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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池耕襄:钱江潮不尽,吾辈岂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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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22 22:5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今日桐乡
时间:2021.4.19
记者:周玥

  雨后初霁,石门安祥生态公墓东北角,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的烈士之墓格外庄严肃穆。这是桐乡境内第一个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革命烈士池耕襄长眠的地方。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大运河边的红色印记永不磨灭。4月里,陆续前来凭吊的市民,献上一束束鲜花,细心地将墓碑擦拭干净,连同碑上印刻的革命事迹,也一同被擦亮了。
  棉花店里的党组织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孕育出无数的英雄儿女。池耕襄就是其中一位。池耕襄,又名池楷,字菊庄,化名史学章。
  1905年,池耕襄出生于崇德县石湾镇下塘,也就是现在的石门镇,自幼性格刚强。1926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文学系就读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国民党左派(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打倒军阀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当时北伐战争捷报频传,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在石门镇党史研究人员王树军的案头,摆放着厚厚一叠史料,“池耕襄走出校门,奔向了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乡。彼时,池耕襄受党组织指派,回石门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当地进步青年陈丹池等人加入共产党,并与外地回乡的中共党员张兰(又名张剑秋,张琴秋的胞妹)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桐乡境内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石湾党组织。
  “中共石湾组织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成为当地开展国民革命斗争和工农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把一批爱国的、志同道合的、有理想的青年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市档案馆党史科相关人员介绍。这其中,就包括开设棉花店的吴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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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耕襄。
  至此,“吴兰卿棉花店”就成了中共石湾党组织的秘密活动点。如今再访原址,棉花店早已不复存在,唯有距此不足50米远的大运河还在静静流淌,以及一张棉花店老照片留存至今。
  正是在这家棉花店的阁楼上,池耕襄等人迅速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成立了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支部,还先后组建了石湾新工会、石湾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反封建的斗争。
  据市档案馆史志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记载,石湾新工会是店员工人自己的工会。池耕襄等在店员工人中,从与资方比贫富着手,启发工人觉悟。以米业为主体的石湾新工会,参加职工有六七十人,“一般工人人均增加工薪40%。”
  在革命起航地、南湖红船旁,石门湾棉花店里的党组织成员,用一腔热血拼出共产党人终战必胜的生动侧写。
  监狱墙上的遗诗
  当革命的星火在桐乡境内越来越光亮,历史又到了新的转折点。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池耕襄外出暂避。
  “爷爷给了几十个大洋后,池耕襄逃往上海。后同党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8月受派到苏北,10月再次受派回杭州,受命重建中共杭县县委,任常委,主持县委日常工作。”池耕襄在家中排行老三,在侄孙、桐乡市政协原主席池晓明的印象中,长辈提起他的次数并不多,“但小爷爷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后辈人,要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因为这是前赴后继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池耕襄主持工作期间,杭县县委整顿恢复党组织,组织飞行集会,张贴散发标语传单。1927年12月10日,池耕襄在杭县县委机关被捕,被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他虽经历严刑逼供,但始终忠贞不屈。在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监狱的墙上刻下遗诗一首:碧血渲染处,红花照眼心。钱江潮不尽,吾辈岂无人。
  池耕襄的生前好友李恺良,曾两次收到他在狱中写的信。“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在所难免的。此次被捕,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李恺良儿子李迎雷在《难忘的友情——记我父亲与池耕襄烈士的真诚友谊》一文中,摘录了池耕襄写给其父亲信中的部分内容。
  以生命赴使命,池耕襄用自己的革命征程诠释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1月20日下午,他坦然走向刑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7天后,《申报》刊发了题为《浙省第四批枪毙共党七人》的报道,其中提及枪毙共党要犯史学章(池耕襄的化名)。该份报纸留存至今。
  “在他二十三年的短暂生命中,无多历史可述了。我作这篇短文,不是希望同志去哀悼他,也不是要把死者留名后世!像从前的墓志铭一样,我是希望同志更努力奋斗,使死者的血,得到代价。”池耕襄牺牲后,李恺良写下悼文《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池耕襄》,发表在瞿秋白主编的《布尔什维克》1928年2月13日出版的第17期上。
  “池耕襄牺牲后,爷爷划着船领回了他的遗体,安葬在家族墓中,后迁至公墓。”池晓明说,每到清明时节,全家人都会前往凭吊,他也始终要求孩子们秉承先人志愿,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建党百年忆峥嵘,今天的菊乡儿女距离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从未如此之近,全面小康的底色正越擦越亮。“吾辈更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池晓明所感慨的今日盛世,不正如池耕襄就义前所愿吗?
  池耕襄等一批革命先烈的精神力量,正鼓舞着百万桐乡人,不断从中汲取为梦想拼搏的力量。
  天地苍茫,翠柏无声。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个名字:池耕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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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月27日《申报》有关池耕襄(史学章)就义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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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镇下西弄吴兰卿棉花店。
  (桐乡市档案馆供图)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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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4 20:31:3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碧血渲染处,红花照眼心”一一忆池菊庄
作者:孔海珠

                        池菊庄遇难前后

关于池菊庄烈士的传奇人生,最早是从我的父亲孔另境讲述的故事中得知的。

记得第一次听讲时,我们小辈无一不是张大嘴巴、表情严肃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不敢打断父亲的讲述,私下悄悄地怀疑这是真的吗?我们仿佛看了一场有画面、有人物场景的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电影。很刺激!此事,在父亲记忆深处沉淀,年长后,他更是经常回忆起这段不平常的生死考验。

那是在暑期,在父亲的书房,他多次回忆起年轻时亲历的杭州遇险记,这是他生命中最险要的经历之一。

事情从1927年国共分裂后讲起。当时,父亲参加北伐,行至湖北孝感时,接到党的指示,命令我党同志即刻离职返汉候命,谓国共已分裂。他抵达汉口后被“欢送”出境,到牯岭与姐夫沈雁冰、恽代英会晤后变装返沪。不久,接中共浙江省委通知,派他去杭州县委工作。

当时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下,浙江有杭州、宁波两个地委。据邵荃麟(亦民)1960年1月7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党、团组织在浙江沿革回忆》一文中说:“1927年5月,中央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各省成立省委组。这样,江苏、浙江就分开了。浙江省委建立后的第一任书记是张秋人同志,但在张未到浙江前是由庄文恭负责;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是徐伟(不久即被捕,于第二年牺牲)。在徐伟同志被捕后,团中央派华岗接替。当华岗到浙不久,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被捕了,并且很快给敌人杀害了。这时浙江的党、团组织随之全被破坏,基层组织也被破坏不少。”

文中又说:“1927年秋天,由于在杭州站不住脚,省委搬到宁波,中央派夏曦同志来担任省委书记…....”

父亲正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被派在新成立的杭州县委宣传部任秘书。县委书记为池菊庄兼宣传部长。池与父亲同是湖州人,操着带有乡音的话语,同是二十岁多的年龄,我父亲长他一岁,又同喜好舞文弄墨,两人很快热络起来,坦率地谈及各自的革命经历、家庭状况和恋爱史。当时,宣传部干事还有詹醒民,组织部长马东林是位年轻的农民,不久,上海济难会派沈资田来杭主持济难会,并参加县委工作,父亲与沈在沪曾相识,同住于盐运使署职员家属宿舍。

父亲在《忆杭州县县委始末》一文中说:“这时的县委似乎不很健全,各部工作人员残缺不全,我只认识他们几个。另外,艮山门车站的负责人,是经常有联系的,他是否参加县委会不得而知。”

此时正值立三盲动路线之时。其实,很大部分是瞿秋白“左倾”路线下,在摸索党的新的斗争道路与形式,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城市、乡村的秘密斗争,在尚不完全成熟的条件下,要求开展暴动,又一次用鲜血写下悲壮历史的时期。父亲说:“县委会在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武装起义,和打击反动派。但当时全杭州的党员不足百人,而大部分又都是铁路员工。武装更为缺少,仅有几枝不顶好的手枪。”       

父亲记得在1927年冬天,曾组织过一次打击反动派的活动,对象是杭州特刑庭长兼浙江反省院长。由马东林亲自指挥,他带了两位武工同志,在反省院长经常经过的路上进行袭击,可是连发数枪,子弹都打在人力包车的背上,反省院长未被击中而逃脱,从此国民党的特务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更加厉害起来。

1927年12月14日,一个寒冷的晚上,县委会借西湖饭店开会,商谈布置组织暴动事宜。孔另境未参加会议,被嘱留守机关。然而,到第二天早晨还不见池菊庄、沈资田两人回来。于是父亲约了在盐运使署工作的周同志同去旅馆找他们。当父亲与周同志步抵西湖饭店走廊,前面有一空地,见远处一个中年茶房向他们摇手。其实,这茶房并不认识他们,但似乎看得出父亲和周同志是去找哪个房间的。显然事有意外。父亲大惊,知道事情不好,于是与周同志急忙掉头分路逃去。这惊险的一幕,全靠那位茶房摇手示意,否则两人一定会落入敌人的蹲守伏击之中!

父亲是经过世事的,尚能镇定地返回住处,告知詹醒民此事。同时,“即携个人行李及池菊庄一断手指,暂躲至戴望舒杭州老家躲避。”父亲在“自传”中写道。

后来证实,当日参加会议的六七人全数被捕。父亲记得,在盐运使署和詹及周碰了一次面,商量即由父亲赴省委(其时省委在宁波,书记夏曦,秘书长梅电龙)报告并请示。他去甬后,即向梅电龙汇报杭州组织被破坏情况,梅在第二日通知他返杭候命。

返杭后,仍住戴家。约一二月未得任何指示。一日,他外出至近西湖的一条马路上,突见有短工十余人,抬了七八口白色薄皮棺材,沿湖滨而来。驻足而观,见每一棺材头均有黑字标明共匪×××之姓名。其中除池菊庄、沈资田、马东林等人外,尚有一口为张秋人的名字。至此,他知道被捕诸人均已遇难了!

杭州白色恐怖如此严重,他又得不到省委的新指示,于是,束装返沪,住在姐姐家中,写信通知宁波省委,报告在杭州所见情况。书记夏曦嘱其在沪候命,并指示须找公开职业,等待时机继续奋斗。革命转入低潮……

父亲遇险后“漏网”,并及时报告组织,使组织得知了确切的消息,不久,在中共机关刊《布尔塞维克》上刊出悼念文字。

           《布布尔塞维克》首刊悼念文字

《布尔塞维克》于1927年10月24日创刊。它是继被迫停刊的《向导》性质相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时值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于是迅速恢复出版这个刊物,移名《布尔塞维克》秘密出版。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等中央负责同志组成编委,瞿秋白为主任委员。创刊号即以《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开篇,痛悼死难烈士,号召以烈士精神完成牺牲者未竟事业。之后,每期开辟了一个专栏:“我们的死者”,及时报道、悼念烈士的牺牲情况。

《布尔塞维克》第17期1928年2月13日出版。在“我们的死者”栏目下有悼文《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一一一池耕襄》,这日子离池耕襄(菊庄)牺牲仅三周。在第23期上刊出陆吾仁著《沈资田同志传》。

《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池耕襄》悼文作者恺良为池耕襄生前好友,也是石湾镇的同乡青年。当池流亡上海寻找组织时,得到李恺良的资助和庇护。池耕襄(菊庄)在狱中曾两次写信给他。作者愤慨而深情地如实写道:“在白色恐怖满布着的中国,浙江也可称牺牲极大的区域了。杭州的陆军监狱中,已有人满之患,这是何应钦初浙江的第一功。我的朋友池耕襄,也在这恐怖之下,遭了枉死!他的被捕日期,大概是十二月十四五日,在西湖饭店被侦缉队缉获。他在狱中曾二次写信来,但我只收到他元旦所发的一封。他信上说: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所难免,此次之被捕,也可说是意料之中。他信上又说:我们虽然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他信中又说:在特别法庭审问的时候,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但这也不必恨那般法官和法警,因为他们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他又说:我最后的自解,只有‘我们不去受苦,谁该受苦呢?’他信中最后又告诉我,他将受判了,如速到杭还可见他一面。但是我始终负了他!不曾去看他。他于1月20日在陆军监狱枪决。在半月多的时间中,他不曾有信来——或许是被检查了的一一我也不曾设法寄信去安慰他……”

悼文中披露了池耕襄(菊庄)临终前在信中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已坦然地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甚至宽慰朋友说:“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所难免,此次之被捕,也可说是意料之中。”“我们虽然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

面对死亡,如此镇定,或者说,更为坚定了做社会解放运动的信念,甚至为此献身,决然地说出“我们不去受苦,谁该受苦呢”!这些话语充满着撼人心灵的力量,今天读来仍有一股英气直指人心。烈士义无反顾地从事社会解放运动,不怕牺牲,愿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反抗旧中国。他们崇高的革命形象实实在在地屹立在眼前,令人动容。

悼文还简要介绍了池菊庄烈士的生平,理解并同情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生存的苦闷。在寻找解除精神痛苦的彷徨中。池菊庄最终在上海“新交了许多同志,使他思想剧变,毅然地从事于社会革命”。

当池菊庄的人生交上了一份非常理想的答卷,看到了光明前途的同时,却由于极“左”路线错误,盲目指挥他执行发动暴动的武装斗争,不幸被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回顾历史,我们为他们的牺牲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

让我们了解一下池菊庄短暂生命的历史:

池耕襄(1905-1928),又名池楷,字菊庄,化名史学章,浙江桐乡(原崇德县)人。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先后考入浙江省第二中学和湖州海岛教会学堂,均因不满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而中途退学。1925年,尝试写作,同年秋,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文学系。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根据党组织安排,回家乡开展国民运动,组织国民党崇德第二区党部,任常务委员。1927年2月北伐军光复浙江后,转为公开活动,组织了店员工会,在附近农村建立农会,开展增薪和减租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遭到通缉,几经曲折,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被派到店员总工会从事地下活动。同年8月,受党派遣赴苏北,在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0月,又回浙江,在对敌斗争处于紧张复杂的关头,受命重建中共杭州县委任常委,执行党组织部署,策划农民暴动。12月,在县委秘密会议期间遭敌人破坏被捕,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1月20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三岁。

                           池菊庄断指明志

池菊庄被国民党浙江省地方特刑庭判处死刑后,在监狱墙上刻下诗句:

                碧血渲染处,红花照眼心。
                钱塘潮不尽,吾辈岂无人。

1928年1月20日下午,他和其他7位共产党员坦然走向刑场,在一片“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

池菊庄的遗诗道出他宽广的胸怀和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寄希望于后来者如钱塘江潮奔流向前;也彰显出很高的文艺修养。早先他在辍学回家时期,经常阅读《小说月报》和《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从中汲取新思想。1925年,他自己出钱办起一份《吟啸月刊》,用史学章笔名撰写进步文章,宣传新世界、新生活,以唤醒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北洋军阀。后因经费困难停刊。

运用写作、办刊物,以宣传新思想,一度是池菊庄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在寻找革命队伍、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之前,在苦闷的环境中,“又因为受资本制度社会的限制,不能使他自由发展他的天才。物质的生活,仍须依赖家庭,所以不得不仰承家人的鼻息(他的继母)。”同时,年轻人在对待爱情上出现问题,受到的却是恶意相加。“他因为受世人欺侮太过,他相信世间上没有好人,所以他的对人,也终没有如意。这样,他与社会渐渐远离了,他与家人也渐渐远离了。”我们不用回避恺良在这篇悼文中,隐约地说到一个时期里,池菊庄“他不能节制他性的冲动”而遭到唾骂。他在“辍学后的数年中,可以说是无聊到极点,他不能肯定人是应该努力,但他也不赞成颓废。在这时期中,他简直是人间失落者了。”

然而,池菊庄是位强者。他在彷徨之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明确了生活的方向。那时候的他“思想剧变,毅然地从事于社会革命”。父亲说,池菊庄断指明志,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恋爱遭到挫折,悲痛的心情压抑了他的革命意志,为了挣脱这世俗凡事的羁绊,全身心地献身革命,于是忍痛断指以明心迹。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父亲敬佩他!

这是一截小手指,被放在一个玻璃瓶中,浸在福尔马林溶液里,使之不腐。

                   戴望舒笔下的革命者形象

1928年12月,在施蛰存、杜衡主编的《无轨列车》杂志第七期上,刊出戴望舒的诗,其开头写道:

 “在一口老旧的,满积着灰尘的书橱中,
 我保存着一个浸在酒精瓶中的断指;
 每当无聊地去翻寻古籍的时候,
 它就含愁地向我诉说一个使我悲哀的记忆。
 它是被截下来的,从我一个已牺牲了的朋友的手上
 它是惨白的,枯瘦的,和我的友人一样,
  ……”

父亲讲述的故事怎么出现在戴望舒的作中?

上面说到,“父亲带了几件行李和存有池菊庄一段手指的玻璃瓶,到戴家躲避。”本想为池菊庄保存那瓶珍贵的断指,可是,眼见革命者被捕后不久便遭到杀害,于是,对着断指的玻璃瓶,父亲向戴望舒讲述这断指者的经历和爱情。这无疑为同样过着“穷极无聊”躲避生活的他们,注入了一剂兴奋。那瓶断指也就长期地放在戴家的书橱里。

戴望舒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缉,先在松江施蛰存老家躲藏,后被迫返回杭州老家隐居。他之所以受到通缉,是因为“不安分”,在1926年的大革命高潮中,他加入了震旦大学的共青团,并担任团支部的负责人,参加实际斗争,后曾被巡捕房拘留。和他一起回家乡的文友杜衡说:“回家乡,那时的心境是非常沉闷的。同年秋冬之交,老友望舒也和我一样地穷极无聊。”(见《在理智与感情冲突的二年间》)这段时间,也是我父亲参加中共浙江县委工作,与戴同在杭州的时期。由于在上海大学学习时,父亲和戴望舒、施蛰存因同学之谊交好,当各奔前程后又同在杭州一地时,互相有了走动,甚至遇到危局,父亲首先想到躲到位于大塔儿巷的戴望舒家避难。

“关于他的'可怜又可笑的爱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他是一个工人家里被捕去的,
随后是酷刑吧,随后是惨苦的牢狱吧,
随后是死刑吧,那等待着我们大家的死刑吧。”

对于革命者牺牲的经过,戴望舒写下了以上的文字。而对革命者的敬意,以及对反动派的愤怒,戴望舒在诗中还写道:

“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的痕迹,
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
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
正如他责备别人的懦怯的目光在我们的心头一样,
这断指常带了轻微又黏着的悲哀给我,
但是它在我又是一件很有用的珍品,
每当为了一件琐事而颓丧的时候,我会说:
 “好,让我拿出那个玻璃瓶来罢。” ”

《断指》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所以这首诗在当时流传并不广。当诗作在《无轨列车》刊出后,刊物即被以“有宣传赤化之嫌”受到当局的查禁。以后,作者曾把它收入1929年4月水沫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之中,可见他对这首诗作的珍爱。

1928年以池菊庄为代表的杭州县委集体被捕、牺牲事件,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经孔另境口述,文字记载和戴望舒的创作,用诗歌记载了下来。池菊庄决然断指明志的行为,英勇献身的故事,当年感动着我们的父辈,如今,同样震撼着我们这些聆听者,这个传奇故事直萦绕在我的心间,挥之不去,可见一位时代英雄,他的言和行始终不渝地屹立着,为后人留下了这个时代革命者对待革命和恋爱的崇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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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4 20:37:0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碧血映辞书 革命志自远


1928年2月13日,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全文刊登了一篇悼念文章——《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池耕襄》。作者李恺良,是池耕襄的好友。池耕襄牺牲后的第8天,他在上海听闻这一噩耗,便写下此文。

桐乡市革命历史纪念馆中,一本《新文化辞书》静静躺在展柜里。它是纪念馆负责人邱玉良口中的“镇馆之宝”,见证过池李两人的革命友谊,也曾见证了池耕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岁月流转中,辞书的底色已微微泛黄,纸张也已变得脆薄,但扉页上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可辨——“蕴轩挚友惠存,菊庄临死赠别,时乙丑冬日”。

邱玉良告诉记者,“蕴轩挚友”是指李恺良,而“菊庄”则是池耕襄自称。临刑前夜,池耕襄提笔写下赠言,并托人将辞书赠予李恺良。那一年,池耕襄年仅23岁。

1926年,出生于桐乡石门镇的池耕襄从上海回到家乡。此次回乡,不为寻亲访友,而是肩负着上海党组织的使命——发展国民革命,开展工农运动,迎接北伐军到来。不久,池耕襄根据中共嘉兴独立支部的意见,将志向相同的好友陈丹池发展入党,并与在外地入党的张兰接上组织关系,组建了以他为首的崇德县(今桐乡崇福镇)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石湾组织。之后他迅速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成立了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

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浙江,浙江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地国民党(左派)组织相继公开活动。池耕襄等人正式挂出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他在群众的支持下,接替了石湾镇商会会长一职,并利用这一身份,积极扩大革命队伍,在镇上组织“新工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浙江陷入白色恐怖。池耕襄等人被国民党(右派)浙江省党部下令通缉。虽然中共石湾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池耕襄的革命活动却依然在地下秘密进行。

同年12月10日,池耕襄前往联络点时,遭预伏的敌人侦缉队逮捕,关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拷打、“老虎凳”、电刑等酷刑,都没有使他屈服。1928年,他在狱中写给李恺良的信中说:“我愿有意识地死,不愿无意识地生。”同时,他还在狱中墙上刻下一首遗诗:碧血渲染处,红花照眼心。钱塘潮不尽,吾辈岂无人。

1928年1月20日下午,池耕襄与其他7位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于陆军监狱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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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一一池耕襄
                                  李愷良

        在白色恐怖满布着的中国,浙江也可称牺牲极大的区域了。杭州的陆军监狱中,已有人满之患,这是何应钦初到浙江的第一功。
        我的朋友池耕襄,也在这恐怖之下,遭了枉死!他的被捕日期,大概是十二月十四五日,在西湖饭店被侦缉队缉获。他在狱中曾二次写信来,但我只收到他元旦所发的一封。他信中说: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所难免,此次被捕,也可说是意料之中。他信中又说:我们虽然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他信中又说:在特别法庭审问的时候,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但这也不必恨那般法官和法警,因为他们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他又说:我最后的自解,只有[我们不去受苦,谁该受苦呢?]他信中最后又告诉我,他将受判了,如速到杭,还可和他一面。但是我始终负了他!不曾去看他。他于一月二十日在陆军监狱枪决。在半月多的时间中,他不曾有信来一一或许是被检查了的一一我也不曾设法寄信去安慰他。我的意料,以为他总不会死的。我始终是负了他,我只有这样的向他忏悔了:
        “耕襄!你去吧!我当更努力工作,继你而来有我呢!”
        我还要向他安慰道:
        “你们的血,洒在白色恐怖的世界!把白色恐怖染成赤色,就是革命的成功。”
        他在被捕后,供他自己的姓名叫史学章,其实他家里的名字叫池菊庄。
        他是生在浙西运河沿岸的一个小镇上一一石湾镇一一家属是业商的。他自在故乡的小学卒业后,进过浙江二中,又进过二师,最后又进湖州海岛,都没有毕业。在出外求学的三四年中,他不能节制他性的冲动,曾作下了不少的罪恶。他遭家庭的睚眦,社会的吐骂,也在这时开始的。但他自己绝对不肯承认这样是罪恶,他说是生理的关系。在他的思想没有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时,他早已有唯物的观念了。他辍学后底数年中,可以说是无聊到极点,他不能肯定人是应该努力,但他也不赞颓废。在这时期中,他简直是人间失路者了。
        他因为受世人欺负太过,他相信世间上没有好人,所以他的对人,也终没有如意。这样,他与社会渐渐远离了,他与家人也渐渐远离了。又因为受着资本制度社会的限制,不能使他自由发展他的天才。物质的生活,仍须依赖家庭,所以不得不仰承家人的鼻息(他的继母)。
        在这样环境之中,他苦闷极了。他想拿哲学来解除他的精神的痛苦一一他研究过老庄哲学,只是很浅薄的一一但终于是不可能。
        十五年的年底,党军将入浙了,他也在这小镇上组织了党部,做了崇德第二区党部的常务委员。在十六年二月间,孙军退出浙境之后,他总算公开的办公了。在这时期中,他曾经办过这小镇上商会的会长,也曾经吓走了十余个土豪劣绅,封闭了几个同善社,又曾经做过工人一一店员一一运动的工作。他这时总算了认识了一条正当的道路,给他走了。上海四一二之变起后,他就被人家告了共产,被浙江省政府通缉,他不得不离开故乡,逃亡到上海。在上海新交了许多同志,就使他思想的剧变,他毅然地从事于社会革命。
        在他二十三年的短生命中,无多历史可述了。我作这篇的短文,不是希望同志去哀悼他!也不是要把死者留名后世!像从前的墓志铭一样。我是希望同志更努力而奋勇!使死者的血,得到代价!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于上海

刊载于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第十七期,"我们的死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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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4 20:40:3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断指

                                 戴望舒

在一口老旧的、满积着灰尘的书橱中,
我保存着一个浸在酒精瓶中的断指;
每当无聊地去翻寻古籍的时候,
它就含愁地勾起一个使我悲哀的记忆。

这是我一个已牺牲了的朋友底断指,
它是惨白的,枯瘦的,和我的友人一样;
时常萦系着我的,而且是很分明的,
是他将这断指交给我的时候的情景:

“替我保存这可笑可怜的恋爱的纪念吧,
在零落的生涯中,它是只能增加我的不幸。”
他的话是舒缓的,沉着的,像一个叹息,
而他的眼中似乎含着泪水,虽然微笑在脸上。

关于他“可笑可怜的恋爱”我可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他在一个工人家里被捕去;
随后是酷刑吧,随后是惨苦的牢狱吧,
随后是死刑吧,那等待着我们大家的死刑吧。

关于他“可笑可怜的恋爱”我可不知道,
他从未对我谈起过,即使在喝醉酒时。
但我猜想这一定是一段悲哀的事,他隐藏着,
他想使它随着截断的手指一同被遗忘了。

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底痕迹,
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
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
正如他责备别人懦怯的目光在我心头一样。

这断指常带了轻微又粘着的悲哀给我,
但是这在我又是一件很有用的珍品,
每当为了一件琐事而颓丧的时候,
我会说:“好,让我拿出那个玻璃瓶来吧。”

注:断指主人池耕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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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4 20:50:1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桐乡境内最早的党组织
——中共石湾组织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共石湾组织建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党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和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从而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发展。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共产党员、石湾镇(今石门镇)人池耕襄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回浙江工作。中共杭州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指派他回家乡石湾镇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以迎接北伐军和革命高潮的到来,并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共嘉兴独立支部。

池耕襄,又名池楷,字菊庄,化名史学章,1905年生于石湾镇东高桥下塘一户小商之家,少年丧母。池耕襄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小学(今石门镇中心小学的前身),后又去嘉兴省立第二中学、湖州海岛教会学堂读书,均未毕业。闲居在家时,因喜好文学,经常阅读沈雁冰(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和革命理论刊物《新青年》,从中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1925年,他与好友陈丹池、李恺良、魏莲初结为知己,去古刹福严寺读书写作,曾撰文投稿嘉兴《秀水花》,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并自办文学刊物《吟啸》月刊(共出3期)。同年秋,考入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闻名全国的上海大夏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的1926年秋,池耕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左派),冬,被组织指派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池耕襄回石门后,首先根据中共嘉兴独立支部的意见,发展好友、医生出身的陈丹池入党,并与在外地入党的张兰(原名张涧秋,张琴秋之妹)接上组织关系,组建了崇德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石湾组织。

党组织建立后,他们广交朋友,把镇上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志同道合的有理想的青年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其中吴兰卿是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吴兰卿喜欢绘画,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过书,后在石湾镇寺弄街下西弄口开设了一家吴恒源棉花店,店内有一间阁楼,是吴兰卿的画室。池耕襄觉得棉花店地处闹市,出入者众多,如果将活动点设于店内,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于是就将党组织的秘密活动点设于吴兰卿画室。他们或以切磋画艺,或以洽谈生意为名,经常在画室内联络人员、商讨事务。为了确保安全,吴兰卿在画室内安装了铜铃,每当有活动时,让妹妹在楼下望风,遇到情况,拉响铜铃,以引起注意。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成立了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池耕襄任常务委员,吴兰卿任组织部长,陈丹池任宣传部长,张兰任妇女部长,党部设于东漾潭边的育英小学内,下设石湾镇、颜井桥、墅王庙三个活动点。他们以国民党(左派)区党部为掩护,积极发动工人、农民开展革命斗争,以配合国民军北伐。

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败退长江以北,浙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地国民党(左派)组织公开活动。北伐军二团派薛超任崇德县第二区党部政治指导员,党部迁入下塘的基督教堂内,公开挂出了党部牌子,并为表示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他们用纸将“基督教堂”四字糊盖,换以“以党治国”的横幅。石湾镇商会会长杨某经常欺压商民,激起民愤,池耕襄向北伐军第二团政治部告发杨某的罪行,政治部下令崇德县政府撤消杨某的商会会长职务。此事在崇德县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池耕襄、陈丹池等共产党员的威信迅速提升。经商界同业公会磋商推荐,池耕襄接替了商会会长一职。从此,他以这一合法身份,加上第二区党部的名义,积极扩大革命队伍,开展革命活动。石湾工会成立后,为争取更多的职工加入,池耕襄、陈丹池、张兰等反复宣传工人组织起来好处多的道理,不久,会员发展到七十余人,以米店职工居多,工会会址设于接待寺内。工会多次组织工人示威游行,召开斗争土豪绅劣的大会,要求增加工薪。同时,还在周边农村筹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他们根据农民到镇上吃早茶的习惯,经常到茶店进行宣传演讲,以实行“二五减租”(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一种减租减息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为主要内容,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石湾镇西郊杨庄村(今叶新村杨家庄组)农民叶有财听了宣讲后,觉得很有道理,主动与池耕襄、陈丹池等人联系,要求成立农会。池、陈等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成立农会,定名为“石湾农民协会”,主任叶有财,文书张春生。并刻了农会印章,绣了农会旗帜,印章有长、圆、方三枚,旗帜呈长方形,白底子,红镶边,中间为黄色大稻穗,人称“农旗”。石湾党组织领导农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减租减息和反对封建迷信等斗争,石湾商会原会长、劣绅杨某,包揽官司,人称“恶讼师”,农会在接待寺戏台批斗杨某,农会会员叶二龙到台上严正提出“租田要管,租米勿量”(意思是租田要继续种,租米坚决不交)的口号。农会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并迅速影响到周边地区,西圣埭、花岗寺、五河泾一带的农民也纷纷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斗争土豪劣绅运动;唐占基村农民批斗了当地土豪劣绅唐某;河山乡农民到含仁庙砸毁了菩萨。“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的威信迅速在广大农民心中形成,长濠乡曹家桥在清明节要演戏,乡长也要派人先向农会请示。张兰还来到桐乡县濮院镇,与中共濮院小组组长徐耀华一起,筹组成立了妇女团体——濮院妇女解放协会,宣传妇女运动,鼓吹妇女解放,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缠足,提倡剪短发,争取男女平等。

石湾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一部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商界人士的恐慌和不满,他们策划组建了国民党(右派)桐乡县第四区党部。当时,石门镇分属崇德、桐乡两县,这样,一个小镇上出现了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利益,以池耕襄、陈丹池等中共党员为核心,一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以绅商祁某、朱某为核心,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右派)桐乡县第四区党部得意忘形,派人向省党部告状,大意谓池耕襄、陈丹池、张兰等煽动工人罢工、农民抗租,挑拨劳资关系,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省党部下令通缉池耕襄、陈丹池、张兰,幸而三人得讯外避,才免遭逮捕。中共石湾组织被迫中止活动。

池耕襄转移到上海,被党组织安排在店员总工会工作。8月,被派往苏北,从事兵运工作。10月,中共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遭到破坏,中共浙江省委被迫迁往宁波,党在杭州及其周边区域的组织瘫痪。池耕襄临危受命,再次返浙,重建了中共杭州县(《浙江人物简志》作杭县)县委。11月,整顿恢复党组织,相继建立了中共江干、拱墅区委。后又去萧山县西兴镇活动,准备来年一月举行杭城四郊农民大暴动。

陈丹池离开石门后,先后化名郑桐、郑彤,在湖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池耕襄重建中共杭州县委后,受命赴杭,任县委常委。

1927年12月10日,杭州县委秘密联络点赵衙弄11号遭国民党武装侦缉队破获,池耕襄、陈丹池等12 人正在联络点整理西兴暴动计划,同时被捕,被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他们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池耕襄刻诗于墙上:“碧血渲染处,红花照眼明。钱江潮不尽,吾辈岂无人?”用以表明共产党人革命必胜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勇气。1928年1月20日,池耕襄、陈丹池被秘密杀害于杭州陆军监狱。

中共石湾组织是桐乡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形势下,石湾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国民党(左派)的合法身份,在石门镇及其周边地区领导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唤醒了工人、农民的革命觉悟,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高涨,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反革命的势力。

(资料来源:《桐乡人民革命斗争史(1919-1949)》《桐乡县志》《石门镇志》《红色印记》《桐乡通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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