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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席永君
中国瘟疫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3600多年前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疾年”（指多疾之年）的记录，卜辞中的“疾役（疫）”也就是“瘟疫”。如下面两例卜辞——
甲子卜，殼贞：“疾役（疫），不征（延）？”贞：“疾役（疫），其征（延）？”
甲戌卜，殼贞：“王不役（疫）？在……”
第一例卜辞是卜问：“疾役（疫）”是“不征（延）”，还是“征（延）”？亦即“瘟疫是否会蔓延”？一正一反两次占问。
第二例卜辞是卜问：“商王武丁是否会染上瘟疫”？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瘟疫的记载，而且是商王卜问是否会染上瘟疫。据考证，“疫”的原始字义与“役”有关。张纲在《中医百病名源考》中指出：上古之人，服国家之役，乃饥寒辛苦之最者，故疫之为病，最有可能在百姓服役时所出现。古人也认为疫病是由鬼怪所带来的，故而有“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之说。
有文字记载的流行性传染病最早发生在东周。据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公羊传·庄公卷八》记载：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齐国发生大灾。“大灾者何？大疫也。”就是全国性流行的传染病。此后，关于疫病的记载不断增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都有部分疫情记载。
据邓云特（即邓拓）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周代至清代共发生疫灾238次，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发生于金代开兴元年（1232年）的“汴京大疫”，短短的50天时间内，“诸门出死者90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另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力主中西医结合抗疫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介绍：“在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上，大大小小发生过500多次瘟疫，记载比较明确的、有规模的就有300多次。”无论是邓云特梳理的数据，还是张伯礼提供的数据，都是惊人的。因为，每一次疫情的背后都是民众的苦难。
纵观中国历史，传染病曾无数次肆虐中华大地，侵袭我们的先民，夺走许多无辜民众的生命。可以说，传染病是古人面对的最主要的死亡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史，就是瘟疫频发的历史，同时也是勤劳智慧的华夏儿女不断同疫病抗争，并最终一次又一次战胜疫病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考诸历史，以现代医学分科的眼光看，中医对传染病的用心就占了全部中医临床症医学一半以上的原因。而有关中国内陆大省四川疫情的记录，最早见于晋代。
据四川省档案馆文献资料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旌（德）阳大疫，死者十七八。”晋代以后，各种疫病流行情况在四川省各地方志中均有或简略或详细的记载。从晋代至民国的1600多年中，省内各地方志所记载的疫情不下千次。其中，流行范围连及几省的疫情有：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秋七月雍、梁州疫”；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泸、濛、巴、普、柳五州疫”；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自剑南至浙西大疫。”波及全省的疫情有：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等。
清代年间的瘟疫
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但并不意味着这令世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就没有自然灾害。纵观四川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素来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水、旱、风、雹等多种气象灾害，又有地震、山崩、泥石流等地质地貌灾害，还有蝗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仅以清代为例，四川境内就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次瘟疫。
清嘉庆五年（1800年），平武县境内山洪暴发，洪灾过后，随即瘟疫流行，死者甚重。
咸丰二年（1852年），奉节平安乡一带伤寒流行，疫期长达两三个月，患者1万余人，死者2000多人。
同治七年（1868年），铜梁县“瘟疫四起，吐泻交作，二三时立毙，城市乡镇，棺木为之一空。”同年（1868年）六月，德阳县麻脚瘟流行，邑中死亡二三千人。始至成都，达于近境，传染几遍。同治九年（1870年），巫溪通城乡一带麻脚瘟流行，患者3200多人，死亡600余人，甚至有一户人家十几口人全部病倒。
清代是传染病的高发期，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四川各地更是在短时间内比较集中地爆发了多次瘟疫。作为一种传染病，麻脚痧一直困扰着光绪年间的四川人民。麻脚痧之名，见于吴师机《理瀹骈文》一书（1864年）。吴氏认为：“麻脚痧，即吊脚痧。吐泻，厥逆，转筋，冷汗，脉微，顷刻人瘦目陷，危症也。治法与霍乱不同。”并进一步对麻脚痧与古籍中介绍的“霍乱”作比较。在清代温病学家王士雄所著的《随息居霍乱论》等书中，麻脚痧，又称麻脚瘟、脚麻痧。后世学者认为，麻脚痧，即霍乱（又称“虎力拉”）的俗称。
光绪十三年（1887年），简阳“三星瘟疫流行，患麻脚死者甚多”；光绪十六年（1890年），境内遍染麻脚瘟，三四十分钟即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境内流行麻脚瘟，又流行痢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流行麻脚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流行麻脚瘟，又流行痢疾、霍乱、伤寒。真是祸不单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伤寒流行。宣统二年（1910年），麻脚瘟流行。二十余年间，简阳境内的瘟疫可谓一波又一波，民众苦不堪言。
光绪十八年（1892年），似乎是一个多事之年。这年夏天，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流行麻脚瘟，患者众多，造成了严重的死亡。夏秋之交，淫雨成灾，灾后疫情随即爆发。流行地区波及：彭山、蓬溪、广元、安岳、内江、简阳、犍为、眉山、井研、什邡、温江、双流、成都、华阳、大邑、邛崃、蒲江等二十余个县市。各地疫情来势凶猛，患者或吐或泄，肉如刀割，随即不省人事，缓者一昼夜，急者三四时即毙。以至患者救医服药都有些来不及。成都每日出丧五六百具。邛崃、大邑等地更是死亡惨重，路断行人。遂宁等地死者棺木无着，便用稻草、篾席草草地裹尸埋葬。疫情期间，成都派官坐守城门，以便统计每日出丧具数。场景悲凉。
据《简阳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大疫，患者手足皆麻，顷刻即毙，名曰麻脚瘟。据《广汉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汉州霍乱大流行，仅州城就死亡一千人以上。据《大邑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一部分地方霍乱流行，人心恐慌，路人多书写姓名住址佩带身止，一旦猝死，便于查找家属。一些人疑为瘟神作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夏初，开县境内痢疾流行，波及全县大部分地区，发病率占全县人口的50%，死亡率高达30%。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平武县洪灾导致伤寒、麻疹流行，龙安城郊病死百余人。
据新编《射洪县志》记载：自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至清末，境内发生大的疫病18次。每当时疫流行，祸及城乡，“人口死亡十之三”，哀鸿遍野。清末，县内间有中医土法种痘。
据《邛崃县志》记载：霍乱猖獗。霍乱又称“虎力拉”，俗称麻脚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即在邛崃发生，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44年中，各乡镇典型流行达22起。
针对川西坝子一带流行传染病“麻脚瘟”（霍乱），其死亡者甚多，可谓“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的惨状，温江地方名医李风廷（1850－1925），总结当时治疗“麻脚瘟”的经验方，写了一首七言歌诀：
麻脚瘟发戊辰年，王辰亦有此瘟传。
手足麻木及吐泻，四脚如冰不能言。
经验有方能救得，姜黄皂蝉与僵蚕，
雄黄朱砂及陈艾，共末开水送下咽。
服之顷刻吐泻止，能言尚可挽回焉。
李风廷世居温江踏水双水碾（清油村境内）。自幼习医，擅长内科，医术高明，闻名远近。因排行第三，时人尊称他为“李三太医”。故此歌诀，又叫《李三太医歌诀》，对“麻脚瘟”的发生、症状、治疗均作了简洁的说明，为后人治疗“麻脚瘟”提供了一份较为有效的处方。
民国时期的瘟疫
民国时期的四川，战祸匪患连绵，自然灾害尤为频繁，加上特有的自然因素和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多种传染病爆发并泛滥成灾，给四川人民的生活、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给民众的心理留下了难以抚慰的伤痛和恐慌。
民国八年（1919年）8-9月，剑阁霍乱流行，城关、武连、开封、汉阳等地患者达1.7万余人，占发病地区总人数的19.3%，死亡13800人。
据新编《射洪县志》记载：民国年间，预防接种仍仅限于西法种痘、预防天花，且为数极少，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普遍流行。民国十年（1921年）至1949年的29年中发生流行霍乱、疟疾、伤寒、痢疾、回归热等达61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始将初建的太和镇卫生分院改为县卫生院巡回医疗防疫队，从事防止传染病的工作，但人员少、素质低、收效微，传染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1950年普查统计，全县疟疾患者有41536人，痢疾患者有1110人，钩虫病感染者有51万人之多，其中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患者达两万多人。建国后，专门建立了卫生防疫机构，对麻疹、百日咳、流感、流脑、痢疾、肝炎等传染快、流行广、来势猛的传染病采取了可行的防治措施。1958年，消灭了霍乱、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染病。
民国时期，县境内的传染病主要有霍乱、副霍乱、天花、伤寒，其他各种传染病亦有发生。当时，日常卫生工作政府不过问，在疫病流行年代，县救济院每年送诊施药不过百服。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彰两县县政府分别成立夏令卫生运动会。此年秋，江、彰两县伤寒、副伤寒流行，永平、东兴、彰明等乡镇死人甚多，一些村落田园荒芜，稻谷缺劳收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大埝、东兴、治城一带霍乱流行，民众关门闭户，路断人稀，市荒米贵。该年，国民党江、彰两县县党部以开展新生活为由，在城镇宣传讲卫生，提倡种牛痘，对农村疫病却视若不闻。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霍乱沿川陕路流行，延及江油、彰明等县。中坝城五门同时出丧，大河坝病死荒冢累累。河口乡一带疫病流行长达一月。永平乡徐天生全家七口死绝。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雁门山区天花流行，六合乡有一半农户染病，有的全家大人小孩未能幸免，轻者麻脸，重者死亡。
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2-1933年），是剑阁伤寒流行的高峰期，疫情分布极广，沿川陕公路之城关、汉阳、武连、开封、金仙、白龙、江口等，占全县面积十分之七，先后患者3万余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广元县瘟疫异常流行，回鼻屯居民不过1100户，而染时疫者竟有八九百户之多，每日染瘟疫而死者，以全县大概约略计算，平均为60余人。
临邛镇为邛崃县城所在地。据新编《临邛镇志》记载：民国时期，城厢及周边地区常见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有：流行性感冒、麻疹、天花、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传染性肝炎、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腥红热、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民国三十年（1941年），县卫生院公共卫生稽查，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却无甚效果。城厢及周边五乡时有疫病流行。
民国七年（1918年），霍乱病流行，仅城南外便死亡30余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城东外疟疾大肆流行，患病者达1000余人，占该地域人口的20%以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至8月，城区霍乱病蔓延，死亡者众，棺材店的棺木被抢购一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城东外霍乱大流行，500余人患病，占疫区人口的10%，死亡400余人，其中，驻该区的24军队伍死亡200来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白鹤一带流行霍乱。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文庙街、飞龙巷、天庆街一带患霍乱者众，死亡40余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城东外疟疾大流行，患病者上千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城东外麻疹大流行，不少病者转成肺炎死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秋间，霍乱流行，大同街有的一家连死3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拱辰和西河一带疟疾流行，拱辰有50%的青壮年患上此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城东外流行霍乱，死亡100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拱辰、西和及城东外流行霍乱，不少人死亡。其中，城东外发病150多人，死亡100余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至10月，城厢一地再次流行霍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城厢镇龚巷子一带流行霍乱，几天内死亡20余人。
据《广汉县志》记载：民国二年（1912年），天花大流行，患天花病的儿童十有九死。民国九年（1920年），霍乱大流行，全县死亡不下万人，仅三星乡就死去1000人左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和三十一年（1942年），两次麻疹大流行，仅城关就死亡700多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霍乱大流行，当时县卫生院院长报告：“以5000人作计，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23万的2.2%，惨重的疫情，导致民心震骇，社会惶恐不安”。至于流脑、痢疾、伤寒、疟疾、白喉以及疥疮、头癣等也一再发生，甚至大片流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开始，每年夏秋，县卫生院派防护员于县城和城郊的机关、学校种牛痘，注射伤寒、霍乱菌苗，每年接种预防2000―3000人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高骈、三水、连山设卫生所，给场上的机关、学校种痘和注射伤寒、霍乱等菌苗，每年预防人次，多则几百，少者百余。乡村则无人过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万县四乡一带及郫县流行天花；6月，顺庆痘症流行；7月，隆昌时疫大作，大足、泸州、重庆三县同受其患；7月，自流井霍乱流行，劳力过客死者尤多；7月，内江虎疫死人多，城内棺木售空代以简单火板；8月，万源虎疫发生，贫民救济院馆每日应接不暇；8月，石桥虎疫流行，每日死亡激增；8月，虎疫仍未稍减，御河旁街日昨又死十余人；虎疫，蔓延广汉；8月，虎疫盛行声中，成都市死亡人数激增；9月，时疫仍在继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霍乱在大邑县部分乡镇大流行。民国时期，该县境内麻疹普遍发生。
民国时期频繁的疫灾，给四川人民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的大量染疫与死亡。民国九年（1920年），省内疫疡流行，摧者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被火化。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省因荒旱死亡的116万人中，就有30万人死于瘟疫。由此可见，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给四川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深重的苦难。
种种防疫对策
与现代人的饮食和医疗条件相比，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自然差了许多，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尽管古代的生产力相对低下，但对传染病的认识却超乎想象，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了隔离措施。而且，通过科举出仕的地方官员大多人文素养较高，相信科学，积极推行卫生改革。如明景泰五年（1454年），四川境内爆发瘟疫，一时难以控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并未听之任之，而是力排众议，相信科学，表现相当硬核，遂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由此可见，“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自古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面对肆虐的瘟疫，历代四川民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同时期，四川民众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所不同，民国以前，主要应对措施既有盲目的迷信活动，也有传统的中药疗法、民间偏方等。
总的来说，民国以前，政府对传染病制度性的救治措施几乎为零，每当疫灾来临，虽然地方官府也曾有刊刻医书、炼制药丸、设局延医的举措，但基本上属于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主导力量是地方官绅和民间力量。这种以社会力量为主的防疫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缺失和疏漏，但由于社会力量在活动上具有随意性、计划上又缺乏前瞻性，所以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
民国时期，四川自然灾害频仍，几乎岁岁成灾。受此自然灾害的影响，作为次生灾害的多种传染病趁势蔓延开来，泛滥成疫。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灾，四川各级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建立了类似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之类的时疫医院，认真调查传染病源，组建医疗防疫机构，及时施诊施药，引进疫苗及时接种，实行疫情报告制度等。各士绅阶层、慈善家、社会团体积极捐资劝募，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的破坏力度。民国时期的四川，在对传染病防治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一直是主要行为主体，他们是传染病防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传染病的防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四川已经有了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的针苗药物，注射疫苗也是疫情严重时四川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抗战之前，四川境内由于饱受战争和频繁自然灾害的影响，医药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无法满足众多患者的用药需求，多次购买疫苗对民众进行免费注射，从而达利防疫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四川新生活运动会对民众卫生习惯的改造。1934年，以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改良生活习俗为主要宗旨的新生活运动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其中四川新生活运动会成绩最为突出。四川新生活运动会成立于1934年3月，至1936年11月，全川已有130余个市县成立新运会。在疫病流行期间，四川新运会积极开展夏令卫生运动，包括种痘、灭蝇、灭蚊、灭鼠、灭蚤虱、逐狗、整顿厕所饮食之清洁等七项卫生内容。
当时，四川境内广泛设立种痘所，仅在成都就设立了协和医院、保康医院、中山公园本会等多处。在新运会的宣传推动下，四川省种痘普及率显著提高，接种人数空前增多。仅1936年4月6日-20日两周时间，成都市种痘人数就高达11363人次。其中，存仁医院2515人，保康医院1354人，圣修医院843人，协和医院867人，民生医院1252人，中山公园本会4532人。
此外，新生活运动会为提高民众的卫生防疫意识，还通过卫生展览、传单、标语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如1936年的一些印有“鼠为传疫之媒、欲求家庭卫生必先灭鼠、欲求个人清洁必先杀鼠、一家无鼠十家安宁、百家无鼠千家却病、灭尽鼠类、要灭鼠每家必须养猫、要灭鼠每家必须备杀鼠器”等宣传语的灭鼠传单。此外，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还多次展开灭蚊蝇、扫除公厕、整理饮食店等活动，为疫病的防治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川省各地方新运会也纷纷进行清洁卫生运动。1935年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提倡灭蝇杀鼠运动，指出“蝇、鼠传染速度最烈。本市地狭人稠，鼠之番孽易，重以天候日渐亢阳，蝇之生产必速，若不及早防范，塞此病源，比至时疫流行，补救将已无及”，并拟定杀鼠灭蝇的主要办法。
在疫病流行期间，罗江新生活运动会印送灭蝇宣传册，并高价收买死蝇死老鼠。1934年，成都、重庆、大足等市县，由警察局、银行、医院、红十字会、民政、警备等部门组成“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在城区机关、学校、居民中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因此，1934年后，四川的瘟疫传播大大减少，大规模瘟疫绝迹，新生活运动可谓颇见成效。
参考文献
《大邑县志》四川省大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广汉县志》四川省广汉市《广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邛崃县志》四川省邛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射洪县志》四川省射洪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二版
《江油县志》江油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
《临邛镇志》杨宏声/总编，2004年11月版
《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1912―1937年）》唐朝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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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发表于 2022-2-27 1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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