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两地的王爷崇拜
朱天顺
摘自《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03期
(一)
在台湾民间宗教中,王爷(瘟神)信仰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据1918年12月底的调查,供奉王爷为主神的寺庙有453座,占各种寺庙数的前二位,首位是土地公庙,有669座;而据1934年底的统计,王爷庙增加到550座,到1960年又进一步上升为730座,成为全台各种寺庙中,数量最多的庙。
据1960年的调查,在730座王爷庙中,台中县有55座,彰化县有54座,云林县54座,嘉义县89座,台南县、市181座,高雄县、市91座,屏东县52座,澎湖县53座,在当时台湾的21个县市中,中南部这10个县市的王爷庙共达629座,约占总庙数的86%。除王爷庙之外,其他寺庙同祀王爷者也不少。如被收入《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的120座保生大帝庙中,同祀王爷的庙有50座,嘉义以南的89座保生大帝庙中,同祀王爷者有43座。由上情况可知,台湾民间王爷信仰之兴盛,台湾南部是王爷信仰的笃信区。
(二)
台湾各地的王爷庙中,供奉的王爷的神像数目并不统一,少者一尊,多者二尊至十二尊,而且王爷姓氏的组合也不一致。同是三府王爷的神像或五府王爷的庙,供奉的并不是同样的王爷。据说,三府王爷有32种不同姓氏的组合,五府王爷有23种不同姓的组合。在三府王爷的组合中,出现最多的王爷姓氏是朱姓王爷,在32组中有15组,李姓王爷占11组,池姓王爷占10组,苏姓王爷占6组,温姓、雷姓王爷各占4组。五府王爷的23种不同姓氏组合中,出现最多的是李姓王爷,占其中的12组,其次是池姓、邢姓王爷各占有9组,朱姓王爷有8组,吴姓、范姓、金姓王爷各有5组。据日人调查,台湾供奉的王爷有132种不同姓氏,据刘技万先生调查为106姓。
台湾民间崇奉这么多不同姓氏的王爷,民间流传很多王爷来历的传说是必然的。其主要的传说有:
1、王爷来自360位进士或360名儒生的不同传说:
(1)唐玄宗为试张天师法力,命新科进士藏匿地窖奏乐,玄宗假说是妖魔歌声,逼张天师作法消灭妖魔,张天师无奈只得从命,挥剑一指地下,360名进士,无一生存(也有说,唐玄宗试法,是中奸臣欲加害新科进士奸计的)。360名进士死后,玄宗怕其冤魂作祟,通令全国供奉。
(2)明初,闽粤地区360名进士欲赴京参加殿试,乘船在福建海面遇难,其阴魂徘徊人间,皇帝知道后踢王号,通令全国立祠祭祀。
(3)明末最后一批360名进士,因不愿降清自杀,死后其灵魂升天,玉帝嘉其忠贞不屈,命其“代天巡狩”,稽察人间善恶,赏善罚恶,因此王爷庙也称“代天府”。
(4)秦代,始皇焚书坑儒活埋了360名儒生,儒生死后被玉帝封为王爷,接受人间祭拜。
(5)以上唐、明360名进士的故事,在人数上也有降低为36名进士的,并且也有说不是被张天师试法害死,而是被奸臣诬陷被关进天牢后,被放水淹死的。
2、王爷来自投井救民的五名进士
传说唐代有李大亮、池梦彪、吴孝宽、范承业、朱叔裕五名进士投宿驿站时,朦胧间听到几个瘟神要在五口大井中撒下瘟毒,他们为拯救当地一场瘟灾,投井淹死,人民因看井中有尸体不敢饮用,避免了灾难。五进士灵魂升天后,被玉帝封为王爷,命其代天巡狩。
3、五年王爷的来历
五年王爷之名,是因五年举行一次祭典而来,由360名进士或360位天官中选出的12位或13位组成。每五年祭典时,经掷筊问神选择其三位作为主祭神明,各庙12位王爷的姓氏并不一致,而且供奉的神像多为一尊或三尊。
4、五府王爷和三府王爷信仰的缘起
五府王爷即五姓王爷。因神话传说认为王爷多达360位,平时供奉难于塑造那么多神像,祭祀时也无法设置那么多神位,所以选择其中的五位王爷进行奉祀。选择时并无统一的标准,所以各庙王爷姓氏的组合并不一致。其中,台南县南鲲身代天府的李、池、吴、朱、范五府王爷最有影响,全省由此分灵出去的王爷庙有100多家。其他五府王爷,如高雄市中埔代天府的池、李、苏、朱、范王爷,凤山市代天府的李、温、吴、田、侯王爷,冈山镇代天府的李、池、温、朱、范王爷,屏东县东港镇灵帝殿的何、茅、马、伍、泗王爷,台南县北门乡蚵寮保安宫的朱、岳、金、纪、吴王爷,嘉义县朴子镇巡天宫的李、朱、邢、范、池王爷,彰化县大城乡显荣宫的李、池、邢、朱、张王爷,台中县大安乡的连、李、池、朱、马王爷,大肚乡永顺宫的朱、张、池、吴、薛王爷,基隆市六堵代天宫的温、李、朱、池、韩王爷等。因无统一的选择标准,各庙常为其5位王爷附会各自的神话传说,如说360位进士的灵魂在云游各地时,李、池、吴、朱、范王爷拯救人民的功勋显著(云林县虎尾镇德兴宫);或说这五位王爷,托梦给唐明皇揭露了奸臣的罪恶有功等等(嘉义市慈济宫)。有些五府王爷的传说与360进士无关,将历史上的人物传说附会为王爷,如说他们是唐贞观年间的工部尚书李大亮、定襄都督池梦彪、朔州都督吴孝宽,绵州刺史朱叔裕、武州刺史范承业。即使同样认同这5位为五府王爷的庙,其所附会的传说也不同,有的是传说其征讨之功,有的是歌颂其免除民间瘟疫之灾难。
三府王爷以朱、李、池三姓王爷组合者最多。其他姓氏组合起来的三府王爷还有40多种。三府王爷的传说,有的与360进士的冤死有关,有的另有种种传说。如说朱、李、池王爷原为结义兄弟,擅长音乐,传入京师,皇帝命其演奏,不料文武百官听乐中都晕倒,因而被疑为妖术,被处死后玉帝怜其无辜,封其为王,下凡稽查人间善恶。又如澎湖凤凰殿的万、薛、池三府王爷,名万慈诚、薛清池、池德良,原是唐代李世民时的文武进士,随李世民征战有功,被封为高官后除暴安良有功,死后玉帝嘉其义行及忠心爱国,封为王爷令其代天巡狩。又如台西乡五条港安西府张、李、莫三府王爷,被附会为唐代安史之乱守睢阳殉难的张巡、莫英和劝德宗不要废太子的李泌。再如桃园县大同乡福元宫的柳、叶、英三府王爷被传说是结拜兄弟,行侠好义,济贫救苦,后来在福建海澄县东路南坑,保护宋末帝南逃战斗中阵亡,被宋帝追谥为王,乡人感其忠勇立祠祭祀。
5、池王爷的传说
台湾奉祀独尊王爷的瘟神庙不少。其中池王爷庙最多。这些庙所传说的池王爷身世,大多跟阻止瘟疫有关。除作为360名进士之一的池王爷之外,还有非360进士的池王爷的传说。如新竹县新丰乡红毛港池和宫和桃园县大园乡福和宫的池王爷,传说是漳州人,姓徐名春生,字梦彪,任职知县时,恰逢天庭派使者欲将瘟药投入龙井池惩罚作恶的县民,徐春生以代放为由骗得瘟药吞服而身亡。朝廷知其善行封徐为王,取龙井池之池赐姓,玉帝则封其为代天巡狩。台南市普济殿的池王爷,传说是宋仁宗时泉州府同安县马巷村人,姓陈,名文魁,武科二甲进士,曾随杨文广征讨闽南十八洞,晚年归隐故里,某夜在村外见瘟神突降池塘下毒,为救村民掬饮塘水,并以树枝书写“天降灾殃,瘟神下塘,戒之勿饮,以免灭亡”,毒性发作跳入池内而亡。玉帝嘉其行为封为池府千岁。又如麻豆镇池王府的池王爷生前,位居王爷爵位,朝廷令其毒死盗匪盘踞之庄堡,王爷不忍无辜牵连遭殃,遂将毒药悉数掩埋和自食身亡,结果盗匪感动而改过自新,人民颂其恩德而建庙奉祀。此外,还有与瘟疫无关的池王爷的传说,其内容多为政绩或武功显赫之记述。非池王爷的其他独尊王爷,多由历史人物充当,如肖府王爷为汉朝的肖何或肖望之,徐府王爷为唐朝的徐懋功,姚府王爷是唐朝各相姚崇,雷府王爷是与张巡在睢阳同时殉难的雷万春等。
上面所记的传说,多摘自郑志明著《台湾宗教和秘密教派》和刘枝万著《台湾民间信仰论集》,目的在于说明王爷信仰的复杂情况,同时也通过王爷传说的分析,探讨以下问题:王爷崇拜的起源问题,古来就存在着瘟神崇拜,为何在明、清间会产生闽台地区性的瘟神一一王爷崇拜?有的学者说,王爷崇拜是起源于对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崇拜,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多姓王爷是如何产生的?王船送瘟仪式的主要含义是什么?等等。
(三)
首先应明确我们要探讨的是原来或现在被闽台民间当做瘟神崇拜的王爷,即在神性上具有专门散布瘟疫或抑制瘟疫的王爷。不包括没有上述神性而被民间尊称为王、或王爷的神明,如三山国王、郭圣王、延平郡王或神性上附带作祟使人生病或使人病癒的神明。
闽台民间的王爷崇拜,是明清之间产生的,从整个民间宗教发展史来讲,瘟神的王爷崇拜,是后期的产物。中国早期的瘟神信仰,起源于疫鬼作崇。东汉王充所著《论衡》卷25,“解除篇”说,“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晋代干宝撰《搜神记》卷16,“疫鬼”条,也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汉代以前,民间迷信疫鬼的存在,并有驱逐疫鬼的祭法。当时迷信驱逐疫鬼有二种办法,一是讨好安抚,求其不要作崇,二是镇压驱逐。这反映着人间对待恶人的办法,表现着人与瘟疫鬼神的本质关系和心态。“解除编”说,“比夫祭祀,若生人相宾客矣,先为宾客设膳食,已,驱以刃杖。”干宝《搜神记》中所说的“帅肆傩以驱疫鬼”,所谓“傩”、“追傩”、“大傩”都是以敌对关系驱赶疫鬼的宗教仪式。《吕氏春秋》“冬季”所谓“命有司大傩”,有好多种做法,一种是巫觋带四目面具,头蒙熊皮,执戈扬盾进行追傩,把疫鬼赶跑,另一种仪式是,巫觋率百隶、童子,叩土鼓噪叫,射桃弧棘弓,追赶室中疫鬼。古代早期疫鬼迷信的上述人间与瘟疫鬼神的本质关系和心态,是瘟神崇拜的思想基础。中国土地广大,又是多民族国家,各个地区都会产生各自的瘟神信仰,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当然,瘟神崇拜的客观条件是瘟疫的存在,各地区会因瘟疫类型不同或地理等自然因素而制造出不同的瘟神和祭瘟、送瘟仪式。
明、清间福建产生王爷崇拜的历史条件有两方面,一是疫情,二是原有瘟神崇拜的影响。明、清间闽台两地瘟疫流行的情况,刘枝万先生在“台湾之瘟神庙”一文中,收集了比较系统的资料,是很好的参考。笔者对其资料略作统计,明洪武2年至崇祯15年,福建共发生大瘟疫20次,顺治6年至光绪27年,共发生大瘟疫15次。台湾的疫情,日据前多反映在方志上,而日据后则有患者,死者的统计数字。自1895年至1920年25年间共发生瘟疫13次,一次死亡5,000人以上的瘟疫有好几次。上述资料可能不那么完备,但对于人们认识闽台两地之所以流行王爷崇拜的客观条件则足矣。产生王爷崇拜的另一因素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瘟神、疫鬼的迷信思想。瘟疫流行,短期内大批人员死亡造成了社会恐怖心理,在人力无法排除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神力。在此情况下,人们必然会幻想出某种神力在造成瘟疫流行,夺去人的生命,而具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瘟神出来,则受当时民间宗教信仰的诸因素决定。这方面的因素之主要者有二,一是民间流传的冤死及非正常死亡的鬼魂要找到替死鬼之后,才能超渡的迷信思想;二是人们把瘟灾从各种灾祸中区别开来,认为存在着专司瘟疫职能的神明,而不是其他神明报复人间善恶的附带职能在起作用。在瘟神的塑造上,封建的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王爷信仰产生前的上述因素,可以从当时民间的祭瘟习俗和五通神瘟神信仰看出来。其较可信的记载：
如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撰《五杂俎》卷6所记:“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疫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祀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熹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
关于五通神信仰,乾隆19年(1754年)徐景熹等修《福州府志》卷24,“风俗”篇引清人曾异之《纺绶堂集》,说得较详细:“闽俗病瘟,独信巫,谓谒医必死,虽至亲亦惧传染,不相顾问,死亦不发丧。按神俗称大帝,像设凡五,其貌狰狞可畏,殿宇焕俨,过其前者,屏息不敢谛视,……或疫气流染,则社民举出金钱延巫祈祷,谓之禳灾。国朝康熙39年知府迟惟城毁五帝庙,撒其材以茸学宫,民再祀者罪之。乃迟卒未踰时而庙貌巍然,且增至十有余处,视昔尤盛。……闽中故多谣祀,此特其尤甚者耳。”
从这二段引文,不难想像在五通崇拜(又称五帝、五显、五圣)之后产生的瘟神——王爷崇拜,会受到如下影响:
1、瘟疫会造成很多人死亡,当时没有特效药,“谒医必死”,只有求之于神,新的瘟疫一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瘟神;
2、由于人们对瘟疫的恐惧,人们幻想的瘟神神像,“其貌狰狞可畏”,人们平时害怕与瘟神接近,过其庙前“屏息不敢谛视”神船夜出时,居人皆闭户避之,对新瘟神王爷的崇拜,必将这种心态和习俗延续下来；
3、当时除神诞或“疫气流染”进行庙祭之外,在作法时,已有“以纸糊船送之水际”的仪式,这也被王爷崇拜继承下来,成为其特有的仪式。以上三点,可以说是王爷崇拜产生的前提和作为瘟神来崇拜的王爷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因此在考察各地的王爷崇拜时,应重视上述影响和厉鬼迷信成分来分别王爷崇拜发展的历史阶段。因为王爷崇拜会因社会条件等因素而发生变容,甚至变质。越是原始的王爷崇拜,受人恐惧的瘟神的成分就越浓,后期的王爷崇拜,与瘟疫的联系就越淡薄,甚至变成单纯的保安神或多能神。而且封建的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多姓王爷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有关王爷传说纷杂多样的根本原因。
原始的王爷崇拜,本质上是厉鬼崇拜,这一点表现在王爷来源于非正常死亡的人物,其传说中,服瘟毒而亡的传说最多。古来的厉鬼迷信认为,溺死者会拉人落水来找替死鬼,吊死者要引人上吊找替死鬼,其死因则成为厉鬼的特殊魔力,所以生前染瘟毒而亡的王爷,是瘟毒的散布者,是受人恐惧的恶神,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才转变为抑制瘟毒的神,当今瘟疫已少见,王爷变成保安神和多能神。最早作为瘟王的王爷,应是一尊或三、五尊,生前都与服瘟毒的传说有关,360位王爷和36位王爷中,也有少数王爷与瘟毒传说有关。由此可知,王爷来自360位进士或360位儒生或36位进士的传说,都是晚期才附会上去的。这种传说是在后期各地已产生了许多不同姓氏的王爷以后,为了提高王爷的身价和权威,才虚构出来的。这是旧社会的等级观念和地位观念,在造神上的反映。至于那些传说曾为国尽忠或为民作好事而死后被当做瘟神崇拜的王爷,有二种情况:
一是信仰对象与瘟毒传播的传说有关,但只有姓而无名,或处于厉鬼信仰阶段而不知神的来历,后来人们根据崇拜对象的姓氏,找出受人崇拜的历史人物附会上去;
二是本来不是瘟神,而是一般保安神,但是在瘟疫流行时,人们向其求救而被认为特别灵验的结果,变成具有抑制瘟疫神性的王爷。这类王爷,一般不散布瘟毒,故受人崇敬。
360进士之传说,是王爷信仰从福建传播到台湾以后,才附会上去的。如此推断的根据是:
1、在明末清初的大陆方志和古籍中,未见有王爷来自360位进士的传说;
2、多姓王爷信仰充分发达是360位进士传说产生的基础,大陆缺少这种基础;
3、360名进士赴京殿试之说,脱离科举制度的常识太远,所以这类传说在福建不可能流传,很可能是日据时期疏于大陆科举制度常识的台湾庙祝们臆造出来的。
(四)
瘟神信仰上的王爷崇拜,是闽台地方性的特殊信仰。但这种地方性的信仰与其诞生前的五通神信仰有密切的联系。为了明了王爷崇拜诞生的脉络,现将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寺观”一节中的“五帝庙”条抄录如下：
“五帝庙:在宁南坊、按《旧志》云:五帝者,五行帝也。又曰:邑所祀者,五显灵官也。按五行帝见于经典,则天子之所祀也。五显灵官,则师巫之所称耳。《夷坚志》谓五圣庙,即五显之祖祠。《七修类稿》谓五通神即五圣。赵耘崧《陔余丛考》谓: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通志》亦载:福州五显庙,旧名五通庙。今考五通之祀,在宋已盛,为祟害人,俗所怖惧。《朱子语类》载:婺源五通神甚赫,仕宦入其乡者必先拜于五通庙,否则祸立至。朱子归婺源谒祖,族人请拜五通庙,不许,众皆怖甚。是日宴族人,众中醉归者多病泄泻,晨起有蛇死于指下,众哗。谓五通为祟。朱子曰:莫冤枉了五通。盖泄泻者,皆酒食之所伤也,蛇偶自死耳。钮玉樵谓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率千万罗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庙祀之。俗谓五圣庙。后虽树头花间、鸡埘豕圈,小有灾殃,辄曰五圣为祟。国朝汤斌巡抚江南,奏毁之。其祸遂绝。盖所谓五通、五圣者如此,然不云五显也。今福州所祀五帝,众以为瘟疫神,群怖之。按五色塑像凶恶,民间有小讼不诀,击鼓设誓于其庙,遂释而亦不及五显。五显则自为神,其塑像五人,与所谓五帝者不同。则师巫辈所谓灵官也。然凡此所云,皆五神并祀者。今邑所祀,仅三眼神一人,又不知其为何神也。”
《续修台湾县志》记载中,对五帝、五显、五通、五圣,列举了不同说法,但五帝不是指汉代天子所祀的五行帝是很明显的。五行帝是秦汉间阴阳五行渗入上帝崇拜,是作为上帝的辅佐神创造出来的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以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进行所谓迎五气之祭,与瘟神毫无关系。福州五帝庙奉祀的五帝从神性、神像以及民间祭祀的目的,明显地是瘟神,其被名为五帝是“师巫所称”。把五位瘟神称为“五帝”并不奇怪,因为神称是“师巫”和民间可以随意以玉帝加封为借口加上去的,如收集枯骨建庙奉祀的对象可称“有应公”,生前为放牛姓的郭洪福死后被尊为“郭圣王”、“广泽尊王”等,这类情况很多。所以福州奉祀的“五帝”和“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它是江南、特别是福建、江西民间奉祀的瘟神。这种信仰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今考五通之祀,在宋已盛”,《朱子语类》和朱子归婺源谒祖,宴族人后,族人多病泄泻,众“谓五通为祟”的故事,可以说明宋代已有五通瘟神的信仰。在福建广大地区,五通崇拜会被王爷崇拜所替代的主要原因是,五通崇拜被认为是淫祀,累遭官方打击,庙被摧毁,禁止民间祭祀。清初遭巡抚汤斌奏毁,康熙39年又遭福州知府迟惟城禁毁。在这之前,从朱熹反对祭拜五通神的态度,也可知五通崇拜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行政命令虽难于完全禁绝,但总是信仰上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除建庙奉祀五通神的笃信区福州之外,其他各地,为了瘟神信仰的需要先后产生了新的瘟神——王爷。王爷信仰完全继承了五通神信仰内容：
如1、瘟疫是瘟神作祟造成的;
2、瘟神是与人为敌,令人恐怖的恶神;
3、要设法送走瘟神才能避免瘟疫。
各地根据上述信仰在创造新的瘟神时,结合封建的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以及疫情和其他因素而塑造各自的王爷。这是造成王爷神像的面貌不同以及出现多姓王爷和传说纷杂的原因。王爷的姓氏或来自宗族和村落的姓氏,或来自人们影响最深的厉鬼传说,或来自往昔大批瘟病死者的姓氏,所以有姓而无名。各地产生王爷崇拜的契机,在于瘟疫,人们起先并不建庙奉祀王爷,而是在发生瘟疫时,根据想像扎一尊或数尊瘟神神像,祭拜之后,放在船上经河流或海上把它送走或烧掉。原始的王爷崇拜时期,平时人们并不愿接近王爷,但是王船所停靠的地方,民众因害怕瘟王作祟,不得不祭拜之后,再把它送走。“其船漂流到何乡,该乡则迎而祀之,筊择期,仍送去。” 有些地方则如毛泽东的诗《送瘟神》所说的“纸船明烛照天烧”。这种送瘟仪式,完全继承了祭祀五通神的仪式。所以各地王爷庙的建立,是在信仰王爷的神性具有两重性,即播瘟和抑瘟,以及相信某王爷具有强大的抑制瘟疫的神力时,才发展起来的。随着王爷信仰内容的上述发展,驱赶、送瘟的仪式,也增添了内容,转变为送王爷出去“代天巡狩”,王爷庙也成为“代天府”。
台湾的王爷崇拜,主要是由闽南各地传播过去的,当时,王爷的神性大部分都有播瘟和抑瘟的职能,并有代天巡狩的职责。因为福建的王爷崇拜没有形成统一的信仰中心和具有绝对权威的王爷祖庙,所以台湾王爷庙的祖庙都分散在闽南各地。“如《台湾省通志》的宗教篇更明确指出王爷神明所传来的地区,如同安县的苏王爷,南安县的金王爷,晋江县的王王爷、吴王爷、韦王爷、李王爷,泉州府的肖王爷、五年王爷,安溪县的苏王爷,惠安县的金王爷,平和县的池王爷,漳浦县的三王爷,南靖县的吴王爷。根据乡野调查,有些王爷庙能明确指出其传来的地点,如高雄市旗津区天凤宫的吴王爷来自泉州府晋江县潘径乡十都,高雄县凤山寺北辰宫的巫王爷来自兴化府莆田县南天宫,台南县将军乡保济宫的池王爷来自泉州府晋江县十七都大仑庄,将军乡福安宫的吴王爷来自泉州府锡坑村十七、十八都,北门乡兴安宫的纪王爷来自泉州府晋江县十三都,归仁乡永丰代天府的池王爷来自同安县马厝巷,嘉义县东石乡连天宫的何王爷来自泉州府晋江县长市乡白石堡南门外呈尾,太保乡玉贤宫的黄、吴、李三王公来自漳州府平和县石古楼古坑社罗溪东尾伍都,云林县麦寮乡镇西宫的肖王爷来自泉州府晋江县磁灶乡富美村,水里港福顺宫的朱、李、池三王爷来自漳州府漳浦县城南门外京仔社等。”从原始的厉鬼崇拜性质浓厚的瘟王信仰发展到王爷具有播瘟和抑瘟双重神性的过程中,闽台两地都给知姓不知名的王爷,加上名字,并附会各种传说,结果就造成了混乱。各庙所祀同姓王爷,姓同而名字不同,同姓同名的王爷,其生前经历也不同。例如同是奉祀池王爷,有的说是池德良,传说是隋炀帝末年随李世民打天下的部将;有的说是池梦彪,是唐贞观年间的定襄都督;有的说池王爷本姓徐,为避免民间瘟灾吞食龙池井的瘟毒被玉帝赐姓池封为王爷;又有一说,池王爷是古代知府,因从瘟神(鬼)手中骗得瘟毒为民代罪而成神;又说池王爷是宋仁宗时人,姓陈名文魁,为同安马巷村人,因自饮瘟神投入池塘瘟毒救了百姓而受封池府千岁;又说池王爷唐朝末叶身居王位,受命去毒杀盗匪盘据的庄堡,王爷因不忍良莠不分连累无辜,将瘟药掩埋与自食,身亡后庄民感其恩德而建祠奉祀。上述传说多来自台湾的王爷庙。其他还有与瘟毒无关的池王爷传说。由于原始的王爷崇拜是带着无名厉鬼信仰的性质,所以各庙宇附会其传说的随意性很大。不但池王爷的情况如此,其他王爷也有类似情况。随着王爷信仰由瘟神转变为代天巡狩的神明之后,与瘟毒无关的各种人物神的传说也流行起来,被纳入王爷信仰的范围。如1990年泉郡富美宫董事会和泉州道教文化研究会合编的《泉郡富美宫志》说,肖王爷是“肖太傅名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西汉宣帝时曾任太子太傅。元帝在位时以师深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等人所排挤,构陷,被迫饮鸩自杀。”而该宫所配祀的朱、邢、李、池、吴、范、温、康、金、吉、姚、白、纪、雷、伍、包、侯、田、武、叶、徐、卢、薛、罗24位王爷都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上的人物,其中只有池王爷与吞瘟毒传说有关。其他23位王爷是上自商代下至明代的人物。商代人物成为王爷的有:战殁于战场的金王爷、讳素,吉王爷、讳立,姚王爷讳宾。来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有秦国大将白王爷,讳起;伍王爷是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的伍子胥;田王爷讳单,大败燕军,齐襄王封其为相国,号平安君;侯王爷,讳嬴,信陵公子座上客,在解赵之危时有功;卢王爷是春秋战国名医,号扁鹊,因居卢国,民间称之为卢王爷。来自汉代的人物有汉高祖部将纪王爷,讳信。来自东晋的人物有温王爷,讳峤,字太真,太原祁县人,明帝时功臣。隋唐时代的人物有朱王爷,讳叔裕,唐高祖时任吏部尚书;李王爷,讳大亮,唐高祖时因功赐封公爵;邢王爷,讳明德,唐高祖时进士,忠君爱民,为朝廷器重;池王爷,讳梦彪,开封人,唐高祖时任太守,为救全城人命而吞下瘟神毒药而自我牺牲;吴王爷,讳孝宽,隋吴兴人,进士,曾任吏部尚书;范王爷,讳承业,唐高祖时任刑部尚书;雷王爷,讳万春,随张巡守睢阳战死;薛王爷,讳礼,字仁贵,唐太宗时名将;宋代出身的王爷有康王爷,讳保裔,宋太祖时,任东州押班,与契丹开战时牺牲;包王爷,讳拯,合肥人,任官职以清廉严法著称;武王爷,即宋代忠臣岳飞,孝宗时诏谥武穆,故称武王爷;叶王爷,淳照进士,曾任泉州知州,官至吏部侍郎。明代人物为王爷者有徐王爷,讳达,字天德,明初大将;罗王爷,讳伦,江西吉安人,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曾在泉州城北讲学。从这24位王爷的身世可以看出,除池王爷外,都与瘟疫无关,其传说是王爷崇拜后期的产物,其所以被选择为王爷的因素有几方面;或非正常死亡,如战死的金、吉、姚、雷、康王爷;冤死自杀或被杀者如吴、池、岳王爷;其他都是功臣,大将或具有特殊功能者,他们被迷信具有镇压散布瘟疫的恶神厉鬼的神力。在王爷有姓无名的情况下,能附会上去的历史人物和传说的随意性很大,所以现在台湾奉祀的同姓王爷,就出现不同的原形人物或人物相同而经历、传说不同。例如云林县虎尾镇奉祀的姚王爷是唐朝时名相姚崇,字元之,而泉郡富美宫的姚王爷是商代的姚宾。又如台南市普济殿的池王爷是宋仁宗的部将陈文魁,麻豆镇的池王爷,池梦彪,唐末官吏,而大陆同安县马巷的池王爷是明代的文武进士,池然,字逢春,这位王爷1943年还被加封为“总制”、“代天巡狩总巡王”。再如,泉郡富美宫的温王爷是东晋太原人,温峤,台湾屏东市东隆宫的温王爷是唐朝贞观年间的温鸿,字德修,山东济南府历县人,彰化县钱西乡温安宫的温王爷,又是另一人姓名温煌,三人经历均不同。
(五)
以上说明了王爷信仰从原始的瘟神崇拜变容为一般保安神崇拜的发展情况。下面想对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蔡湘辉先生说“民国以来中、日学者对王爷之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以连横为代表,认为王爷乃台湾居民对郑成功之崇祀,因在清朝高压政策下不敢公开崇祀,故仿花蕊夫人假藉梓潼以祀故君之法,暗中崇祀郑成功。
第二个系统以前岛信次、刘枝万为代表,认为王爷是纯朴之瘟神崇拜,神之功能经逐渐转化,终成全民普信之万能神祇。
近年石万寿氏提出折衷性看法,认为一般王爷为瘟神,而三老爷系统之朱王爷为郑成功。……王爷信仰之本旨究竟如何亦尚无定论。” 蔡湘辉先生与连横持同观点。连横在《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神教”节中说,“唯台湾所祀之王爷,自都邑以至效鄙,山陬海噬,神宇巍峨,水旱必告,岁时必祷,尊为一方之神,田夫牧竖,靡敢渎谩。而其庙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岁,神像俱雄而毅。其出游也,则曰代天巡狩,而诘其姓名,莫有知者。乌乎,果是何神,而令台人之崇祀至于此极耶?顾吾闻之故老,延平郡王入台后,辟土田,兴教养,存明朔,抗满人,精忠大义,震耀古今,及亡,民间建庙以祀。而时已归清,语多避忌,故闪烁其辞,而以王爷称。此如花蕊夫人之祀其故君,而假为梓潼之神也。……其言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既灭,而王开府东都,礼乐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爷之庙,皆曰代天府,而尊之为大人,为千岁,未敢昌言也。……后人不察,失其本源,遂多怪诞。而师巫之徒,为害尤烈。”蔡湘辉先生完全同意连横的看法,并进一步说明:
1、原台湾府治东安坊的二王庙奉祀的是郑成功和郑经,“姓郑,有王爵而功在台湾者,除郑成功父子二人外,无人符合此一条件,故二王庙所奉二王为郑成功、郑经二人。” 台湾各地多奉祀三府王爷,即为郑成功、郑经、郑克爽三人,如台南县归仁乡大人庙奉祀朱、池、李“此三位王爷即为郑成功、郑经、郑克爽三人。池王爷可知为郑成功之化身,……根据神像判断,朱王爷应为郑经,李王爷应为郑克爽”
2、池字应为郑之假借,因闽南泉州府之腔调,郑与池两字音同而韵异,而将池王爷三字连念,其音韵几与郑王爷三字连念无法辨出异点 ;
3、闽粤常见的神明中,并无此代天巡狩之神存在,清代以前代天巡狩仅是代表皇帝执行职权之一种观念,只有奉明朔于台湾的郑氏父子才有资格,代行天子视事 ;
4、送王船出海起源于康熙39年郑成功父子迁葬大陆故里,“台湾居民,既多为明郑旧部或遗民,对故主灵柩移回内地,必依依不舍,举行大规模之送神仪式,此或为请王习俗设醮二、三昼夜,请晓事者脆进酒食之由来。”“其后台湾居民因怀念郑氏三代恩德,并祝郑氏家族灵柩安返大陆归葬,遂产生送王船习俗。”
蔡湘辉先生得出的两个结论是:
1、王爷并非瘟神,仅系民间为防止清吏禁止百姓崇祀延平王三世,而藉送瘟之名以为之而已。
2、“王爷不仅在台湾得到百姓普遍信仰,并在清代传回大陆,创下台湾文化回馈大陆母系文化之先例” ,王爷不是大陆传播到台湾,而是相反。
笔者认为连横和蔡湘辉先生的上述看法,并不妥当。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作为瘟神崇拜的王爷信仰,在郑成功逝世前就已经存在,这一点,有些王爷庙的庙志和台湾方志可作证明。康熙56年(1919年)周锺瑄修《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杂俗”载,“敛金造船,器用币帛服食悉备,召巫设坛,名曰王醮。三岁一举,以送瘟王。……既毕,乃送船入水,顺流扬帆以去。或泊其岸,则其乡多厉,必更禳之。相传昔有荷兰人夜遇船于海洋,疑为贼艘,举炮攻击,往来闪烁。至天明,望见满船皆纸糊神像,众大骇,不数日,疫死过半。”根据此记载,可推断以下几点:
1、“相传昔有荷兰人……”所谓“昔”应是指康熙以前,荷兰人盘据台湾时之事,当时郑成功还活着时候,就已经有祭瘟神的王醮;
2、文中明显地说明祭祀对象是瘟王,不是一般的王爷,其对瘟神的恐惧心态也表露得很明显,“或泊其岸,则其乡多厉,必更禳之。”
3、说百姓因怕奉祀郑成功而受清吏迫害,故以王爷为神称而瞒骗清吏的说法,在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如果有此必要,百姓断不会用被人远而敬之的瘟神来掩盖,更不会用送瘟神的仪式来祭崇敬的郑成功,而会采用一般保护神的神称。而且至清代官方为郑成功建祠祭祀以后,如果王爷崇拜的根源是对郑成功的崇拜,应会公开化,而不必为王爷信仰附会那么多的荒诞传说。
第二,闽台两地的方志和台湾的许多王爷庙志上,都未有台湾王爷信仰传播到大陆的记载,相反地却有许多福建地区的王爷信仰传播到台湾的记载。上面已记述了台湾许多庙宇的王爷来源于福建的情况。下面举出最早期的台湾王爷庙的来源。“现在台湾规模最为宏敞,而为瘟神总庙之台南县北门乡代天府(俗称南鲲鯓庙),相传因王船漂着而创建于永历16年(1662年),而台南县龙崎乡池府千岁(池王爷),相传系永历18年由福建携带神像前来建庙者。继之,永历20年台南县归仁乡沙仑居民,苦于水灾,乃向福建泉州府割香返乡,建平安宫(朱王爷),……至永历33年,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随带王爷神像渡台,建庙于台南县永康乡大湾”。上述福建王爷信仰传到台湾的时间都在郑经死之前(郑成功死于永历16年,郑经死于永历35年),比郑氏父子迁葬早得更多,因此,王爷崇拜不可能是对郑成功祖孙三人的崇拜,送王船漂流的仪式,也不可能是源于百姓对郑氏迁葬的送行。
以上两点是否定王爷崇拜来源于郑成功崇拜的具有关键性的理由。如果上述理由是对的,其他关于池王爷与郑王爷,在音韵上容易混同,以及王爷神像是否表现郑成功父子的问题,就无须争论了。 |
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 WX：xuyuanchiw
发表于 2021-11-25 22: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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