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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
忆贵州“包产到户”经过
作者：李海文
粉碎“四人帮”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最先始于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较早推行农村改革的，除安徽、四川外，还有贵州、甘肃、云南、内蒙古等省区。池必卿作为当时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了全省的农村改革。1998年，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池必卿，请他谈了谈当时贵州农村改革的有关情况。整理如下：
问：池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您作为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了贵州的农村改革。您是什么时候调到贵州的？
池必卿：我是1978年6月从内蒙古调到贵州的，任省委第二书记。当时，马力是省委第一书记，苏钢为省革委会主任。
问：您去贵州不久，党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您作为与会者，能不能结合当时的发言，谈谈会议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情况？
池必卿：可以。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12月15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它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重点讨论的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我和马力都参加了。当时，会议分成六个组。我和马力被分在西南组。西南组共有33人，召集人是赵紫阳、安平生、张平化、梁必业。这次会议深人讨论了农业问题，主要是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1月16日，马力发言指出，加快农业发展，对于后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应给予较大的支援和帮助。贵州是全国的“干人”，决心三步并作两步走，争取赶上全国步伐，但希望中央给点“偏饭”。12月2日，我在发言中提到，计划安排应有轻重缓急，首先要抓农业这个中心。最后，12月18一22日召开的十一历三中全会原则上同意了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这两个文件认为，要把农业摘上去，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如坚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任何人不得干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等等。对于西北、南等落后地区还提出了要从财政、物资和技术上给予重点扶持，帮助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措施。
这两个文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提出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中的农村改革。
问：1979年初，党中央下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后，一些着省市区根据文件精神，开始所谓的“纠偏”。当时贵州是怎样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的？
池必卿：1979年1月11日，党中央下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的两个农业文件。此后，一些省市区按照文件中“两个不许”的精神，开始了纠偏。贵州由于地处西南，贫困落后，当务之急是搞饭吃。因此，我当时主要强调的是使农民休养生息，着重纠正了“左”的经济政策。而对于生产方式，则提出：只要基层干部群众赞成，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别的经营管理办法。但是，由于“左"的影响没有根本消除，对生产关系问题还没有看透。1978年4月，我开始从北京出发时，曾带着疑问，问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部里对包产到户持何态度？他说，不赞成。我又问中央是什么态度？他说，还未表态。
问：1979年5月下旬，您曾下乡搞调查研究。那次下乡您都去了那些境方？看到了些什么？
池必卿：那次下乡，我去了铜上、毕节两个地区，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设有带什么厅级干部，只带着秘书，省政府的处长和农业厅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一共六七个人，乘一辆面包车下乡了。
我首先去的是铜仁。当路过瓮安时，我看到已经成熟的小麦没有人收割，感到非常奇怪。到了铜仁，也是如此，更生疑问。我问地委书记张青天究竟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为了粮食高产，省里下令种小麦，农民种了，但不会吃，就像吃大米一样吃，不好吃。农民不愿种小麦，愿意种油菜，因为油菜卖的钱多。我问他，你向上级汇报了吗？他说已汇报了。我当即告诉他，可以改过来。
随后，我到了毕节。在那里，我听了农业的情况。这年，毕节遇到了旱灾，农业大减产。地委书记禄文斌向我汇报工作时哭了，说灾荒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有希望。我立即给省委副秘书长王振江打电话。这时，马力出国了，苏钢也不在，我告诉王振江，只许听我的，不能提意见，马上调粮食给毕节。三四天后，粮食就经六盘水调到毕节了。禄文斌着到粮食高兴了。我因生病，在毕节待了儿天，就回贵阳了。
回到贵阳后，我立即召开会议，指出农民不吃小麦，城里人也不欢迎，为了高产，让农民种小麦不实事求是。农民种油菜收入高，有了钱可以交税。我提出，应该从贵州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会议宣布不种小麦，种油菜，少数吃小麦的地方，只要愿意种，也可以种。团省委书记对我说，这一下改得好。我问他，你们从前为什么不提意见？他说，我们不敢提。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多数人都不敢提意见。以后，全省范围基本上由种小麦改种油菜了。
问：因为马力生病，实际上，您从1979年下半年即担负起了省委的主要领导工作。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在贵州领导“包产到户”改革的？
池必卿：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的黔东南之行，更促使了我下决心在贵州领导一场顺乎民意的“包产到户”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贵州某些地方的一些生产队已经开始搞包产到户了。不过，由于受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限制，他们是在偷偷地搞。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次会议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曾给胡耀邦提出，是不是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说，起草文件的人都不同意，他再做做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文件，虽然仍提出“不许分田单于”，但将“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也不要”，即“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有所松动，允许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地区搞包产到户。
1980年4月，我去黔东南之前，党中央对包产到户仍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再次下乡，主要是从实际出发，重新研究衣村的生产美系。
黔东南是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且十分贫闲的地区，我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走了6个县，市，待的时间较长的是岑巩和黎平。
在岑巩，我待了12天。岁巩由于大搞农田水利和繁育良种，特别是社队搞了定产到组，自1977年到1979年连续3年粮食增产，年均递增8,8%。但是，因为作业组只管到上半年秋收，其后秋种就松了，原生产队又不过问，以致去年冬天板田板土多，今年春耕生产较迟缓，这里的情况表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很有必要。但春耕缓慢的现象说明：农民实际上关心的是如何“定产”，其核心是作业组内如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反映出这里的定产到组的责任制还不完善。
在黎平，我住了8天。黎平县委向我汇报说，这里有81%的生产队已经包产到组，定产到劳或到户的有7%，其中尚重区一个公社90%的队搞了包产到劳。县委曾派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去纠正，不但没纠正过来，这位常委反而认为包产到劳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有利于生产。我听完汇报后，为看个究竟，就去了尚重区。尚重区是贵州的主要林区之一，离黎平县城约50公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省委书记到此考察。区委干部告诉我，这里搞包产到户的队已占到20%，育洞公社从60年代困难时期到现在一直在搞按“人六劳四”划地。去年搞了包产到户的，都兑现了“包产交集体，超产全奖或奖七成、五成”。因为尝到了“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甜头，农民还想继续搞。现在是队里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区委胆子小，县委箍得紧。为此，区里准备召开各公社书记会，安排“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抓春耕，纠包产到户”。我当时不赞成搞“斗争”，头脑里总是在想那位县委常委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尚重区委邀我在他们的会上讲话，我没有答应。回到黎平县城，我立即给县委打了招呼，不要再搞什么路线斗争，当前春耕大忙，如纠正包产到户，会影响生产。这时，我脑子里已出现了一个“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不可避免，早解决早主动”的计划。
在玉屏，省革委会副主任从贵阳给我打电话讲，北京来人说包产到户不对，是否纠正一下？我当即告诉他，不要纠正。现在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开个电话会议，强调各种形式不改变，或包产到组，或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谁种谁收。
当时，玉屏县委书记也正要纠偏，我说你不要纠偏，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省委有决定，你不能违背。
问：1980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有四位制总理提出：为了解决吃板问题，在责州，云南、内蒙古、甘肃4个省、自治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当时贵州是怎样落实这一精神的？
池必卿：那次全国计划会议，省计委主任冉砚农参加了。他回到贵用后，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我当时正在黔东南的黎平县进行调查。本来省里早有规定，第一书记不在的时候，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均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我打电话给留在贵阳的常委同志，要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不开。5月1日，我从黔东南回来的第三天，立即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就贵州可以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讨论。
为把包产到户问题讨论透，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时间较长，共讨论了9个半天。
我在会议上首先报告了黔东南之行的情况。我讲了7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调整生产关系问题。我说：“要领导有步骤地调整，使生产规模和管理形式适应贵州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春耕大忙已到，对已形成的多种组织管理形式都维持现状，不要再纠。”“省委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拿过来…”
在讨论中，主管农业的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朝文说，他刚从惠水回来，那里已有20%一30%包产到户，看来这是农民的要求，因此，赞成包产到户。
省委副书记吴实和徐建生也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吴实讲，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也主张包产到户。徐建生说，不能再当“顶门杠”了，应该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我开始没有表态，只是在插话中表示支持包产到户。最后，我看到苗族干部（王朝文）、南下老红军干部（吴实）、当地汉族干部（徐建生）都同意包产到户，根据多数同志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作了结论：为了调动农民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积极性，只要多数农民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不要再搞“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问：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达成了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共识，最后是否以决议或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池必卿：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虽然同意了农民可以搞包产到户，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征求广泛的意见。正因为如此，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又立即召开了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传达讨论省委的决定。
9个地区的市、地、州委书记都赞成包产到户，最后，这次会议起草通过了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以省委38号文件下发全省执行，它规定了坚持公有制，实行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等内容。
这个文件草稿最初只写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内容，省委副秘书长，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基拿来草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同意加上了“也可以包干到户”的内容。当时，这位起草人认为，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有着本质区别。
包产到户是先估个产量作为包产，等实际产量出来后，用实际产量减去包产，两者之余额，除上缴国家，集体的外，剩下的是承包人自己的。
包干到户是不算细账，交了上头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个月后，省委又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省委38号文件。当时，只有一个县委书记发表了不同看法，绝大多数拥护省委的决定。
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的这段时间里，我听到赵紫阳在四川搞包产到组、万里在安徽凤阳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一些靠近四川的地方的地委书记给我提出四川都包产到组了，我们怎么办的何题。
我还听到历史上安顺地区镇宁县属的一个区，曾处分了20多个同意包产到户的干部；铜仁地区德江县由于不允许包产到户发生了农民逃亡他乡的罢耕事件；毕节地区毕节县某个生产队已搞了包产几十年，对上一直隐瞒，连地委书记禄文斌也不知道，曾去查了多次，总说是集体搞。这次才公开。这些事件表明，调整生产关系是广大农民的意愿，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调整生产关系。
问：这是不是说是1980年5月的地委书记会议通过了省委38号文件，最终决定了在贵州搞包产到户？当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怎样呢？
池必卿：是的，是那次地委书记会议决定了在贵州搞包产到户。当时中央对包产到户还没有定论，只是说特别穷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贵阳曾对我说，华国锋同志还没表态。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才明确地说，只要土地公有，就不应干涉，应该允许包产到户。杜润生马上把邓小平的这句话寄给了我。我们搞包产到户有了依据了。
问：1980年9月14——2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委第一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您在会上发了言。后来，人们说您在会上说了一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的话，直到现在，这句话还在北京、贵州广泛流传。您能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池必卿：好的。那次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争论得很厉害。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首先讲了云南包产到户的情况，说要使三分之一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大家都愣了。一位省委书记甚至说，讲了这么一通，根本听不懂讲的是什么！
一天，安平生碰到我，对我说，你也发发言，我说我今天发。
那天，我发了言，讲了贵州包产到户的情况。我讲时，东北地区的一位省委书记插话说，贵州包产到户搞得怎样不知道，反正我们那里不能搞！
华国锋问了一句：贵州那么穷，和西北一样？我说：贵州比西北还穷。华国锋说，这是新情况。
会下，我对那位省委书记说，你今天点了我们的名，能不能不点名。我们可否达成一个协议，互不干涉？他说，好的，可以。
会议重新开始后，我接着讲贵州包产到户的情况，同时也讲了与东北地区那位省委书记达成的口头协定。散会后，那位省委书记埋怨我点了他们的名，我说你也点贵州了。后来，中央办公厅发的简报上把我说的互不干涉的话给公布了。当时，这在北京还成了话题。后来我说的“互不干扰”被传成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了。
问：1980年，贵州全省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改革。当时，党中央对贵州的改革持什么态度？
池必卿：总的来说，中央是支持的。1980年12月，我来北京开会时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胡耀邦阅后批给了万里副总理。胡耀邦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此外，一天晚上，我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万里看到我说，池必卿，你干得好啊！这等于中央同意了贵州包产到户的做法。1981年党中央发了1号文件，肯定了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此后，一直到1985年，连续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讲农业问题，规定联产承包制15年不变。
问：农村改革，涉及到人们的利益问题，总不会一帆风顺。贵州在推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吧？
池必卿：是的。在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安顺地区的坪坝县出现了几个生产队由于水利问题没有解决好，县委书记不赞成对这几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致使这几个生产队的农民也要罢耕出走。省委工作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张化有给我写信反映此事，我阅后批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因为有点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拒不执行党的政策，致使农民罢耕出走，这种行
为不改行吗？”为了帮助这位县委书记提高认识，这个批示只发给了安顺地委书记程远武，没有扩大范围。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在推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打算留下岑巩县，让他们继续搞原来的包产到组。另外，还想让全省差不多是最好的生产队——遵义县马家湾保留原来的生产队核算制。但我们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实现。岑巩县因受全省包产到户的影响，农民又不赞成包产到组了，强烈要求县委改为包产到户，县委顶不住了，就改了。马家湾的农民在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两个大半夜。一位农民还提出假设，说如果包产到户后，我们的水稻产量由现在的亩产800斤提高到1000斤，也不允许我们包产到户吗？最后，大多数农民赞成搞包产到户，那位地委书记也不得不同意了。这样，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就实行了包产到户。总的来说，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1年全省农业因灾减产，1982年粮食增产了30亿一40亿斤。油菜籽和烤烟增产的幅度更大。吃不饱饭的农民也由原来的占农村总人口的70%下降到30%左右。
问：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后.有没有再出现新的问题？
池必卿：出现了一些。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后，我又下乡，发现少数干部在公有的耕地上盖房子。包产到户后，土地归农户使用，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集体公有的。在耕地上建房，是一种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这个问题出现后，省委立即发出通知，责令各地纠正。黔南州贵定县一个退下来的前县供销社主任在耕地上建了房子，县委拿他没办法。我知道后，立即通知县委用推土机给推倒，并让纪委讨论对这位干部的处分问题。非法占用耕地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困难，虽然省委和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1985年我离开贵州时，全省只大约纠正了一半多，还有40%多的非法占地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另外，还出现过破坏水利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久就解决了。
总之，在贵州领导实行联产承包制，这是我晚年根据邓小平理论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已过去了近20年，实践证明干得对，干得好，十分有意义。
[附记]本文刘荣刚整理。收入（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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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4 0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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