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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池银合:“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研究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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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5 22:59:05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研究成果综述
池银合
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齐梁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南朝时期在齐、梁两代王朝统治期间形成的特色文化。齐、梁两代 (公元479年—公元557年) , 特殊的历史机缘促成了儒道佛三家在这一时期交汇,时事变幻使许多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才会出现的思想和文化在这一时期再获复兴和发展。自天子到庶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性爱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出了特别的贡献。齐梁之间,文学大家不断涌现,传世作品不计其数。鲁迅曾评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学的自觉时代”。 常州作为齐、梁两朝帝王始迁祖萧整率族定居地,乃是“齐梁文化”的发祥地。

为推进“齐梁文化”学术研究,弘扬常州地方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利用齐梁文化资源。2009年3月20日,“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井冈山大学、江苏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工业学院、漳州师范学院、晓庄学院、常州工学院、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教授,两岸三地的中华萧氏宗亲会的学者代表,以及江苏省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南京、扬州等地的文史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就齐梁故里的考证、齐梁文化的起源、发展、特点、影响以及重要代表人物与重要著作的研究状况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本文就会议的研究成果略作综述。

一、齐梁故里在常州,专家达成共识,历史无可争辩

齐梁故里在常州武进,古今文献记载和实地考证, 早有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提出“齐梁故里丹阳说”,对古籍进行重新诠释,并以一些地方志书中的记述矛盾作立论依据,将历史上的南兰陵县由武进县改为今丹阳市,把齐梁萧氏祖居地由“武进县之东城里”改为“今镇江丹阳市东城村”,把齐梁开国皇帝萧道成、萧衍由南兰陵人即江苏武进人改为江苏丹阳人。这一纷争的焦点集中在齐梁皇室萧氏祖居地、南兰陵治所和齐梁两代皇帝籍贯上。对此,本次研讨会收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学术文章。

(一) “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万绥镇”为南兰陵治所成为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史为乐在《对南兰陵治所的探索》一文中指出,从距离来看,地处“丹阳县东五十里”的武进县,应该就在今常州西北的万绥镇一带。而作为萧齐郊祭之所的青城,即今万绥镇东南、常州市西北的青城,就方位而言,这是证据确凿的。正史所载丹阳城东五十里的南兰陵 (东城里) 与丹阳城东二十里 (或二十余里) 的东城村绝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依此看来,南兰陵故城故址,不可能在荆林乡三城巷一带。清《镇江志》或《丹阳县志》与宋常州《咸淳毗陵志》、明清《武进阳湖合志》对梁武帝旧第记载截然不同。地方志书的记载一般对当地当代史事的记载较为准确,而追记往古的事往往靠不住。在各种地方志的记载有不同时,还是要以正史记载为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文楚教授在《南兰陵郡与兰陵县》一文中也指出,兰陵世家士族萧氏南渡江南寓居于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东晋大兴元年 (318年) 侨置南兰陵郡,治兰陵县,并加以南名,以区别于北方的兰陵郡。侨南兰陵郡,治兰陵县,即在今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万绥镇。

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深编审薛国屏在《让历史说话——兰陵辩析》一文中从《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四部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名工具书为依据分析指出,东晋侨置的兰陵县治,基本一致, 治所在今常州市新北区西北万绥镇。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则认为:萧道成、萧衍作为齐与梁的开国皇帝, 原先祖上在山东兰陵,后来祖上 (即萧整) 在“永嘉之乱”后迁到南兰陵即武进县,也就是今天的常州市, 加以“南”名, 称为“南兰陵人”。从此 , 常州成为萧齐、萧梁的子孙移往我国南方各地的出发点。史书记载, 最初即说齐梁始迁祖居武进东城里, 史称的南兰陵是武进, 武进即是今常州。

(二) 常州武进为齐梁两代皇帝籍贯无可争辩

常州工学院储佩成教授《南兰陵桑梓本乡 武进王业所基——齐梁故里考》一文, 通过对大量古今文献资料的阅读、研究、分析, 通过田野实地调查, 在广泛听取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方志与谱牒专家、萧氏宗亲和知情民众意见的基础上, 以正史记载为主, 结合齐梁诏书, 方志印证, 《中国通史》、《辞海》等书籍诠释, 听取族谱记载、萧氏宗亲和谱牒专家的意见, 考证古今著作、诗文佐证, 寺院、祠堂碑记或墓志、民间故事传说、山川地名源流、萧氏后裔访谈, 立体论证了万绥东城里就是南兰陵萧氏始迁祖居住之地。

重庆《科学》杂志编审萧仲洋在《齐梁故里考》一文中指出, 所谓“齐梁故里”系指齐梁皇室的原籍所在地。关于此一问题, 《南齐书·高帝上》首段有一清楚的叙述, “中朝乱 (即永嘉之乱) , (何二十世孙) 淮阴令整字公齐, 过江居晋陵 (郡) 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 皆侨置本土, 加以南名 (只是郡加, 县不加) , 于是为南兰陵 (郡) 兰陵 (县) 人也。”他还据商务印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中关于万绥有如下叙述:“晋为武进县治。为萧道成出生地, 故名万岁镇。明末清初名阜通镇。1912年后改名万税镇, 又名万绥。为万绥乡人民政府驻地。”他认为至东晋、南朝时的武进县及其改名后的兰陵县为今常州市区的西北部和丹阳市的东北部的一部分地区, 县治则为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所在地。

中华萧氏宗亲总会秘书长萧风在《萧氏家族和齐梁故里的交往》一文中也指出, 齐梁故里是萧道成公和萧衍公的祖籍地。实际上就是指江苏省常州市孟河镇万绥村这个地方, 其名称多次更换, 但地点未变。最早在史书上出现叫“阜通镇”, 后来改称“东城里”, 即阜通镇的别称。以后, 从东晋到清代, 分别更换为“兰陵”或“南兰陵”、“万岁”、“万税”、“万绥”等。而“万绥”一直沿用至今。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处长张尚金在《浅论武进县 (今常州西北) 为齐梁故里》一文中明确提出:“齐梁故里”即齐梁两朝、萧氏15位皇帝的故乡, 也是他们的籍贯或出生地。“齐梁故里”的地域有大中小的范围:大范围是属毗陵郡、晋陵郡、兰陵郡;中范围为武进县、兰陵县;小范围是武进县东城里。

江苏省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薛锋在《论齐梁故里属地及争议辨析》一文中, 通过引证古今文献记载, 考察常武西北地区众多齐梁遗存, 对齐梁故里争论中的若干问题逐一进行辨析, 论证了历史上的 (南) 兰陵县就是武进县, 齐梁萧氏祖居地在“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即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万绥镇, 齐梁萧氏为南兰陵人即今江苏常州武进人, 齐梁故里在常州武进。 [2] 

(三) 齐梁故里历史遗存量大而需系统梳理

南京出版社编审卢海鸣《齐梁帝王陵墓石刻的价值和成就》一文, 对现存的齐梁帝王陵墓神道石刻的种类和现状、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及艺术成就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认为齐梁陵墓石刻上承汉代石刻艺术传统, 并吸收了北方和海外的艺术营养, 拓宽创作题材, 丰富传统技法, 在造型设计、雕刻技法等方面, 达到了新境界, 实现了继汉开唐的历史性转变, 并对后来唐宋时代的石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常州市孟河镇历史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郭重威在《齐梁文化、齐梁故里乡土调查的报告》一文中, 对齐梁时代留在故里的遗址、遗迹;齐梁时代留在故里民间的各种传说和故事;当代和现代萧氏家族在南兰陵的分布和萧氏宗祠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汇总。

常州市武进区图书馆谢达茂在《“齐梁故里”万绥地名考》一文中对至今已有2000余年文字记载历史万绥地名, 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 先后使用过“七里井”、“阜通”、“武进故城”、“东城、东城里”、“兰陵城、南兰陵镇”、“万岁镇”、“万税”、“万绥”等分别在国史、古籍、地方史志、国家权威辞书、词典中的记载, 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遗存史迹佐证, 进行了逐一考证。

常州市洪亮吉纪念馆馆长邵玉健在《南朝萧氏皇族陵墓释疑》一文中, 对南北朝时期, 时武进县境内形成的萧齐、萧梁两朝皇陵区10多座墓主人身份进行逐一梳理考证。

二、齐梁文化以文化基因的形态影响常州地方文化

齐梁文化是常州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期,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齐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子在常州传承和发展, 历时千年而终究影响深远。清代, 当常州再次重现文人学者辈出、学派林立的文化高峰时, 这种基因以它自身的特质给常州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蕴涵的底气。文化的历史延续和基因传承在一个地方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这就如人类DNA在血脉中代代相传。

上海社会科学叶舟博士《清代常州士人眼中的齐梁文化》一文, 借研究清代常州学者眼中的齐梁这个视角, 一方面给齐梁文化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同时也为理清清代常州学术传承与发展中的内在脉络提供了线索。他认为, 元代《常州路儒学兴造记》称:“齐梁之际, 以是为陵邑, 将相大族, 占籍并居, 名世之士, 累累有焉。”元末明初谢应芳的《龟巢稿》中也有“齐梁故里迷榛棘, 登高望远散离忧”。毗陵七子之一的赵怀玉在其《云溪乐府》自序中也称“延陵在周属吴, 秦属会稽郡, 齐梁以后, 人物辈起, 帝王名臣, 吏治儒林, 忠义孝友, 节烈高行, 卓卓可纪, 称极盛焉。” 人们对齐梁在常州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普遍认同的。清代诗人查慎行在称赞常州诗学昌盛时, 也用“诗脉今属南兰陵” 来形容。用南兰陵这样一个与齐梁文化密切相关的名词来指代常州, 一方面是暗示常州齐梁故里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常州与齐梁诗学的历史渊源。

苏州大学杨旭辉教授《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与明清常州文化之繁荣》一文, 在文献调研和资料整合的基础上, 观照齐梁和明清时期常州文化的发展, 梳理出了两者间深厚的历史延续关系和文化基因的渊源关系, 发掘出了“务博”、“务通”这一极具生命张力的文化基因特质, 进而详细论述了“博通”基因特质的内涵。他认为, 两千多年来常州府的文化发生、发展和繁荣, 齐梁和明清两朝的文化是高峰。江左齐梁, 常州一府的文化滋养尤为丰厚, 特别是齐梁萧氏家族在政坛、文坛上的活跃,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文化集群, 积渐而成毗陵一郡久盛不衰的人文传统。齐梁文化的法乳滋养在唐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抢眼, 就连欧阳修和宋祁在编修《新唐书》时, 竟情不自禁地作赞语曰:“梁萧氏兴江左, 实有功在民, 厥终无大恶, 以浸微而亡, 故余祉及其后裔。自王禹逮遘, 凡八叶宰相, 名德相望, 与唐盛衰。世家之盛, 古未有也。” 作为常州本土的后来者, 面对乡邦悠久的历史、繁荣发达的文化, 自然都会像赵怀玉一样油然而生强烈的自豪感, 形诸文字则盈溢着对家乡的深切挚爱:“延陵在周为吴, 秦属会稽郡, 齐梁以后, 人物辈起, 帝王、名臣、吏治、儒林、忠义、孝友、节烈、高行卓卓可纪, 称极盛焉。然则延陵虽百里地, 实于东南百城中为望郡也。” 作为清代常州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 赵怀玉的这段话表达了朴素的乡曲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追溯了清代常州人文风气蔚然盛况的历史渊源, 其中蕴涵了赵怀玉对齐梁文化基因遗传和发展变迁的历史省视和总结。 [3]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纪玲妹博士在《论齐梁萧氏文学的“新变”特征》一文中, 也谈到了萧氏一族“新变”的文学理论与创作, 有利于促进后代诗歌的发展, 对常州诗歌发展的影响尤其深远。直至清代, 文人们大多都肯定齐梁遗风对常州的影响。如“毗陵四家”之一的董以宁曾云:“念吾兰陵之地, 接南徐, 距北府, 而城东则梁皇之故居也。其在当日无论已迄今数千年来, 类多以文章自命为不朽盛事者, 是萧梁遗风继此犹将未歇也。” 清代常州的毗陵诗派, 重创新是其诗歌理论中很明显的特点。“毗陵六逸”之一的董大伦有“诗句新于乍放花”句, 赵翼提倡“不创前未有, 焉传后无穷”, 洪亮吉作诗力求道“前人所未道”。重创新的特点在清代中叶复古模拟成风的时代风气中, 堪称目光独特, 标新立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齐梁诗风的影响。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臧秀娟《论齐梁骈文对清代常州骈文兴盛的影响》一文, 从常州骈文的传承脉络视角来分析齐梁文化的传承。她认为:南朝齐梁时代是中国骈体文发展到极致的阶段, 名家辈出, 对后代骈文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清乾嘉时期常州骈文臻于鼎盛, 齐梁骈文对常州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 清代常州骈文是在齐梁骈文的基础上的承传和出新。

常州市文管会朱达明《阳湖文派对于齐梁文学的认同》一文, 也从阳湖文派对齐梁文学家的认同, 对骈文的肯定和认同, 对齐梁文学在文论和创作论上的认同, 在语言美上的认同, 与齐梁文学在文统观方面的共鸣和认同等方面分析了齐梁文学与阳湖文派之间的传承关系。

三、 文史、宗教、家族:齐梁文化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 齐梁二朝均为南兰陵萧氏家族所创。齐梁两朝, 对文化非常重视, 由于帝王的身体力行, 使该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和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文人学士们在史学、经学、文学、佛学、绘画、书法、书论等方面都有建树, 涌现了大家, 诞生了伟大的作品。对后来隋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史学方面:齐梁史学为唐史昌盛的先导

江南大学吕锡生教授《略论萧子显与〈南齐书〉》一文, 认为《南齐书》是中国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一部有较高文献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萧子显生在齐朝, 长于梁朝, 他写史, 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在取材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它确实是研究南齐23年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周才方教授《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南齐书》以纪传体叙述萧齐一代历史, 以取材丰富、真实可信、裁剪得当、文字简练见长,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记载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的吴郡唐寓之起义;详载数学家祖冲之的科技成就等。另外, 独创《文学传》, 所编《百官志》简明扼要也是该书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 《南齐书》才得以跻身《二十四史》, 成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主要依据。
周才方教授还认为, 正是由于萧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鼓励, 齐梁时期的史学成就才既超过了前朝各代, 也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北朝, 为日后唐代史学的繁盛打下了坚实基础。唐初设馆修史, 形成定制, 以纪传体形式修撰完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和《北史》等八部史书, 占“二十四史”的1/3。这些正统史书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六朝时期大量史料的积累和史学方法的完善。如《晋书》就是在梁朝史家臧荣绪的《晋书》基础上修撰而成。又如梁朝创设的史书新体裁“实录体”对唐朝形成皇帝实录制度就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宋入元的学者王应麟曾评价道, “实录起于萧梁, 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 以备史官采择。” 至于刘知几的史学评论名著《史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史学的成就得失, 其中所评判的对象和依据的史料绝大多数是六朝时的史学名家和名作。就此而言, 若没有当初六朝史学的兴旺发达, 就不会有日后唐朝史学的繁盛局面。

(二) 文学方面:在全面繁荣中凸显原创精神

南京晓庄学院周才方教授《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一文, 就齐梁萧氏在经学、文学、史学、绘画、书法、书论等方面的突出成绩作了详细分析, 他认为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蔚为大观, 影响至为深远。它既是六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六朝文化增添了光彩, 同时又对日后隋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理应占有重要一席。南京师范大学曹济平教授《梁武帝及其诗歌创作》一文, 对梁武帝的奇特一生和诗歌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南朝齐梁文学有着鲜明的特色, 它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 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其发展轨迹, 寻求其价值内涵。梁武帝的诗作, 既有风格清丽的南方民歌情调, 也有谈佛说教的质木作品。在齐梁诗坛上, 无论是作为帝王的政治影响, 还是诗歌创作实践, 梁武帝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贵州大学王晓卫教授《南齐宗室成员的诗赋作品及创作心态》一文, 对南齐宗室成员留下的诗赋作品, 细究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创作情形, 推绎其在特定时空下的创作心态及此种心态下的特殊感悟。对这一特殊创作群体的深入研究, 为齐梁文学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江苏大学李金坤教授《从“文学观点”与“文体选目”看〈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一文, 对《文心雕龙》、《文选》两书的文学观点 、文体选目等做了深入探讨, 从而厘清了两者间的渊源关系。 [4] 

江苏工业学院常州地方文化研究所胡学琦、薛健飞两位老师《从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兴——谈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一文, 对齐梁文化艺术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

常州工学院储佩成教授《萧绎的三篇寓言》一文, 从中国寓言文学史的视角, 分析了萧绎寓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他认为, 萧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写寓言的皇帝作家, 也是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寓言作家。常州工学院谭坤博士《论萧纲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一文, 则对宫体诗的代表者萧纲, 将女性美作为诗歌创作的题材, 拓展诗歌表现领域, 为唐诗繁荣提供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充分准备, 在南北朝诗歌向唐代诗歌的转变当中, 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 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司马周博士《萧颖士与中唐文风》, 对萧颖士对中唐文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纵览萧颖士的作品, 旁及他人评价, 可知萧颖士的文学思想对中唐文风的引导主要表现在四方面:批评“俪偶奇靡”的骈文文体;提倡复古文风, 开创复古先河;注重文学“宗经”和教化功能;强调诗人须“先德行后文学”。作为常州进士第一人, 其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整个中唐文风变化的写照, 他对中唐文风的形成有着开创之功。

常州市第一中学谢孝宠先生《词的历史当推前230年——论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 对萧衍《江南弄》用词的基本要素、框架、情调、风韵等进行探讨后认为, 萧衍七首《江南弄》, 因已形成其内部的“格”“律”或“谱”, 因而完全可以界定为词。所以谢孝宠认为词不是起源于唐代李白的《菩萨蛮》, 而是起源于南朝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 词的历史因此可以向前推进约230多年。

(三) 佛学方面:扩大传播范围, 实现本土化

常州地方文化研究会范炎培、余忠良《略论萧衍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一文, 对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诸多方面进行的探讨。文章认为, 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本土化和佛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极大地丰富了齐梁文化的内涵, 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融合了佛教文化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和谐等等积极的精神因素, 并成为我们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香港中华萧氏宗亲会萧熹木丹《梁武帝与佛教》一文, 对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发生矛盾时, 萧衍等人把心性论融入佛教, 使佛教实现了本土化, 促使佛教快速传播;萧衍对佛教的教义、戒律等作出修正, 书写许多经书, 建了许多寺院, 对佛教发展和传播作出了贡献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此外, 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资深记者陈云发《论南兰陵萧氏集团的文化兼容》一文, 也分析探讨了齐、梁两朝在文化上实现繁盛的原因。这一原因即为:南兰陵萧氏政治集团能够实施一种文化兼容政治理念, 继承了三国、两晋以来朴素的学术民主传统, 容忍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学术见解, 不搞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 从而得以造就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徐华龙《论齐梁时期独特的江南民俗文化》一文也就齐梁时期的婚姻、饮食、祭祀等民俗活动做了详细探讨。重庆《科学》杂志编审萧仲洋的《齐梁时期的科技成就》一文, 也对齐梁时期的天文历法、数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找矿、机械制造、纺织技术等成就作了研究和介绍。

(四) 萧氏家族研究方面:追溯源流、分析现状, 倡导谱系研究

萧姓是中国人口较多、排在第33位的大姓, 海内外不少萧氏后裔都自称“兰陵萧氏”, 认宗南兰陵齐梁皇族。到20世纪末, 兰陵萧氏至少已迁徙散播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朝鲜、日本、秘鲁、英国、法国、毛里求斯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萧氏家族的迁徙、兴起、传承, 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袁义达研究员《中国姓氏历史与萧氏寻根》一文对中华萧氏的源流、当今萧姓的分布等作了详细的分析。

中华萧氏宗亲总会萧枫秘书长在《沿用尊贵的“萧” 摒弃卑微的“肖”——再谈纠“肖”复“萧”的重要性》一文中, 对萧姓的起源、行变迁徙、历代名人、文献典籍印证等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天下唯一萧”、“ 古代没有肖姓”、“‘肖’是‘萧’的衍生姓”、“‘肖’‘ 萧’混淆现象必须纠正”等观点。

福建省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萧志善编审撰写的《南兰陵萧氏向国内外迁徙初探》一文, 对当今海内外萧氏都认祖“兰陵萧氏”、认南兰陵齐梁皇族为宗的现象进行了剖析, 对南兰陵萧氏如何在国内外迁徙, 当前现状如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扬州大学王永平教授《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一文对兰陵萧氏家族谱系作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 通过对萧氏家族社会与文化地位变化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理解中古时代门第社会盛衰变化的某些特征和机缘。另外, 漳州师范学院林大志教授《萧梁皇室研究三题》一文, 从梁武帝立储、萧梁覆亡原因、萧纲晚年的人品节操三个方面, 分析了萧梁覆亡的多种原因。 [5] 

参考文献
[1]薛国屏.让历史说话——兰陵辨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8-19.
[2]薛锋.论齐梁故里属地及争议辨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9 (1) :10-12.
[3]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125—148.
[4]李金坤.从“文学观点”与“文体选目”看《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J].中国文化研究, 2004 (4) :169-174.
[5]林大志.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 2007:68-73.

作者简介:池银合 (1964—) , 女, 浙江永康人, 本科, 主要从事常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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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6 13:37:52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千年古刹天宁寺
池银合

天宁寺是坐落在常州闹市区的一座千年古刹,它
是中国佛教著名的禅宗道场。天宁寺始建于唐朝永徽年间(650-655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盛时期,寺内建筑有八殿、二十五堂、二十四楼、三室、两阁,共497间房舍。寺僧常满千余人,占地面积130余亩。它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宁波天堂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而天宁寺素以殿宇巍峨、佛像高大、名僧辈出、道风远扬,享有“东南第一丛林”之誉。

殿高佛大,是天宁寺的一大特征。据明代《重修天宁寺》载:“天宁寺据三吴上游之胜,创巨观杰构,屹为东南第一丛林。”如今,市区虽然高楼大厦林立,但天守寺那金碧辉煌的雄姿,仍然是常州的重要标记。

走近天宁寺,远远即可望见巨大宏伟的壁照上“龙城象教”四个大字,端庄凝重,气势不凡,这是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进山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站立在莲花座上的千手千眼四面观音。它高4米,全部以香樟木雕凿,贴上金箔。这种布局,在其它寺院是少有的。观音对众人不分贵贱尊卑一视同仁,又因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所以特别受人喜爱。把他供奉在山门之内,使人们从前后左右都能看到他,以遂心存喜悦,祈求吉祥平安的心愿。天王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结构的古建筑,高约23米,面积790平方米,这么大的天王殿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殿堂两边的四尊巨大的彩色塑像,为护持佛法的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这里的四大天王像,素以高大威严、神采威武而著称。每尊高达7.8米,连同神台高9.1米,为国内寺院同类塑像中少见。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的左右是四个配殿,即文殊殿、普贤殿、观音殿和地藏殿,据说,我国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和安徽的九华山分别是文殊、普贤、观音和地藏菩萨显灵的道场。佛教僧众认为到天宁寺进过香,就好比参拜过佛教四大名山了。

天宁寺的建筑之冠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由柱、梁、枋、桁、檩、椽、瓦等构件组成,面宽26.4米,进深28米,高25.8米,面积1031平方米。如此高大巍峨,为国内所罕见。人们仰望那雄奇的殿脊,高挑的飞檐,巨大的朱漆木柱,无数结构严实铆榫斗拱,无不为这琳宫梵宇的非凡气势所折服。大雄宝殿,是供奉三尊大佛,俗称“三世佛”的庄严殿宇,也是全寺最大的佛殿。大殿正中
是释迦牟尼佛,其东是药师佛,西是阿弥陀佛,这三尊大佛像高5.5米,神台高2米,六角须弥莲花座高3.5米,三层相加高11米,主佛身后的火焰板,高14米,释迦佛两侧侍立着连底部高达6米的迦叶、阿难尊者。

天宁寺看大佛,还可一饱玉佛眼福。这里的玉佛不仅数量多、体量大,而且质地优。天宁寺现有12尊玉佛,均用缅甸玉石整块雕琢而成。来到玉佛殿,只见殿上灯光明亮,尊尊玉佛洁白无暇、线条流畅、美妙精细。他们或坐或卧,玉佛脸部清秀,双目凝神,眉如新月,两耳垂肩,面容慈祥,温暖飘丽,神情飘渺,体现出佛陀那宽广的襟怀和仁慈心肠,不愧是佛教艺术的瑰宝。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3尊大型卧像玉佛。在佛教中,其他的佛像和菩萨像,只能是立姿或坐姿。惟有释迦牟尼才能有卧像。我们眼前的这尊卧佛长达5.3米,重12吨,另两尊长3.8米。卧佛是佛祖80岁在娑罗树下涅槃时的形象,他头部朝北,右臀由肱枕头,是向弟子嘱咐后事的情景。这种卧式称作“吉祥卧”。卧像雕刻精美,面容宁静慈祥,两眼微合,从容自在,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艺术再现了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时的神态。

天宁寺的古迹甚多,值得注视的是嵌砌在大雄宝殿前两侧墙壁上的罗汉砖刻图象,共有518幅。始塑于清嘉庆年间,线条流畅、刀法纤细、构图优美、表情丰富,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用石灰把这古典珍品覆盖,才得以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成为天宁寺幸存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古典珍品。现在的五百罗汉即以砖刻像拓木为蓝本,以传统工艺精心塑造而成。据《天宁寺志》记载,当时出洋经商的船主,最担心航海时大风大浪袭击,就到天宁寺求佛祖保佑,并恭请一套五百罗汉拓片供奉在船上,使天宁寺的罗汉像又传到了海外。常州人每逢春节,有到天宁寺去“点罗汉”的习俗,人们按照自己的年龄,任选一个罗汉为起点,待数到和自己岁数相同的罗汉,从他的喜怨哀乐中,便可预卜当年的“前途命运”。此外,建于清嘉庆年间的石晷,距今也有180多年历史,是古人用来指示节气和计时的工具。天宁寺的石晷有立式和卧式两具,均按照常州地处纬度制作而成,具有相当高的精确度。

古刹钟声也别有情趣。天宁寺远在唐代就有钟楼,明代正德年(公元1506年)曾重新修葺,后毁于兵燹。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写下《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感叹道:“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没有这样的境界!"1995年底,在天王殿西首新建了钟亭,钟亭内悬一口仿古大铜钟,高2.5米,直径1.8来,重4吨。大铜钟造型古朴、钟声深沉绵长,撞击一次的钟声绵延达百秒钟,接近国内“钟王”北京永乐大钟的音响效果。来寺进香的信众和游人常以撞钟祈福平安、象征吉祥。这里每天悠扬的钟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和善男信女,香火极盛。佛教认为:"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獄,出火坑;愿成佛,渡众生。”也就是说,听了钟声,能令人百虑俱消,得到一种和谐安宁的慰藉。每到除夕之夜,天宁寺都要举行辞旧迎新的撞钟盛典,寺内张灯结彩,香烟缭绕,梵呗悠扬,由松纯方丈拈香礼佛,主持洒净仪式,为大家祝福,并敲响第一锤钟声。参加盛典的中外香客及游人达万人之众。

天宁寺享誉海内外,不仅使佛教界人士为之向往,也吸引了历代众多的要员和文人墨客,为古刹增辉添色。相传日本真言开宗开山祖师空海,唐时来华求法,曾在天宁寺参学,寺内原刻有"空海上人读书处”石碑。日本人尊称空海为弘法大师。清乾隆皇帝曾三次到天宁寺拈香,并题有“龙城象教”匾额和楹联。已故美国佛教总会会长、纽约世界佛教中心住持敏智老法师曾为天宁寺住持;台湾台北市妙法寺住持戒德禅师曾为天宁寺监院;台北竹林寺住持佛声禅师曾任天宁佛学院讲师多年。天宁寺修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李鹏、吴学谦、万里、田纪云、习仲勋、荣毅仁、朱镕基等相继来寺视察,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也曾多次为天宁寺题写匾额、楹联、诗词等。

为礼赞国泰民安,秉承佛家寺院历来的建塔传统,一座采用唐、宋楼阁式的风格,八角形布局,共13层,高153.79米,被佛教界和古建筑界公认为“中华第一塔”的天宁宝塔正在修建过程中,预计将在2003年内完工。建成后的天宁宝塔不仅将成为“盛世祥瑞,龙城泰宁”的象征,而且将成为天宁寺景区一道亮丽的景观。

摘选自《钟山风雨》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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