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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何蔷:一位真正的老革命——我心目中的池必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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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2 09: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何蔷:一位真正的老革命——我心目中的池必卿同志

一位真正的老革命

——我心目中的池必卿同志

何蔷

必卿同志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到贵州工作的,先任省委书记,后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85年主动引退,共在贵州工作了七个年头。这期间我因在省委办公厅从事决策参谋工作,同必卿同志接触较多,直接聆听他的言传身教,退休后仍间有接触、电话联系和书信来往,对必卿同志有较深的了解.谈起我心目中必卿同志的形象,现在年轻的同志把凡是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的老同志,都尊称为“老革命”,这里我要借用这个词,我心目中的必卿同志就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必卿同志在贵州的工作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坚定地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推动省委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按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及时稳妥地处理了贵州的“文革”遗留问题;他认真贯彻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率领贵州全党较早地突破“左”的观念的束缚,使贵州的农村的经济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较早地解放了贵州农村的生产力;他认真抓经济调整和发展,倡导和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任期内,主要是靠内力,实现国民经济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他认真执行中央关于领导班子建设的决策,正如陈云对全党老同志嘱附的那样,从主事的第一天起,就抓各级领导班子“四化”建设,并以身示范,顺利完成领导班子的更替,同时还力促各级机构和机关作风的改革,使他主事期间的省委是信息最灵,效率最高的省委;在离任前的1984年,他借总书记、总理视察贵州、西南时对大西南发展所做的表述,从贵州既不是西南经济、人口大省,也不是边防要塞或中心城市的弱势地位,主动联络西南几省市,并争取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最终促成了云、贵、川、渝、穗“四省五方’正式成员加湖南观察员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的建立,并在贵阳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一成果不仅为贵州的发展拓宽了市场和外援,也为国家激活大西南的通道和区域协作,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

作为曾经是必卿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心中对必卿同志的敬意,不只是源于必卿同志为贵州人民做出的业绩,更主要的是源于必卿同志在完成这些业绩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他对党的事业、贵州的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和他一心一意谋发展,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源于他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求真务实,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反对“三照”(照抄,照搬,照套),勇于创新又敢于负责的领导风格,源于他决策前坚持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的科学态度,以及他从容驾驭工作全局的大将风度和领导艺术,还源于他朴实无华、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必卿同志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有几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是在农村放宽政策问题上,自1979年3月他就省内对安顺顶云公社搞“五定一奖”责任制的争议派我们调查后,即旗帜鲜明地不赞成“纠偏”的主导意见,支持搞“五定一奖”责任制,到1980年4月省内为回答纠“单干风”的激烈争论,亲自带领我们一群参谋到黔东南调查后决定放宽政策的过程,反映了他在三中全会后的大转折中,摆脱“左”的观念的束缚,既走在时代的前列又非随意跟风而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贵州的放宽政策及时得到了中央有条件放宽政策决策文件的支持,但当时党内外对此的争议还是很大。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与另一省负责人所谓“独木桥”和“阳关道”之争,成为当时广大干部热议的话题;而贵州包产到户面之大,也不大符合中央当时有条件放宽的过渡性决策的精神。在此形势下,必卿同志在看到放宽政策的效果之后,则不为各种舆论和信息所扰,坚定走“独木桥”,并认真地在稳定和完善决策上下工夫。其实,就在黔东南进行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时,他就把如何脱贫与扶贫列入了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1981年他得悉贵定县包产到户一年就出现了放高利贷的情况,由此他提出和推动的1981年贵定的扶贫的调查、1982年对赫章县为期两个月的扶贫脱贫综合调查,以及围绕中央提出的搞活农村供销社、流通体制改革和开展多种经营等决策精神而推动的调查研究,由此形成的各方面支农、减负的举措,都始终贯彻他稳定完善包产到户改革的指导思想。对必卿同志在贵州农村改革问题上的求实精神和政治远见,以及领导方法上严谨的辩证思维,我们这些当参谋的着实敬佩不已。

二是必卿同志不仅倡导调查研究,而且他自己也善于调查研究。必卿同志刚到贵州省委的时候,不轻易表态,但从他只言片语所关注的问题,如贵州农村落后面大,计划生育等,都是贵州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1979年5月初,常委会讨论贯彻中央经济调整和理论务虚会议精神,讨论了两三天,除了计委负责人谈计划有实际内容外,多为一般议论。对此,必卿同志把自己摆进去提出了批评,说现在“我们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5月4日,他在会上做了一个系统而简明扼要的发言,列举贵州的农、轻、重投资与农、轻、重生产,人口与粮食历史增长的比例数字的变化,并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清楚地讲明了贵州经济失调的严重性和应该调整的方向与重点,他又抓住贵阳市当时的一个“启蒙社”的典型,回答了贯彻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神的重要性和应注意的向题。他这次发言的情况资料不是由我们秘书班子准备的,而是他直接向有关部门索要的。这次发言,至少对于长期习惯于端着红头文件,领着领导旨意、就事论事地搞调查研究的我们这些秘书来讲,是深感震撼的。通过对必卿同志调查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学习和研究,我发现他不仅立足点站得很高,着力点扎得实,还发现他对中央的精神理解之深、对贵州的环境和兄弟省市情况与信息了解之广,令我自愧不如;特别是对他时已年过花甲,思想还如此艰苦与勤奋,甚是感动。学习必卿同志的思想作风,对我此后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和社会实践影响很大,并使我受益匪浅。

三是必卿同志对贵州的发展,始终强调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对赫章的扶贫调查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赫章农民创造的既能使包谷增产又能避免水土流失的“绿肥免耕法”的经验,但由于我在主拟综合报告时,迁就了在县第一线同志要求重点写明需要国家支持的意见,没有突出反映这一经验,必卿同志对这次调查报告的基调不满意。后来他从《内参》上看到有关报道后,打电话责问我,对我未写专题报告严肃地提出了批评.这以后,他就在常委会上多次强调,贵州的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以拼搏的精神开创新局面。在一次会上他说,贵州穷,该“要”,我们还是得向中央要的,但不能“等”,不能“靠”;只“等”只“靠”,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希望的。回顾必卿同志在贵州数年的领导工作,小对一个产品,大对一年的工作,他从来都是不断找差距,不断进取,着力做“内功”。香烟产值上去了,他提醒大家,这是国家提价的结果,不是工作到位了。1982年经济有很大增长,但1983年初他指出,1982年的成绩是1980、1981两年工作带来的结果,1982年没有得心应手之作;提出1983年应当围绕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的突破。在他的指导思想下,经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83年实现了工业再次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情况好转的新突破。1984年初,他又根据总书记同他谈话的精神,提出了抓资源开发的新目标,并针对干部中出现的“翘尾巴”和妄自菲薄的两种想想倾向,对前者,他告成贵州的发展并没有真正改变全国倒数第一地位,不要被州利冲昏头脑;对后者,则倡导振奋精神、增强信心,又以其以弱联强顺利促成西南省,市,区经济协作关系建立的实践,证明了贵州再落后,只要奋发进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道理。我认为,池必卿同杰对贵州发展的这个思想,是他留给贵州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是必卿同志在领导班子“四化”建设问题上真正是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他不仅不断呼吁和要求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突破旧的观念和框框,解决革命化前提下“唯才是举”的间题,加快领导班子“四化”建议,面且他身休力行,以自已的示范促进这样做。必卿同志主持工作那几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下去调查,他一般很少带部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参加,而带这些部门年经一些骨干或参谋助手参加,且带得比较多,轻车而不简从!开会(包括省委常委会)听汇报,研究问题,在决策前不仅允许而且还数励这些随听旁听的参谋助手们充分发表意见,从而使调查和会议进行得很活跃。对此,最初我只认为这是调查研究的需要和必卿同志民主决策的习惯作风,后来这些骨干和参谋助手多数陆续被提升到部门或地区的领导岗位,才知道必脚同志还有一层亲自考察干部的用心。必卿同志在推荐和支持朱厚泽同志接班一事上,更表现出了一位老革命的高风亮节。省委原决定厚泽同志任副省长,期间,必卿同志与我们几位参谋共同研究会议文件时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因为必卿同志没要我们回避,所出是中央要让厚泽同志任省委书记的事,必卿同志最初以为是让厚泽同志立即接班,当即表示“完全拥护,我让他”,后来听明是先任书记,即又表示,我明白了,坚决照办。厚泽同志正式任职后,必卿同志有意逐渐推厚泽同志到第一线,支持厚泽同志放手工作。厚泽同志深悉贵州省情,知识面宽,意识超前,短短两年多的工作甚富创造性和符民意,这是迄今贵州许多干部群众仍惋惜他离开贵州太早的原因。1984年2月必卿同志有一次会上表态说:“新班子新成员要大胆工作,不要事事都等第一书记,做错了我负责,做对了,主意是你拿的,见功劳归于你,也不要事事都给第一书记贴金”。到1984年3月起则实际脱手让厚泽同志独立主持工作了,而全力去抓西南经济协作一事。1985年他主动引退,对他的光荣引退,《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必卿同志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下级干部和群众接触时丝毫不感到他有架子,下去调查,每到一地,他反对宴请和特殊接待,并同年轻随员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长期素食,也不准我们大吃大喝。到岑巩,曾以娃娃鱼招待,受到必卿同志的严肃批评,说娃娃鱼既然国家规定属于二级保护动物,那就不能吃。在岑巩,一次晚餐后,他连警卫员也不招呼就独自漫步到城关的篮球场看几个年轻人打半场篮球;另一个晚上,则自己掏钱让警卫员到县电影院买了两张电影票,然后同群众一道挤进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必卿同志离休回到北京后,仍始终保持这样廉洁的作风。他因治疗需用一点天麻,有知情者看望他时带斤把天麻送他,他都要照价付款,你若不收,他也要托另外的人给你捎去。

我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数年,如有的同志所说的“没有当上什么大官’,但我深感必卿同志对我政治上的关怀。我稍后得知,1982年必卿同志就有破格提升我的安排,后因有人对我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反映了不实之情而搁浅。但必卿同志为了对党负责,指令时任秘书长的刘汉桢同志直接找有关老同志核实,乃系张冠李戴之误,还了我以清白。我非常珍惜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因为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这几年,我不仅增长了才干,振奋了精神,还得到了净化灵魂的洗礼。必卿同志现在已是耄耋之年,在这里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2006年2月28日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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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5 14:25:2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省工商局副局长何蔷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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