，这样的口号当时在全国是很普遍的。

在这种“左”倾路线下，贵州农村执行的还是一系列“左”的政策，表现在粮食工作上就是高估产、高征购。如对1977年征购任务，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强调形势大好，力主多购粮食。而省委知情的许多同志却不赞成，我从农民实际负担能力考虑，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数据，鼓起勇气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封建议信，陈述不能多购的种种因素，不料他当作否定大好形势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大批特批长达一年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常委扩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转变了认识，做了自我批评，进行赔礼道歉，在书面总结报告上写道：“由于我们民主作风差，调查研究少，思想不解放，有些僵化，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毛病，比如在粮食问题上，1977年粮食大丰收，但我们对贵州社员口粮水平低这一实际情况估计不足，征购多了一些，粮食增产了，社员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对这一问题，省粮食局提出过意见，我们不但不予采纳，反而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进行批评，责成检讨。实践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感到，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向下级干部认错是不多见的，是一种高风亮节的表现，我很敬佩。

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我作了关于贵州农村粮食征购历史情况的长篇发言，引起刚到任的省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极大关注，他只听不讲，在我发言的末尾只插了一句：“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有位学者评说这句话：“太真实，太中肯，太深刻，也太尖锐了。”

池必卿到贵州，正值我省粮食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正像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是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粮食问题已成为牵动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他还多次谈道：“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贵州人民的吃饭问题。”（是胡耀邦向池转达邓小平意见）。据我回忆，在历届省委主要领导中，对粮食工作关注程度或直接过问，他是最多的一个。他曾规定，粮食工作有事可以直接找他。除经常开会研究工作而外，他曾两次找我长谈，每次都在三、四小时，看他对了解贵州粮食工作历史情况心切，我毫无顾虑，坦诚相见。对于1977年高征购问题，池必卿曾经在地委书记会上讲：“要深刻认识1977年多购了三亿斤粮食造成农民生活困难的教训，今后只能购14亿斤，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新华社内参(104期)1979年12月对贵州工作的一篇评论，其中有池必卿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亲身感受和认识到极“左”路线给贵州造成的严重危害的内容，内参原文如下：

“四人帮”粉碎以后，由于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贵州的祸害及其流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路线不够端正，自觉不自觉地继续维护和执行了林彪“四人帮”时期一些“左”的东西，如在农村推行“三地”代耕、“穷过渡”、限制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搞高指标高征购，加重农民负担致使贵州三年来的经济工作进展不快，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困难改变不大，目前贵州老百姓吃粮仍十分困难。每年要国家调进10亿斤粮食，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平均口粮只有350斤。

今年以来，现在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到基层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对极“左”路线给贵州造成的严重危害有了切身感受和认识。

现在省委主管农业的同志认为：第一年(1977)还是执行了二十多年来“左”的那一套，工业上高指标，农业上高征购。“第二年，思想有了变化，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开始感到再像去年那样搞下去不行了，但有些问题还在酝酿，处于拉锯阶段，工作也无大作为。今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才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朝着贵州的实际前进了一步，省委对粮食高指标、高征购、三地代耕、穷过渡、限制贸易等做了自我批评。

当前农村群众主要有三怕：一怕征购任务变，丰收了又购过头粮。二怕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变。三怕包产到组责任制变。省委对这些问题都一一做了重申，明确了坚定态度。

在我的笔记中，多处记载着池必卿关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讲话，呼吁“允许改革不成功，不准许不改革”。要清除“左”的影响，要清除“句句是真理”的影响。针对干部中有宁“左”勿右的情况，指出：“要打破‘左倾'的紧箍咒”等等。他的改革胆略和勇气教育了广大干部，也使我深受触动。在粮食工作中，他大力支持若干改进和改革措施，特别是有利于改善民生的一些做法，他都热情鼓励。

首先是他对粮食高征购给农民带来严重困难，有深切了解和感受，一直坚持要把过高的粮食征购任务大幅度减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吃饱饭。1979年派我去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再三嘱托，要把贵州粮食紧张和农民的困难程度说清讲透。会议终于对贵州的困难做了特殊照顾，征购由17亿斤调整为13亿斤，减了4个亿。回省后向省委汇报，池必卿十分高兴地说：“民三在北京奋斗得不错，我就怕你在那里动摇。”减少4亿斤粮食征购，无疑对解决农民温饱、休养生息带来了福音。

第二，跳出统购统销僵化体制，采用市场调剂的形式，开辟了中粮价供应渠道。

城乡粮食供应，历来是凭证凭票，销得多，亏损越多，各方面关系紧张。而采取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价格制定一个中等价格，不凭票证敞开供应，可使平价销量减少，有利减少亏损。这个做法对于活跃市场、平抑市场价格、满足社会需求起了重大作用。当池必卿向来省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此项改革时，中央领导同志予以充分肯定，并说：“我也想过这种办法，是一项很好的改革。”

第三，城镇居民口粮供应，取消了品种搭配制度。

随着粮食形势好转，取消了几十年的品种硬性搭配制度，改为自由选购，得到群众一致拥护。池必卿同志专门电话鼓励，说：“这是对几十年老做法的重大改革，群众一片欢呼声，深得民心，做得好。”

第四，提高居民食用油供应标准。

随着粮食形势逐步好转，带动了油料生产的大发展，出台了两一是将居民食用油供应标准，由几十年的四两标准（每人每月）提高到五两，报告国家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表示了不同意见。向池汇报，他说，群众生活太苦了，我们做临时措施吧，维持按五两不变。一位学者评说：“池必卿就是用临时措施'这个借口，顶住了上级粮食部门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增加居民食用油供应量原议。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将承担什么责任，而是群众生活太苦了，有这样的态度，他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勇将吧。”

二是出台了居民可用节余的粮证和粮票兑换食用油的规定，群众很满意，此举受到省委领导表彰。池说：“就是要把工作做活嘛。”

第五，减少粮食亏损取得了较好成绩。

粮食企业亏损，是财政负担的大户。这是池必卿关注的一个重点，经常过问，多次责令研究减亏的措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减亏取得了很大成效，1983年《经济日报》发表了全国减亏公报，公布了全国29个省市中，有七个省减亏显著，减亏最多的是贵州，名列全国第一，一年减亏三千万元。池必卿甚为满意，召开了全省表彰大会，苏钢到会讲话，发了奖旗奖状，这其中包括池本人亲自帮助解决油菜籽的积压问题。

第六，1983年机构改革，一度决定粮食、商业、供销三合一，上报中央后，粮食部姜习部长电话告我，粮食工作任务很重，特别是贵州，建议粮食不合为好，要我向池必卿作亲自汇报。时隔三天，组织部通知，池已表态，粮食不合了。

第七，自力更生解决酿酒原料。

贵州茅台酒和中级名酒是贵州的优势，但所需原料（高粱）长期靠外省调进，增加了运费开支和粮食亏损。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建议提高本省高粱收购价，发展本地生产，把节约的运费开支用在提高收购价上，在汇报会上池表态认为是好主意，也是一种改革。

第八，适应油菜大发展的形势，力主建设大油厂。

1982年油菜籽收购量突然增加到九亿斤，农民增收显著。池在地书会上讲：“油料收购这么多，造成资金大量积压，解决加工外调已迫在眉睫，要大力支持粮食部门解决当前的困难。”他责成省政府和经委把建设22座大中型油脂加工厂当作紧迫任务，限期完成，建设进度不快，曾遭到他多次批评。

第九，对毕节贫困地区，试行特殊粮食政策。

高度集中的粮食管理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于毕节这样的贫困地区采取调拨包干，购销数量全由地区自主安排，权力放给地区，每年包干净调给13亿斤粮食，向省政府汇报后，张玉环同志通知我，已经请示池必卿，他完全同意。事隔一年之后，毕节李孝敬来电话，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对毕节的特殊政策，农村粮食形势很稳定，收到了明显效果。

1983年12月间，《贵州日报》发表了池必卿亲笔写的新闻报道：“我省粮食形势继续好转，粮食收购进度加快，销量减少，库存增多，集市贸易粮价下降，粮油亏损减少三千万元，粮食工作取得了大突破。”之后，《贵州日报》连续发表了六篇粮食工作改革的报导。

较早实行农村体制改革，推进包产到户，是池必卿同志在贵州的丰功伟绩，已载人史册。1982年6月3日地书会上他讲道：“各地区都要首先抓好粮食工作，我们搞包产到户就是为了解决粮食
问题。”

包产到户经受了1981年大旱灾的考验。当年55个县大旱灾，全省减产20亿斤，重灾区人口1000万人，绝收户300万人，除安排救灾措施和紧急调粮外，由于包产到户后农村生产余地多了，农民家底厚了，农村形势稳定，没再发生人口外流或上山挖野菜的现象。广大群众的呼声是“受灾不见灾”，是贵州多年来救灾史上最好的一年。

1981年我去江西拜访原省委副书记马继孔老领导（战争年代在冀鲁豫任专员)，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贵州，他说：“贵州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响遍了全国，我很佩服池必卿顶住压力的硬骨头精神，他为贵州人民立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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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国都市报
时间：2008.10.12

饥荒年代的茅台酒“大跃进”
　　茅台也“放了卫星”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省的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三家私人酒坊。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

　　建国后，三家酒坊由政府接管，合并为茅台酒厂。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但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却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用当地人的话说，茅台也“放了卫星”。

　　茅台大跃进，发端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89年在为 《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

　　成都会议是一次批判 “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加油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周林回到省里，对茅台酒厂领导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紧急调粮生产茅台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茅台酒厂档案馆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取出一张发黄的草纸。这是1960年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贵州各地区的一封加急密电。密电题目是《关于调高粱支持茅酒厂生产的问题》。

　　密电说：“为支持茅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元月底各地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 ”这是不由分说的死命令。

　　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留多少也得经国家批准。城镇家庭凭粮本和粮票供应粮食。这叫统购统销。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多卖粮。结果是，1958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2%，征购数量却反而增加了23.8%，达到33亿斤，导致农民被迫把口粮都给卖掉了。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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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三，曾任贵州省粮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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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三同志简介：
王民三(1925年8月- ) 河南省清丰县双庙乡人。193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清丰县第一、二区抗日救国会宣传委员、县政府财经助理员、县政府财政科工作员。1943年入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学习，1944年毕业分配冀鲁豫行署财政处，同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冀鲁豫行署财政处会审科、粮秣科科员。1949年3月随军南下，5月任赣东北行署财政处粮秣科长。11月后任贵州省粮食管理局科长、主任。1956年6月任省粮食厅副厅长，后任厅长。1987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任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离休，正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