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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客家赣州·历史篇·一、从“赣”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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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5 23:46: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说到“赣”字,我们就会想到赣州、赣县、赣水、赣巨人。的确,在汉字里,“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字,它不仅笔画繁多,结构复杂,而且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与我们客家人息息相关。
先说赣州,这一温文尔雅、朗朗上口的辞语,既是赣南地域的现代政区名称,也是这一地域的古代政区名称。秦汉时,赣南地域已设治。汉时设南埜(野)、赣县、雩都三县。三国时期,在雩都设立庐陵郡南部都尉,代庐陵郡守分管当时赣南的南野、赣县、雩都、揭阳、阳都、平阳、南安七县。这是赣南设立地区一级政区的开始。此后,曾历称南康郡、南康国;隋时改虔州。南宋时,因虔州多“盗”,朝廷以“虔”为虎头,不祥,改虔州为赣州。从此,“赣州”这一雅称就与赣南这块土地和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这一地域历代政区的名称。

赣州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这里的18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以及其它几个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家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95%以上,亦即780人以上。这里既有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也有明末清初从粤东和闽西回迁的“新客家”。新老客家和谐相处在一起,用勤劳和智慧开发着这片山区地域,并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赣州客家文化”。

然而,在有赣州之前,先有赣县。赣县设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这一年,汉高祖刘邦派大将灌婴略定江南,始设赣县,立城以防南粤王赵陀。(见《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八“江南西道六·虔州”)赣县是客家地区最早设立的县,至今已有2205年了。为什么叫赣县?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引赣县旧《志》,其中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由郭璞《三海经注》中的“赣巨人”以名水,因水以名县。一种认为由南朝刘宋时人刘澄之之说,谓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合为赣字,因以名县。二说孰是孰非,姑且不论。然它们说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赣县县名的来历均与水有关。这里说的水就是赣水。

赣水,这一名称最早见之于《山海经》。该书卷十三“海内东经”云:“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入彭泽西也”。《山海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书。据学者们研究,它大约成书于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这一长时期中。由此可知,在秦汉以前,“赣水”这一名称可能早就存在过了。历史时期的地名、山川名称是常有变化的。西汉时,赣水曾称湖汉水;(见《汉书·地理志》)东汉复称赣水,延至宋代,元时始称赣江。

赣江,由源于赣州西部崇义县聂都山的章水,和源于赣州东面武夷山余脉石寮岽的贡水,在千年古城赣州的八境台下交汇而成。她,从赣南大地流出,交织着红土情怀,柔中见刚,冲破十八滩,蜿蜒740余公里,纵贯江西全省,北注鄱阳湖,汇入长江。她是江西的母亲河,也是客家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客家民系!

说到赣江,我们还必须说说“赣巨人”。因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人认为赣水(赣江)这一名称得因于《山海经》中提到的“赣巨人”。那么,“赣巨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山海经》中的描述。该书卷十八“海内经”曰:“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袁珂注:《海内南经》作长唇,是也;长臂当是长唇之讹),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袁珂注:当依古本作“见人则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袁珂注:《藏经》本“即”作“可”,于义为长)。”将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南方有赣巨人,长着人的脸,长嘴唇,黑黝黝的身子,浑身是毛,足后跟反转生,见人就笑,一笑嘴唇就上翘遮蔽了眼睛,人们因此才能趁机会逃走。”同书卷十“海内南经”亦有相似的描述:“枭阳国(江西在西汉初即设枭阳县,县治在今都昌县鄱阳湖区,公元421年废——作者)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其内容多是根据传说,加以夸张想象而成,故常被斥为恢怪不经,连司马迁也叹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多将它列入地理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认为是“古之巫书”。然而,现代学者经过大量研究认为,《山海经》包含着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化、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所以,上述关于赣巨人的描述,看似不人不鬼,但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却透露出赣南地域远古时期人类活动的信息。关于这一点,晋代学者郭璞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山海经注》里说:“《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山都,即是赣南地域远古居民的后裔,秦汉时称“赣巨人”,魏晋南北朝时称“山都”。(详见下文)郭璞并认为:“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现代学者蒋柄钊、万幼楠等经过详细考证,也认为,“赣巨人”是居住在赣南地域的我国古代的一种少数民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赣”字上来。赣巨人——赣水——赣县——赣州,这些各具人文内涵的名字,把赣南串成了一幅从古至今的历史画卷。在这幅历史画卷里,演绎着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幕幕场景;交织着客家文化丰韵秀美、神奇迷人的绰绰身影;展现出客家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熠熠光辉。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展示这幅历史画卷的帧帧组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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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5 23:47:24 | 显示全部楼层
客家赣州·历史篇·二、古越族与山都、木客

客家民系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北方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融合混化而形成的一个汉族支系。那么,在大量汉民进入赣南客家基本住地之前,这里的原住民或土著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江西南部,。这里,“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清同治《赣州府志》)东以武夷山脉为阻,西以罗霄山系为障,南凭巍峨的大庾岭和九连山,北临低矮的雩山,形成一个周高中低、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故在中国古代,不易为外界风气所影响。旧志说,“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说明这个地方的开发落后于中原及其它地区。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汉唐以前,这个地方就荒无人烟。事实上,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证明,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地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如,前文已提到的《山海经》中的“赣巨人”便是。此外,建国以来在这一地域也陆续出土了不少古文化的遗址或文物。如,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1983年定南县下历乡恩荣村大教场出土了石环、石镯、石镞、陶鼎腿等制品共10件,经省市文物部门鉴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商周文化遗址,仅定南县就发现了30多处;另外,在寻乌县文峰乡小布、于都县禾丰乡上湖塘、章贡区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赣县白鹭乡官村以及龙南、安远、兴国、大余、上犹等县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镞、石戈、石矛、石球、陶罐、陶片、陶纺轮、骨制品以及青铜礼器和剑、戈、矛、钺、削等青铜小兵器等,说明这一时期赣南的人类也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那么,先秦时期赣南居民的族属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期赣南的疆域沿革。

根据历史古籍的记载,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国东南部,包括今赣南地区,均属“扬州”。如《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周礼·职方》曰:“东南曰扬州;”《尔雅·释地》曰:“江南曰扬州”。这些古籍把全国分为九州,扬州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州。“扬州”一名的来源,据《晋书·地理志》的解释是:“州界多水,水波扬也”。这反映了我国东南部地区多水的特点,取名比较确切。但这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春秋战国时期,赣南先后属楚、吴、越,后又属楚。清同治《赣州府志·舆地志》云:“赣在春秋为百越之地。楚使吴起南平百粤,赣地属焉”。说明先秦时期,赣南的土著居民是百越族。

百越,又称百粤,是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古代民族的泛称,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苏南、皖南广大地区。百越族文化有显著特征:其一,断发纹身;其二,刺臂而盟;其三,多食水产;其四,架木而居;其五,擅长舟楫水战;其六,语言不同于华夏族,也不同于楚人。[1]战国时已有“百越”之称,《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称“百越”,言其族类繁多,如,有“瓯越”、“骆越“、“扬越”、“于越”、“南越”、“闽越”等等。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境内的主要居民便是百越族。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北到九江瑞昌,西到萍乡,东至贵溪,南到赣南,都发现了属于古越民族文化特征的遗址和遗物。[2]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印纹陶文化”就是百越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印纹陶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与百越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是大致相符的。1975年,在赣南于都县禾丰上湖塘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有多组印纹陶纹饰。同年,赣县白鹭乡官村发现的商周遗址,印纹陶以细方格、云雷、曲折纹为多,组合纹样较少。而1993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赣州地、市博物馆在对京九铁路沿线的赣州市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商周遗址进行发掘中,发现了颇具特色的印纹陶鱼篓罐,以方格纹、曲折纹为主体纹样的装饰风格与江西吴城文化第三期和广东石峡遗址中层文化接近。这些印纹陶文化的发现,也印证了赣南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百越族。

但是,和江南其它地方一样,赣南在先秦时期也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直是一支影响和控制江西地区的重要力量。大约在春秋中后期,楚人的势力就曾达到了江西的西北部和北部,而到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渐强,并往南发展,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许多地方。楚灭越时,曾逼使一部分于越人南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与此同时, 有相当一部分楚人随着征伐军队来到江西这一地区,建立他们的统治据点,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竞争和融合。楚人是一个在文化上较越族先进的民族,他们的入赣,必然给赣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如,楚人信巫,巫文化特别发达。《论语·子路》记孔子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乎!”南人即楚人。可见,孔子这位儒宗也关注和赞赏楚巫。巫跟后起的宗教有所不同,尽管两者都是有神论,但宗教力图使神左右人,而巫术力图使人左右神。宗教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分,巫术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合。南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均十分适合巫文化的生长。所以,赣南受巫文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和广泛的。直至明清时期,这种影响的遗风还比比皆在。如,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舆地志·风俗”云“赣俗信巫。婚则用以押嫁,葬则用以押丧,有巫师角术之患。”而清同治《南安府志》卷之二“疆域·土俗”讲到当时大余的情况则是:“乃犹波靡楚俗,崇信巫鬼,至明张东海守郡教之学医,革其锢习,迷惘于是乎始觉”。……

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中原华夏文化圈的势力也迅速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广大地区扩张。公元前221年,秦剪灭六国,完成统一。世世代代生活在长、珠、闽地区的古越族,其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并逐渐走向消亡。

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待百越各族,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其一是,强迫将越人从原住地向汉区迁徙。如,秦始皇统一于越后,“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障,而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汉武帝对东越和闽越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其二是,采取移民实边政策,即强行把中原人迁徙到百越地区去,与越人杂处。如,秦始皇进兵岭南时,除派出五十万军队外,又于“三十三年(—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3]又派尉赵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4]此外,秦汉王朝还在岭南越人区设置郡县,派出官吏进行管理。汉族统治者入主越人区,汉人便大量迁入。至王莽时,又徙“中国罪人”杂处其间。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汉文化在越人区得到传播。汉文化不仅代表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且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它对越人的汉化过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由于秦汉的全国统一,在封建集权制的统治下,百越族有的被汉族强迫同化,成为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则发展成为其他少数民族。因此,百越民族名称自汉以后在史书上便逐渐消失了。然而,作为“百越”的后裔仍有一部分继续繁衍下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他们则演变为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了。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常常提到赣南山区有“山都”、“木客”。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晋郭璞在《三海经注》中,就说到当时赣南一带,把秦汉时的“赣巨人”,叫作“山都”。

又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南北朝时雩都人邓德明《南康记》的记载说,雩都盘古山北五十里有石山,上有玉台,方广数十丈,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

宋李昉《太平御览》引《舆地志》的记载说,赣县上洛山(今属兴国)多木客,样子象人,说话的声音也象人,远远可以看见他,走近时他就躲起来了。能砍杉枋,聚居于高山峻岭之上。会与汉人交市,用木头换汉人的刀斧。交易的时候,你把东西放在枋下,然后躲开来。一会儿,木客就会来取东西,把枋卸下来给交易人,随便东西多少,特别信直而不欺诈。有人死了,他们也会哭泣殡葬,曾经有走山路的汉人碰到了他们的葬日,他们就拿出酒食来招待这个过路人。

又引南北朝时著名科学家祖冲之《述异记》说,南康和赣县均有山都,在深山树中作巢居住,隐身,难得看见他们。并记载了一个故事: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约二十围,树老中空,有山都巢。宋元嘉元年,县治民哀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巢还家。被山都看见了,对二人说,我处在荒野,碍你们什么事?大木材有的是,难道还不够用?树上有我的窝,而你们却故意把它砍倒了。今天我要报复,把你们的房子烧掉!果然,至深夜二更中,内外屋一时火起,整个房子被焚烧荡尽。

此外,有关资料还记载说,唐末时,木客尝就民间饮酒为诗:“酒尽君莫沽,壶顷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对此,宋大诗人苏东坡《八境图》诗之八亦云:“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可见,直到唐宋时期,赣南地域仍有山都木客活动的踪迹。

不仅赣南有山都木客,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山都木客还广泛分布于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浙江、湖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尤以闽粤赣交界地区最为活跃。其生活特点是:居深山密林间,有树居也有室居的,少与他人接触,即所谓隐形。其身体特征,有的记载身材高大,有的说个子矮小,肤色黝黑。能劳动,会制木器;有语言和婚丧习俗。使用乐器,善歌舞以及喜吃虾蟹等。可见,山都木客明显是人,而不是神鬼怪物!

学者们根据历史文献往往山都木客并称,且所记山都、木客的居住特点、身体特征、经济生活均相同等信息,认为山都木客是同一个民族概念。虽然有的书上只言山都,有的只称木客,有的山都木客并称,但从未见过有倒称“木客山都”的。所以,山都木客是全称,其它为简称,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

那么,山都木客为何族属呢?

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山都木客的来源同古代越族有关。因为,其一,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就明确记载了木客是越国的伐木工人,长期被调往外地伐木,终不得归,而被称为木客。其二,从山都木客的分布地域看,主要在南方诸省,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百越分布的范围。其三,从文化特征看,山都木客与古越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山都木客是古越族的后裔,是一个现已消亡了的古代民族。从其活动的历史看,唐宋时代记载较多,明代只有广西有木客记载,其它地区已不见了,这可能已被同化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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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赣州·历史篇·三、唐以前入居赣南的北方汉民

三、唐以前入居赣南的北方汉民
(一)秦汉时期汉民的踪迹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为止的400余年中,经历了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公元25—220年)三个朝代和一个短命的王莽政权(公元8—24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代,也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融合的重要时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从秦代起,就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如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征岭南百越,其中一路就经赣南而进驻今梅岭“守南埜之界。”(《淮南子·人间训》)这批戍卒有无留居赣南并传下后裔,已无从稽考。西汉初,赣南已设南埜、赣县、雩都三县,三国时又新增揭阳、阳都、平阳、南安四县,共计七县。按理,“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当时赣南地已设七县,表明有相当的人口数量,其中除了当地土著(古越族)外,自然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但是,今天赣南已经找不到三国以前入居的老姓氏。我们只能从考古资料和地方志的传说资料中寻觅秦汉时期汉民的踪迹。

如,考古资料方面:1982年赣州地区文博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大余池江长江村寨上发现许多汉代南埜古城遗物。1996年,又在城址旁边发现了一只变形的汉代青釉釜,首次发现赣南汉代窑址弃物。赣南的西汉墓没有完整的出土资料,仅1982年南康县蓉江镇杉树岭西汉土坑墓出土了一批硬陶青釉四方壶等。东汉墓葬则在赣南发现较多。比较重要的有:1980年在赣州市蟠龙镇武陵狮子山清理发掘的东汉初墓葬,其墓画像砖上印有:二骑二从的官吏武士出行图及一官吏盘腿端坐,侍女跪地执扇,旁立武士,一人匍匐朝拜的二幅图案,反映了墓主人的生前地位。据考,墓主人当是食三百石的赣县县官。1995年赣州地区博物馆在定南蕉坑清理发掘一座东汉墓,墓曾被盗,仅得一枚陶纺轮,但墓画像砖上印的虬须人面图案,却十分精彩。1996年在南康三益荒塘清理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其精美程度当为赣南之冠;据考,墓主人为当地贵族。

传说资料方面,如,明宋濂《江东庙记》记载了赣地一个名叫石固的人,生于秦代,死了以后,能发祥为神。于是百姓立庙祭祀他。庙叫圣济庙(现赣州城区江东庙),初兴于赣地,后流布于四方,所在郡多有之。清光緖《赣州府志》“人物志·仙释”记载了一个名叫刘瑶英的人,生于秦朝末年。跟随父亲刘华避乱至石城琉璃山,因吞食异果,容貌顿改。于是独自一人栖居于县城西二十里的山上,常跨一白鹤往来,后竟成仙而去。因此,名其山为‘仙姑岭’。清光緖《宁都直隶州志》“山川志”则记载了一个关于宁都金精山的故事。故事说,汉时里人张芒有个女儿叫丽英,十五岁入山得道,长沙王吴芮听说后要娶她为妻。丽英不同意,于是升到高处骗吴芮说:山中有石室,中间有洞能通天,如果你能把它凿开,我们就能相见。于是,吴芮大举发兵攻凿。终于把洞凿通了,只见一女子乘紫云在半空中说:“我是金星之精,下到凡间治理此山。”说完飘然而去。山因此而名金精山。

以上几则虽系传说故事,却也传递出秦汉时期赣南地域汉人居住的有关信息,弥足珍视。

(二)“永嘉之乱”与赣南最古老的汉族姓氏

继秦汉四百多年的大统一局面后,历史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繁、分裂割据的动荡的时代。为避战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人民南迁的高潮。这次中原移民南迁持续的时间长,人数多,影响也十分深远。

西晋后期,统治集团己极度腐朽,贪污、奢侈、荒淫、抢夺、残杀等,一时司空见惯。司马氏集团横行险诈,贾后专权,政治十分黑暗。晋武帝死后,宫廷内大乱,后又扩大为诸王之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以后,匈奴贵族刘氏趁虚侵入中原,公元311年,攻占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此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大乱,南方则是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再后来是南北朝对峙,使中国北方陷入300年的战乱和分裂,给黄河流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乱中,出现“人相食,死者大半”的惨状。卖人为奴婢、奔逃流徙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为了逃避战祸,中原人民纷纷携家往南迁徙。这些“流人”,除了平民百姓外,还有不少世家望族:“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这些“衣冠望族”,来自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是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其中有一些是两晋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在战祸中,不仅无法维持名门世家的地位,而且随时有杀身之祸,因而不得已举家南迁,落籍江南乃至岭南。

据对客家姓氏谱籍资料的调查,发现目前赣南最古老的姓氏就是从晋代开始入居的。如:

宁都赖氏,据桴源忠诚公墓碑及《松阳赖氏重修族谱》载:西晋“永嘉之乱”,赖功行之子赖忠诚从浙江处州迁高山丛林的肖田桴源,是宁都有文字可查的最早南迁中原汉民。其玄孙光公由桴源官任浙江松阳,遇公为江东太守,赖姓始改松阳郡。硕公字仲方,官任太常少卿,于东晋末又避乱辞官归隐桴源。南朝元嘉初因遭水患,仲方漂流至雪竹坪(今梅江镇)定居。这是宁都县城最早的开基姓氏。

石城郑氏,据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载:“晋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吴,(郑氏)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至“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年),兄弟迁南康郡揭阳县石逯速(今石城小松镇脑)……后移居南桥岭。”这是石城现存最古老的姓氏。

又据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卷2《氏族》“钟氏”条载:“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颍州,生三子:长曰善,次曰圣,三曰贤。元熙二年(公元420年),避寇南迁,……贤则徙居江西赣州。”钟氏在赣州居住了一个时期,后移居宁化石壁,成为钟氏入闽始祖。

(三)唐以前入迁汉民综述

整个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政治动荡,不断有北方汉民流入赣南。如:钟氏,其先人本为中原世家大族,因避“五胡之乱”而南迁,侨居金陵(今南京)。南朝时,因“候景之乱”,钟氏再度南迁,其中一支转辗来到虔州(赣州)孝义坊(今孝义巷),后又迁居兴国篮田里。

又如:南康蓉江镇东门村秋千坪袁氏、岭背奚氏都是隋末从河南迁入的。(新编《南康县志》)宁都管氏,始祖石码公于唐前期从浙江龙泉县徙肖田带源开基;卢氏,宗泰公于唐开元癸丑年(公元713年)从湖南桃源县徙居怀德乡清音里韶坊(即洛口麻田);蒙氏,富一公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从东蒙山(在山东)徙虔化县,其云公于唐大和年间(823-835)移居赖村蒙坊;宁氏,显凝公于唐开元年间(713—741)从建宁县宁家源徙小布梨树排。廖氏,唐贞观年间由山西迁浙江,再迁今宁都县城西门鹅鸭塘;丘氏,唐开元年间由河南洛阳迁今宁都洛口乡灵村定居。石城温氏,唐开元年间温誗为虔化令,有惠政,百姓戴之,遂家于万田;居六世,少四郎于唐开成元年(839年)徙石城丰义。朱氏,世居河南亳州,三十九世牧于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迁虔州郁孤台下,后因寇乱避于石城之耸冈。此外,因为石城位于赣闽两省交界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与福建长汀、宁化两县隔山而居,自古以来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要通道,素有“闽粤通衢”之称,所以,不少姓氏曾在石城驻足或繁衍数代,再外迁的。如:黄、刘、张、李、邓、许、吴、曾、王、何、谢、周、杨、朱、白、邹、傅、巫、范、程、钟、余、连、黎、彭、宋、蔡等姓氏都曾于唐代迁入石城,后外迁,复于宋明时期迁入石城的。

在文物考古方面,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也逐渐增多。如,1980年在兴国永丰马良发现一座东晋墓,出土的花纹砖上印有“平固令”、“寿六十岁功臣平固令”、“府君”等铭文。根据《兴国县志》“晋武帝太康元年置平固县”的记载,考知该墓主人即为东晋平固县的县令。南朝墓葬,在赣州市河东片的章贡区、赣县、于都、兴国、宁都、会昌,以及河西片的大余、上犹、信丰等县均有发现,且以纪年墓较多。如:赣县白鹭官村的齐建武四年(497年)方氏墓、储潭乡罗溪村宋景平年(423—424年)胡氏墓、上高村宋元嘉七年(430年)胡氏墓;于都石上乡池布村大同七年(541年)梁朝墓;兴国大明六年(462年)南朝宋墓、永明二年(484年)南朝齐墓、天监十六年(517年)南朝梁墓等等。

这一时期,官方文献也开始有了关于赣南方面人口资料的单列记载,其中最早的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统计。当时赣南已设立南康郡,治所在雩都。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太康三年,南康郡在籍户口1,400户,人口失考。时南康郡下辖赣、雩都、平固、南康、揭阳五县,每县平均户数为280户。而当时全国每县平均户数为2,037.68户,南康郡所在的扬州每县平均户数1,794.22户,相邻的庐陵郡每县平均户数则为1,220户,均大大超过南康郡的每县平均户数,可见当时赣南人口尚少!到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南康郡有户数4,493户,口数34,684口。时南康郡下辖7县,每县平均户数为641.86户,比全国每县平均户数743.42户尚差一百来户。而到隋大业五年(609年),南康郡户数已上升为11,168户,较两晋和南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赣南开始有了被载于史籍的文化名人。如,邓德明,南朝刘宋时期南康郡(今赣州)人。他自幼刻苦求学,曾于宋文帝元嘉末(约445年)不远千里,投师于当时的著名学者、豫章(今南昌)人雷次宗名下,从此学业大进,以广闻博识、贯通古今见称。他以毕生精力写成《南康记》一书,以《尚书·禹贡》为据,参考后世有关山经水志方面的著作,兼用考据、叙述、描写、议论等方法,综合介绍了家乡南康(今赣州)的山川胜迹、自然景物、社会风俗,以至奇闻佚事。这是一部赣南最早的山水人文志。明代天启年间郡人谢诏主编的《赣州府志》盛赞此书为“此邦文献之冠”,称邓德明为赣州全境第一个学者,把他列于《赣州府志·文苑》之首。

然而,综合以上诸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就整体来说,两晋南朝直至唐以前,迁入赣南的北方汉民是零散的,且“人数无多”对于“地大山深”的赣南来说,唐以前的人口是稀少的,其开发是很不够的。无怪乎清顺治年间为《赣州府志》(谢志)作序的分守岭北道道台大人汤斌在着意描绘了赣南的形胜“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以后,不无伤感,叹曰:“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其言其叹未免偏颇,却也道出了唐以前赣南的荒凉程度。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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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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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5 23:4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客家赣州·历史篇·四、唐、宋、元、明……(四)

史载,宋代的赣南“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如南安府学,创建于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赣州府学,创建于宋代前期。9所县学,其中8所创建于北宋前期的太宗——仁宗时期,1所创建于北宋后期的哲宗时期。除府县学外,建于北宋的书院赣南有3处,它们分别是石城的琴江书院,大余的道源书院和赣州的濂溪书院。仁宗时,理学始祖周敦颐曾在赣南做地方官,先后讲学于南安的道源书院和虔州的玉虚观,当时的兴国县令程珦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去做学生,这就是程颢和程颐,他们后来都成了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据此,封建时代就有人认为“伊洛文献之传,渊源实肇始于此。”苏东坡曾称誉“南安之学甲江西。”而据《汀州府志》的记载,闽西地区在北宋前期也就有了官学,如汀州府学创建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宁化县学则创始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
由于崇文重教,使赣南、闽西两地科举名额大量增加。仅以进士为例,宋代以前赣南中进士者仅3人,汀州仅1人。而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汀州共有进士168人,两地共计402人,比此前的4人增加了近100倍。梅州经济、文教则起步较晚,两宋仅有进士10名,说明客家势力还没有大面积地占领这一地区。

除科举名额大增以外,北宋时期客家地区还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的著名人物,其中尤以赣南为多。如政治人物有石城的陈恕、陈执中父子;他们先后于太宗朝和真宗朝出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班列执宰,政绩斐然。学者有北宋赣南名门“四曾”的开创人物赣县人曾准(著名爱国诗人曾几之父),宋代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十分赏识他,把他视为知己,并亲自为他作传序,云:“虔州曾子忠,实开儒术之先,厥后,曾氏一门皆文学之选”;有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不为空言”,为著名理学家程颐赏识的兴国人李潜。文学家有为苏东坡推崇,两人成为至交挚友的上犹人阳孝本;有曾任国子祭酒(中央教育机构总管),被《宋史》誉为“天下高其名”的兴国人李朴。还有文学家兼政治家的赣南第一个状元,宁都人郑獬,他曾知开封府,后入集贤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注,起草诏诰,对朝政多有进谏;且善诗文,《宋史》称其“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

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氛围,使得本来没有多少人问津的赣闽山区,在北宋时成为“文人栖身,学者盘桓,谪官流寓,名人荟萃”的热闹地方。如“合肥包拯,字希仁。过虔,师事邑人陈晦之于崆峒山中。”“眉山苏洵,字明允。尝南游至虔,与赣人钟棐友善。……其后洵子轼、辙过虔,必造访棐;又与棐子志仁、志行、志远游,敦通家之好。”其中苏轼两次过虔,寓居虔州水南,一次留月余,一次留40余日,与州人阳孝本、孙志举游,又与季倅赓等和郁孤台诗,可谓留连忘返。稍后,宋代名宦、学者刘安世、张九成、刘黻、江公望等贬官后,都曾经在赣南谪居,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如风水术和风水观念。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赣南的。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他的主要弟子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于都县人。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两宋时期,赣南风水术大盛,名流辈出,如廖瑀、谢世南、赖文俊、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便是。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甚至闻达于朝廷,奉诏为朝廷看风水。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向福建传播,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随后,风水术进一步往粤东粤北等地传播。至明清时期,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并随着客家人的飘洋过海而根植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客家人心灵之中。

再如客家山歌。她也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闽山区而产生的。她萌芽于唐末五代,至宋代,因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而趋于成熟,并广为流传。她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向赣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此时,古虔州城作为客家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初步确立起来。有宋一代,是赣州城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航运发达,商贸繁荣,其税收量是当时江西十三个州军里面最多的一个。在手工业方面,东郊的七里镇瓷窑,生产规模宏大,产量极高,其产品还远销到了日本和南朝鲜等地。宋代赣州的造船业在全国也独占鳌头,最高年产量达650艘之多,日均几乎达到2艘。在城市建设方面,宋代的赣州城修建了高大的砖城(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全长6900米,现存3600多米),开辟了六条大街,章贡两江架设了三座浮桥(现仍存一座),城内八境台、郁孤台、拜将台等名胜古迹交相辉映,寺院内佛塔耸立,通天岩摩崖佛像栩栩如生。宋代的赣州,史称为中国三十大州之一。

时至今日,赣州城依旧保持着宋代城市格局的历史风貌,它是我国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宋城。由于赣州城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宋代文物古迹,其中还不乏有全国宋代文物中的精品与孤品,因而被专家学者称誉为“宋城博物馆”。一九九四年一月,国务院将赣州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宋代赣州城的繁荣,离不开客家先民的辛勤劳动与艰苦奋斗;也是客家民系孕育成长和客家经济文化初步兴盛的标志。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中后期至五代)入迁赣闽边区的客家先民,经过北宋一百余年的和平发展,繁衍数代,人口壮大,且与当地土著发生初步融合,并生长出若干客家文化事象;同时,初步形成了客家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表明: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正在酝酿和发育成长起来。因此,说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摇篮的地位,而不应仅视作客家先民的“中转站”或“途经小驻之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形成期

成长中的事物可塑性是很强的,其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客家民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许多新鲜血液,纳入许多新的因素,以不断壮大自己。

正当宋代客家民系在赣闽边区酝酿形成之际,北方由于受辽、夏、金政权的侵扰,仍是不得安宁,于是又有不少姓氏相继入迁赣闽边区。如赣南宁都,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肖、杨、郭、邓、陈、姜、池、周、毛、艾、袁等十一姓;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包、康、符、鄢、叶、万、张、赵等八姓。石城两宋入迁的姓氏共计七十五姓,其中半数以上外迁,至今邑境还留下后裔的有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王、蓝、蔡、龚、魏、何、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张等三十一姓。从人口史的资料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赣闽边区入迁人口之众。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卷四》一书中作过一项统计,其结果指出:“高宗绍兴年间赣州户近12.1万,孝宗淳熙年间为29.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5.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几十倍”;“汀州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户数为174,517户,较元丰年间增加9.3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9.1‰。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这么多人口的新迁入,自然要对还在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发生重大影响,这也加速着客家民系的成长进程。

影响客家民系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畲族已广泛分布于赣闽粤三角区,且与汉族形成杂居错处的格局。畲汉人民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互相认同,并共同参加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从而大大加速了汉畲人民的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文天祥率领汉畲人民联合进行抗元斗争,以及广东畲民首领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张世杰参加抗元斗争,更是汉畲交融史上的佳话。当然,这种汉畲融合的过程一直到明清时期才最后完成。

随着赣闽粤三角区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的壮大,以及汉族与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加深,至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长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目前,多数语言学者主张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诚如谢重光先生在《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一文中所言:“语言学者中关于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客家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引张卫东语)。”因此,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赣南、闽西和粤东在客家民系的形成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3、发展壮大期

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迫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和粤东北迁徙,由此引起客家文化中心的南移。至明代,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超过赣南闽西。而赣南、闽西却相对地走了下坡路。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由于内部人口膨胀需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及受满州人南下之影响,又以梅州和闽西南为策源地,四出向外播迁。此时,因为广东和福建的大部分均已为广府系和闽南系汉人所占据,他们无法插足,只好避居沿海地区甚至渡海至台湾、南洋,还有一部分被挤向西南地区。而当闽粤客家在四面受阻,陷入困境之时,赣南,这块曾经是客家人第一故乡的地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时正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于是,具有强烈寻根意识的客家人又扶老携幼,大批回迁入赣,并在赣南这块故土上迅速地繁衍发展,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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