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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许西记: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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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9 08: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许西记: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


编者按:池必卿同志已于2007年11月17日在北京去世。为了纪念这位贵州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特将1981年3月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许西记采写的几篇新华社内参辑录如下。昔日的内参,今天已是人人共知的历史事实,从中亦可看出当年贵州农村改革的艰难与不易。

稳定了农民这一头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一

(1981年3月23日)

新华社贵阳讯

贵州省去年以来以放宽农业政策早、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比例大而引人注目。贵州农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记者于去年底今年初走访了省、地、县三十多位领导同志,调查了种种类型的农民家庭,查阅了有关的统计资料,所见所闻,令人鼓舞。大量事实说明,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稳住了农民这一头,全省农村出现了二十多年从未有的经济活跃、政治安定的喜人景象。

长期贫困落后的贵州省,前年冬天成批出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去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予以认可,7月正式决定放宽政策,到年底,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约占80%。实践效果之好,出平人们的预料。最近,一桩桩突破或接近贵州历史最高水平的消息接踵而来,展示了贵州农村的崭新气象。

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7亿斤,比前年增产5.07亿斤,增长4.1%。从数字看,仍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少3400万斤,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产年,但农村实际情况比1977年好得多。由于数字来自千家万户,群众对“高估产”、“高征购”那一套的余悸未除,农民所报的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据典型调查,有的“一九”折,有的“二八”折,有的“三七”折,还有对半折扣的。所以,看数字是第二个高产年,看实际去年产量应该排第一。在旅途中,在乡场上,在农民家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从来没有今年粮食多”的赞叹。

油菜籽入仓达到2.9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去年油菜籽越收越多,出人意料。最初,省政府负责同志估计总产为1.74亿斤,略低于20年来最好的1979年。这个估计很快被打破,人仓量突破了两亿斤大关。随后又突破1958年2.14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最后达到2.9亿斤,比1979年的总产量高63.8%,比1958年的总产量高35.1%。从去年12月起,在贵州省、地、州、市所在地的粮店可以用粮兑油,今年2月18日,以粮兑油的办法又推行到各县城镇和工矿区。油菜籽多了,仓容紧张,省里领导四处“拉关系”销售油菜籽和菜油。而在粉碎“四人帮”前后,贵阳吃的是进口的高价油。

畜牧业有较大幅度增长。去年全省生猪饲养量达到1355.7万多头,比上年增加83.4万头,增长6.4%。出栏肥猪460万多头,比上年增加62.3万头,增长15.8%,创历史最高水平。大牲畜发展到463万多头(匹),比上年增加47万多头(匹),增长11.4%。出栏的黄牛68500多头,支援兄弟省的耕畜达到53300多头(匹)。全年猪鬃,羊皮、羽毛等九个畜产品出口换回外汇1182万美元,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生产的发展,使贵州农民“三靠”的贫困面貌很快改观。据省统计局对23个县690户各种类型的农民家庭抽样调查,去年这些农户人均分配粮食473斤,比上年增加55斤;自营部分人均收入粮食91.4斤,比上年增加23.2斤。两项合计,人均拥有粮食564,4斤,比上年增加78.2斤,增长16.3%。去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包括分配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达到161.4元,比上年增加30.3元,增长百分之23.1%,创历史最高水平。社员食肉水平也是建国三十多年最高的,人均达到19.9斤。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段话,如今正在变成贵州农村的现实。去年全省农村回销粮比上年减少一半。据21个城乡可比集市比较,今年元月下旬粮油市价均比去年同期下降,其中大米下降18.6%,玉米下降21.5%,大豆下降10%,菜油下降18.7%。户均万斤粮、人均千斤粮、百元钱的生产队几乎县县都有。农民高兴地说:“往年是拿我们的口粮顶余粮,今年是卖了余粮有余粮。”他们编出山歌唱道:“谷子灌满楼,吃饭不再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

贵州农村的喜人形势,反映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遵义地委第一书记李明同志说,现在一到农村就高兴,和在机关的感受不大一样。他介绍说,有些地方粮食多了,粮价贱了,连小偷也看不上眼了,社员收的玉米放在门外边也没有偷,这种现象二十多年没见过了。省公安厅的同志提供材料,去年全省城乡发生刑事案件18500多起,很少有偷盗粮食案。前些年,贵阳各粮店外头,经常有一群群农民用大米换玉米。以便多得几斤玉米养家糊口,现在干这样事的群众极少了。从放宽政策以来一直在基层作调查的省农业厅工作组,总结出贵州农村当前有十多:关心生产的多,社员余粮多,现金收人多,修房盖屋的多,增补农具的多,农贸市场农副产品多,泡冬田多,犁板田板土多,农家肥多,串换良种的多,概括起来是“政策放宽,农民喜欢,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来自各地、州、市委的情况报告,也都反映去年形势好,当前势头好。这与前些年春节过后不久就写报告向省里催要回销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记者许西记)

痛苦的过程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二

新华社贵阳讯

贵州农村经济活跃,人心安定,党群关系改善,是来之不易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说:“回顾省委在放宽农业政策上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被动的痛苦的过程。”

贵州山大山多,耕地分散,土质瘠薄。省委一位在贵州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同志说:“解放前,这里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解放后,农民生活贫困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实的经济水平有许多方面一直在全国倒数第一。生产力落后,管理水平也低得可怜。全省农村文盲占60%以上,有些少数民族自治县达到80%左右,不少生产队连合格的会计也找不到,有些县百分之二三十的生产队是社员轮流当队长。在计酬上,绝大多数生产队只会实行“男十女八姑娘六”,造成多劳不能多得。然而就在这块地盘上,“大、公、平”浪潮的冲击却丝毫不比全国其他地方来得缓和些,使贵州成为历次“左”的运动的重灾区,给贵州农业造成了十分深重的危害。

这种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侵犯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二十多年来,多次政治运动,整到了农民头上。农民为了求得温饱,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秘密地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而这种调整每次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迫使下面不少同志用捆绑吊打、批斗罚抓进行“纠偏”,甚至把依靠劳动致富的农民打成暴发户。二是经济上剥夺了农民的物质利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就不顾贵州生产力水平比全国低得多的实际,严重背离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拔高公有化程度,使解放初期农业顺利发展的步子受到了阻碍,进而形成长期停滞乃至倒退的局面。加上多年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积累,使大多数农民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相当多的生产队过着“三靠”的穷日子。公社化以来的22年,贵州粮食生产平均每年递增数只有0.69%,而农业人口却以2.13%的速度递增。到1979年,全国人均分配收入84.2元,贵州只有46.4元,为全国倒数第一。1977年至1979年连续三年人均分配收人在50元以下的穷县,全国只占9.6%,而贵州却高达50.6%。

贵州农民是勤劳的。但前些年有些劳动模范也吃不饱饭。他们迫切要求拨乱反正,特别欢迎包干到户这种能够有效地争得民主、尽快解决温饱的办法。而事实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贵州省委并没有和农民坐在一条板凳上,在许多重大政策上,继续沿袭了过去“左”的一套,与农民处于“顶牛”状态。

1977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一来贵州,就把“坚决纠正单千半单干变相单于”放在农村工作的首位。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来后不久,思南县干部群众对县里搞“大队核算一片红”的不满,黔南州的群众对实行“三地代耕”的不满,都很快反映到省委。省委没有引起警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纠正,反而在以后的文件中肯定了“穷过渡“和“三地代耕”。这年夏天过后,省委又正式作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改变场期,把农村习惯的七天一场改成半月一场。

1977年,贵州风调雨顺,年景很好。但省委在胜利面前冲昏头脑,提出“要把吃进口粮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在18亿斤粮食征购任务的基础上,加码两亿斤。冬天,又动员600万人上阵搞“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超吃口粮近6亿斤。折腾的结果,丰收之年农民背井离乡,外流要饭。春节过后不久,就有几千人逃到四川,1万多人跑到广西,有些人流落湖南。遵义的农民挖蕨巴(野生淀粉植物根)挖到省会贵阳,集体到省委大楼“请愿”。“形势大好,四面露馅”,省里不断接到“邻居”催促领回贵州难民的加急电报。

1978年春,省委鉴于农村形势继续出现不稳,不得不随潮流组织农村经济政策大讨论。但是总的指导思想,仍然重复了“左”的错误。不但没有正视省情,反而把出现的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反映。省委的讨论提纲劈头写道:“首先必须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要彻底解决好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和所有制倒退的问题”,“对煽动单干、破坏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绝不许搞‘包产到组、包工到户’”。干部群众对这个提纲的根本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批评省委“马力不足”。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根本听不进群众的批评,反而把这种批评和农村出现外流要饭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批判。

1978年秋收前后,全国不少地方放宽政策取得显著效果的消息陆续传来。省委在被动中意识到松动农村政策的必要。10月,省委制订了农村政策的十条意见,正式改变了年初“绝不许”的提法。11月11日,《贵州日报》刊登了关岭县顶云公社定产到组的报道,编者按的题目就叫《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这张报纸一同群众见面,广大农民齐声叫好,称之为“十一·十一”号文件,争相传阅,有的还用塑料布包起来,以备将来再挨“纠”时出以为据。全省近半数的生产队起来效法,短时期内搞起了定产到组,形成不推自开的生动局面。但是,省委却被这种形势吓住了,赶紧声明这不代表省委,还对报社进行了批评。

1979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加了编者按。贵州马上有消息传出,说编者按是“有背景”、“有来头”的。省委立即发出通知,批示各地县要认真领会,纠正包产到组。4月,中央三十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这对贵州本来有很大针对性,但省委却害怕引起“连锁反应”,批示基层暂不传达贯彻。

1979年5月和7月,省委两次召开会议,提出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实行农、牧、林并重,农、副、工并举的生产方针,同时拨出300万元培训基层干部,试图通过这两种办法巩固集体经济,对包产到组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结果,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的工作犹如隔靴搔痒,收效甚微;培训干部,反而加深了同农民的对立。包产到组也没有稳得住,农民很快向包产到户方向发展。到秋后,贵州农村形成了一种“拔河”局面,一边是农民,千军万马,人越来越多,强烈要求实行适合本地情况的包产责任制;一边是省委带头,继续强调“纠偏”。直到1980年1月,省委还作了“三不许”(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越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的规定,要求各地限期纠正“单干”。

这场“拔河”的结果,是省委越来越被动。到去年(1980)春耕大忙之前,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经形成一股“风”,大有不可阻挡之势。有些地方压制得厉害,农民闹了“罢耕”。各地“告急”的消息不断传来。为救燃眉之急,3月7日省委被追宣布:为了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各地立即停止“纠偏”,群众已经采取的办法,不管什么形式,目前一律不动。还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宜布油菜管理可以实行包产责任制,“种下去再说”的指示精神,很快传到基层。贵州省委为尽快改变被动的局面,放宽政策的工作从这里才真正起步了。

省委下决心放宽政策,是从调查研究,弄清省情人手,是以关心农民疾苦、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为动力的。省委的书记、常委,去年4月到5月上旬,进行了1个多月的农村政策大调查。他们广泛听取了农民的呼声,亲眼看到放宽政策的和进行“纠偏”的生产队,田间管理效果大不一样。正在这时,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在全国长期计划会上指出,贵州可以包产到户。一些长期在贵州工作的省委领导同志,总结二十多年的经验,也积极主张省委下决心放宽农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常委深入调查结束后,用九个半天的时间,回顾了贵州农业发展的历史,检查总结了省委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和经验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放宽农业政策的工作,池必卿同志严肃地说:“如果我们再同农民对立下去,全省局势就可能无法收拾。省委如果再来一次‘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就只好集体垮台。”省委书记王朝文,副书记徐健生、吴实等同志也认为,只有下决心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包产到户,贵州农业的被动局面,才有根本扭转的希望。省委和农民的心相通了,放宽政策工作的步子就迈开了。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中,第一条就是向全省人民作自我批评,老老实实承认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的错误和教训。

(记者许西记)

包千到户姓“社”不姓“资”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三

新华社贵阳讯

贵州省委摆脱“左”的桎梏,大胆放宽政策,支持包产到户,允许包干到户,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包干到户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却引起了干部群众的长期争论。

人们格外关心包干到户的性质,一是因为它过去“名声”最不好,二是上级没有肯定它姓什么,三是兄弟省当时没有大面积实行这种办法。农民希望肯定包干到户姓“社”不姓“资”,以防放宽了政策又变回去;一些干部对包干到户姓什么拿不准,怕现在实行了,将来又算账。包干到户的性质问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赞同者认为,包干到户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党群关系的“阀门”。有的同志明确提出:包干到户对贵州农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纵观合作化后二十多年的历史,每次搞“左”的局面没法收拾了,都是靠包干到户来收拾残局。

反对者认为,坚持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包干到户不具备这两条,实质上是分田单干,改变了所有制的性质。即使允许包干到户,也必须首先指出这是一种倒退。有的说:“搞了三十年的集体化,如今兵败如山倒。”

介乎两者之间的,认为包干到户谈不上姓“资”,但也不能说它姓“社”,可以看做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因此,持既不反对也不提倡的态度。去年六月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就是在这种“口径”上统一了认识。后来形成的放宽政策的省委文件上,包干到户既没有姓“社”,也没有姓“资”,即没有登上“正册”,也没被打入“另册”,而是被列入“副册”,并且规定只有“少数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有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

这种既允许又不定性的表态,自然不能使广大干部农民放下心来,做到理直气壮。在一个时期里,省委的书记、常委下乡,常常变成了“政策问讯处”,被农民团团围住。农民提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政策还变不变?”尽管反复解释,“包干到户的旗帜到底能打多久”,仍然是农民及各级干部心头的疑团。

贵州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实践。八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在实践中考察,在理论上探讨,省、地、县大多数领导同志对包干到户的性质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所谓包干到户,就是把耕地按人劳结合或现有人口划分到一家一户耕种。农民在生产队领导下,履行对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必要义务,其余收人归己。包干到户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只有种植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也没有种植农作物以外的其他使用权。种得不好,生产队可以收回。耕地划分之后,还可以视人口、劳力诸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或者重划。这种情况和土改前后的个体经营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时土地是私有的,可以典当买卖,农户间占有土地的多寡悬殊很大。包干到户按人劳结合或现有人口划分到户使用,农户间差别不大,而且都是公有。这和保留土地分红的初级社也不同。那时生产资料是私有,生产劳动是集体。现在刚好调了个位置,生产资料是公有,生产劳动变成了个体。从形式上看,实行包干的生产队,土地不归集体共同使用了,但农民有了土地种植权后把种植自留地的积极性移到了大田里来,呕心沥血,精心“绣花”,土地肥力提高,集体的“所有”更厚实了。都匀县凌云公社凌云大队张振桂老两口,分了一亩半地。张振桂说:“往年集体种田,越种田越窄,越种田越瘦。现在,我把田坎修了修,光凭这一点每块田就能多栽两行秧,多收60斤稻谷。”他在田里还挖出了十多挑石头。各地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田里石头少了,活土层厚了,肥力高了,包干到户使土地也翻了身。”

针对包干到户,曾经有这样一种推理:没有统一经营,就没有统一分配。没有统一分配,就离开了按劳分配。离开了按劳分配,当然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在贵州,正是这个把集体化等同于统一经营、把按劳分配等同于统一分配的理论和实践,使农民群众大吃其苦,深受其害。为了摆脱这种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贵州农民包干到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1979年9月,少数民族聚居的榕江县农民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县里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找敌人找到身份不好的何某某头上,以“煽动单于”的罪名把他枪毙了,搞了个“杀鸡给猴看”。但杀了“鸡”,“猴子”并未被镇住,这个县去年春天包干到户的就发展到85%。全省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上级反复重申不许搞,去年春天还是发展到32%。

现在实行包干到户,过去那种形式上的统一分配确实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否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包干农户年终所得,不是全部收入“不折不扣”地归为已有,而是“有折有扣”,“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已的”。在一个生产队内,包干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利是平等的,但在物质成果的所得上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正体现了承包农户由于劳动力的强弱和经营管理的好坏所决定的收益上的多寡和富裕程度上的差别,这也就是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广大农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包干到户表示了最热忱的欢迎。她们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要吃饭,就包干,既方便,又简单”。总之,实行包干到户,是农民对吃“大锅饭”、“二锅饭”的集体经营丧失了信心,并不是对集体化的方向丧失了信心,更不意味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包干到户否定了统一分配,并不是否定了按劳分配。

记者还就中央(1980)75号文件讲的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那段话,专门访问了几位县委书记。龙里县委书记李运才同志说,过去老讲“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中国没出现过,人们害怕的只不过是生产资料归为私人所有,重新出现土地兼并,使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足之地。实行包干到户,不许出租土地和买卖土地,土地兼并的情况不会出现。农民粮食够吃了,在生产生活的其他方面主要是和国家打交道。农民要买盐,商店里有的是,一角七分钱一斤,你多要一分钱农民就不买,解放前那种“斗米斤盐”的情况不会重新出现。农民要穿衣,就到商店去扯布,都是国家牌价。现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占绝对优势,商业网点遍布全省,私人囤积居奇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有人钻空子,也左右不了政治形势。因而包干到户并不可怕。关岭县委书记罗仁义同志说:“包干到户和一个驾驶员开一辆汽车、一个工人掌握一台机器一样,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劳动集中化,其实势动集中化并不是社会生义的基本特征。实行包干到户,我们社社以队都增,穷队增产的幅度还要大些:大多数社员间贫富差距是个缩小趋势,私有制条件下的·两极分化现象是不存在的。

包干到户到今日,贵州省有了一个统一的看法。贵州省委前不久在一个文件上写道:“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包干到户,是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个体经营,不但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总轨道,而且应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种责任制形式。”这是贵州省委对“社”与“资”之争的总结,也是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记者许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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