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林：永远的老头儿（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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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林：永远的老头儿

永远的老头儿

陈群林

池必卿同志到贵州工作不久，不知谁开的头，我们就叫他老头儿。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省委机关，是个很不合规矩也不那么严肃的称呼，但是，不仅没有人出来批评和制止，而且跟着叫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办公厅秘书人员叫，慢慢变成省直机关很多人叫，最后扩大到地州市领导人甚至省委一些领导同志也跟着叫。开始是背后叫池老头，后来发展成在非公开场合当面叫他老头儿。对这个亦庄亦谐的称呼，他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既未反感，也无欣然，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这件事本身很有意味。叫他老头儿，并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他到贵州时60岁刚过，省委领导中有好几位比他年长，而此前李葆华主持省委工作时已近70岁，大家也只称“葆华同志”。也不是因为他职务最高，他到贵州时是第二书记，而我们对第一书记马力同志却从未称过老头儿。这些年我总在想，大家愿意叫他老头儿，除了对长者的信服和敬重，应该还包含某种特别的随意和亲热；而敢于当面叫老头儿，正表明了他不计较小事的大度、与同志相处的率性和对晚生下属的宽厚。不知当年熟知的人们，是否这样看？

老头儿从1978年只身抵达贵阳，到1985年为了避俗借出差不辞而别离去，在贵州工作和生活了8个年头。这段时间，贵州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建国以后最重大的历史转折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他在这场转折和变革中的贡献，刘学洙同志撰文指出，有两件大事“堪称高峰”：一件是摒弃人民公社的旧制度，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件是主动自觉地为中青年干部“让位荐贤”。朱厚泽同志说，两件之前还有一件，就是平反贵州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解放和安排各方面的老同志，从而组成了新时期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我不揣冒昧，在这三件之前再加一件，即从认识贵州省情人手端正党内思想路线，使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初步形成风气，为其后展开的各项变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和舆论环境。

这四件事，每件都是一篇大文章，每件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充满矛盾甚至戏剧性的演进过程。作为主导这些事情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所谓“大节”如何，且待世人评说。作为当年旁观和部分参与其事的我，只想重提他当时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比如，面对70年代末省内较为浓厚的不实之风，他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贵州三年内不要讲形势大好”。针对外省对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的非议，他在中央会议上严正声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在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上，他公开批评“扶上马送一程”，说“扶上马了就不应该再送，否则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这些话，极具个人色彩，简练得近乎突兀，通俗中充满睿智，拙朴下藏着锋芒，当然还有某种特立独行的倔犟。依我看，这就是池必卿，是作为政治人物的池必卿，是人们当年知道的“池书记”。

类似上面说到的大事，也许还可列出若干。现在回忆池必卿，也离不开这些话题。为了减少累赘和重复，我这里避重就轻，不说大节说小节，不谈大事谈小事，写写生活中的池老头儿。

先说吃饭吧。在贵州那几年，不知什么原因，老头儿不吃肉，猪羊牛肉都不吃，吃了就闹肚子。省委食堂的饭菜吃不了，就由老伴徐若冰在家里给他做山西“糊糊饭”，即小米、豆子、红薯等一锅煮，半干不稀就着咸菜、蔬菜吃。徐阿姨也是“三八式”干部，太行山根据地里的女知识分子，解放后第一任山西省大同市政府的女副市长，此时还在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任上。为了照顾老头儿，她只好离职到贵阳来，每天早晨挎着篮子到大南门买菜，设法安排两顿饭。徐阿姨说“老池这两顿饭可是我的大负担”，老头儿却说“我的饭菜质量不很高，但厨师级别却最高。”

吃“糊糊饭”的书记下乡，可苦了我们随行人员。因为他不吃荤，地县接待时就只做素菜，他觉得可以，我们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受不了。于是抗议加建议，实行“一桌两制”，荤的我们吃，另给他做些素食，常见的是煮一盘韭菜鸡蛋馅饺子或一碗杂合粥。倘若那盘饺子做得好，老头儿会赞不绝口，还要逼我们也尝一尝。我算不知趣的人，尝了仍然说不好吃，老头儿眼一瞪，说：“你个南方人！”

不下乡在贵阳时，除了极少数的外事活动，老头儿从不吃请。即使省委开会，他也不吃会议伙食，再晚也赶回家吃。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退休10年后。

打破老头儿不吃请戒律的是我。记得是1996年“五一”节去看望他，我开始提出请他出去吃饭。我采用“激将法”说：“别看您很早就当大官，在吃的问题上肯定外行，不信您算算，八大菜系您吃过几个？著名餐馆您吃过几家？”他回忆良久，说：“除了国宴，我还吃过晋阳饭庄和鸿宾楼。”家里人都笑，七嘴八舌调侃他“老土”，他摇头苦笑。夏天我又去，重提请吃，这回他反问：“你请我，花谁的钱？”我回答：“花公家的钱。”他说：“花公家的钱我不吃。”我解释：“我现在是全国彩票的总头头，一年买卖几十个亿，财务制度规定有接待费。我请外国人吃，请国内领导和各地的人吃，偶尔请您一次有何不可？再说，我还有‘小兄弟’自己开饭店，您不吃‘公家’，咱们可以去吃他们个人”他“啊”了一声，但依然摇头没答应。国庆节我再去，并请徐阿姨出面一起劝，好说歹说，他总算点了头。我们当面说好，元旦后春节前某一天，先去吃粤菜。可元旦刚过，老头儿电话找我说：“你说吃饭的事，不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中纪委刚发通知，严禁新年春节突击花钱，你没看到吗？”天！面对这样纯而又纯的共产党员，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只好再等。直到1997年“五一”前夕，才算开了头，记得是到天伦王朝吃粤菜，服务员端上海皇蟹，他不认识，一再奇怪“能有这么大的螃蟹”？这之后，隔上几个月，我就去请他一次，先后吃了川菜、淮阳菜、上海菜、湖北莱、烤鸭等，直到他摔坏腿行走不便为止。那几年，他胃口和食量都不错，吃肉闹肚子的毛病也没有了，但每次到餐厅坐下，他都要说“少点些，别浪费”。

不吃请之外的另一条戒律是不收礼。在贵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这条“死规定”，加上那时总体社会风气还好，所以从未有过下面领导给老头儿送礼的传闻。他曾专门向秘书、司机、警卫员和我们几个常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代，没有他的同意，不准代收任何东西。由此，我又想起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

那时贵州各地竞相发展白酒，省里每年要评优。德江县那年新出了一种“顾年春”酒，时任县长罗仲享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老朋友。这家伙头脑灵活点子多，有天提着酒来找我，半是请求半是命令说：“你一定设法将这两瓶‘顾年春’送给池老头，只要他知道了这个牌子，就算你帮了德江全县人民，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我不懂酒，也不相信他对“颐年春”的吹嘘，更知道代收这两瓶酒去送肯定挨批。事出无奈，只好“蒙混过关”，乘有事上老头儿家的机会，将一瓶“颐年春”悄悄放在了饭桌旁的一个厨架上，对谁也没说。我心里的想法是，由它去吧，总算对德江县有了一个交代。没想到，事隔不到一个星期，出了新闻：同样不懂酒、平常也很少喝酒的老头儿居然喝了，而且在省委常委会开始前大加赞扬。他说：“昨天晚饭时，我忽然想喝点酒，喝了一杯，味道真不错！是瓶德江出的“颐年春’，老伴儿也不知哪儿来的。你们知道这个牌子吗？”就这样，“池书记爱喝颐年春”竟在小范围内传开了，“顾年春”也评上了那年的省优，真是鬼使神差，匪夷所思！对这件事，罗仲享一直颇为得意，前几年他到北京出差，说起来还喜形于色，而我却始终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从不敢向外人言说。现在将“肇事经过”坦白出来，也算还老头儿的一次清白。

1985年之后，老头儿一直住在北京，间或也有贵州的熟人上家看看，如果送上小礼物，他的规矩照旧，估计着给钱。来人不收，他不高兴，甚至发脾气，家里人劝也没用。记得是1995年5月的一天，老头儿突然给我电话，让我到家里去。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赶去，问后才知道是贵州驻京办事处“五一”期间看望在京老同志，送了两斤纸袋包装的清明茶。老头儿说：“我打电话让办事处的人来取钱，他们非说不能要，你来帮我办这件事。”当时我真有些哭笑不得，只好说：“那您给我2000元，每斤1000元。”老头说：“那么贵？”我说：“您钱多，一定要给，那就给我，我请办事处的人上饭馆吃了它。”他瞪着我问：“什么意思？”我才向他详加说明，无非如今情势不同，您不能再当“桃花源中人”云云。费尽口舌，总算使他释然作罢。据家里人说，自那次以后，老头儿有了点“观念更新”的意思，碰到类似的事，不再那么较真了，但心里依旧别扭，每每叹息世风日下。

老头儿退出现职，是他自愿、主动提出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为了早点退，他还同组织部门扯过皮。他声称自己生于1917年，而中央组织部根据档案记载，说他1918年生，弄得他至今不服。这在许多人希望改小年龄以便在位子上多呆几天的年代里，又是一种特立独行。至于为什么要退，是如公开报道所说，完全出于责任心和顾全大局，还是也有某种阅尽沧桑的超脱甚至厌倦？他在私下里也从未说过，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我从他退休后的生活状态中，还是看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老人的地方。

他不再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北京各种退休老人们组织的公益或社会团体中，没有他的名字；相关咨询、论证、座谈之类的会议，也不见他出席；甚至贵州省在京举行的一些活动，也很难请动他参加。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也基本不谈政治，不谈贵州，只谈生活身体。

他也不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到各地走动。除了每年暑期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的北戴河休假，他很少离开北京。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前些年一再邀请他回去看看，他权衡再三，只去了山西、贵州各一次。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也一直邀请他出去走走，他都婉言推辞了。我也提出陪他离京玩玩，他犹豫几年，最后点名去石家庄。到了石家庄，他不游风景，不看名胜，去了烈士陵园。在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前，他丢了拐杖，躬身逐一细读碑上文字，前后近一个小时，表情严肃，默然无语。徐阿姨说，战争年代他在井陉、赞皇、获鹿等地工作过，他在寻找当年牺牲的同志和战友！

他有四个儿子，老大在外地工作，另外三个先后去了美国，小四在那边读完博士，还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孩子们反复劝他去美国住住，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打牌、下棋、钓鱼都不会，不喝酒，烟也戒了，老俩口在家里过着平静而略显单调的生活。平常的日子里，他按时作息，坚持散步、打拳、读书、练字。有一段时间，毛笔字写得颇见功力，曾将自己满意的一张条幅送我，上书“无欲则刚”，不知是他的老夫自况，还是对我的叮嘱和期许？再后一段时间，他着手写自己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还是过去的老习惯，他自己动手写初稿，让秘书誊清，然后转给我，要我帮助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记得有他自己的传略，有同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直接交往的回忆文章。每次将文稿给我，他都笑着说：“你还得当秘书长！”

我同老头儿之间，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缘份。他到贵州后，我既不是他的专职秘书，也不是省委办公厅的头头，但时隔不久，他就如俗话所说看上了我。开始是让我做一些资料和文字的整理工作，随他下乡下厂搞调研。后来逐步将他个人的文字工作交给我办，誊稿顺稿，文字润色，直到演变为他与上下级之间的个人书信，也由我先拟草稿。我熟悉了他的思维特点和语言文字习惯，他也相信我能够较准确地用文字表达他的意思。我们之间这种单纯文字方面的关系，1981年发生了新的变化。

起因是1980年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后，农村形势变化迅疾，《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新华社社长穆青先后率记者来采访，老头儿指定我去介绍情况和协调采访事宜。两位“新闻大官”似乎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又知道了我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向老头儿提出要我，新华社许诺去贵州分社当采编副主任，《人民日报》则让我组建贵州记者站。我当时很有些见异思迁，几经犹豫，向省委秘书长宋树功提出了调动请求。树功同志说：“你的事我定不了，我问了池老头儿再答复你。”两天后问了，老头儿说：“年轻人要归队搞专业，按理说应该支持，但我现在文字工作一时离不开他。这样吧，你找个和他差不多的人，就让他走吧！”树功同志转告我这些话后说：“又不是开水瓶，到商店买一个给他就行了。让我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我到哪里去找？你暂时死了心吧！”这个答复使我既无办法也不忍心，于是直接找了老头儿“谈判”。我说：“调动的事不再提了，老老实实协助您工作，但有一条要求，就是您调动或退休离开时，也要同意我离开贵州。”老头儿想想说：“可以，我们订这个君子协定。”

这以后，看得出老头儿对我更信任了。省委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他让我主笔或主持起草；一些不便在公开场合议论的话题，包括对其他人的臧否，他不再回避我；我对他的某些看法和意见有异议，也可以当面提出并同他辩论。直到1983年，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将我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那时我才37岁。为了说服老同志同意将我们那一批三四十岁的人提拔为厅局级干部，老头儿曾在大会说：“30多岁还嫌年纪太轻，我看有点忘本。就说我自己吧，18岁当县委书记，28岁当地委书记，38岁当省委书记处书记，48岁当大区书记处书记，为什么我们的领导没嫌我们年轻？”

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老头儿也信守了。1985年初，中央办公厅发函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老头儿还是书记，但省委日常工作已由朱厚泽主持，厚泽同志不同意我离开。又是事出无奈，我找了老头儿，要求他兑现协定，向厚泽通融。老头儿当面未置可否，但很快替我说了话。厚泽同志对我说：“你找池老头儿告我的状，我只好放你走了。”记得到中办前，我去向老头儿辞行，顺便表达了感谢他出面说话，感谢他几年来赏识和倚重的意思，他却说：“我比你父亲小一岁，我大儿子与你同年，我们，两代人！”

是的，在后来的年月里，老头儿始终像家里老人一样关注着我。在我顺利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美妙。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向有关人士了解情况，转告我说“你没问题”。近几年，也许是贪官曝光多，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未上他家去，他会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口气同我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我的心里，老头儿早已不只是领导和“恩公”，他处事的果断洒脱，对人的坦诚豁达以及心灵深处的淡泊宽厚，都若父执般影响和陶冶着我。我今年已然花甲，60年来被我称过老头儿的，只有两人，就是我父亲和他。我曾对很多人说，我对池必卿将终生以父礼事之。过去20年里，我努力这样做了。今后的日子里，我还将这样做。

感谢同样受人尊敬的厚泽同志，发动大家都来写写池必卿。2005年12月30日，我带着厚泽的征稿信，再次去了北京医院。老头儿情况不好，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身上插满鼻饲、输液的软管，说话已难以成句。接过厚泽的信，他一行行认真阅读良久，脸上隐约露出笑意。看着他干瘦的躯体和苍白的面容，我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高鼻深目、黑发微卷、满身英气的池必卿，老天爷真是太不通人情了！离开病房前，我附在他耳边说：“老头儿，我们都在写您，写好了还要汇成一本书。您一定要挺住，清醒着看这本书！”他笑一笑，似乎听懂了。

我相信，我们永远的老头儿，会挺住的。

200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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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林，男，1946年10月生，汉族，湖北天门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工作简历：
1970—1972， 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工地劳动、工作；
1972—1976， 贵州省思南县公社、县委工作；
1976—1986， 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至省委副秘书长；
1986—1991， 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
1991—1992， 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
1992—2001，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
2001—2004，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
2004- 中国殡葬协会会长，并全票当选为第11届（2008—2010年度）国际殡葬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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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林：细拣往事忆先知

　　办完厚泽丧事，我心久久难平。又一位与我亲近受我敬仰的长者走了，走得匆促而无奈，走得低调却惊世。就算是秀才人情，我也该有半张纸，可这半张纸如何写呢？
　　写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思想？我自知没有能力。他的思和想，广博而精深，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几乎无所不至，而且论必发人深省。他留下的大量文章、讲演、书信乃至摄影作品，记载着他的思想；还有许多并未形成文字却在同道中流传的话语，也反映着他的思想。而且，表达这些思想的，是他独有的观察视角、特别的叙述逻辑和散文诗般的语言风格。如果撇开原文，谁能归纳和重现那些真知灼见呢？
　　写他跌宕坎坷的人生？我以为并无特别意义。象他这样两起两落的政治人物，在中国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并非凤毛麟角，与我常有来往的老人中，就有好几位这样的人。他们在自由思想与先验教条之间搏斗，在独立人格与服从规则之间挣扎，浮则座上客，沉即阶下囚，人生轨迹大体相同。那是一代社会精英的宿命，是一个非理性时代的必然，皮之依然，毛复焉变？
我能写的，似乎只有我们之间的交往了。但是，三十多年间，无论在贵州时他为领导，我为部下，还是后来同在北京没有工作关系而以旧交来往，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一起探讨的话题，曾经臧否的人物，又有多少啊！为避免重复和繁琐，我拣一些仅限于我们两人的往事来写吧。
　　最有故事性的事，发生在一九八五年。
　　这年年初，我在贵州省委副秘书长任上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帮助工作，而他是贵州省委书记。记得是六月十日左右，我获批回贵阳休假十天，临行前，一位中央书记的秘书突然造访，说：“我刚从政治局会议上出来，已决定厚泽同志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你回贵阳后，一定通报一声，以免他感到突然。”回到贵阳的第二天上午，我依托到厚泽办公室，他正站着看材料（这也是他独有的习惯）。招呼我坐下后，他问了一些北京的情况，我一一作答。他询问完毕，我抓紧说：“报告一个重大消息，中央决定调你去当中宣部长。”话刚落音，秘书拿着一摞文件进来，请示批复事宜，我看无法再谈，主动告辞。
　　下午两点左右，我正在家午睡，电话铃响，对方说：“我是厚泽，你现在到十七号（省委常委办公地）来。”我到时，厚泽已站在门口，旁边停着他的座车。上车后他说：“南明河有一股黄水，我们去追黄源。”于是，从甲秀楼开始，逆河而上，走一段下车看看，出城，过花溪，继续往上游追寻。终于，在一个小寨子前，找到了黄源——几个村民在河边洗砂子。停车后我上前交涉，一时别无良法，只好实话实说：“我是省委的秘书长，车子旁边站着的那位就是省委书记朱厚泽，你们洗砂子的黄水，已经流到甲秀楼，整条南明河都污染了。赶快停下来，否则公安就来找你们了。”村民们朝厚泽看看，竟然很和气地说：“好，好，不洗了。”说完，即开始收拾工具。上车后我对厚泽感叹：“贵州农民还是老实，要在我老家，你说你是省委书记，他会说他是中央书记。”厚泽听后不搭话，只是笑。
　　车又前行不远，是一大片树林，厚泽让停车，对司机说：“你继续开，绕过林子有个三岔口，在那里等我们，我和秘书长从林子里走小路穿过去。”走进林子，他问：“你知道这地方小地名吗？”我说：“绕来绕去，早不知东南西北了。”他说：“这地方叫黔陶，我在这里劳动改造过八年。这片林子是人工种植的，我参加了造林全过程。”我这才想到，刚才老实的村民，可能认识他。
　　他前我后又朝林深处走一段，他回头问：“你上午说的，不是谎信吧？”我知道，此刻才进入出行主题，于是详细叙述了报信的来龙去脉以及我所知道的情况。他听完，沉默良久，问：“你认为怎么样？”我答：“最好不去。”接着调侃说：“北京流传一个段子，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因为要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因为总有泄密发生；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因为连年粮食欠收；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因为要坚决清污反自由化。”他听后，又是笑。我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如果征求个人意见，我会要求留下来。当中宣部长，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接着，他谈了要求留下的理由，评点了所谓更合适的几位人选。我说：“如果不听呢？”他说：“组织决定了，我还能不服从？”我说：“完了，你要上刀山了。”他说：“那能怎么办？”……后来的事，进展很快。我休假还未满，一位中央书记就到贵州找他谈话，七月，他就到北京上任了。
　　——我详细描述以上细节，是想说明两点：一是厚泽处事，确有特殊的风格与魅力，让人新鲜和惊奇；二是对新职的敏感与艰难，他本了然于胸，选择去，是知难而进，那种“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的历史使命感，我能感受到。
最坦露心迹的谈话，我想写以下三次。
　　一次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我作为西南组工作人员，随贵州的中央委员们与会，他虽然是中央机关的中央委员，仍编在西南组，而且是召集人之一，大家都住在京西宾馆。一天晚上，我去他房间看望，他刚从外面回来，情绪很轻松，说：“你来得正好，官事都办完了，我们吹吹牛。”谈话从贵州情况开始，很快转到“三宽”的话题，我说了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他却说：“我这一年是‘三明治’。一边催放手，大胆，最好要有成套的东西；一边紧紧盯着，谨防乱说乱动。夹在中间，怎么办？不说不动过不去，大说大动要出事，所以只能下毛毛雨，吹微微风。你注意没有，我是在音乐家协会开会时讲的话，最先报道出来的，也是一家专业小报。现在弄出大动静，我也没想到。” ——二十多年过去，“三宽”部长已成为他的代称流传于世，可有多少人知道，那也是一种挣扎中的呼号呢？
　　一次在一九八七年农历春节前几天。那时我已到北京工作，而他却随总书记下台而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那天晚上，我让贵州驻京办准备了一些土特产，上家去拜年。没想到家里并不清冷，我们到时，正有一拨客人离开。我进门，他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现在是借调，省里的职务还没免，给省委老领导拜年，正是份内之事。再说，你刚下台，也该慰问一下，我还以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呢！”他哈哈大笑说：“应该下台。头头下台了，喽啰不倒才不正常。下台好，下台了可以做别的有意思的事。门前冷落不冷落，我看你的判断思路有问题。”正要往下说，又有客人来，我只好告辞。——这是我记忆中最短的一次交谈，他的神情和回答，都在我意料之外，更令我长久回味和咀嚼。
　　一次在一九九O年一月。整个一九八九年，我们都未见面。上半年是因为忙和乱，他那时是总工会第一书记，我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下半年是想见不敢见，都在挨审查。到年底，四十五天的事查了四个半月，我的事总算告一段落，结果是单位撤销，个人被“免予处分”，在家等待再分配。听共同的熟人说，厚泽的问题也有了结论，一样在家待业。于是电话先约，我去他家。两人见面，颇有劫后之感，但都没谈过往细节。我报告他，现在享受“离休”待遇，不用上班却工资照拿，每天“三谱”：早饭后照书谱练毛笔字，然后找人按棋谱“码大墙”，下午四点回家翻菜谱做晚饭，最高兴的是老婆孩子。他说：“归纳得不错，看来你要出世了。”我问他待业何时结束，他答：“已经结束了。”看我不解，他解释：“管人的人找我谈了，说是征求意见，要给再安排一个工作。我对他说，明年就六十岁了，何必再上再下？”我插话评点说：“只有已经六十的说法，哪有明年六十的说法，全世界恐怕只有你这么说。”他笑：“总得有个说法嘛，反正是不干了。”我问：“结果呢？”他说：“不干了呗！大家都省了麻烦，大家都轻松。”我感叹：“不干也好，不干可以更超脱，更闲适。湖北人讲话，黄鹤楼上看水涨。”他沉思片刻，说：“那是你们湖北的说法，我们贵州的说法是，黄鹤楼上看船翻。” ——那天下午，我们神聊了两个多小时，但这些年来我从未忘掉的，还是这一段对话。我总是在想：按不成文的规定，正部级职务可以干到六十五岁，他却在五十九岁时毅然决然选择不干，这是一种退避还是另一种直面？他指出我“出世”，改“水涨”为“船翻”，是否表达着他的“入世”之愿和忧愤之心？
　　最体现他为人的，我要写对池必卿的态度。
　　池必卿是他的前任，也是他文革后复出并走上高位的恩公之一。池必卿当年主动荐贤让位，一手提拔他接任省委书记，曾经是重要政治新闻，《人民日报》作过专题报道，还配发评论文章予以宣扬。作为三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池必卿算得上“两头真”人物的另一类典型，他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和态度表明晚年对理想的真诚。池离休回京后，一直与他同住万寿路甲十五号大院。尽管平时常能见到，但每到年节，他总会专程登门看望池，有几年还事先通知我陪同。聚会乃至同行，他会执意请池先走先坐先说。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问去池家没有，有没有要他办的事。二OO五年，池病倒不起，贵州一些人动议出一本回忆性质的文集，鼓动我请厚泽牵头。我向他提出，他当即表示赞成，不仅很快写了征稿信，就写作、编辑事宜定了规矩，还带头写了自己的文章《回忆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文集先以《池必卿在贵州》成书内部出版，在贵州引起很好反应。池逝世后，又在他的建议下，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增加文章并将书名改为《怀念池必卿》正式出版。他曾对我说：“必卿同志在贵州的几年，是贵州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年，也是局面最好的几年，没有文字的东西记录下来，我们对不起老头儿。”
　　二OO七年池必卿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已然神智不清，厚泽专门向我交待：有什么意外情况，你随时通知我。期间有一次医院报命危，我约他一起去探视。我们双双握着老人的手，感慨不已。我说：“想想当年的样子，看看现在的状况，人生真是太可怜了！”他回答：“你说的是生命的脆弱，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顽强。”这次关于生命的对话，给我的印象深刻而强烈，后来几次报病危，我都没有再约他去医院，直到那年十一月老头儿平静辞世。
　　池必卿对后事，生前亲笔书有遗嘱，不足百字中，用了九个“不”，包括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活动、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不留骨灰、不没灵堂、不换新衣、不通知亲友等等。他的丧事，儿子们严格按照遗嘱办理，我参与协助，每一步都向厚泽报告。火化那天清晨，我俩一起到北京医院，向老头儿鞠了三个躬。离开时，他说了四个字：超凡脱俗。
　　厚泽自己，身体一直很好，他也很自信。记得他七十五周岁生日那天，我约了他的一批老部下，为他庆寿。接他去酒店途中，谈到身体，他还调侃说：“别的问题没有，唯一的遗憾是七十岁以后不准考驾照。否则，我会买一辆奇瑞QQ，拉着老伴去买菜。”那天大家都很开心，我事后在笔记上作过如下素描：“七十五岁朱厚泽的模样，还同六十五岁时一样精神。圆圆的脸上皱纹不多，后梳的头发未见再白，不高的身材精干利索，一般官员都有的将军肚也未上身。……七十五岁朱厚泽的思维，还象五十五岁时敏捷。对坐交谈，他笑眯眯看着你，口气平和，如叙家常，不时冒出贵州方言俚语，甚至来句把骂人粗话，使谈话更显机智幽默；会议发言，他依然不用讲稿，娓娓道来，层层剥笋，其间不乏新鲜词汇和科技术语，还常有即兴比拟，使深奥的道理和独到的见解变得生动有趣。……七十五岁朱厚泽的文章，还象四十五岁时尚,篇幅精干，语言精练，用词精准，看似欧化的句子中多有排比，遣词造句形象别致，每篇文章都如一首激情洋溢的诗。”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和他都太乐观了！
　　也就两年之后，他被查出有肿瘤。开始疑疑惑惑，诊断并不准确，他自己也好像不在意。直到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他才认了帐。我去医院探视，女儿朱玫说：“爸爸的病情，我们一点也没隐瞒。”我说：“你爸是智者，对智者撒谎，只能是无知。”出院之后，虽然身体状态大不如前，但精神依然达观。他曾用手比刀放在脸旁，对我说：“挨了三刀了，再不挨了。”一次老人聚会，见到鲍彤，两人握手时，鲍彤说：“我做了胆切除，现在无胆了。”他又说：“我挨了三刀，再不挨了！”看得出，他对病情的发展已经洞悉，但表现出来的依然是淡泊平和。我们见面时，谈病谈癌、谈老谈死、谈火化谈葬礼，百无禁忌。我介绍，贵州诗人廖公弦的墓碑，就是墓区的一块自然石头，很有味道。他听我描述后说：“找个时间一起回贵阳，你带我去看看。”
　　贵阳未去成，他再次进了北京医院。这次按不再挨刀的要求做化疗，我去看望聊天，他还很有信心。但时隔也就半月，他老伴熊振群忽然来电话：“你能来医院吗？”我大惊，忙问：“怎么了？”回答说：“医院并未下病危，但我觉得情况不好。麻烦的是他根本没朝那方面想。万一不行了，后事怎么办？他不讲，我和孩子们不敢也不忍问。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只有你能同他说这件事。”接完电话，我叫车，等车，直到去医院途中，都在想：这事怎么问呢？老实说，直到走进病房我也没找到办法。
　　他并未躺在床上，而是坐在床边轮椅上，手臂上挂着输液吊针，鼻孔插着氧气软管，双目紧闭。女儿对他说：“陈叔叔看你来了。”他睁开眼睛，向我点头。我上前握着他的双手，看着他张嘴艰难呼吸时的抽搐和脸上痛苦的表情，我的鼻子也阵阵发酸，一时无语，只好问：“很不舒服吧？”他又点头。我指指自己脑袋，又问：“这儿还清楚吗？”这次他开口说：“这儿清楚。”我缓过神来，说：“清楚就好。还记得就在这个医院，我们一起看池必卿老头儿的事吗？那天是我们握着他的手，我感叹他可怜，你说我看到的是生命的脆弱，你看到的是生命的顽强。”他说：“记得。”我又说：“顽强是精神的力量，你现在精神很重要，一定要挺住，我相信你能挺过这一关。”他沉默良久，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说：“能过去这一关，当然好。但你只说了一面。还有另一面，过不去。如果过不去，家里的事”，他指指坐在旁边的老伴，接着说：“熊振群管，你要协助啊！”我说：“没问题，三十多年了，你还不放心吗？怎么办，你说具体点。”他说：“一切以池必卿为榜样。”我说：“明白了。”又问：“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贵州？”他马上答：“回贵州。”——那是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天的下午，我面对的是与病魔抗争的衰弱的躯体，感受的却仍然是一位智者的坚强、简捷与洒脱。尽管在这之后，在他五月九日辞世前的五日、七日、八日，我都去看过他；他辞世后，我还去太平间看过对他的整容。但至今留在我脑中的，还是那天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
　　厚泽与我，年龄相差十五岁，职务悬殊一大截，阅历学养更有天渊之别，但从七十年代末认识起，即便在贵州有明确上下级关系时，他也从未对我摆过首长架式，打过一次官腔。他让孩子们叫我叔叔，对不熟悉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秘书长”。他有满意的文章和照片，会约我去看看谈谈，甚至发现有特色的小馆，也会邀我去尝尝。他总把我当作可以信赖的小兄弟，而我却从未想过更未敢将他称为大哥，他在我心中，永远是长者，是智慧的化身，是人生的先知。如今先知已逝，我再有疑难，该向谁去讨教呢？
　　去年夏天，为落实厚泽“回贵州”的叮嘱，我去了贵阳，还特意重访了南明河边的广顺路十七号。站在院子里，我想起当年情景，思绪难以自抑，酝酿并在事后写成《江城子•怀池朱》词一首，现在不吝浅陋，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结尾：
先知己在梦魂中，聚无从，散无踪。一样遗言，两度送匆匆。风骨当今谁与共，前太岳，后乌蒙。
南明依旧水淙淙，任哀鸿，上寒空。万寿残阳，人去照疏桐。难忘叮咛身后事，长握手，泪朦胧。

　（二O一O年六月草，二O一一年三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