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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太行英雄:池必卿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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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7 14: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池必卿(1918年元月2日生 ),山西省平定县人。1925年至1937年,在初级小学和高级中学学习。1936年12月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敌救亡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省平定县抗日游击队队员、党支部委员。11月份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担任过冀豫晋边区中共和顺县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平定县委组织部长,赞皇、井(陉)获(鹿)县委书记,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主席、太行区第二地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太行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榆次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专员,山西省委宣传部长,616厂厂长,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过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遭诬陷被关押审查四年。1975年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后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曾当选为党的第八次、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1977年和1982年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撤销后就再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
          一、从一个高中学生到走向共产主义
    池必卿,原名池长胜,字必卿。籍贯为山西省平定县城关镇上庄村,1918年元月2日出生在一个正在走向没落的地主家庭里。1925年至1929年,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1929年考入本县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的高级小学。1932年考入本县初级中学。池必卿从小就喜欢参加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常常受到邻里大人们的称赞和夸奖。1935年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继续走向没落。为谋求升学,池必卿是在大姐和叔父的鼓励和资助下,1935年考入太原友仁高级中学的。
    在1935年至1937年的高中学习期间,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逐步扩大武装进攻的时期,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已经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关注,抗日救亡的热潮涌动在大江南北。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同情和声援。池必卿积极踊跃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当时,上海出版的抗日救亡书刊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都由太原《觉民派》报社公开或半公开的代售。池必卿所在的太原友仁中学的二年级高中班,在几个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组织起了读书会,他们集体阅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骆驼丛书》、《黑白丛书》以及生活书店发行的《生活周刊》等等。同时,他们又经常在一起看进步影片,如《渔光曲》、《大路》、《桃李劫》等。起初,他们更多的是怀有读书救国的情结,但通过读书和看这些影片扫掉了他们自己对旧社会抱有的种种幻想,世界观也逐渐地出现了变化。后来,有人又拿来一本专门介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书籍《西北印象记》,比较起来,这是当时他们能见到的最秘密的读物。如果说前一类书籍的阅读,已经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这些学生们都有了若干新的思想观念的话,《西北印象记》就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联系起来了。原来还打算在旧社会里找个人前途和读书救国等旧的人生观被逐步改造。从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决心参加革命的人生观,被逐步树立起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抗日救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池必卿等一批友仁中学的同学直接发出拥护张学良、杨虎成的兵谏和反对蒋介石内战为基本内容的大字墙报。并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的寒假期间,回当地参加了知识分子的救亡和新思潮活动。1937年初春,学校当局为压制学生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举行了假期作业考试,池必卿等一批进步同学,动员全校同学举行罢考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此次罢考运动(除他们这一年级外)都未能取得成功,但这次斗争却涌现出一批左翼力量。为了镇压这次运动,学校当局把他们同班的学生领袖开除了(此人后来赴延安抗大学习),但却对本班学生的假期作业考试,公开宣布无效。
    从1936年下半年以来,友仁中学的抗日群众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中共党员薄一波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经与阎锡山商定,由薄一波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共同推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牺盟会的核心组织--抗敌救亡先锋队,全国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建立起来。池必卿任友仁中学抗先队队长,民先队副队长。周璧任友仁中学民先队队长,抗先队副队长;在这几个群众组织的发动和组织下,在校的一部分学生,分别参加了太原市各种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池必卿、周璧等曾分两批欢送十几名进步同学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初的一天晚上,经中共党员、友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李维祺介绍,池必卿周璧两位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七七”事变的前夜。
    “七七”事变后,为推进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周璧、池必卿等动员和组织本校的数十名进步同学举行了太原市首次游行示威活动,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死汉奸、卖国贼”的口号。这是一次质的突破。(因为山西省的阎锡山只允许学生进行抗战救亡的活动,但却不允许提抗日和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不久,牺盟会才组织全市性的大游行。之后,池必卿、周璧在太原市参加并组织了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当得知学校当局准备将学校南迁至洪(洞)赵(城)一带继续办学时,他们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共产党员可返回原籍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当地等待党的组织关系的转移。8、9月份,他们先后回到平定县,先以牺盟会合法的身份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9月份党的正太地区特委书记彭涛来到平定,带来了池必卿和周璧二人的组织关系,从此,他们就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正太特委在平定县义井村的“三义庙”中,曾经召开过一次有正太地区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参加的活动分子大会,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池必卿、周璧等四名平定县委管辖的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在彭涛的主持下召开的。会议听取了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和党的代表(未公布名字)的讲话。张浩讲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和任务。中央代表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关于发展党组织,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提出了要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给池必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与会者特别兴奋的是,此次会议是在八路军的武装保卫下召开的。接着便是组织共产党员下乡工作,既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又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县委书记孙竹庭和池必卿等三人到达荫营、河底等地打算在这两个地方完全小学的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结果,由于缺乏放手工作的经验,只发展了两名,据后来听说,由于没有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还受到了特委的批评和处分。当时,平定县的党组织是用牺盟会的名义参加当地抗日活动的。组织抗日游击队,是用山西省驻平定县教导第五团(团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的枪支,在平定县组织起一支近二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池必卿是游击队的党支部委员。后来,这支部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经过改编后,即成为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天津后,很快便向山西大举入侵,山西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 月中旬雁北失守,11月8日太原也被攻陷。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山西前线除积极配合友军战役行动的同时,也展开了抗日的游击战争。
    二、在撤往抗日根据地途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
    1937年秋季,平定县牺盟会的学生游击队,正在放假回家休整。一天深夜,池必卿突然接到县牺盟会特派员毛铎派人送的一个便条,由于平定县城即将失守,要他到城西龙泉镇迅速集中,由于情况紧急,池必卿立即带领同村的一名游击队员连夜赶往龙泉镇,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第二天早晨到达龙泉镇时,只看见一部分游击队员正在睡觉。毛铎和中共县委成员都没有见到,也不知道党的领导机关去那里了,只见到一个非党员的游击队队长赵虎臣。两三、天后才知道,平定县的共产党员已由正太特委转给晋中特委了。
    娘子关失守后,由于日军急于占领山西重要城镇,加大了攻击力度,国民党守军且战且退,山西形势极为严峻,一些革命组织和各种抗日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也逐步向南向西撤退。当时池必卿也在撤退中,但由于党员找不到党的组织,游击队队长赵虎臣决定派一部分游击队员先行一步,到松塔村打前站,准备继续后撤。先行一步的七、八个人中就有池必卿。抵松塔村后,发现有很多当地居民和国民党的散兵以及从平定县撤出来的人都在撤退中,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松塔村已无法作为游击队的临时驻地了。于是继续西撤,直至寿阳县的郭村,又遇上了西逃的难民。其中有一些游击队的亲属。这就引起了游击队员是否归队的争议。正在争议中游击队派周璧同志来了,周璧传达了上级指示,让先行的一部分游击队员回平定县广阳村归队。争议结果,走散了一部分队员,留下三个队员,加上周璧共四人。他们马上向平定广阳村出发。途中周璧提议:四人分两部分,两个人仍赴广阳村找游击队,我与池必卿赴和顺县找彭涛,然后再找游击队。约定后即分别出发。
    当晚池必卿和周璧两人就在和顺县的寺头村住下,晚饭后,同突然来到该村的国民党的散兵数百人相遇,当地群众很恐慌。同散兵们交谈后,才知道是从娘子关退下来的溃兵,属于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熄灯后,池、周二人在一家店房住下。深更半夜被人叫醒,才发现是这批散兵叫他们起床要进行搜查,这时已有两支手枪顶在他们的头上,无法起来进行反抗,只能被捕,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外,一切均被没收。这样,池必卿和周璧就被这批散兵押到另一处村民的房子里,被武装看守,拂晓后,即被散兵们带走,方向是他们经过的马坊村。当时很混乱,稍有意外,就有被枪杀的危险。早上七、八点钟,有人通知池必卿和周璧,他们的负责人要找他俩谈话。见面后,一个团职军官模样的人首先开口说话,要求池必卿、周璧二人参加他们的部队,每个人都可享受连级军官的待遇。池、周二人没有同意。但那个军官还是不死心,他表示:如果你们同意,可同你们的部队一块儿去榆次县城找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先回去找你们的部队去。池、周二人对这批溃退的散兵印象很坏,既然让走,池、周二人立即告辞,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返回寺头村。
    本村的老乡见他俩能活着回来都很高兴,并向他俩诉说昨天晚上有几个大户被抢,同时还开枪打死了人,池、周二人早饭后,同太原返和顺家乡的一名警察相遇,于是三人同行,抄小路经由紫罗等森林地区到达了和顺县城。和顺县非党特派员马朋庸(是池、周的老乡)告知彭涛住在汗桥沟。为了早一点儿见到上级,池必卿和周璧立即赶到汗桥沟去见彭涛同志。彭涛见到他俩后又惊又喜,详谈之后,彭涛说:你俩不必再回晋东了,这里正缺少干部,只要省委同意,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吧。
    当时省委和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师部都在汗桥沟一带居住。不久,彭涛通知池必卿和周璧,省委已经批准他们留在晋冀特委工作,不要再回晋中特委了,此事由区党委通知他们。之后,池、周二人又听了冀豫晋省委书记李箐玉讲的党课。数日后,池必卿被分配到和顺县委任组织部长,同翁可业、冯钦安一起工作,翁可业是书记,是红军中的群众工作干部,冯钦安是宣传部长,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不久,从游击队又调来了一个组织干事张芝兰同池必卿一起工作。当时池必卿公开身份是县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在担任党的和顺县委组织部长的同时,还兼二区区委书记(冯钦安兼任一区区委书记,当时和顺县委只管这两个区,三区是晋中特委直属区不属于晋冀特委)。初遭险境后又找到党的组织的池必卿,感到心里很踏实。
   三、在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关键是首先要学会放手工作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9月,池必卿在冀豫晋地区的三个县委工作约九个月的时间:在和顺县委工作五个月、赞皇县委工作一个月和井(陉)获(鹿)县委工作三个月。主要任务是开创局面,把由旧县政府管辖的县变成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并在区和多数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和顺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兼区委书记近五个月。有两件事情给池必卿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二区多数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把抵制过抗日的旧政府区长赶跑,换成党组织自己的人;二是在县立高级小学毕业生训练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后来,这些人有的担负了相当大的责任。例如,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蒋毅,安徽省委组织部长白鲁克等。1938年3月当晋冀豫区党委决定将和顺县移交给晋中特委时,池必卿就带着张芝兰奉命奔赴平(定)东县委开展工作。在平(定)东县没多久,就遭到了敌人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扫荡,工作还没来得及铺开,就随着县级机关退至昔(阳)东县东部山区。后来,张芝兰在平(定)东县委任职时,因遭受敌顽两军的包围袭击,英勇牺牲。
    1938年4月底,池必卿又被调赴河北省西部的赞皇县委工作。这是晋冀特委管辖的一个县,这个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暴动,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傅贯一、马芳廷、张桐琴、张适如、宋国藩等十多位同志。傅、马二同志因参加晋冀特委的领导工作而离开县委。张桐琴任县农会主席,张适如任县长,宋国藩任县委组织部长,池必卿和由冀西民训处调来的程式兰(女)分别任党的县委书记和县农委书记。在这个县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公平负担,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日,兴办贫苦农民训练班,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去教育农民,并在其中挑选积极分子介绍入党,通过他们回到村里再去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以达到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目的。成立农会,建立村武装自卫队,建立党的区委和党领导的区政府。池必卿在彭涛同志的直接领导和亲自指挥下,认真地放手地执行了党中央和太行区党委关于开创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尽管时间很短,仅一个月左右,但当时还是很有效的,被称作“5月的赞皇”。
    这时,晋冀豫区党委决定调彭涛同志到冀豫特委工作,并将晋冀特区划归原晋中特区,改名为晋冀特委。晋冀特委召开了原晋中、晋冀两个地区的县委书记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领导这次会议的除参加会议的原晋中。晋冀两个特委的领导同志之外,还有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会议的基本内容是:交流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放手发展党,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的经验。六月初,池必卿奉命被调任井(陉)获(鹿)县委书记,原晋冀特委从赞皇还抽调十多名县区级干部随之到井获县工作。行前,彭涛同志给池必卿布置了任务:连续开办农民训练班,在班上放手发展党员,并通过他们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公平负担,改造村政权;成立区、村武装,扩建游击队。时间为三个月。任务完成后即到省委党校学习。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在八路军三八五旅的掩护下,并经过新的晋冀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率领的工作组的检查,完成了原定的任务。池必卿在赞皇、井获工作期间,一方面要努力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必须对付国民党顽固军队的磨擦。一次,当池必卿经过顽固军队的临时驻地时,突然从对面山头向他打来两发枪弹,可能射手的枪法不准,子弹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这使池必卿非常气愤,当即命令通讯员向顽军还击,直到对面山头国民党的士兵高呼“误会”了后,磨擦才算了结。事实说明,尽管在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期间,大家都在抗日,但国民党却不断制造磨擦,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戒心。
    经过近半年时间工作的锻炼,特别是在赞皇、井(陉)获(鹿)两县做县委书记工作的锻炼,在开创工作方面,池必卿取得了许多实践经验,不论在改造自己还是在领导艺术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从1938 年10月到1939 年1月,池必卿接受了三个月区党委党校的学习、培训,听取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朱瑞和省委许多领导人关于游击战争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报告,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冀豫晋省委召开的关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和讨论,听取了彭德怀同志的传达,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并且有机会接触到省委和北方局的一些领导同志。
     四、在晋东南农会工作中,经过若干反复,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1939年1月 ,在参加了冀豫晋省委召开的关于传达讨论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池必卿被调任晋东南农救总会工作。为了便于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池必卿必须改掉原来的名字,最简单的办法是以字代名,由八路军井获县工作团长的池长胜改称为牺盟会的池必卿。在农救总会成立之前,先到第三行政区农会做筹建工作。3月在晋东南(实际上是冀豫晋边区。所以称之晋东南,就是为了利用党在山西省的合法地位,完全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池必卿当选为农会主席(开始为适应山西形势,称为秘书主任)。从3月份到5月份晋东南工、农、青、妇救国总会都相继成立,从此,冀豫晋区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就从农村基层组织起到县、地区一直到边区一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缺少经验,经过摸索,到1941年,才有了初步的进展。
    1940年初,冀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冀豫晋区党委(于1938年1月由中共冀豫晋省委改称此名)决定池必卿和赵国强(晋东南工会副主席)二人分赴襄垣、武乡两县负责购募粮糠工作,再由襄垣、武乡两个县政府派民工送到冀西有关各县。同时,晋冀豫党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根据冀西地区的灾情,指示冀南银行以贷款形式发给晋东南农救总会五万元冀南币,由总农会负责分发给冀西地区的有关各县农会,作为救济费使用。这项措施的实行帮助冀西地区农民渡过了严重的春荒,也提高了根据地总农会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声誉。
    1940年初,出席党的七大的太行区代表毛铎同志(晋冀豫区党委民运部处长),途径晋察冀根据地时,将当地一些民运工作文件由王定坤同志带回太行区转交池必卿。池必卿阅后,受到启发,联系太行区农会工作的实际思考,认为可以用减租减息的法令来进一步发动群众,以巩固根据地。池必卿阅后经农会党组讨论,一致同意将此文件推荐给晋冀豫区党委书记兼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志阅后,即通知池必卿,可由总农会组织先在太行区搞几个试点或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再确定今后怎么办。总农会党组通过讨论,赞成区党委的部署。1941年立即在武乡、黎城、辽县、武安、平顺、邢台、涉县等七个县各选定若干点进行调查或试点,效果很好。
    经过调查和试点,一方面发现了减租因土地永佃权未能受到保护,基本上还没有执行,减息问题主要是停贷,但旧债基本上没有还清,发现地主和债主的剥削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十分严重。例如,过去减过租的地方,由于永佃权的问题没有法律的保护,便发生了你减租,我收回耕地转租给别人耕种的问题,等于未减,从而使减租称为形式。减息则因为空喊口号,新的债务停止了,旧的债务还没归还,被抵押的耕地和其他财产却被债主收走了,这些问题尚未清理。另一方面,发现农民对我党我军产生了不满,主要问题出现在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
    会议是在全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取得胜利,同国民党军队划分了驻防界限,我们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任务确定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出在批判反顽斗争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时,发生了所谓的给农民运动泼冷水的问题。黎城会议后,新华日报上就公布了一位领导人的讲话,他说:现在农会出现了农贼,工会出现了工贼。据池必卿记忆,这个讲话是针对着1939年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斗争中出现的“过火”倾向。在太行区还发生了有些地委(原来特委组织改称此名)和专员在批评有些县委的工作时,用“呸、呸”的唾沫声,批评和指责了1939年反顽斗争中的“左”倾现象。这股风的出现在有些地方造成了不良后果。比如,邢台县有一位基层农会干部,由于基层农会被封建势力停止了活动,这位村干部就杀了一只鸡到山神庙祭典祷告“什么时候农会恢复了,我给山神爷再供献一只鸡”。武乡、榆社、襄垣、武安等县,就出现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农会干部受气等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1941年,太行区总农会进行调查和试点的工作中遇到的。这些地方不只是农会、工会干部有不满的情绪,党的县委领导同志也有气。武安就有一个党的区委书记,因为在1939年的反顽斗争中,受到了被撤销工作的处分。这种“泼冷水”的办法,在太行区若干县内,造成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的情况。这类事情,当时谈起来非常的多。1941年的试点地区,口号虽然还是减租减息,实际上已经变成为这样的两句话,即:减租保佃,清债退押。如果不保护农民的永佃权,租子是减不下来的;抵押给债主的房地产如果不退还给农民,减息也是一句空话。对于恶霸地主,只要农会支持,农民是敢于起来斗争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地主富农,农民的思想问题就很多,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是良心命运的问题,即减租减息从良心上过意不去,穷是自己的命运不好;另一个是“变天”的问题,即:如果日本人或国民党来了怎么办?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是减租清债的关键。通过调查了解情况,池必卿感到在下一步的工作开展中,在每个县实行减租清债前,除试点外,都要召开贫下中农训练班,开展诉苦运动,先诉苦,然后再从思想认识上挖穷根。核心问题是弄清楚土地财产是什么人创造的。用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财富的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结合当地封建势力剥削压迫农民的实际来教育农民,提高阶级觉悟和自求解放的阶级斗争意识,农民才能立场坚定地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池必卿更深刻的认识到:政府的行政命令虽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把工作做好,仅仅凭行政命令也是不易办好的,必须有对症下药的思想工作和政策保护。
    1941年,在农救会试点的基础上,晋冀豫区党委指定由池必卿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进行的关于减租清债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组成起草工作小组。池必卿并被指定在当年召开的晋冀鲁豫人民大会上作了说明,然后依照法定程序,民主通过,成为法律程序比较完备的政府法令。这个条例确定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农民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2年,在晋冀豫区党委的领导下,池必卿与其他各级领导干部在太行区腹心地区参加了全面减租保佃、清债退押运动。在运动中,大家注重了政策的界限和思想教育,先在农民中开展大规模训练,发动诉苦运动,然后在讨论中挖掘穷根,进一步弄清楚土地是怎么来的等等。在地主富农中,对恶霸地主与一般地、富、开明士绅区别对待,并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坚决打击并孤立那些残酷剥削农民的封建地富,对那些罪行严重者,还须依法制裁;一般地富,只要他们实行减租清债的法令,就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对超过一个村庄范围的几个村、甚至几个区都有出租土地或放债的大地主,实行有关地区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斗争,由县委书记或县农会主席主持会议,选择最典型的贫下中农在大会上诉苦,并向地主及其代理人进行说理斗争,这样做对全县的影响极大。实行这样的斗争策略,做起来就顺利的多了。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对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包括党支部、农会、妇救会、青年团、民兵、村政府等)进行适当改造。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在1943年5月的反扫荡中,农民的游击战普遍开展起来,空室清野的工作有序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打得敌人惊惶失措,扫荡根据地的时间也缩短了。农民自己起来敢于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怕变天的思想也迎刃而解了。在农民的良心、命运、变天顾虑被扫除, 懂得土地是自己创造的道理之后, 他们便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与此同时,池必卿与其他干部也注意到了还要对农民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说明了为了联合地主抗日,现在只能逐步削弱剥削。之所以要交出一些租子, 是为了争取地主和我们一道抗日。这是一种让步,对抗战,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还不能完全废除封建剥削。现在只能采取减租清债,而不能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党的太行分局在河北省涉县温村召开了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地区由地委书记以上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李大章同志作了《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同志代表北方局作了《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报告。在会议的讨论中,各区党委的领导同志指出了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性的认识的看法,其中三位同志还讲到了1940年召开的黎城会议,是对农民群众的压制,是给农民群众泼了冷水,并且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池必卿在大会上也讲了这类问题。事后,池必卿的讲话,引起了太行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反感,区党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在大会发言中指责说:“池必卿昨天的发言讲的事实都有,但却是片面的。”一位野战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中指责说:“在太行分局召开的会议上,是无权批评北方局领导的。
    高干会议一结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遇上全区的大旱灾,一个是全区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反对特务的斗争。因此高干会议上发生的争论的减租清债工作就被冲淡了,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结束后,区党委负责人就单独召开了太行区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要群众团体负责人作自我批评。除池必卿本人作了简单的表态外,其余的同志都没有讲什么,只有太行区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会议上正式批评了区委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会议结束时,区党委宣布了决定,把太行区一级农。青、妇各群众组织解散。总农会的同志被派到到五分区农会工作,青救总会和妇救总会的主要负责同志被派到三分区工作。对此,池必卿虽然在精神上有一定的压力,但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感到用解散群众团体的办法来处理党内分歧,这样的做法不妥。
    池必卿到达五分区后,在整风运动中,才听到地委负责人非正式地讲到这件事:你们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同志已经拿到延安去解决了,你不要背包袱。从此,池必卿同志便从思想上减轻了一些负担,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行区派人到二地委担任书记后,才见分晓。这位地委书记在一个夜间单独找池必卿谈话时说:“太行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让我转告你,1943年的温村高级干部会议的问题,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区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不要背思想包袱了”。至此,池必卿背的包袱才算彻底放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即:迟了两年区党委的领导人才敢作自我批评,原因何在?可能有两个估计,一个是中央对温村会议意见,从延安回来的人向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转达过这个意见;一个是当时从延安回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干部有向区党委夺权表现。区党委为了怕池必卿也参与这类活动,才单独向他作了自我批评。池必卿认为,实事求是地把历史问题讲清楚,即使迟了两年,总算有个了结。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应该经常注意的。党的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批评党的任何领导人。池必卿反复思考后感到:这一规定也许是针对1943年太行区高干会议上不正确的批评确定的。
    1942年夏季,池必卿同太行区妇救总会的干事徐若冰认识,经过半年多工作上的接触,双方都对方有了深刻的了解。1942年底,他们在涉县上温村太行区群众团体驻地结婚。结婚时,徐若冰任涉县妇联会主席。婚后共生育了四个男孩子。其中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均已参加工作。徐若冰生于1918年,她是河北省大名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参加了革命。籍贯是河南省清丰县城关。建国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1983年从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
    1943年底,池必卿被调往涉县赤岸村的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这次整风一共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到1945年春才结束。当时的整风运动正处在纠正审查干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期间,因而,本次整风虽然也有缺陷,但没有发生大的曲折。池必卿和太行区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团体的领导人,都被通知参加了此次的整风运动。池必卿被选为小组长和领导运动的主席团成员。经过整风,池必卿感到收获不小。通过认真学习有关整风运动的二十二种文件,学会了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联系各自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思想作风方面的弱点和缺点进行了反省。经过整风,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视思想领导、学会走群众路线、典型示范、推进全面等方面,更加明确和清醒了。在整风运动中,还学到了一整套的科学领导方法,例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等等。有一些同志,他们是为了抗日参加共产党的,因而,对根据地农村的阶级斗争很不理解,在整风运动中才暴露出来。这就必须抓住这个问题,促使他们阅读社会科学、哲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以便更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在审查干部的问题上,人们又注意到,既要符合历史实际,有要注意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对池必卿以后的工作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
    整风一结束,1945年春,池必卿便由太行五分区调到二分区任二地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领导机关名称的改变是在1943年10月由晋冀豫区党委改为太行区党委的)。
    五、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和领导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和新老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太行二分区地委书记曾韶山和池必卿二人,在第二分区机要室听到了这一消息,非常振奋。接着,太行区的新华日报和广播电台都广泛传播这一重大新闻。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作出部署,地委和军分区立即开会,一方面决定由分区司令员率领三个主力团,到边缘地区和敌人的据点附近授降;另一方面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在新解放区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以便彻底改造原来接敌区和敌占区的基层政权。由于脱产干部有限,到新区搞运动,就必须在老区的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中组织起工作队(也有叫翻身队的),到新区帮助农民开展反奸清算等群众运动。这在当时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1946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实行耕者有其田,基本内容就是,一条批准,九条照顾。一条批准,就是只要农民有土地改革的要求,就批准执行,不要再进行减租清债工作了;九条照顾,就是照顾军属、烈属、干部家属和开明士绅等对抗日有过贡献的人们。这样,太行区新解放区的农民就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基本上实行了土地改革的目的;老区农民是在减租清债的基础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在“五四”指示的执行中,不论在新区还是在老区中,都发生过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此后,在执行土地法大纲,正式执行土地改革时,多是在少数地方搞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而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公有耕地以及政府的粮库和金库中拨一部分粮款来做补偿中农的工作,以便纠正“左”的倾向,达到真正团结中农的目的。
    1947年7月,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池必卿接到通知后,立即从寿阳经平定、井陉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找到了中央工委驻地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中,大都是揭露土地分配不公,土改不彻底和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等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在会议讨论中,多数同志滋长了“不彻底”问题严重等左的情绪,池必卿也不例外。但他发现新任职的太行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同大家的发言内容不同,在每次的会议上,他的发言都是着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据池必卿的回忆,在那次会议结束时,在人们的脑子里,地主富农划到总人口或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十八都是可以的。这么大的斗争面,开始引起池必卿的注意,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左”的错误是不利于土地改革的。
    池必卿在参加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曾围绕正太战役中的支前工作两次找他进行谈话。池必卿在第一次谈话中直接讲了如何动员和组织民兵、民工参战的问题。叶剑英同志说:“你回去再想一想,为什么人民群众参战的热情那么高呢”?几天后,池必卿在第二次汇报中着重讲了“如何发动群众实现土地改革的问题”之后,叶剑英同志对池必卿的汇报很满意,表扬了池必卿,说:“可以了,你算交了账了。”因为听汇报的人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军队的领导同志,池必卿估计可能就是要他讲土地改革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全区土地会议期间的一次大会上,中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学习两个策略的问题》。基本内容是团结中农和防“左”和反“左”的意见。事后,池必卿体会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一方面说明徐向前同志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勇气和政治上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说明,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像徐向前这样的老同志,在地方工作上讲这么重要的问题,也是无济于事的。
    1948年2月,中央局召开的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池必卿即调任太行区第二地方委员会书记。地委同志们在回到地委机关后,表现出来的“左”的言行,已经引起了很多机关干部的惊异,但是,他们并未有所察觉。遵照区党委的决定,把会议开到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以上的干部。即所谓左权县城天主教堂会议。在会议上,首先是传达党中央工委领导同志和中央局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然后就是讨论。地委们几乎每天碰头,碰头会议上除对与会的同志的认识作出评价外,就是对一个个犯错误的干部的处分问题。当会议开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收到了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讲话中关于对地主富农的划分,在一般的情况下,仍然占户口总数的百分之八或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并且强调了反对土改中的“左”的倾向。池必卿看了这个报导之后,在思想上引起了斗争,出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毛主席的这次讲话, 是否针对全国土地会议的?他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即给区党委书记赖若愚打个电话,请求指示。赖若愚的回答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讲话执行”。池必卿向二地委的常委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讲了区党委书记赖若愚的口头答复。地委们讨论的意见一致,按区党委的意见办。这样,就出现了与会的同志在思想转弯的问题,即由反对右倾到纠正“左”倾的问题。池必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地委先召开县级以上主要干部会议,统一认识后,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在会议的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主要是纠正“左”的倾向。把地主富农所占的比重,压缩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超过者,除特殊情况外,就是“左”倾。同时把前一段对干部处分过多的问题及时纠正过来。毛主席的指示,使池必卿避免了一次大的错误,也使太行二分区避免一场大破坏。会议结束后,土地改革的问题是按照填平补齐的办法解决遗留的问题。而补偿中农的政策继续执行,没有改变。
    1948年7、8月间,为了解放太原市,中央决定由太原市周围几十个县组成一个晋中区,设置晋中区党委、晋中行署、和晋中军区以及同级的其他组织。由吕梁区党委带原八分区各县,北岳区第二地委武光同志带几个县,太行区第二地委书记池必卿带五个县,另外还有太岳区党委划出原临汾地委的三个县,组成一个新的晋中区(省级)。除了原所属部队,参加围困并准备进攻太原市和组织支前外,地方各级党、政、群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对晋中地区的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摧毁阎锡山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于究竞是在“兵农合一”的基础上,按照平分土地的要求抽多补少呢?还是推翻“兵农合一”,在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上进行一次土改?经过几天的争论,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即:如果是真正的执行了“兵农合一”制度的,就在这个基础上平分土地。如果是虚假的执行“兵农合一”或根本没有执行这个制度的地方,就仍然按照土地改革的办法实行土改。由于要求完成土改的任务的时间太快,这样做的结果是群众发动的不够充分,以致在抗美援朝期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地主、富农向农民反攻倒算的问题。
    1949年,中央决定:晋中地区划归城外的太原市委管辖,晋中区党委组织大批干部南下湖南省工作。区党委留下一小部分干部到太原市委工作,池必卿调任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解学恭主管原晋中区三个地委的工作,直至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成立,池必卿即被调任榆次地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范新三同志调走后又兼了一段行署专员的工作。到1952年初被调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前后共干了三年的地委书记的工作。在这近三年的工作中,他领导并参加了以下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件是在新解放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打退了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维护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土改中所获得到利益。
    一件是在城市工矿地区(重点是阳泉市)废除“把头”制度和开展“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件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上,曾经提出过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意见,但因当时受到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否定,而未能执行。
   六、转上工业战线后,注重实际,坚持抓工业生产,获得了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验
    1952年,池必卿在调任山西省宣传部长后,兼顾了一段农村工作(那时候党内还没有设立农村工作部),工作重点就是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1954年,党中央决定调一大批包括省委常委、地委和县委领导同志在内的地方干部,到全国各地苏联援建的第一批一百五十四项的重点工业项目工作。池必卿也被调到大同坦克发动机厂工作,从1954年秋到1955年夏季,池必卿在大同坦克发动机厂担任了十个多月的厂筹备小组组长(相当于一个大型厂矿的厂长)的工作,负责筹建新上马的军工企业616厂。十个多月的时间很短,但对池必卿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的一段时间。从学习工厂设计到建设辅助工程,如打井、扬水试验,招收和培训新工人,建设一部分职工宿舍,同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为四十多位苏联专家的工作、生活创造条件,对先来的少数苏联工艺专家考察我国已有的机床工业的情况,以及争取大同市和省里的支持等等。在这一全新的工作当中,池必卿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建设经验,同时也发生过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获得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大家的特长、特别是老厂636厂调来的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例如:学习苏联的工厂设计,就是由一位老厂调来的大学毕业生、技术员王建勋同志给大家讲课的;管基本建设的副厂长温礼源,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一个异己分子,虽然后来给他平了反,但是由于精神上刺激过度,以致在他以后的工作中,只要不搞运动,他是一个自然的人,若搞运动,他便恐惧得要命,甚至要自杀。这种情况他同池必卿一个人单独谈过。因此,池必卿建议党委以后要让温礼源专心搞好工厂的基本建设工作,不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工厂党委一致通过了池必卿的建议,并作出与之相应的决定。温礼源在业务上的专长和敬业精神,为616厂的建设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当上级把他调到北京第一设计院之际,文革也随之开始了,这个历来怕搞政治运动的温礼源便自杀了。池必卿在知道温礼源自杀的消息后,非常惋惜。在以后的时间里,池必卿感到党内类似温礼源这样的同志,绝对不止一个。他深深地体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说的只管“案子”,不搞政治运动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5年夏季,党中央调任池必卿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因为工业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省委、市委都设立了两个工业部,一个是主管中央直属工业企业,另一个是主管省以下地方所属工业企业。当时池必卿对三件事抓得很紧,一件是由苏联援建军事工业企业建设的工作,在山西省就有十多个;第二个是在地方工业工作中,必须先解决一批日用品的工业企业(如纺织、轻工等)发展的问题。第三件是同全国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煤炭产业,并且同铁路系统有很大的联系。以上工作是经常在池必卿的脑子里思考的问题。
    在616厂初建时取得的一些经验,这对抓好全省,特别是太原市军工企业的建设是非常有益的,池必卿几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按照上级的规定及时投入了生产。就全省来说,主要力量是放在煤炭的生产和调度方面。由于煤炭供应涉及到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加工工业的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这就成为牵动全局的重大事情。在大跃进后期以及其后的调整阶段,全国几个重点省、区的煤炭生产和供应,最后都需要由周总理拍板。不论是在全国的工业会议,还是在重点省、自治区煤炭生产和调拨的专业会议上(全国大约有七、八个省区),都是这样。池必卿从此便和周总理在工作上的接触逐渐地多了起来。山西省是煤炭生产的大省,但在60年代初期,山西省的粮食供应有困难,发生了煤炭工人吃不饱的问题,周总理在一次池必卿参加的煤炭专业会议上曾决定专为山西煤矿工人调入三千万斤小麦。
    在1956年9月,池必卿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从苏联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派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都向大会致了词。声势之大,令人振奋。这是池必卿首次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使他加深了对党的建设和党在夺取政权后要积极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国际主义思想更加提高。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讨论工业七十条的问题时,周总理曾将与会的各省工业书记召集在一起开会,确定煤炭的生产和调拨。在会议当中,周总理曾为山西煤炭工业生产的困难讲了一段话,是对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讲的。他说:山西省的煤炭生产这么困难,你为什么不为山西人民讲讲话呢?据池必卿的理解,它表现了大跃进后期和调整时期,全国的经济工作是多么困难啊!这也是讲给其他与会的同志听的。
    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山西省委为全力支持正在建设的大型高炉的投产,省委曾经发动过城乡群众掀起一次炼铁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不仅把铁锅、铁炉子等家具毁坏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虚报浮夸现象,见到这种情形,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有那么一段时间,党中央每周召开一次全国电话会议,催促各地为完成钢铁翻番而奋斗。当时中央召开了七、八个省的工业书记参加的煤炭专业会议。在会议上,国家计委给山西安排的计划是:生产任务为百分之百,保证任务则是百分之一百一十,调出计划为百分之一百二十。这种计划执行的结果是,留给本地的煤就很少了。这是在本地使用煤炭的计划减不下去、外调计划又不能减少、煤炭生产计划又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怪现象。池必卿对这种怪现象很不满意,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8月份,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全会,内容是讨论“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池必卿对国家计委在北京提出的计划又一次提出批评意见,与会的同志听了,许多人都对国家计委的做法提出看法。即使如此,与会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敢对大跃进提出怀疑。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向池必卿提出一个大问题,他说:“你们发动群众大炼钢铁,质量是否合格?”池必卿回答:“除在长治市农村少数地方炼的生铁可以当作熟铁利用外,其余大都是废品。”总理说:“北京的某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却说,你们炼得大都合格呢!”从此可以看出,周总理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是有看法的,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暴露,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不尊重经济规律的蛮干现象才基本上扭转过来。到1965年,“八字”方针的实施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果。
    1961年11月,池必卿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与李立三同志共同主管华北区的工业、交通战线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与工业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经济委员会,它主要是从行政上管工业交通行业的;一个是工业交通政治工作部,它主管的是工业、交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七、在“四清”、“五反”和“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受到冲击,也坚持抓工业生产
    1966年前,池必卿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除处理一些工业、交通战线的问题外,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华北局关于领导干部要下基层去蹲点的决定,池必卿先后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和天津电位器厂蹲点二至三年搞“四清”运动。虽然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与当时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群众和调查研究方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年轻干部来讲,却是十分必要的,更是一个取得实际经验的极好机遇。在北京重型电机厂搞“四清”,当时工厂的生产任务是试制我国自己设计的制造原子能的重要设备。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池必卿在这个厂蹲点搞“四清”期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同志曾找他希望不能只搞“四清”,对这个厂产品的试制和生产也要抓一抓。对此,池必卿先向老工人进行调查,了解一下他们的反映。结果工人们说技术部门对产品的设计、加工工艺、工具和施工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无人负责。新设计的工具无法使用,而且时间过晚赶不上使用等等。在了解到这些问题后,池必卿立即召集工厂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工厂技术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能否率领技术人员下到车间去,去解决工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工厂领导成员和技术人员统一了意见并付诸实践后,老工人们十分满意。这样一来,许多问题解决了,产品加工过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拿回厂部由有关部门与领导共同研究解决。上下通气几个月后,便试制出四台设备,拿到西北某厂试运转基本可行。再做适当修改即可基本定型。通过这件事池必卿深深地体会到:大型工厂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搞得好坏,是能否出新产品的关键问题,只要主要领导干部把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抓好,几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1967年5月,党中央决定对华北局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找池必卿谈话,要求池必卿组织几个业务干部到军区帮助管一下华北地区的经济工作。于是池必卿在机关中选拔了几个业务比较熟悉的干部,每天同他一起去军区上班。军区由一位副政委负责支工支农的领导工作。这位军队副政委常常率领工作人员(包括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到河北、内蒙古等地区部队系统,检查和推动经济工作,这一段时间池必卿同部队的同志接触颇多,认识了一些新同志。
    1967年7月,奉中央命令池必卿到天津市工作,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相当于市委常委会),后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天津市池必卿只管业务,不管“文革”事宜。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同志给池必卿布置了任务,要天津市千方百计搞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并相应地扩建一个水电设备制造厂。于是,池必卿立即会同革委会计划组、机械局的同志组织和发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战役。经过一年零几个月的拼搏努力,组织大协作,并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终于把六千吨水压机制造出来了。当时,这台水压机算作中国自制的第二台大型设备。这台设备除了一个减速机是委托兰州某工厂加工外,其余所有的零部件,包括三梁四柱和高压水泵等,都是天津制造出来的。投产时,我国的著名专家沈鸿同志亲赴现场观察。这次大会战,是带有全市性的。不仅地方机械工业,而且在天津的中央直属的许多企业都全力参加了。池必卿除了指挥这个大会战外,还要抽出一点时间接触各个工业部门,去听取汇报,共同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在天津市,经过水压机大会战和到各行各业调查研究,池必卿对多数工业、交通行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熟悉。正是这些工作,使池必卿积累了许多管理工业的经验。
    1971年夏季,由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翻了烙饼,原来的造反派掌了权,大搞“逼、供、信”,池必卿受到诬陷。中央决定池必卿等数十人回到华北局机关“五七”干校去接受审查,一同被审查的还有池必卿的爱人徐若冰、秘书高士纯,驻地在天津市汉沽区66军的营房内。在“五七”干校几百名机关人员驻在营房,不是开会就是出大字报,揭露和批判几十个斗争对象,长达两年多的时间,由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池必卿就由汉沽营房返回北京等待结论,这时候,批判、斗争之事已无法进行,只有专案组在进行核查工作。直到1975年夏季,专案组核查完毕,向上级作了报告。军管小组通知池必卿到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军代表郭玉峰接见池必卿,郭玉峰对池必卿说:“审查已经结束,中央已经批准,你可以随意到什么地方去看看,不过中央同志(这肯定指的是纪登奎)不在,让我告诉你,不要有什么怨气。”池必卿表示: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检查报告行动,不必担心。至此,遭受四年的审查算是结束,诬陷不存在了。
    从干校回家住了几天,池必卿先在天津选了几个单位参观,后来又到唐山和山西大寨参观。在大寨参观时,中组部从北京打来电话,让池必卿早点去接受工作,勿在延长。池必卿当即辞别陈永贵同志返回北京。次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来到华北局留守处,告诉池必卿中央决定要他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池必卿表示:听从中央决定。当天晚上在中南海李先念同志处召开了研究内蒙古工作的会议,谷牧、尤太忠、吕东、陈锡联、华国峰和吴德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讨论完工作后,还决定调下放到邯郸钢铁厂当书记的原河北省副省长郝田役到包头钢铁公司任书记。
    数日之后,池必卿即同尤太忠同志一块赴呼和浩特工作。到达内蒙古后,池必卿的工作重点还是工业与交通,更多的是到包头钢铁公司工作。因为国家冶金部几位专家数次到包钢来攻克生产技术关。目的是为了将包钢炼铁所用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和其他贵重金属分离出来,同时还要提高钢铁的产量。为此,全国知名的炼铁、炼钢和有色金属专家都来了。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内蒙古工业、民用所需的煤炭、钢铁等原料问题,池必卿又在自治区新建和扩建了地方系统(包括各种矿山和冶炼厂、电厂等)。1977年8月,池必卿在内蒙古工作期间,当选为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八、在贵州省工作期间,拨乱反正,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为改变贵州落后的面貌倾注心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局部的拨乱反正工作,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并加强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配备。正是在这个时期,为加强贵州省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调池必卿到贵州省工作。
    1978年6月,池必卿到北京中组部报到,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他谈了话。胡耀邦同志告诉池必卿:你调贵州省工作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过去只管工业,这次调贵州要抓全面工作。池必卿表示:服从中央的调动决定,尽快到任。同月,池必卿即赴贵州上任。
    池必卿在贵州工作近七年,先担任第二书记,两年后因第一书记马力同志病逝,池必卿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近五年,直到离职回北京。在贵州工作近七年,是池必卿一生中在一个地方任职最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处在对文革造成的后果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的探索时期,尽管工作十分繁重,但却是池必卿工作比较愉快的时期。在这七年工作期间,有几件事使他无法忘怀。
  -- 从经济入手接触经济建设
    池必卿在华北几处工作都是管工业,到了贵州自然就先同工业接触起来。半年后,省委分工明确池必卿主管政府(革委会)工作。
    1978年下半年,池必卿听了大部分工业部门的汇报,看了一些工厂,参加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对贵州省工业的门类、结构及其发展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使贵州的煤炭、冶金、军工以及机械电子工业发展起来,大氮肥厂也开始建设。总的印象是比原来想象的摊子大、门类多,还不乏高水准的军工产品。主要问题是管理差、效益低、不配套。管理差的印象首先来自工业部门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那是八月初,国家经委召开全国电话会议,讨论工业工作,当时,本项工作由苏钢同志参加是完全可以的。由于池必卿想看看贵州省工业、交通厅局长这支队伍怎么样,因而就同苏钢同志一齐出席了这次电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给池必卿造成一个印象:本省与会者大都不是内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把工业工作抓上去呢?因此在八月底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的大会上,池必卿针对工业领导干部不懂管理的问题,提出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生产、质量管理的意见。要求从省到地、县各主管局要对企业领导状况分类排队,配好一、二把手,配备有文化、懂技术、懂管理的。对其中文化低的搞集中训练,训练两个月,学点生产、制造、修理知识,学会开机器, 学会管理。同时就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问题提出一个标准, 即在保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第一步先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第二步才是创新水平。全省工业会议上表彰了一批贵州省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情况究竞如何,实地考察才发现,先进企业单位在管理上也存在着差距。
    1978年9月,池必卿从昆明开完人防会议回贵州,途径水城停留几天,专门看看“三线建设”搞起来的煤炭、钢铁企业。在汪家寨煤矿,池必卿要求下井看看。这是一个学大庆先进单位,也是全省第一个使用综合采煤机械的煤矿。贵州的矿井一般掘进都较深。雨季刚过,顶板压力大,冒顶事故频繁。下井看了约一小时后,到了采煤掌子面。矿里的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劝池必卿回去。可是池必卿坚持要去掘进掌子面。巷道里破电线、碎石、坑木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油污积水也不少。走到一个叉道口,刚拐弯,前面带路的人又折转回来,让走另一条。问原因,说是那条道远,后来才被告知有工人在那条巷道里解便。回到地面,池必卿肯定了汪矿机械采煤和干部每年下井劳动一百天的做法后,着重指出管理存在的问题,要求认真找差距,搞好巷道建设,加强管理,补上文明生产这一课。否则就够不上大庆式企业标准。同时表示,过一段时间还要到这里或派人来看。后来听说管工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汪矿检查落实了一番才作罢。还有一次参观大庆式企业安顺虹山轴承厂,发现多种产品、半成品混杂堆放,工具摆放无序,说明也存在着马马虎虎的问题。两个先进企业的管理尚且如此,其他的也可想而知。贵州军工企业不少。池必卿想起洪学智同志曾讲过,希望严格把好国防工业质量,否则,质量不严格就准备着杀头。这段时间,凡有研究工业生产的场合,池必卿必讲企业整顿、讲成品质量,讲质量为首全面提高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经过深入了解以后,池必卿认为,经营管理水平落后是贵州各级部门工作的一大通病。后来,在贯彻党的十二大,讨论贵州翻两番时,池必卿提出:提高经济效益,在贵州第一位的是抓经营管理,抓好了就能吹糠见米;第二是科学技术,要引进沿海先进地区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也要组织人去考察学习。
-- 扭转不切实际的“左”的做法,搞自主性计划,调整经济结构
    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单纯追求产值产量,实际效益不佳的问题,在贵州也较为突出。煤炭产量指标完成,但煤矸石多;卷烟产值上升,品种却不对路,高级烟多,积压却很严重。1975年开始建设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是全国十三套大化肥项目之一,设计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正常生产日需140至160万方气,赤水的气井供一部分,其余的由四川补给。1978年10月准备试车时,赤水的气井的产量下降,需四川增加供给。由于人家已经超出原协议增加供气,四川提出要贵州一百吨铝,问题才解决。池必卿听完汇报,感到这个厂的建设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当马力找池必卿、苏钢商量,准备在《贵州日报》报导赤天化建成投产一事时,池必卿认为不能宣传建成投产,因为这个厂的生产原料不足,电力保证不够,运输条件不能确保,按设计项目检查还是没有完全建成的企业。池必卿坚决反对不按基本程序办事的做法,提出必须在完全建成并经过省、部考察验收合格后,才算是建成投产。当时这件事情,给池必卿留下一个大跃进时期所犯错误(假、大、空、浮夸等)又要重演的感觉。马、苏二位同志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勉强决定。后来试车生产时,那些问题都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产品运输问题,春天是枯水季节,原设计靠赤水河为主运出的方案,受航道水浅和码头装卸条件的影响,变成了主要靠公路运输。1979年6月,池必卿经遵义经习水到赤水,沿途车辆大多是运化肥的。由于路窄坡陡,会车困难,加上雨季已经开始,道路泥泞,发生多起货车滑倒在路边,造成塞车现象。到了赤天化才知道,1974年规划定厂时,说赤水天然气储量为120亿立方, 可用20年,才过四年到试车生产时气压气量已经远远达不到设计标准。配套建设备用站泵房、原料气增压、码头、宿舍等项目还需要几千万投资。这个厂实际到1979年11月才正式建成投产。
    池必卿从实际工作的接触中看到,一些水利工程缺乏资金拖成了胡子工程,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水城 钢铁厂虽已出焦出铁,可是矿山资源不足,轧钢基建未落实,不按基建程序的“三边”工程造成运输线、料场、渣场狭窄不配套,影响平衡协调生产;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薄弱,化肥、农药、适用的农机具短缺等问题, 证明贵州经济结构、比例已经失调, 而且仍然存在的那种“大干快上”的“左”的思想, 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协调。1979年5月,省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议题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包括了经济调整内容。会议的报告,当然是由第一书记马力同志作。池必卿除了作书面发言外还准备了一个口头发言。发言主题还是正确认识和掌握贵州省情,搞好调整,其中有对六十年代调整方针加以肯定,同时对历史上批判反冒进发表了一点意见。发展经济一定要注意“左 ”的干扰, 按比例才能高速度。认为那次批判“反冒进”是不正确的,反冒进是必要的正确的。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知道后找池必卿: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讲。池必卿当然不同意,坚持要讲。这个发言引起了不少与会同志的共鸣。他们都赞成池必卿的这种精神。面对这种反映,池必卿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后才知道,这是多数干部和群众对省委的主要领导拨乱反正不力和经济工作与“左”的一些做法不满的表现。实际情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贵州照搬照套全国的一些口号和指标,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军事工业基地”。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大超过了地方财力、物力的负担能力,造成各方面欠帐继续增加,矛盾突出。池必卿的讲话,切中了贵州经济的要害, 也引发了干部群众对贵州经济工作的深入研究。就在这次会议当中和会议之后,由马力同志从河北省带来的三、四名干部,要求返回河北省工作。但马力不同意,这几位干部就去找池必卿,要求给予帮助。池必卿表示可以劝劝马力同志。经劝说,马力后来表示同意。这几个河北省的干部才如愿以偿地从贵州返回了河北。
    1979年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十一届四中全会,再次讨论了经济调整,要对贵州经济是否合理、有那些不合理、应该如何改变的问题统一认识。池必卿的结论是,贵州经济已经出现畸形发展。现状是农业基础十分脆弱,支撑不了工业的发展规模。工业里面重工业倚重,轻工业倚轻。在计划安排比例上,重工业挤了农业和其他,骨头挤了肉, 积累挤了消费,基建挤了生产。工业企业里配套差,“克郎猪”多。缺乏专业化生产的高质量大批量的产品、竞争力弱,国际国内市场一开放,工厂将发生生存危机。因此要对患了干瘦、浮肿病的贵州经济进行调整。池必卿提出了调整意见:首先是加强贵州农业基础;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发展以农、林、牧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使工业转向支持农业现代化,保障人民生活。但是,省里计划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在贵州自己看来是畸形, 对全国来说并不是畸形。
    为了调整,也为了贵州发展,池必卿决心作出自主性计划,1979年秋天,在一次听取省直部门关于真理标准学习讨论汇报会上, 池必卿提出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即根据贵州的实际确定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时,他再次提请大家讨论这个意见。池必卿说:我提出一个大问题,我省敢不敢搞一个自主或半自主的经济计划。不要照搬照套, 要敢于从贵州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偏轻的实际情况出发,搞这样一个计划。重点做好地方财力这一块,按农业、轻工业以及“肉”的次序安排,大的方面服从国家方针,具体的国家不要管,经国家批准实施,自主地把贵州搞富起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原来分管计划工作的同志开始转变认识,赞成池必卿的意见,表示“要把在1977年‘左’的倾向和1978年两种思想拉锯情况下安排的计划结构打乱重新考虑,制定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自主性计划”。池必卿认为,这次会议常委们交了心,统一了思想,对经济调整方针的看法比较接近贵州实际,认识上有了一个小的飞跃。1980年开始调整,基建上停、缓了一批包括轧钢在内的工业项目;突出烟酒优势发展轻工业;利用军工条件转产民用消费品。到1983年,轻工业所占比重比调整前的197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这段时间,池必卿同志进一步感受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非统配煤炭的外运流向、桐油的收购与加工、“五杠一把”的采伐经营、生产资金投放等等,有利的统管得很死,无利的谁都不管。池必卿提出,现在沿用的苏联的管理体制束缚太紧,要大胆试点改革,凡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的,看准了摸透了就赶快改, 尽早解决绳捆索绑的体制。
    --拨乱反正,解决遗留问题,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1月,在省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与会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动作迟缓意见很大。就在这段时间,中组部召开过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同贵州省委组织部长李志奇同志个别谈话中,批评了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拨乱反正不力的问题。并且指定李给马力和池必卿二人传达。李志奇传达后。马力同志提出:我是否还要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池必卿等人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小范围内作自我批评,请马力同志自己作出决定。日后,马力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个不像样子的自我批评。随后即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交给了池必卿同志负责处理。贵州历次运动反复折腾,一方面,建国以来一些重要遗留问题的受害者需要昭雪,一方面十年动乱中受牵连者有待查清解脱。池必卿认为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排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特别是涉及到领导人批示的案子,要历史的看待,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去评价和认识。为改变被动为主动,池必卿牵头,把分管有关工作的徐建生、陈行庚、吴实、李志奇、宋树功几位同志(后来又加了金凤、李冀峰)联系起来,叫做落实政策工作小组。并且采取快刀斩乱麻的三条措施:一条是复查不搞繁琐哲学,只复查处理时的主要事实根据;二条是选一批已经落实政策(平反、解脱)尚未安排事做、作风又不偏激的同志,先安排搞落实干部的政策工作;再一条是搞几个典型案例,开平反会做样板,扩大影响。这以后,凡涉及重要领导干部的问题,池必卿就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原贵州省委副书记常颂、省委常委刘钊同志虽然已经过世,他们的家属向池必卿反映意见,无论什么时候找,池必卿都及时约见,一直到问题妥善解决为止。原省委秘书长何仁仲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后,池必卿专程前往探访,并指示省委机关安排住房,将其从低矮阴暗的房子里搬出。原重庆市建设局长石民同志,六十年代反右倾被劳改,池必卿请吴实同志查明下落后,亲自到中八农场探望,石民同志得到彻底平反回到成都。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1979年2月以后,贵州落实政策工作加快起来,到这年七月份开会检查,已有77%得到落实。既稳定了局势,又解决了问题。1983年,经省委研究上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影响很大的贵州“四清”遗留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工作,池必卿严格按照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办事。为了比较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池必卿把清查工作完全委托徐建生和李冀峰两位同志负责。对省级领导干部或其他重要案子,池必卿亲自参加并作出严肃处理。在第一次全省召开清查会议期间,池必卿发现黔东南州委常委中,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打了州委副书记,并且还来贵阳闹事。在清查会议结束时,池必卿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情况,并宣布会后,各地都要把常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开除出去。此后,清查工作便强有力地展开了。鉴于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经三番五次地审查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处理。在清查工作中及其以后,省、地(市)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同省委的团结是好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工作的发展。
--到长顺县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初识贵州贫困,要让农民休养生息
    解决遗留问题,除了上面的事情外,农村、基层也有许多“左”的影响要消除,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要解决。1979年初春,池必卿到长顺县参加县干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位公社书记讲,有个饲养员给生产队耕牛治虱子中毒,队里干部把牛肉分吃后倒罚饲养员赔钱,这个同志认为应该给饲养员退款。池必卿支持这个意见。讨论到地富摘帽文件时,干部们普遍思想不通。当研究公社开三干会如何解决柴禾时,有个公社书记提出:“还是老办法,让地富分子每人送一挑柴,算是最后一次改造”。池必卿做工作说, 给地富摘帽就是釜底抽薪,真正结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全党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不仅要团结95%,而是要团结96、97、98、……。
    到长顺县的另一个原因,是想看看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的样子。从贵阳去长顺县,简易公路不过90公里,过了大坝就进入了 山区。在深山老林的公路上,穿着单薄的农民,看见汽车就神色仓惶地奔跑着躲到山坡上。那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关于山里人给汽车喂草的苦涩的故事,引发池必卿关于封闭落后状况的联想。县三干会后到代化区看一个水利工程。这里属于麻山岩溶地区,山高水低。全区290个生产队,有133个半年吃水紧张。冬春季节,要到河谷挑水,男劳力挑一担水回到山寨也要花三个小时。群众说,哪一年吃水问题解决了,就算到了共产主义了。池必卿设想,用小型水利费搞高扬程泵提水或修小蓄水池解决。
    由于条件恶劣,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贵州农村生产力发展迟缓。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22公斤,交公粮、留种、除壳之后,许多农民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仅有二分钱,困难户结算后倒欠集体的,说是“年年吃受气饭”。联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讲农业需要休养生息,池必卿感到贵州当务之急就是搞饭吃。要让农民吃饱,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农业,为农业服务,力争维持再生产,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池必卿反对农业生产高指标、高征购,反对征过头粮造成同一个地方又购又销的做法。农民讥讽这种现象是“砍柴卖,买柴烧,不图赚钱只图挑,国家要征购,农民吃回销”。为此,池必卿要求长顺县领导班子着重纠正“左”的经济政策,改变强迫命令的作风。池必卿认为:自留地代耕、取消集市贸易、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等等做法,实际上都是剥夺农民,必须按中央的农业《六十条》纠正过来。只要基层干部群众赞成,就可以搞定产到组,也可以搞别的经营管理办法。要破除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允许冒尖。要尊重实际,要尊重群众意愿,让社员民主选举队长,民主讨论决定生产问题,上级不搞强迫命令瞎指挥。池必卿把在长顺县形成的这些意见打电话给马力,建议连同马力意见都转发给省委下乡的各位常委参考。经过贯彻三中全会促进工作转移,农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中央和省的农村政策总想要个界限,如:社员多大年龄才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自家栽树不得超出房前屋后多远、国家干部星期日可否帮助家庭副业等等。这说明“转移”刚刚起步,拨乱反正的具体问题纷繁复杂,“左”的影响还要继续清除。因此,对生产关系问题还没看透,没有重大的突破。
    通过长顺县的接触,池必卿认为,尽管还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农村的干部群众对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真心赞同的。他思考着,转移了之后该怎么办。这还要依靠实践、依靠群众,依靠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两次深入调查,产生两个大决策: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生产关系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池必卿出席了会议。马力同志因出国访问,只参加了后半段会,而且在省委五月地书会就发现病情,连续治疗直至九月去世。所以,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池必卿实际上担负了省的主要领导工作。
    为了找饭吃,找发展出路,1979年夏天和1980年春季,池必卿两次深入地、县调查研究。每次历时一个月,上山、入户、钻树林,住到区乡考察访谈,听取汇报,讨论研究。
    第一次是1979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经过黔南、铜仁、遵义、毕节四地州的16个县,历时30天,行程4000多公里。实地调查28个生产队。其中一部分是先进队,因为据省农办说全省有2%较富裕。所谓富队,即达到或基本接近人均千斤粮、百元钱的队。另一部分是无题调查。基本意图是研究农业如何发展。这次调查有几件事情对后来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件是考察了江口县梵净山原始森林、铜仁县(市)六龙山的七万亩杂竹林和赤水县(市)的20万亩楠竹林。这些林区周围农田从不干旱。森林除有经济价值外,对于涵养水分、改善小气候,保护环境确实功不可没。后来池必卿还看过黔东南林区、绥阳县宽阔水源保护区等。每到一地,只要有连片的森林,就决不轻易放过。由此也增加了许多林业知识:树与竹混生可减少竹竿折断、针叶林与阔叶林相间才利于益鸟繁衍,防治虫害等等。正由于对森林情有独钟,所以池必卿每年坚持参加植树造林,对保护林木倍加重视。当省委机关修建职工宿舍时,池必卿规定不许损坏树木,非动不可的也必须妥善移栽。后来,这条规定在贵阳市的城市建设中,几乎成了不成文的禁令。两年之后,在取得土地联产承包经验的基础上,池必卿积极支持王朝文搞林业“三定”,推动林业发展。第二件是沿途看了一些发展烤烟、油桐、油茶、茉莉花、生漆、养牛、养羊、养蜜蜂的典型。在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了了解山上发展油桐的情况,池必卿硬是顶着太阳的烘烤,爬上几百米高的腊洞坡去参观。由于受热,第二天眼睛竟红痛起来。这些典型证明,“靠山吃山”是经典之言,发展多种经营是山区致富的重要途径。后来省委确定“要想翻两番,眼睛盯着山”方针,与池必卿的这次经历有密切联系。第三件是,调查转到毕节时,地委汇报干旱严重:自上年6月以来一直未下过透雨,反倒遭受多次冰雹。毕节、大方、威宁等县城吃水困难,群众拉肚子、闹痢疾,还发现缺粮的浮肿病人。于是停止调查活动改为讨论抗旱救灾。毕节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山高、坡陡、气温低,耕地像挂在山上的“大字报”,水土流失严重,“地愈种愈小,石头愈种愈大”。农民主要吃苞谷、洋芋和荞麦,单产很低,“种一坡收一萝”。经了解,造成灾情的主要原因一是干旱,二是前两年存在虚报浮夸购过头粮。因此,池必卿与先到毕节了解情况的王朝文研究后,立即决定给毕节调去5000万斤粮食,同时就近从赤天化调入化肥救灾。本来池必卿还想到最高寒的农牧结合的威宁县去看看,由于连续两天拉肚子,只好转回贵阳。从此,毕节贫困的印象就再也抹不掉了,总在思考如何解决那里的温饱。1981年,池必卿根据胡耀邦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批示,派了“一大员”王朝文到毕节,研究解决那里特别贫困山村的温饱问题。1983年底,一场历史罕见的大雪,覆盖贵州全省。毕节更是冰天雪地,这时胡耀邦同志坚持要驱车到毕节看看,也就是这个原因。从毕节回贵阳后,立即召开地委书记会,讨论救灾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池必卿提出应该重新研究认识贵州,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种植业里适当调整粮食、经济作物结构,农、林、牧、副也适当调整,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发展多种经营,突出林业。加强水土保持,25度以上的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牧。这次会议,在适当调整、发展林业、治穷山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讨论中池必卿还提出:实践证明,三年改变贵州面貌是不可能的。搞林业的至少八年有点改观,搞工业、社队企业的五年可能变个面貌,搞农业的只要有个好干部带领, 三年可以有个变化。因此,适当调整以后,就得考虑十年、八年会发展得怎样,早作规划。从此以后,各地自主地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耕地的利用与农作物布局开始合理,逐步改变了种植业长期局限于以粮为主的单一结构。林、牧、副加快了发展。1981年全省虽遇到严重旱灾,粮食比上年减产一成多,但由于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产值增长将近二成,结果农业总产值还是比上年增长5.9%。其后两年粮食连续增产,各业都有较大发展。所以,到1983年与1980年相比,林、牧、副、渔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6.2%上升到42.1%。
    第二次是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又是整整30天。不过这次一直在黔东南州转,停留在6个县、市,短的2、3天,长的黎平县是8天,岑巩县是12天。在这两县还分别到一个区、公社驻扎3天。黔东南州是贵州最大的林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也很贫困,因此,就确定到那里。这一趟调查,池必卿的最大收获是,只研究生产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贵州的实际出发,重新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这次调查促成池必卿下决心领导了一场顺乎民意的“包产到户”改革。
    岑巩,是这次调查周旋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因为岑巩县自1977年到1979年,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年均递增8.8%。为摸清经验,一到那里池必卿就说呆个10天8天。从县委汇报和到县采访的《贵州日报》记者介绍,增产原因有三条:一是农田水利,二是良种,三是县领导着社队搞了定产到组。但是,记者告诉:作业组只管到上半年秋收,其后秋种就松了,原生产队又不过问,去冬板田板土多,春耕以来生产也较迟缓。后来在力元公社了解到,上年年终分配时有30%农户应向集体补款,但只兑现了一半,由于其他一半未兑现,致使净收入户得不到应分配收入。岑巩的情况说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很有必要。同时也反映出这里的定产到组的责任制并没有完善。春耕缓慢的现象表明,社员实际上关心的是如何“定产”,其核心仍然是作业组内如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调查到黎平县,汇报有81%的生产队包产到组,定产到劳或到户的有7%。其中尚重区一个公社90%的队搞了包产到劳,县委已派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去纠正,不仅没纠过来,这位常委还认为此法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有利生产。于是池必卿就去尚重区,看看究竞如何。尚重区是主要林区之一,离县城大约50公里,区委干部说,省委书记到这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告诉池必卿,全区搞包产到户的队占20%,育洞公社确实大部分搞按“人六劳四”划地,六十年代困难时搞过,文革中也有。搞了包产到户的,上一年都兑现了“包产交集体,超产全奖或奖七成、五成”。由于尝到了“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甜头,所以社员还想搞。并且告诉池必卿,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态是:队里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区委胆子小,县委箍得紧。对此区里已通知各公社干部开会,安排“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抓春耕,纠包产到户”。希望省委书记池必卿到会上讲讲话。池必卿没有去。他不赞成搞那个“斗争”。他在想那位县委常委的态度,思考着生产关系调整的大问题。回到黎平就立即给县委打招呼,不要再搞“两条道路的斗争”了,春耕大忙,再纠包产到户,将影响当前春耕生产,造成能多增产的少增,该增产的不增了。到了凯里,又对州委领导人讲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是池必卿的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不可避免,早解决早主动”的计划。
    回到贵阳第三天,池必卿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展开了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
--允许实行包产到户,把领导权拿在省委手里,要干就干出个样样来
    1980年4月,国务院在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有四位副总理提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在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四个省、自治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省计委主任冉砚农同志,要求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计划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当时池必卿正在黔东南黎平县进行农村调查。本来省里早有规定,即:第一书记不在的时候,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均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出会议决议。由于当时留在机关的主持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没有接受汇报。过了半个月,当池必卿由黔东南回到省委机关,主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冉砚农同志才开始在会议上传达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由于传达涉及到贵州省可以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与会同志们很自然地展开了讨论。池必卿决心多用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讨论透。所以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一共开了九个半天。
    第二个半天的会议一开始,池必卿首先报告自己黔东南农村调研的情况,一共讲七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关于调整生产关系。池必卿说:“要领导有步骤地调整,使生产规模和管理形式适应贵州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春耕大忙已到,对已形成的多种组织管理形式都维持现状,不要再纠。维持现状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认识透了,还要很好调查研究。过去我们不仅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存在瞎指挥,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也存在瞎指挥。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帮助工作、深入调查、加强指导、心中有数再认真总结”。接着池必卿亮明观点:“我想提请省委认真考虑,愿搞单干的让他搞,愿搞集体的由支部书记、生产队长领导干。省委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拿过来……”。在讨论中,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王朝文同志首先表示了赞成搞包产到户的态度。接着,省委副书记徐建生、吴实两位老同志也表示赞成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徐建生讲:不能再当“顶门杠”了,应该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吴实同志讲:如果我是一个农民,我就要求包产到户。在常委讨论中,除两位同志有异议外,其余的同志都赞成或不反对实行包产到户.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多数赞成的情况.最后,池必卿根据这种情况加上下乡调查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毛主席一贯主张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结论:为了调动农民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积极性,只要多数农民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不要再搞”“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结论作出后数日后,又立即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传达讨论省委的决定,并立即起草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在地委书记的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省委的这个文件。几个月后,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时,只有一、两个县委书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还同池必卿发生了争论。””
    实行包产到户这项重大措施,对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的震动都比较大,这时的池必卿非常冷静,对少数有不同意见者并没有实行高压政策强行推开,而是附之以细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因为在前一次召开的地委书记的会议上,池必卿了解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向高级化时,安顺地区镇宁县属的一个区上,曾发生过二十多个区、村干部因不同意高级化受到过批评、处分;了解到铜仁地区德江县,在前一段省委不赞成包产到户时,一个生产队曾发生过社员逃亡他乡的罢耕现象。接着又在县委书记会议的前后,发现毕节县曾有一个生产队数十年来,名义上实现了高级化、公社化,实际上从来没有搞过集体的劳动。在县委书记会议之后,安顺地区的坪坝县出现了几个生产队由于水利问题没有解决好,县委书记不赞成对这几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致使几个生产队也要罢耕出走。省委工作组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化有同志 给池必卿写信讲明了这件事情。池必卿阅后写出以下批语: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因为有点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据不执行党的政策,致使农民罢耕出走,这种行为不改行吗?立足以帮助这位县委书记提高认识,这个文件只发给安顺地委书记程远武,没有扩大范围。后来,这位县委书记也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实践证明:只要是重大事情,在党内外总会出现反对者。但是,由于事情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没有因此类事情处分过一个干部。
    省委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之后,正式给党中央写了个报告。胡耀邦阅后批给副总理万里同志,胡耀邦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胡耀邦并将原件让秘书送给参加中央会议的池必卿阅后才送走。池必卿认为,这大体上等于中央正式同意了贵州省委的做法。池必卿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谈到,凡是党的重大决策,都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邓小平反复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由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首先讲了云南大体上要有三分之一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东北地区的一位省委领导人说:反正这个东西(指包产到户)在我们那里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那我们管不了。池必卿即利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同这位同志约定:我们可否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互不干预?这位同志答道:好的,可以。为此,次日,池必卿在大会上发言,同时也讲到了与东北地区这位领导同志达成的口头协定。接着,中央发出的简报上也刊登了互不干扰的内容。池必卿没有想到这个口头协定,在北京的新闻界中成为当时的一个话题,在当时,池必卿能较早地表明自己和贵州省的态度,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90年代,贵州人来北京看望池必卿时还不时提起这件事。可见这件事情,虽然池必卿自己不去讲,也会传到贵州去的。
    贵州有一部分同志总是担心,没有事前请示,就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会受到处分。池必卿心中是有数的,他一方面有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毛主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有准备,经过“文革”的考验,面对着数以千万计人吃饭的大问题,即使受到处分也是应该经得起的。
    在贵州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原来打算留下一个岑巩县维护他们的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另外还有一个全省差不多是最好的生产队--遵义县马家湾,可以完全保留原来的生产队的核算制不动。但执行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岑巩县因受到全省包产到户的影响,农民又不赞成包产到组了,普遍要求县委改变为包产到户,县委顶不住了,散伙了。马家湾在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社员大会讨论了两个大半夜,有一个农民提出假设:如果包产到户后,我们的水稻产量由现在的亩产八百斤提高到一千斤以上,也不允许我们包产到户吗?很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书记也不得不同意他们改为包产到户。全省包产到户的结果是:1981年因灾未能增产,1982年增产了三十到四十亿斤粮食。此外,油菜籽和烤烟增产的幅度更大一些。农民当时有个顺口溜:要想富得快,烤烟加油菜。因为它们是经济作物。当然,其中还包括国家对农产品加价(包括粮食)的因素。实行的总结果是:吃不饱的人由原来占农村总人口的7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即占农村总人口70 %左右的人能吃上饱饭了,另外还有30%当然要靠国家给予帮助。这种变化发生在农田基本建设很差的贵州省,可以算得上很大变化了。为了解决十分贫困的山区人吃饭的问题,池必卿想方设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反映存在的困难,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期间找到池必卿并告诉他:现在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给贵州调去十亿斤,这样既使城里人有饭吃,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池必卿对中央领导同志对贵州人民的关怀表示拥护和感谢。
    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因为农民喜欢简单,在执行中就改为包干到户了)后,池必卿下去调查过几次。在调查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少数干部和农民在公有的耕地上盖房子。这是一种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省委当即命令纠正,集体的耕地绝不允许任何人移作它用。这个问题在处理上比较难。黔南州贵定县就有一个退下来的前县供销社主任侵占耕地盖房子,县委不好办。池必卿闻讯后立即告诉县委:马上找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倒就是了。然后请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对这个老干部的处分问题。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到1984年底,全省大约纠正了一半多一些,还有40%多的非法占地的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另一个问题是超生人口。农村定产、承包等等,要麽按人均划地,要麽“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划分。这就刺激了生孩子。有个农户贴出对联,“放宽政策讨媳妇,增加人口分田地,越快越好”。池必卿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认为必须“两种生产”一起抓,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加强县级计划生育办公机构和人员,一方面强调用人均意识,算帐对比加强教育,同时在农转非、招工、议价回销、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照顾计划生育农户和农家独生子女,用经济政策和立法控制人口增长。包产到户后若干年,省委仍把保护耕地解决粮食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摆在贵州第一件大事和第一难事的位置。
  -- 贯彻执行中央下放权利的规定,提高了省以下各地方党政领导人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八十年代开始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改变全国统收统支的情况,重新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部分的收支,即:中央补贴的省、自治区,按当时地方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的计划订下来,其余不足之数,由中央补贴,中央并以此为母数,每年按地方收入的10%增加补贴,这样,使各省自治区领导关心并设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对贵州来说,1980年财政支出为10亿8千万元,其中除地方收入5亿4千万外,中央补贴为5亿4千万元,另加10%,即:5千4百万元的补贴。贵州省积极贯彻中央的精神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所增强,由1980年的5亿4千万元,到1984年增加为10亿零8千万元,四年增长一倍。比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大有进步。贵州地方财政收入四年翻番,主要是由生产而来的。一是烤烟和卷烟的增长;二是白酒的发展;三是军事工业转民品生产的税收增加;四是其他产业进行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加。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为了改变贵州的落后面貌,池必卿代表贵州省委在省委八十年代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只要能在三、五年内使全省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就要力争在本世纪末或更多一些时间,使全省经济状况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就是说:贵州的经济状况由全国排队的倒数第一,经过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奋斗,达到中等发达省、区的水平。这当然是用人均产值的指标来计算的。为此又作出,对全省的中、小学教职员进行培训,兴办职业教育,努力提高青年劳动者的素质与文化水平。据统计,在“六五”期间,贵州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11.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贵阳市郊区各乡村有了财政收入的权利后,就努力发展乡村工业,为贵阳市财政的好转起了不小的作用。1982年省委向省经委提出了地方工业、交通企业要扭亏为盈的要求。要求提出后,省经委积极采取对策,当年就扭亏为盈,净盈利一亿多元。
--做东道主,主持第一次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促贵州开放开发
   1984年初春,胡耀邦同志在贵阳同池必卿、杨汝岱、安平生、王谦、廖伯康等,一起讨论西南发展问题,内中有省际断头路、长江航运以及面向缅甸、越南扩大开放问题。廖伯康建议西南地区搞经济联合,于是,耀邦提出三省加重庆市,组织一共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的设想。三省四方一议,觉得可以从商品物资互补和连接断头路搞起来。云、贵考虑到还涉及一个就近出海口问题,于是经耀邦同意,广西就以“联络员”的名义参加进来。第一次会就在贵阳,胡耀邦同志指定池必卿作主席。后来,池必卿以个人名义给各方写信,,征询意见,又派出联络小组分别沟通议题议程的具体打算。池必卿的看法是,协调会作用一是协调解决国家计划外双边或多边的生产与流通的实际问题,二是协商一些较大的开发性建设项目,提请国家考虑择优安排。具体到贵州方面想解决黔北、黔南的煤如何运往重庆、江苏和广西的交通问题;东风水电站、磷肥、磷化工挤进“七五”计划;国务院领导人提出的六盘水与攀枝花、昆明钢厂总体协调规划问题。“协调会”形式按耀邦同志提法是松散的联合、平等互利、轮流坐庄、都有否决权。当年四月中旬池必卿主持召开第一次协调会,贵州省与其他各方共签定一百多个经济技术协作项目。此后,这个协调会活动,按照轮流坐庄的顺序形式每年举行一次,形成惯例。
    这次协调会以后,池必卿按照建设经济公路促进富民的方针,落实了两条运煤入川公路的规划。在国家支持下,这两条路:大方至纳溪300公里的二级公路于90年代初建成,习水的马岭到四川合江的三级公路1989年通车,沿河、思南又搞起了出川船队,促进了山区商品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这年9月,池必卿、徐建生带了几个部门和贵阳市、六盘水市的干部到两广、福建的特区考察,把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等口号为标志的特区观念带回贵州,引发贵州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是克服分歧的团结,而不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在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会议上,池必卿在主持会议时发生了简单粗暴的缺点,并且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本着有错就改,实事求是的精神,池必卿不仅在省委会议上做检查,而且还以省委的名义点名向党中央作了检查报告。主动承认缺点错误,体现了池必卿的宽阔胸怀。常委中不赞成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志,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止一次地做检讨。在提高了认识并取得了常委们的理解之后,池必卿提出,要丢下包袱,今后不要在这件事上再作自我批评了。一名副省长对一项决策不理解,在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大上,不注意组织原则,准备否定省长的一项试办的事宜,受到了池必卿等省委几个负责人的批评,那位副省长承认了错误,取消了自己的错误见解。一名地委书记不服从省委的地区交流的决定,受到省委常委和几个部门负责同志严肃批评后,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提前到达新的地区工作。一个地委在处理一个案件时发生了错误,并向省委作了不负责任的报告,池必卿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在事后帮助他们纠正了错误的处理等等。池必卿认为,在党内生活中,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如果不坚持党的原则,搞一团和气,肯定是达不到真正的团结的。那样做,虽然表明上看起来很好,但行动上就会发生七股八岔。也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一定要坚持经常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真正的团结一致。为了做到这样,每当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有时还包括市长、专员)的会议结束后,池必卿率省委一班人总要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请与会的地(市)、州委书记对省委的工作和同志提出建议或批评,在省委工作的同志也可以批评他们。这种会议开得很生动、活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贵州干部、群众中,池必卿简朴、务实的作风口碑甚佳
    池必卿不讲排场,反对官僚作风。1978年,池必卿只身调到贵州,行李还在途中,组织上安排暂住云岩宾馆。只过了四、五天就提出要搬到机关招待所。第10天行李一到就离开了宾馆。到基层去,总是轻车简从,少则一两名工作人员,多则带上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不要主要负责人,专挑了解下情熟悉业务的的骨干随行,同乘一车,既不张扬,又可边走边议。至于看那个点,听什么汇报,一般都不事先打电话,也不让下面的同志迎送。到基层调查参观,从不搞警车开道那一套。所以,有些地方去过人家还不知道。何蔷在他的一次书信来往中谈到:池书记的“民主作风,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一致称赞的。他在贵州工作期间,外出调查研究,与一般的领导人总是带着一批部门负责人,车水马龙,听听汇报,表表态,作点指示,立即启程不同,而是一般不带部门负责人;只带有一定调研能力的中层干部或专业人员(这些人员以后都成了部门负责人)轻车简从,同我们一道坐一个面包车,深入调查研究。”有一次到仁怀县(现仁怀市),也是没有打招呼,径直就去了茅台厂。这天恰逢厂休,干部们大都进城办事去了,就让门卫领着转了一圈。出了酒厂,池必卿提议看看茅台镇。正好碰上赶集,看完集市后就在镇上一个小铺里吃些油条豆浆和煮鸡蛋。十多个省城的干部突现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难免惹人注意。店老板疑惑地探询道:你们是哪里的领导,怎么不到县政府吃饭?此事后来传开,说是省里、中央来了大官私访。
    生活简朴,反对铺张浪费。池必卿喜欢素食。除了禽蛋之外,畜类几乎不吃,鱼也不甚喜欢。只有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是山西人吗?由于这些特点,到基层工作时,吃饭就有些困难。对于热情好客,以吃肉为打牙祭的贵州人来说,池必卿竟成了一位难待的客人。为了维持营养,就用煮鸡蛋粘盐来补充。有一个县招待所,曾用普通毯子代替地毯接待过一位省级干部。因为那里有史以来就没有地毯。当池必卿来到这里发现这种情况后,对这种既浪费又脱离群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县里及时作了改正。到基层工作用了餐,池必卿总忘不了监督工作人员交伙食费。有的时候接待的单位搞菜多了,池必卿就叫撤下去。服务员再送上来,他就亲自撤。池必卿的态度是吃多少做多少,不要浪费。
    池必卿反感突出个人。对省内有关他的新闻报导特别审慎。凡是公务活动中个人的意见或讲话,池必卿从来不许新闻报导冠以“重要”二字,一旦发现,坚决删掉。他认为“重要”二字只应限于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因此,池必卿作讲话之后,常常表示“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或“请结合你们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对于稍有奉承之嫌的个人采访,总是讳莫如深地婉言谢绝。为避免宣传个人,池必卿有意无意地回避“上镜头”。除非中央领导人来。池必卿在省内活动,一律不带摄影、摄像记者。有一次,新闻记者欲摄取池必卿参加贵阳市卫生活动的照片,他一边扫地,一边避开摄影。记者在南,他面向北;记者绕到北边,他又转向南面。如此周旋了几遍,记者也无可奈何。
    池必卿对工作讲究实效,反对吹牛说大话。无论什么时候,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分析估计形势,反复强调,任何工作不要把结果估计得太好,看成绩不要说满了,更不要说过了。有一百条成绩顶多说99条。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三年不讲形势大好,扎实工作埋头苦干。在农村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农村形势确实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1984年工业、财政也有了起色。但是池必卿对形势估计和分析时,仍然认为只能是“今年比去年好”或者“形势继续向好”,闭口不言“大好”。之所以这样,在池必卿看来,一方面贵州基础很差,底子太薄,要迅速取得大的进展不容易,必须坚持长期努力。另一方面,即使有某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先进地区和全国总体情况也还是份量有限。池必卿的观点是不能靠吹牛说大话,搞大轰大嗡办事情。只有把思想路线搞对头,从实际出发扎实办事,实实在在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才能使人振奋精神。否则搞花架子,大轰大嗡,只能是图虚名而招实祸。只讲空话,不见实效,就会面临“话说两遍淡如水,再说一遍无人理”的窘境。池必卿不喜欢空话套话。发言简明扼要,不搞“穿靴戴帽”,提倡讲话不看本本,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他认为,只要不违背中央方针政策,就按照自身的实际考虑问题。办出特色,解决问题。否则,一切都要上面确定,还要咱们这些共产党员干啥。工作有了经验要实事求是总结,如实反映经验中因地制宜的特征,这才便于学习推广。学的就是如何因地制宜这一条。由于工作扎实,政绩也就实实在在。何蔷在回忆与池必卿在一起工作的经历时谈到:“我作为旁观者观察,池必卿在抓全省的经济工作时是非常精心的,而且也很在行,他非常重视统计与分析,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财政收入,一有些异常,就能“一叶知秋”及时向省政府提出问题,并认真做出重要举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是他在主持贵州工作期间,贵州的经济工作稳步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池必卿离开贵州以后,有关部门算帐得出结果:“六五”时期贵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确实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也得到了实惠。所以贵州的干部和群众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个时期是贵州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池必卿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1982年机构改革时,池必卿64岁,作为一把手,符合中央提出的条件。为了实现班子年轻化,池必卿极力表示带头退出领导岗位。但是常委和地委书记们一律不赞成,有的同志列举了贵州历史经验直截了当地讲:“说穿了,就是你池必卿书记不能退”。最后经广泛征求意见,确定朱厚泽任省委二把手。这就符合了多数同志希望的“池在前面带,苏在后面推”,过渡二、三年的领导格局。
    1985年5月,池必卿同志正式退出领导岗位,打算回北京与家人共处。工作七年,当了5年多一把手,一旦辞行,许多可想而知的送行活动将难以避免。于是,池必卿安排了一个到成都、重庆看一看的计划。其实早已打点好了行装。四川的活动一结束就直下汉口,进而再转道北上不回贵州了。待省委秘书长发现,赶到武汉婉留已经来不及了。池必卿的这一行动,虽然给一些朋友留下了一点遗憾。但是,大多数贵州的同志回味起来,无不赞叹“这一招实在高”。也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刻划池必卿追求淡泊与宁静的风格:“退下来干脆利索,无意拖泥带水;离任去秋毫无犯,惟愿一尘不染”。      
    1982年9月,池必卿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池必卿在贵州工作的后二年,主要精力放在了遵照中央指示进行整党和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对经济工作有所放松。整党和组织班子的工作,是个别谈话和小型会议活动的过程,又耗时间,又耗精力。在新老班子的过渡期间,池必卿认为,他在贵州组建的新班子是个具有战斗力的团结的班子。在许多同志的意见集中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请大家在信上表示一下态度。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慎重,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个实事记录,即:有据可查。但是,由于注重这一点,因而对全国改革开放的速度的加快和各省经济发展研究的不够,省委领导在抓经济工作方面却显得不足。正如池必卿自己经常讲得一句话:从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省委没有提出什么得意之作。这是他自己非常遗憾的事情。池必卿退下来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后来中央对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了四届。因为干部不够稳定,所以经济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照池必卿看,班子调换得稍快了些。他的想法是:如果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至少要让它工作五年以上比较好。换得太快了,情况还弄不清楚,很难下决心做事情。这也是贵州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1985年前后,党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步伐加快,党中央下决心提拔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这时池必卿的年龄已达六十七岁。鉴于新的领导班子已经组成并进行了一段工作,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池必卿自己向党中央诚恳地提出应该退下来的要求。但中央前后两任部长还希望池必卿再多做些工作,并提出:可以退下来回北京,但要考虑兼个贵州省职务,每年或有事去贵州一次。池必卿态度很坚决,他主张,退就退下来,不留尾巴。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说;一切相应的职务已经安排完毕,不必再兼别的职务了,让新班子放手工作更好些,而且,住在北京管贵州的事情,这样不好。中央组织部长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尊重池必卿的意见,最后答复说:可按池必卿的意见办。这样,池必卿才正式从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于1985年5月底回到北京。
    在1987年10月和1992年11月,党的第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已退居在北京的池必卿在中央机关当选为代表,出席了这两次代表大会,并在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鉴于中顾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不再设中顾委。池必卿作为离职干部住在北京,归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管理。
    晚年的池必卿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和党风建设等事宜,他希望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他寄希望在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励精图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解放思想,埋头苦干。同时他也寄希望在中央加快中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使贵州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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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英雄:池必卿传略

池必卿(1918年元月2日生 ),山西省平定县人。1925年至1937年,在初级小学和高级中学学习。1936年12月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敌救亡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省平定县抗日游击队队员、党支部委员。11月份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担任过冀豫晋边区中共和顺县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平定县委组织部长,赞皇、井(陉)获(鹿)县委书记,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主席、太行区第二地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太行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榆次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专员,山西省委宣传部长,616厂厂长,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过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遭诬陷被关押审查四年。1975年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后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曾当选为党的第八次、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1977年和1982年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撤销后就再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

一、从一个高中学生到走向共产主义

池必卿,原名池长胜,字必卿。籍贯为山西省平定县城关镇上庄村,1918年元月2日出生在一个正在走向没落的地主家庭里。1925年至1929年,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1929年考入本县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的高级小学。1932年考入本县初级中学。池必卿从小就喜欢参加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常常受到邻里大人们的称赞和夸奖。1935年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继续走向没落。为谋求升学,池必卿是在大姐和叔父的鼓励和资助下,1935年考入太原友仁高级中学的。

在1935年至1937年的高中学习期间,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逐步扩大武装进攻的时期,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已经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关注,抗日救亡的热潮涌动在大江南北。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同情和声援。池必卿积极踊跃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当时,上海出版的抗日救亡书刊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都由太原《觉民派》报社公开或半公开的代售。池必卿所在的太原友仁中学的二年级高中班,在几个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组织起了读书会,他们集体阅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骆驼丛书》、《黑白丛书》以及生活书店发行的《生活周刊》等等。同时,他们又经常在一起看进步影片,如《渔光曲》、《大路》、《桃李劫》等。起初,他们更多的是怀有读书救国的情结,但通过读书和看这些影片扫掉了他们自己对旧社会抱有的种种幻想,世界观也逐渐地出现了变化。后来,有人又拿来一本专门介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书籍《西北印象记》,比较起来,这是当时他们能见到的最秘密的读物。如果说前一类书籍的阅读,已经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这些学生们都有了若干新的思想观念的话,《西北印象记》就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联系起来了。原来还打算在旧社会里找个人前途和读书救国等旧的人生观被逐步改造。从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决心参加革命的人生观,被逐步树立起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抗日救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池必卿等一批友仁中学的同学直接发出拥护张学良、杨虎成的兵谏和反对蒋介石内战为基本内容的大字墙报。并在1936年末和1937年初的寒假期间,回当地参加了知识分子的救亡和新思潮活动。1937年初春,学校当局为压制学生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举行了假期作业考试,池必卿等一批进步同学,动员全校同学举行罢考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此次罢考运动(除他们这一年级外)都未能取得成功,但这次斗争却涌现出一批左翼力量。为了镇压这次运动,学校当局把他们同班的学生领袖开除了(此人后来赴延安抗大学习),但却对本班学生的假期作业考试,公开宣布无效。

从1936年下半年以来,友仁中学的抗日群众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中共党员薄一波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经与阎锡山商定,由薄一波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共同推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牺盟会的核心组织--抗敌救亡先锋队,全国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建立起来。池必卿任友仁中学抗先队队长,民先队副队长。周璧任友仁中学民先队队长,抗先队副队长;在这几个群众组织的发动和组织下,在校的一部分学生,分别参加了太原市各种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池必卿、周璧等曾分两批欢送十几名进步同学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初的一天晚上,经中共党员、友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李维祺介绍,池必卿周璧两位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七七”事变的前夜。

“七七”事变后,为推进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周璧、池必卿等动员和组织本校的数十名进步同学举行了太原市首次游行示威活动,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死汉奸、卖国贼”的口号。这是一次质的突破。(因为山西省的阎锡山只允许学生进行抗战救亡的活动,但却不允许提抗日和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不久,牺盟会才组织全市性的大游行。之后,池必卿、周璧在太原市参加并组织了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当得知学校当局准备将学校南迁至洪(洞)赵(城)一带继续办学时,他们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共产党员可返回原籍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当地等待党的组织关系的转移。8、9月份,他们先后回到平定县,先以牺盟会合法的身份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9月份党的正太地区特委书记彭涛来到平定,带来了池必卿和周璧二人的组织关系,从此,他们就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正太特委在平定县义井村的“三义庙”中,曾经召开过一次有正太地区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参加的活动分子大会,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池必卿、周璧等四名平定县委管辖的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在彭涛的主持下召开的。会议听取了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和党的代表(未公布名字)的讲话。张浩讲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和任务。中央代表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关于发展党组织,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提出了要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给池必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与会者特别兴奋的是,此次会议是在八路军的武装保卫下召开的。接着便是组织共产党员下乡工作,既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又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县委书记孙竹庭和池必卿等三人到达荫营、河底等地打算在这两个地方完全小学的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结果,由于缺乏放手工作的经验,只发展了两名,据后来听说,由于没有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还受到了特委的批评和处分。当时,平定县的党组织是用牺盟会的名义参加当地抗日活动的。组织抗日游击队,是用山西省驻平定县教导第五团(团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的枪支,在平定县组织起一支近二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池必卿是游击队的党支部委员。后来,这支部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经过改编后,即成为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天津后,很快便向山西大举入侵,山西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 月中旬雁北失守,11月8日太原也被攻陷。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山西前线除积极配合友军战役行动的同时,也展开了抗日的游击战争。

二、在撤往抗日根据地途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

1937年秋季,平定县牺盟会的学生游击队,正在放假回家休整。一天深夜,池必卿突然接到县牺盟会特派员毛铎派人送的一个便条,由于平定县城即将失守,要他到城西龙泉镇迅速集中,由于情况紧急,池必卿立即带领同村的一名游击队员连夜赶往龙泉镇,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第二天早晨到达龙泉镇时,只看见一部分游击队员正在睡觉。毛铎和中共县委成员都没有见到,也不知道党的领导机关去那里了,只见到一个非党员的游击队队长赵虎臣。两三、天后才知道,平定县的共产党员已由正太特委转给晋中特委了。

娘子关失守后,由于日军急于占领山西重要城镇,加大了攻击力度,国民党守军且战且退,山西形势极为严峻,一些革命组织和各种抗日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也逐步向南向西撤退。当时池必卿也在撤退中,但由于党员找不到党的组织,游击队队长赵虎臣决定派一部分游击队员先行一步,到松塔村打前站,准备继续后撤。先行一步的七、八个人中就有池必卿。抵松塔村后,发现有很多当地居民和国民党的散兵以及从平定县撤出来的人都在撤退中,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松塔村已无法作为游击队的临时驻地了。于是继续西撤,直至寿阳县的郭村,又遇上了西逃的难民。其中有一些游击队的亲属。这就引起了游击队员是否归队的争议。正在争议中游击队派周璧同志来了,周璧传达了上级指示,让先行的一部分游击队员回平定县广阳村归队。争议结果,走散了一部分队员,留下三个队员,加上周璧共四人。他们马上向平定广阳村出发。途中周璧提议:四人分两部分,两个人仍赴广阳村找游击队,我与池必卿赴和顺县找彭涛,然后再找游击队。约定后即分别出发。

当晚池必卿和周璧两人就在和顺县的寺头村住下,晚饭后,同突然来到该村的国民党的散兵数百人相遇,当地群众很恐慌。同散兵们交谈后,才知道是从娘子关退下来的溃兵,属于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熄灯后,池、周二人在一家店房住下。深更半夜被人叫醒,才发现是这批散兵叫他们起床要进行搜查,这时已有两支手枪顶在他们的头上,无法起来进行反抗,只能被捕,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外,一切均被没收。这样,池必卿和周璧就被这批散兵押到另一处村民的房子里,被武装看守,拂晓后,即被散兵们带走,方向是他们经过的马坊村。当时很混乱,稍有意外,就有被枪杀的危险。早上七、八点钟,有人通知池必卿和周璧,他们的负责人要找他俩谈话。见面后,一个团职军官模样的人首先开口说话,要求池必卿、周璧二人参加他们的部队,每个人都可享受连级军官的待遇。池、周二人没有同意。但那个军官还是不死心,他表示:如果你们同意,可同你们的部队一块儿去榆次县城找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先回去找你们的部队去。池、周二人对这批溃退的散兵印象很坏,既然让走,池、周二人立即告辞,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返回寺头村。

本村的老乡见他俩能活着回来都很高兴,并向他俩诉说昨天晚上有几个大户被抢,同时还开枪打死了人,池、周二人早饭后,同太原返和顺家乡的一名警察相遇,于是三人同行,抄小路经由紫罗等森林地区到达了和顺县城。和顺县非党特派员马朋庸(是池、周的老乡)告知彭涛住在汗桥沟。为了早一点儿见到上级,池必卿和周璧立即赶到汗桥沟去见彭涛同志。彭涛见到他俩后又惊又喜,详谈之后,彭涛说:你俩不必再回晋东了,这里正缺少干部,只要省委同意,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吧。

当时省委和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师部都在汗桥沟一带居住。不久,彭涛通知池必卿和周璧,省委已经批准他们留在晋冀特委工作,不要再回晋中特委了,此事由区党委通知他们。之后,池、周二人又听了冀豫晋省委书记李箐玉讲的党课。数日后,池必卿被分配到和顺县委任组织部长,同翁可业、冯钦安一起工作,翁可业是书记,是红军中的群众工作干部,冯钦安是宣传部长,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不久,从游击队又调来了一个组织干事张芝兰同池必卿一起工作。当时池必卿公开身份是县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在担任党的和顺县委组织部长的同时,还兼二区区委书记(冯钦安兼任一区区委书记,当时和顺县委只管这两个区,三区是晋中特委直属区不属于晋冀特委)。初遭险境后又找到党的组织的池必卿,感到心里很踏实。

三、在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关键是首先要学会放手工作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9月,池必卿在冀豫晋地区的三个县委工作约九个月的时间:在和顺县委工作五个月、赞皇县委工作一个月和井(陉)获(鹿)县委工作三个月。主要任务是开创局面,把由旧县政府管辖的县变成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并在区和多数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和顺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兼区委书记近五个月。有两件事情给池必卿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二区多数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把抵制过抗日的旧政府区长赶跑,换成党组织自己的人;二是在县立高级小学毕业生训练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后来,这些人有的担负了相当大的责任。例如,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蒋毅,安徽省委组织部长白鲁克等。1938年3月当晋冀豫区党委决定将和顺县移交给晋中特委时,池必卿就带着张芝兰奉命奔赴平(定)东县委开展工作。在平(定)东县没多久,就遭到了敌人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扫荡,工作还没来得及铺开,就随着县级机关退至昔(阳)东县东部山区。后来,张芝兰在平(定)东县委任职时,因遭受敌顽两军的包围袭击,英勇牺牲。

1938年4月底,池必卿又被调赴河北省西部的赞皇县委工作。这是晋冀特委管辖的一个县,这个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暴动,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傅贯一、马芳廷、张桐琴、张适如、宋国藩等十多位同志。傅、马二同志因参加晋冀特委的领导工作而离开县委。张桐琴任县农会主席,张适如任县长,宋国藩任县委组织部长,池必卿和由冀西民训处调来的程式兰(女)分别任党的县委书记和县农委书记。在这个县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公平负担,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日,兴办贫苦农民训练班,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去教育农民,并在其中挑选积极分子介绍入党,通过他们回到村里再去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以达到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目的。成立农会,建立村武装自卫队,建立党的区委和党领导的区政府。池必卿在彭涛同志的直接领导和亲自指挥下,认真地放手地执行了党中央和太行区党委关于开创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尽管时间很短,仅一个月左右,但当时还是很有效的,被称作“5月的赞皇”。

这时,晋冀豫区党委决定调彭涛同志到冀豫特委工作,并将晋冀特区划归原晋中特区,改名为晋冀特委。晋冀特委召开了原晋中、晋冀两个地区的县委书记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领导这次会议的除参加会议的原晋中。晋冀两个特委的领导同志之外,还有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会议的基本内容是:交流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放手发展党,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的经验。六月初,池必卿奉命被调任井(陉)获(鹿)县委书记,原晋冀特委从赞皇还抽调十多名县区级干部随之到井获县工作。行前,彭涛同志给池必卿布置了任务:连续开办农民训练班,在班上放手发展党员,并通过他们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公平负担,改造村政权;成立区、村武装,扩建游击队。时间为三个月。任务完成后即到省委党校学习。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在八路军三八五旅的掩护下,并经过新的晋冀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率领的工作组的检查,完成了原定的任务。池必卿在赞皇、井获工作期间,一方面要努力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必须对付国民党顽固军队的磨擦。一次,当池必卿经过顽固军队的临时驻地时,突然从对面山头向他打来两发枪弹,可能射手的枪法不准,子弹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这使池必卿非常气愤,当即命令通讯员向顽军还击,直到对面山头国民党的士兵高呼“误会”了后,磨擦才算了结。事实说明,尽管在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期间,大家都在抗日,但国民党却不断制造磨擦,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戒心。

经过近半年时间工作的锻炼,特别是在赞皇、井(陉)获(鹿)两县做县委书记工作的锻炼,在开创工作方面,池必卿取得了许多实践经验,不论在改造自己还是在领导艺术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从1938 年10月到1939 年1月,池必卿接受了三个月区党委党校的学习、培训,听取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朱瑞和省委许多领导人关于游击战争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报告,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冀豫晋省委召开的关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和讨论,听取了彭德怀同志的传达,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并且有机会接触到省委和北方局的一些领导同志。

四、在晋东南农会工作中,经过若干反复,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1939年1月 ,在参加了冀豫晋省委召开的关于传达讨论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池必卿被调任晋东南农救总会工作。为了便于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池必卿必须改掉原来的名字,最简单的办法是以字代名,由八路军井获县工作团长的池长胜改称为牺盟会的池必卿。在农救总会成立之前,先到第三行政区农会做筹建工作。3月在晋东南(实际上是冀豫晋边区。所以称之晋东南,就是为了利用党在山西省的合法地位,完全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池必卿当选为农会主席(开始为适应山西形势,称为秘书主任)。从3月份到5月份晋东南工、农、青、妇救国总会都相继成立,从此,冀豫晋区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就从农村基层组织起到县、地区一直到边区一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缺少经验,经过摸索,到1941年,才有了初步的进展。

1940年初,冀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冀豫晋区党委(于1938年1月由中共冀豫晋省委改称此名)决定池必卿和赵国强(晋东南工会副主席)二人分赴襄垣、武乡两县负责购募粮糠工作,再由襄垣、武乡两个县政府派民工送到冀西有关各县。同时,晋冀豫党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根据冀西地区的灾情,指示冀南银行以贷款形式发给晋东南农救总会五万元冀南币,由总农会负责分发给冀西地区的有关各县农会,作为救济费使用。这项措施的实行帮助冀西地区农民渡过了严重的春荒,也提高了根据地总农会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声誉。

1940年初,出席党的七大的太行区代表毛铎同志(晋冀豫区党委民运部处长),途径晋察冀根据地时,将当地一些民运工作文件由王定坤同志带回太行区转交池必卿。池必卿阅后,受到启发,联系太行区农会工作的实际思考,认为可以用减租减息的法令来进一步发动群众,以巩固根据地。池必卿阅后经农会党组讨论,一致同意将此文件推荐给晋冀豫区党委书记兼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志阅后,即通知池必卿,可由总农会组织先在太行区搞几个试点或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再确定今后怎么办。总农会党组通过讨论,赞成区党委的部署。1941年立即在武乡、黎城、辽县、武安、平顺、邢台、涉县等七个县各选定若干点进行调查或试点,效果很好。

经过调查和试点,一方面发现了减租因土地永佃权未能受到保护,基本上还没有执行,减息问题主要是停贷,但旧债基本上没有还清,发现地主和债主的剥削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十分严重。例如,过去减过租的地方,由于永佃权的问题没有法律的保护,便发生了你减租,我收回耕地转租给别人耕种的问题,等于未减,从而使减租称为形式。减息则因为空喊口号,新的债务停止了,旧的债务还没归还,被抵押的耕地和其他财产却被债主收走了,这些问题尚未清理。另一方面,发现农民对我党我军产生了不满,主要问题出现在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

会议是在全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取得胜利,同国民党军队划分了驻防界限,我们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任务确定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出在批判反顽斗争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时,发生了所谓的给农民运动泼冷水的问题。黎城会议后,新华日报上就公布了一位领导人的讲话,他说:现在农会出现了农贼,工会出现了工贼。据池必卿记忆,这个讲话是针对着1939年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斗争中出现的“过火”倾向。在太行区还发生了有些地委(原来特委组织改称此名)和专员在批评有些县委的工作时,用“呸、呸”的唾沫声,批评和指责了1939年反顽斗争中的“左”倾现象。这股风的出现在有些地方造成了不良后果。比如,邢台县有一位基层农会干部,由于基层农会被封建势力停止了活动,这位村干部就杀了一只鸡到山神庙祭典祷告“什么时候农会恢复了,我给山神爷再供献一只鸡”。武乡、榆社、襄垣、武安等县,就出现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农会干部受气等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1941年,太行区总农会进行调查和试点的工作中遇到的。这些地方不只是农会、工会干部有不满的情绪,党的县委领导同志也有气。武安就有一个党的区委书记,因为在1939年的反顽斗争中,受到了被撤销工作的处分。这种“泼冷水”的办法,在太行区若干县内,造成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的情况。这类事情,当时谈起来非常的多。1941年的试点地区,口号虽然还是减租减息,实际上已经变成为这样的两句话,即:减租保佃,清债退押。如果不保护农民的永佃权,租子是减不下来的;抵押给债主的房地产如果不退还给农民,减息也是一句空话。对于恶霸地主,只要农会支持,农民是敢于起来斗争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地主富农,农民的思想问题就很多,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是良心命运的问题,即减租减息从良心上过意不去,穷是自己的命运不好;另一个是“变天”的问题,即:如果日本人或国民党来了怎么办?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是减租清债的关键。通过调查了解情况,池必卿感到在下一步的工作开展中,在每个县实行减租清债前,除试点外,都要召开贫下中农训练班,开展诉苦运动,先诉苦,然后再从思想认识上挖穷根。核心问题是弄清楚土地财产是什么人创造的。用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财富的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结合当地封建势力剥削压迫农民的实际来教育农民,提高阶级觉悟和自求解放的阶级斗争意识,农民才能立场坚定地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池必卿更深刻的认识到:政府的行政命令虽然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把工作做好,仅仅凭行政命令也是不易办好的,必须有对症下药的思想工作和政策保护。

1941年,在农救会试点的基础上,晋冀豫区党委指定由池必卿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进行的关于减租清债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组成起草工作小组。池必卿并被指定在当年召开的晋冀鲁豫人民大会上作了说明,然后依照法定程序,民主通过,成为法律程序比较完备的政府法令。这个条例确定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农民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2年,在晋冀豫区党委的领导下,池必卿与其他各级领导干部在太行区腹心地区参加了全面减租保佃、清债退押运动。在运动中,大家注重了政策的界限和思想教育,先在农民中开展大规模训练,发动诉苦运动,然后在讨论中挖掘穷根,进一步弄清楚土地是怎么来的等等。在地主富农中,对恶霸地主与一般地、富、开明士绅区别对待,并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坚决打击并孤立那些残酷剥削农民的封建地富,对那些罪行严重者,还须依法制裁;一般地富,只要他们实行减租清债的法令,就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对超过一个村庄范围的几个村、甚至几个区都有出租土地或放债的大地主,实行有关地区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斗争,由县委书记或县农会主席主持会议,选择最典型的贫下中农在大会上诉苦,并向地主及其代理人进行说理斗争,这样做对全县的影响极大。实行这样的斗争策略,做起来就顺利的多了。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对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包括党支部、农会、妇救会、青年团、民兵、村政府等)进行适当改造。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在1943年5月的反扫荡中,农民的游击战普遍开展起来,空室清野的工作有序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打得敌人惊惶失措,扫荡根据地的时间也缩短了。农民自己起来敢于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怕变天的思想也迎刃而解了。在农民的良心、命运、变天顾虑被扫除, 懂得土地是自己创造的道理之后, 他们便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与此同时,池必卿与其他干部也注意到了还要对农民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说明了为了联合地主抗日,现在只能逐步削弱剥削。之所以要交出一些租子, 是为了争取地主和我们一道抗日。这是一种让步,对抗战,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还不能完全废除封建剥削。现在只能采取减租清债,而不能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党的太行分局在河北省涉县温村召开了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地区由地委书记以上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李大章同志作了《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同志代表北方局作了《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报告。在会议的讨论中,各区党委的领导同志指出了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性的认识的看法,其中三位同志还讲到了1940年召开的黎城会议,是对农民群众的压制,是给农民群众泼了冷水,并且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池必卿在大会上也讲了这类问题。事后,池必卿的讲话,引起了太行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反感,区党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在大会发言中指责说:“池必卿昨天的发言讲的事实都有,但却是片面的。”一位野战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中指责说:“在太行分局召开的会议上,是无权批评北方局领导的。

高干会议一结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遇上全区的大旱灾,一个是全区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反对特务的斗争。因此高干会议上发生的争论的减租清债工作就被冲淡了,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结束后,区党委负责人就单独召开了太行区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要群众团体负责人作自我批评。除池必卿本人作了简单的表态外,其余的同志都没有讲什么,只有太行区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会议上正式批评了区委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会议结束时,区党委宣布了决定,把太行区一级农。青、妇各群众组织解散。总农会的同志被派到到五分区农会工作,青救总会和妇救总会的主要负责同志被派到三分区工作。对此,池必卿虽然在精神上有一定的压力,但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感到用解散群众团体的办法来处理党内分歧,这样的做法不妥。

池必卿到达五分区后,在整风运动中,才听到地委负责人非正式地讲到这件事:你们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同志已经拿到延安去解决了,你不要背包袱。从此,池必卿同志便从思想上减轻了一些负担,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行区派人到二地委担任书记后,才见分晓。这位地委书记在一个夜间单独找池必卿谈话时说:“太行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让我转告你,1943年的温村高级干部会议的问题,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区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不要背思想包袱了”。至此,池必卿背的包袱才算彻底放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即:迟了两年区党委的领导人才敢作自我批评,原因何在?可能有两个估计,一个是中央对温村会议意见,从延安回来的人向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转达过这个意见;一个是当时从延安回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干部有向区党委夺权表现。区党委为了怕池必卿也参与这类活动,才单独向他作了自我批评。池必卿认为,实事求是地把历史问题讲清楚,即使迟了两年,总算有个了结。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应该经常注意的。党的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批评党的任何领导人。池必卿反复思考后感到:这一规定也许是针对1943年太行区高干会议上不正确的批评确定的。

1942年夏季,池必卿同太行区妇救总会的干事徐若冰认识,经过半年多工作上的接触,双方都对方有了深刻的了解。1942年底,他们在涉县上温村太行区群众团体驻地结婚。结婚时,徐若冰任涉县妇联会主席。婚后共生育了四个男孩子。其中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均已参加工作。徐若冰生于1918年,她是河北省大名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参加了革命。籍贯是河南省清丰县城关。建国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1983年从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

1943年底,池必卿被调往涉县赤岸村的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这次整风一共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到1945年春才结束。当时的整风运动正处在纠正审查干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期间,因而,本次整风虽然也有缺陷,但没有发生大的曲折。池必卿和太行区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团体的领导人,都被通知参加了此次的整风运动。池必卿被选为小组长和领导运动的主席团成员。经过整风,池必卿感到收获不小。通过认真学习有关整风运动的二十二种文件,学会了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联系各自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思想作风方面的弱点和缺点进行了反省。经过整风,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视思想领导、学会走群众路线、典型示范、推进全面等方面,更加明确和清醒了。在整风运动中,还学到了一整套的科学领导方法,例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等等。有一些同志,他们是为了抗日参加共产党的,因而,对根据地农村的阶级斗争很不理解,在整风运动中才暴露出来。这就必须抓住这个问题,促使他们阅读社会科学、哲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以便更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在审查干部的问题上,人们又注意到,既要符合历史实际,有要注意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对池必卿以后的工作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

整风一结束,1945年春,池必卿便由太行五分区调到二分区任二地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领导机关名称的改变是在1943年10月由晋冀豫区党委改为太行区党委的)。

五、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和领导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和新老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太行二分区地委书记曾韶山和池必卿二人,在第二分区机要室听到了这一消息,非常振奋。接着,太行区的新华日报和广播电台都广泛传播这一重大新闻。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作出部署,地委和军分区立即开会,一方面决定由分区司令员率领三个主力团,到边缘地区和敌人的据点附近授降;另一方面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在新解放区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以便彻底改造原来接敌区和敌占区的基层政权。由于脱产干部有限,到新区搞运动,就必须在老区的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中组织起工作队(也有叫翻身队的),到新区帮助农民开展反奸清算等群众运动。这在当时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1946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实行耕者有其田,基本内容就是,一条批准,九条照顾。一条批准,就是只要农民有土地改革的要求,就批准执行,不要再进行减租清债工作了;九条照顾,就是照顾军属、烈属、干部家属和开明士绅等对抗日有过贡献的人们。这样,太行区新解放区的农民就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基本上实行了土地改革的目的;老区农民是在减租清债的基础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在“五四”指示的执行中,不论在新区还是在老区中,都发生过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此后,在执行土地法大纲,正式执行土地改革时,多是在少数地方搞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而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公有耕地以及政府的粮库和金库中拨一部分粮款来做补偿中农的工作,以便纠正“左”的倾向,达到真正团结中农的目的。

1947年7月,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池必卿接到通知后,立即从寿阳经平定、井陉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找到了中央工委驻地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中,大都是揭露土地分配不公,土改不彻底和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等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在会议讨论中,多数同志滋长了“不彻底”问题严重等左的情绪,池必卿也不例外。但他发现新任职的太行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同大家的发言内容不同,在每次的会议上,他的发言都是着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据池必卿的回忆,在那次会议结束时,在人们的脑子里,地主富农划到总人口或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十八都是可以的。这么大的斗争面,开始引起池必卿的注意,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左”的错误是不利于土地改革的。

池必卿在参加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曾围绕正太战役中的支前工作两次找他进行谈话。池必卿在第一次谈话中直接讲了如何动员和组织民兵、民工参战的问题。叶剑英同志说:“你回去再想一想,为什么人民群众参战的热情那么高呢”?几天后,池必卿在第二次汇报中着重讲了“如何发动群众实现土地改革的问题”之后,叶剑英同志对池必卿的汇报很满意,表扬了池必卿,说:“可以了,你算交了账了。”因为听汇报的人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军队的领导同志,池必卿估计可能就是要他讲土地改革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全区土地会议期间的一次大会上,中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学习两个策略的问题》。基本内容是团结中农和防“左”和反“左”的意见。事后,池必卿体会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一方面说明徐向前同志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勇气和政治上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说明,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像徐向前这样的老同志,在地方工作上讲这么重要的问题,也是无济于事的。

1948年2月,中央局召开的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池必卿即调任太行区第二地方委员会书记。地委同志们在回到地委机关后,表现出来的“左”的言行,已经引起了很多机关干部的惊异,但是,他们并未有所察觉。遵照区党委的决定,把会议开到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以上的干部。即所谓左权县城天主教堂会议。在会议上,首先是传达党中央工委领导同志和中央局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然后就是讨论。地委们几乎每天碰头,碰头会议上除对与会的同志的认识作出评价外,就是对一个个犯错误的干部的处分问题。当会议开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收到了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讲话中关于对地主富农的划分,在一般的情况下,仍然占户口总数的百分之八或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并且强调了反对土改中的“左”的倾向。池必卿看了这个报导之后,在思想上引起了斗争,出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毛主席的这次讲话, 是否针对全国土地会议的?他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即给区党委书记赖若愚打个电话,请求指示。赖若愚的回答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讲话执行”。池必卿向二地委的常委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讲了区党委书记赖若愚的口头答复。地委们讨论的意见一致,按区党委的意见办。这样,就出现了与会的同志在思想转弯的问题,即由反对右倾到纠正“左”倾的问题。池必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地委先召开县级以上主要干部会议,统一认识后,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在会议的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主要是纠正“左”的倾向。把地主富农所占的比重,压缩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超过者,除特殊情况外,就是“左”倾。同时把前一段对干部处分过多的问题及时纠正过来。毛主席的指示,使池必卿避免了一次大的错误,也使太行二分区避免一场大破坏。会议结束后,土地改革的问题是按照填平补齐的办法解决遗留的问题。而补偿中农的政策继续执行,没有改变。

1948年7、8月间,为了解放太原市,中央决定由太原市周围几十个县组成一个晋中区,设置晋中区党委、晋中行署、和晋中军区以及同级的其他组织。由吕梁区党委带原八分区各县,北岳区第二地委武光同志带几个县,太行区第二地委书记池必卿带五个县,另外还有太岳区党委划出原临汾地委的三个县,组成一个新的晋中区(省级)。除了原所属部队,参加围困并准备进攻太原市和组织支前外,地方各级党、政、群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对晋中地区的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摧毁阎锡山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于究竞是在“兵农合一”的基础上,按照平分土地的要求抽多补少呢?还是推翻“兵农合一”,在原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上进行一次土改?经过几天的争论,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即:如果是真正的执行了“兵农合一”制度的,就在这个基础上平分土地。如果是虚假的执行“兵农合一”或根本没有执行这个制度的地方,就仍然按照土地改革的办法实行土改。由于要求完成土改的任务的时间太快,这样做的结果是群众发动的不够充分,以致在抗美援朝期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地主、富农向农民反攻倒算的问题。

1949年,中央决定:晋中地区划归城外的太原市委管辖,晋中区党委组织大批干部南下湖南省工作。区党委留下一小部分干部到太原市委工作,池必卿调任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解学恭主管原晋中区三个地委的工作,直至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成立,池必卿即被调任榆次地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范新三同志调走后又兼了一段行署专员的工作。到1952年初被调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前后共干了三年的地委书记的工作。在这近三年的工作中,他领导并参加了以下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件是在新解放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打退了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维护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土改中所获得到利益。
一件是在城市工矿地区(重点是阳泉市)废除“把头”制度和开展“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件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上,曾经提出过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意见,但因当时受到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否定,而未能执行。

六、转上工业战线后,注重实际,坚持抓工业生产,获得了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验

1952年,池必卿在调任山西省宣传部长后,兼顾了一段农村工作(那时候党内还没有设立农村工作部),工作重点就是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1954年,党中央决定调一大批包括省委常委、地委和县委领导同志在内的地方干部,到全国各地苏联援建的第一批一百五十四项的重点工业项目工作。池必卿也被调到大同坦克发动机厂工作,从1954年秋到1955年夏季,池必卿在大同坦克发动机厂担任了十个多月的厂筹备小组组长(相当于一个大型厂矿的厂长)的工作,负责筹建新上马的军工企业616厂。十个多月的时间很短,但对池必卿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的一段时间。从学习工厂设计到建设辅助工程,如打井、扬水试验,招收和培训新工人,建设一部分职工宿舍,同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为四十多位苏联专家的工作、生活创造条件,对先来的少数苏联工艺专家考察我国已有的机床工业的情况,以及争取大同市和省里的支持等等。在这一全新的工作当中,池必卿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建设经验,同时也发生过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获得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大家的特长、特别是老厂636厂调来的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例如:学习苏联的工厂设计,就是由一位老厂调来的大学毕业生、技术员王建勋同志给大家讲课的;管基本建设的副厂长温礼源,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一个异己分子,虽然后来给他平了反,但是由于精神上刺激过度,以致在他以后的工作中,只要不搞运动,他是一个自然的人,若搞运动,他便恐惧得要命,甚至要自杀。这种情况他同池必卿一个人单独谈过。因此,池必卿建议党委以后要让温礼源专心搞好工厂的基本建设工作,不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工厂党委一致通过了池必卿的建议,并作出与之相应的决定。温礼源在业务上的专长和敬业精神,为616厂的建设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当上级把他调到北京第一设计院之际,文革也随之开始了,这个历来怕搞政治运动的温礼源便自杀了。池必卿在知道温礼源自杀的消息后,非常惋惜。在以后的时间里,池必卿感到党内类似温礼源这样的同志,绝对不止一个。他深深地体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说的只管“案子”,不搞政治运动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5年夏季,党中央调任池必卿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因为工业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省委、市委都设立了两个工业部,一个是主管中央直属工业企业,另一个是主管省以下地方所属工业企业。当时池必卿对三件事抓得很紧,一件是由苏联援建军事工业企业建设的工作,在山西省就有十多个;第二个是在地方工业工作中,必须先解决一批日用品的工业企业(如纺织、轻工等)发展的问题。第三件是同全国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煤炭产业,并且同铁路系统有很大的联系。以上工作是经常在池必卿的脑子里思考的问题。

在616厂初建时取得的一些经验,这对抓好全省,特别是太原市军工企业的建设是非常有益的,池必卿几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按照上级的规定及时投入了生产。就全省来说,主要力量是放在煤炭的生产和调度方面。由于煤炭供应涉及到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加工工业的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这就成为牵动全局的重大事情。在大跃进后期以及其后的调整阶段,全国几个重点省、区的煤炭生产和供应,最后都需要由周总理拍板。不论是在全国的工业会议,还是在重点省、自治区煤炭生产和调拨的专业会议上(全国大约有七、八个省区),都是这样。池必卿从此便和周总理在工作上的接触逐渐地多了起来。山西省是煤炭生产的大省,但在60年代初期,山西省的粮食供应有困难,发生了煤炭工人吃不饱的问题,周总理在一次池必卿参加的煤炭专业会议上曾决定专为山西煤矿工人调入三千万斤小麦。

在1956年9月,池必卿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从苏联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派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都向大会致了词。声势之大,令人振奋。这是池必卿首次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使他加深了对党的建设和党在夺取政权后要积极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国际主义思想更加提高。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讨论工业七十条的问题时,周总理曾将与会的各省工业书记召集在一起开会,确定煤炭的生产和调拨。在会议当中,周总理曾为山西煤炭工业生产的困难讲了一段话,是对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讲的。他说:山西省的煤炭生产这么困难,你为什么不为山西人民讲讲话呢?据池必卿的理解,它表现了大跃进后期和调整时期,全国的经济工作是多么困难啊!这也是讲给其他与会的同志听的。

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山西省委为全力支持正在建设的大型高炉的投产,省委曾经发动过城乡群众掀起一次炼铁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不仅把铁锅、铁炉子等家具毁坏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虚报浮夸现象,见到这种情形,不能不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有那么一段时间,党中央每周召开一次全国电话会议,催促各地为完成钢铁翻番而奋斗。当时中央召开了七、八个省的工业书记参加的煤炭专业会议。在会议上,国家计委给山西安排的计划是:生产任务为百分之百,保证任务则是百分之一百一十,调出计划为百分之一百二十。这种计划执行的结果是,留给本地的煤就很少了。这是在本地使用煤炭的计划减不下去、外调计划又不能减少、煤炭生产计划又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怪现象。池必卿对这种怪现象很不满意,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8月份,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全会,内容是讨论“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池必卿对国家计委在北京提出的计划又一次提出批评意见,与会的同志听了,许多人都对国家计委的做法提出看法。即使如此,与会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敢对大跃进提出怀疑。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向池必卿提出一个大问题,他说:“你们发动群众大炼钢铁,质量是否合格?”池必卿回答:“除在长治市农村少数地方炼的生铁可以当作熟铁利用外,其余大都是废品。”总理说:“北京的某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却说,你们炼得大都合格呢!”从此可以看出,周总理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是有看法的,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暴露,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不尊重经济规律的蛮干现象才基本上扭转过来。到1965年,“八字”方针的实施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果。

1961年11月,池必卿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与李立三同志共同主管华北区的工业、交通战线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与工业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经济委员会,它主要是从行政上管工业交通行业的;一个是工业交通政治工作部,它主管的是工业、交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七、在“四清”、“五反”和“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受到冲击,也坚持抓工业生产

1966年前,池必卿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除处理一些工业、交通战线的问题外,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华北局关于领导干部要下基层去蹲点的决定,池必卿先后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和天津电位器厂蹲点二至三年搞“四清”运动。虽然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与当时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群众和调查研究方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年轻干部来讲,却是十分必要的,更是一个取得实际经验的极好机遇。在北京重型电机厂搞“四清”,当时工厂的生产任务是试制我国自己设计的制造原子能的重要设备。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池必卿在这个厂蹲点搞“四清”期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同志曾找他希望不能只搞“四清”,对这个厂产品的试制和生产也要抓一抓。对此,池必卿先向老工人进行调查,了解一下他们的反映。结果工人们说技术部门对产品的设计、加工工艺、工具和施工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无人负责。新设计的工具无法使用,而且时间过晚赶不上使用等等。在了解到这些问题后,池必卿立即召集工厂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工厂技术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能否率领技术人员下到车间去,去解决工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工厂领导成员和技术人员统一了意见并付诸实践后,老工人们十分满意。这样一来,许多问题解决了,产品加工过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拿回厂部由有关部门与领导共同研究解决。上下通气几个月后,便试制出四台设备,拿到西北某厂试运转基本可行。再做适当修改即可基本定型。通过这件事池必卿深深地体会到:大型工厂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搞得好坏,是能否出新产品的关键问题,只要主要领导干部把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抓好,几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1967年5月,党中央决定对华北局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找池必卿谈话,要求池必卿组织几个业务干部到军区帮助管一下华北地区的经济工作。于是池必卿在机关中选拔了几个业务比较熟悉的干部,每天同他一起去军区上班。军区由一位副政委负责支工支农的领导工作。这位军队副政委常常率领工作人员(包括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到河北、内蒙古等地区部队系统,检查和推动经济工作,这一段时间池必卿同部队的同志接触颇多,认识了一些新同志。

1967年7月,奉中央命令池必卿到天津市工作,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相当于市委常委会),后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天津市池必卿只管业务,不管“文革”事宜。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同志给池必卿布置了任务,要天津市千方百计搞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并相应地扩建一个水电设备制造厂。于是,池必卿立即会同革委会计划组、机械局的同志组织和发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战役。经过一年零几个月的拼搏努力,组织大协作,并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终于把六千吨水压机制造出来了。当时,这台水压机算作中国自制的第二台大型设备。这台设备除了一个减速机是委托兰州某工厂加工外,其余所有的零部件,包括三梁四柱和高压水泵等,都是天津制造出来的。投产时,我国的著名专家沈鸿同志亲赴现场观察。这次大会战,是带有全市性的。不仅地方机械工业,而且在天津的中央直属的许多企业都全力参加了。池必卿除了指挥这个大会战外,还要抽出一点时间接触各个工业部门,去听取汇报,共同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在天津市,经过水压机大会战和到各行各业调查研究,池必卿对多数工业、交通行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熟悉。正是这些工作,使池必卿积累了许多管理工业的经验。

1971年夏季,由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翻了烙饼,原来的造反派掌了权,大搞“逼、供、信”,池必卿受到诬陷。中央决定池必卿等数十人回到华北局机关“五七”干校去接受审查,一同被审查的还有池必卿的爱人徐若冰、秘书高士纯,驻地在天津市汉沽区66军的营房内。在“五七”干校几百名机关人员驻在营房,不是开会就是出大字报,揭露和批判几十个斗争对象,长达两年多的时间,由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池必卿就由汉沽营房返回北京等待结论,这时候,批判、斗争之事已无法进行,只有专案组在进行核查工作。直到1975年夏季,专案组核查完毕,向上级作了报告。军管小组通知池必卿到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军代表郭玉峰接见池必卿,郭玉峰对池必卿说:“审查已经结束,中央已经批准,你可以随意到什么地方去看看,不过中央同志(这肯定指的是纪登奎)不在,让我告诉你,不要有什么怨气。”池必卿表示: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检查报告行动,不必担心。至此,遭受四年的审查算是结束,诬陷不存在了。

从干校回家住了几天,池必卿先在天津选了几个单位参观,后来又到唐山和山西大寨参观。在大寨参观时,中组部从北京打来电话,让池必卿早点去接受工作,勿在延长。池必卿当即辞别陈永贵同志返回北京。次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来到华北局留守处,告诉池必卿中央决定要他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池必卿表示:听从中央决定。当天晚上在中南海李先念同志处召开了研究内蒙古工作的会议,谷牧、尤太忠、吕东、陈锡联、华国峰和吴德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讨论完工作后,还决定调下放到邯郸钢铁厂当书记的原河北省副省长郝田役到包头钢铁公司任书记。

数日之后,池必卿即同尤太忠同志一块赴呼和浩特工作。到达内蒙古后,池必卿的工作重点还是工业与交通,更多的是到包头钢铁公司工作。因为国家冶金部几位专家数次到包钢来攻克生产技术关。目的是为了将包钢炼铁所用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和其他贵重金属分离出来,同时还要提高钢铁的产量。为此,全国知名的炼铁、炼钢和有色金属专家都来了。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内蒙古工业、民用所需的煤炭、钢铁等原料问题,池必卿又在自治区新建和扩建了地方系统(包括各种矿山和冶炼厂、电厂等)。1977年8月,池必卿在内蒙古工作期间,当选为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八、在贵州省工作期间,拨乱反正,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为改变贵州落后的面貌倾注心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局部的拨乱反正工作,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并加强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配备。正是在这个时期,为加强贵州省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调池必卿到贵州省工作。

1978年6月,池必卿到北京中组部报到,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他谈了话。胡耀邦同志告诉池必卿:你调贵州省工作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过去只管工业,这次调贵州要抓全面工作。池必卿表示:服从中央的调动决定,尽快到任。同月,池必卿即赴贵州上任。

池必卿在贵州工作近七年,先担任第二书记,两年后因第一书记马力同志病逝,池必卿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近五年,直到离职回北京。在贵州工作近七年,是池必卿一生中在一个地方任职最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处在对文革造成的后果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的探索时期,尽管工作十分繁重,但却是池必卿工作比较愉快的时期。在这七年工作期间,有几件事使他无法忘怀。

1、从经济入手接触经济建设

池必卿在华北几处工作都是管工业,到了贵州自然就先同工业接触起来。半年后,省委分工明确池必卿主管政府(革委会)工作。

1978年下半年,池必卿听了大部分工业部门的汇报,看了一些工厂,参加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对贵州省工业的门类、结构及其发展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使贵州的煤炭、冶金、军工以及机械电子工业发展起来,大氮肥厂也开始建设。总的印象是比原来想象的摊子大、门类多,还不乏高水准的军工产品。主要问题是管理差、效益低、不配套。管理差的印象首先来自工业部门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那是八月初,国家经委召开全国电话会议,讨论工业工作,当时,本项工作由苏钢同志参加是完全可以的。由于池必卿想看看贵州省工业、交通厅局长这支队伍怎么样,因而就同苏钢同志一齐出席了这次电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给池必卿造成一个印象:本省与会者大都不是内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把工业工作抓上去呢?因此在八月底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的大会上,池必卿针对工业领导干部不懂管理的问题,提出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生产、质量管理的意见。要求从省到地、县各主管局要对企业领导状况分类排队,配好一、二把手,配备有文化、懂技术、懂管理的。对其中文化低的搞集中训练,训练两个月,学点生产、制造、修理知识,学会开机器, 学会管理。同时就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问题提出一个标准, 即在保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第一步先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第二步才是创新水平。全省工业会议上表彰了一批贵州省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情况究竞如何,实地考察才发现,先进企业单位在管理上也存在着差距。

1978年9月,池必卿从昆明开完人防会议回贵州,途径水城停留几天,专门看看“三线建设”搞起来的煤炭、钢铁企业。在汪家寨煤矿,池必卿要求下井看看。这是一个学大庆先进单位,也是全省第一个使用综合采煤机械的煤矿。贵州的矿井一般掘进都较深。雨季刚过,顶板压力大,冒顶事故频繁。下井看了约一小时后,到了采煤掌子面。矿里的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劝池必卿回去。可是池必卿坚持要去掘进掌子面。巷道里破电线、碎石、坑木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油污积水也不少。走到一个叉道口,刚拐弯,前面带路的人又折转回来,让走另一条。问原因,说是那条道远,后来才被告知有工人在那条巷道里解便。回到地面,池必卿肯定了汪矿机械采煤和干部每年下井劳动一百天的做法后,着重指出管理存在的问题,要求认真找差距,搞好巷道建设,加强管理,补上文明生产这一课。否则就够不上大庆式企业标准。同时表示,过一段时间还要到这里或派人来看。后来听说管工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汪矿检查落实了一番才作罢。还有一次参观大庆式企业安顺虹山轴承厂,发现多种产品、半成品混杂堆放,工具摆放无序,说明也存在着马马虎虎的问题。两个先进企业的管理尚且如此,其他的也可想而知。贵州军工企业不少。池必卿想起洪学智同志曾讲过,希望严格把好国防工业质量,否则,质量不严格就准备着杀头。这段时间,凡有研究工业生产的场合,池必卿必讲企业整顿、讲成品质量,讲质量为首全面提高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经过深入了解以后,池必卿认为,经营管理水平落后是贵州各级部门工作的一大通病。后来,在贯彻党的十二大,讨论贵州翻两番时,池必卿提出:提高经济效益,在贵州第一位的是抓经营管理,抓好了就能吹糠见米;第二是科学技术,要引进沿海先进地区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也要组织人去考察学习。

2、扭转不切实际的“左”的做法,搞自主性计划,调整经济结构

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单纯追求产值产量,实际效益不佳的问题,在贵州也较为突出。煤炭产量指标完成,但煤矸石多;卷烟产值上升,品种却不对路,高级烟多,积压却很严重。1975年开始建设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是全国十三套大化肥项目之一,设计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正常生产日需140至160万方气,赤水的气井供一部分,其余的由四川补给。1978年10月准备试车时,赤水的气井的产量下降,需四川增加供给。由于人家已经超出原协议增加供气,四川提出要贵州一百吨铝,问题才解决。池必卿听完汇报,感到这个厂的建设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当马力找池必卿、苏钢商量,准备在《贵州日报》报导赤天化建成投产一事时,池必卿认为不能宣传建成投产,因为这个厂的生产原料不足,电力保证不够,运输条件不能确保,按设计项目检查还是没有完全建成的企业。池必卿坚决反对不按基本程序办事的做法,提出必须在完全建成并经过省、部考察验收合格后,才算是建成投产。当时这件事情,给池必卿留下一个大跃进时期所犯错误(假、大、空、浮夸等)又要重演的感觉。马、苏二位同志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勉强决定。后来试车生产时,那些问题都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产品运输问题,春天是枯水季节,原设计靠赤水河为主运出的方案,受航道水浅和码头装卸条件的影响,变成了主要靠公路运输。1979年6月,池必卿经遵义经习水到赤水,沿途车辆大多是运化肥的。由于路窄坡陡,会车困难,加上雨季已经开始,道路泥泞,发生多起货车滑倒在路边,造成塞车现象。到了赤天化才知道,1974年规划定厂时,说赤水天然气储量为120亿立方, 可用20年,才过四年到试车生产时气压气量已经远远达不到设计标准。配套建设备用站泵房、原料气增压、码头、宿舍等项目还需要几千万投资。这个厂实际到1979年11月才正式建成投产。

池必卿从实际工作的接触中看到,一些水利工程缺乏资金拖成了胡子工程,长期不能发挥效益;水城 钢铁厂虽已出焦出铁,可是矿山资源不足,轧钢基建未落实,不按基建程序的“三边”工程造成运输线、料场、渣场狭窄不配套,影响平衡协调生产;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薄弱,化肥、农药、适用的农机具短缺等问题, 证明贵州经济结构、比例已经失调, 而且仍然存在的那种“大干快上”的“左”的思想, 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协调。1979年5月,省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议题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包括了经济调整内容。会议的报告,当然是由第一书记马力同志作。池必卿除了作书面发言外还准备了一个口头发言。发言主题还是正确认识和掌握贵州省情,搞好调整,其中有对六十年代调整方针加以肯定,同时对历史上批判反冒进发表了一点意见。发展经济一定要注意“左 ”的干扰, 按比例才能高速度。认为那次批判“反冒进”是不正确的,反冒进是必要的正确的。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知道后找池必卿: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讲。池必卿当然不同意,坚持要讲。这个发言引起了不少与会同志的共鸣。他们都赞成池必卿的这种精神。面对这种反映,池必卿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后才知道,这是多数干部和群众对省委的主要领导拨乱反正不力和经济工作与“左”的一些做法不满的表现。实际情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贵州照搬照套全国的一些口号和指标,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一个鞍钢、两个开滦、三个军事工业基地”。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大超过了地方财力、物力的负担能力,造成各方面欠帐继续增加,矛盾突出。池必卿的讲话,切中了贵州经济的要害, 也引发了干部群众对贵州经济工作的深入研究。就在这次会议当中和会议之后,由马力同志从河北省带来的三、四名干部,要求返回河北省工作。但马力不同意,这几位干部就去找池必卿,要求给予帮助。池必卿表示可以劝劝马力同志。经劝说,马力后来表示同意。这几个河北省的干部才如愿以偿地从贵州返回了河北。

1979年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十一届四中全会,再次讨论了经济调整,要对贵州经济是否合理、有那些不合理、应该如何改变的问题统一认识。池必卿的结论是,贵州经济已经出现畸形发展。现状是农业基础十分脆弱,支撑不了工业的发展规模。工业里面重工业倚重,轻工业倚轻。在计划安排比例上,重工业挤了农业和其他,骨头挤了肉, 积累挤了消费,基建挤了生产。工业企业里配套差,“克郎猪”多。缺乏专业化生产的高质量大批量的产品、竞争力弱,国际国内市场一开放,工厂将发生生存危机。因此要对患了干瘦、浮肿病的贵州经济进行调整。池必卿提出了调整意见:首先是加强贵州农业基础;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发展以农、林、牧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使工业转向支持农业现代化,保障人民生活。但是,省里计划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在贵州自己看来是畸形, 对全国来说并不是畸形。

为了调整,也为了贵州发展,池必卿决心作出自主性计划,1979年秋天,在一次听取省直部门关于真理标准学习讨论汇报会上, 池必卿提出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即根据贵州的实际确定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时,他再次提请大家讨论这个意见。池必卿说:我提出一个大问题,我省敢不敢搞一个自主或半自主的经济计划。不要照搬照套, 要敢于从贵州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偏轻的实际情况出发,搞这样一个计划。重点做好地方财力这一块,按农业、轻工业以及“肉”的次序安排,大的方面服从国家方针,具体的国家不要管,经国家批准实施,自主地把贵州搞富起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原来分管计划工作的同志开始转变认识,赞成池必卿的意见,表示“要把在1977年‘左’的倾向和1978年两种思想拉锯情况下安排的计划结构打乱重新考虑,制定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自主性计划”。池必卿认为,这次会议常委们交了心,统一了思想,对经济调整方针的看法比较接近贵州实际,认识上有了一个小的飞跃。1980年开始调整,基建上停、缓了一批包括轧钢在内的工业项目;突出烟酒优势发展轻工业;利用军工条件转产民用消费品。到1983年,轻工业所占比重比调整前的197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这段时间,池必卿同志进一步感受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非统配煤炭的外运流向、桐油的收购与加工、“五杠一把”的采伐经营、生产资金投放等等,有利的统管得很死,无利的谁都不管。池必卿提出,现在沿用的苏联的管理体制束缚太紧,要大胆试点改革,凡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的,看准了摸透了就赶快改, 尽早解决绳捆索绑的体制。

3、拨乱反正,解决遗留问题,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1月,在省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与会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动作迟缓意见很大。就在这段时间,中组部召开过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同贵州省委组织部长李志奇同志个别谈话中,批评了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拨乱反正不力的问题。并且指定李给马力和池必卿二人传达。李志奇传达后。马力同志提出:我是否还要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池必卿等人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小范围内作自我批评,请马力同志自己作出决定。日后,马力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个不像样子的自我批评。随后即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交给了池必卿同志负责处理。贵州历次运动反复折腾,一方面,建国以来一些重要遗留问题的受害者需要昭雪,一方面十年动乱中受牵连者有待查清解脱。池必卿认为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排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特别是涉及到领导人批示的案子,要历史的看待,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去评价和认识。为改变被动为主动,池必卿牵头,把分管有关工作的徐建生、陈行庚、吴实、李志奇、宋树功几位同志(后来又加了金凤、李冀峰)联系起来,叫做落实政策工作小组。并且采取快刀斩乱麻的三条措施:一条是复查不搞繁琐哲学,只复查处理时的主要事实根据;二条是选一批已经落实政策(平反、解脱)尚未安排事做、作风又不偏激的同志,先安排搞落实干部的政策工作;再一条是搞几个典型案例,开平反会做样板,扩大影响。这以后,凡涉及重要领导干部的问题,池必卿就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原贵州省委副书记常颂、省委常委刘钊同志虽然已经过世,他们的家属向池必卿反映意见,无论什么时候找,池必卿都及时约见,一直到问题妥善解决为止。原省委秘书长何仁仲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后,池必卿专程前往探访,并指示省委机关安排住房,将其从低矮阴暗的房子里搬出。原重庆市建设局长石民同志,六十年代反右倾被劳改,池必卿请吴实同志查明下落后,亲自到中八农场探望,石民同志得到彻底平反回到成都。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1979年2月以后,贵州落实政策工作加快起来,到这年七月份开会检查,已有77%得到落实。既稳定了局势,又解决了问题。1983年,经省委研究上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影响很大的贵州“四清”遗留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工作,池必卿严格按照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办事。为了比较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池必卿把清查工作完全委托徐建生和李冀峰两位同志负责。对省级领导干部或其他重要案子,池必卿亲自参加并作出严肃处理。在第一次全省召开清查会议期间,池必卿发现黔东南州委常委中,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打了州委副书记,并且还来贵阳闹事。在清查会议结束时,池必卿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情况,并宣布会后,各地都要把常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开除出去。此后,清查工作便强有力地展开了。鉴于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经三番五次地审查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处理。在清查工作中及其以后,省、地(市)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同省委的团结是好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工作的发展。

4、到长顺县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初识贵州贫困,要让农民休养生息

解决遗留问题,除了上面的事情外,农村、基层也有许多“左”的影响要消除,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要解决。1979年初春,池必卿到长顺县参加县干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位公社书记讲,有个饲养员给生产队耕牛治虱子中毒,队里干部把牛肉分吃后倒罚饲养员赔钱,这个同志认为应该给饲养员退款。池必卿支持这个意见。讨论到地富摘帽文件时,干部们普遍思想不通。当研究公社开三干会如何解决柴禾时,有个公社书记提出:“还是老办法,让地富分子每人送一挑柴,算是最后一次改造”。池必卿做工作说, 给地富摘帽就是釜底抽薪,真正结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全党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不仅要团结95%,而是要团结96、97、98、……。

到长顺县的另一个原因,是想看看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的样子。从贵阳去长顺县,简易公路不过90公里,过了大坝就进入了 山区。在深山老林的公路上,穿着单薄的农民,看见汽车就神色仓惶地奔跑着躲到山坡上。那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关于山里人给汽车喂草的苦涩的故事,引发池必卿关于封闭落后状况的联想。县三干会后到代化区看一个水利工程。这里属于麻山岩溶地区,山高水低。全区290个生产队,有133个半年吃水紧张。冬春季节,要到河谷挑水,男劳力挑一担水回到山寨也要花三个小时。群众说,哪一年吃水问题解决了,就算到了共产主义了。池必卿设想,用小型水利费搞高扬程泵提水或修小蓄水池解决。

由于条件恶劣,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贵州农村生产力发展迟缓。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22公斤,交公粮、留种、除壳之后,许多农民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仅有二分钱,困难户结算后倒欠集体的,说是“年年吃受气饭”。联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讲农业需要休养生息,池必卿感到贵州当务之急就是搞饭吃。要让农民吃饱,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农业,为农业服务,力争维持再生产,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池必卿反对农业生产高指标、高征购,反对征过头粮造成同一个地方又购又销的做法。农民讥讽这种现象是“砍柴卖,买柴烧,不图赚钱只图挑,国家要征购,农民吃回销”。为此,池必卿要求长顺县领导班子着重纠正“左”的经济政策,改变强迫命令的作风。池必卿认为:自留地代耕、取消集市贸易、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等等做法,实际上都是剥夺农民,必须按中央的农业《六十条》纠正过来。只要基层干部群众赞成,就可以搞定产到组,也可以搞别的经营管理办法。要破除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允许冒尖。要尊重实际,要尊重群众意愿,让社员民主选举队长,民主讨论决定生产问题,上级不搞强迫命令瞎指挥。池必卿把在长顺县形成的这些意见打电话给马力,建议连同马力意见都转发给省委下乡的各位常委参考。经过贯彻三中全会促进工作转移,农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中央和省的农村政策总想要个界限,如:社员多大年龄才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自家栽树不得超出房前屋后多远、国家干部星期日可否帮助家庭副业等等。这说明“转移”刚刚起步,拨乱反正的具体问题纷繁复杂,“左”的影响还要继续清除。因此,对生产关系问题还没看透,没有重大的突破。

通过长顺县的接触,池必卿认为,尽管还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农村的干部群众对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真心赞同的。他思考着,转移了之后该怎么办。这还要依靠实践、依靠群众,依靠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5、两次深入调查,产生两个大决策: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生产关系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池必卿出席了会议。马力同志因出国访问,只参加了后半段会,而且在省委五月地书会就发现病情,连续治疗直至九月去世。所以,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池必卿实际上担负了省的主要领导工作。

为了找饭吃,找发展出路,1979年夏天和1980年春季,池必卿两次深入地、县调查研究。每次历时一个月,上山、入户、钻树林,住到区乡考察访谈,听取汇报,讨论研究。

第一次是1979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经过黔南、铜仁、遵义、毕节四地州的16个县,历时30天,行程4000多公里。实地调查28个生产队。其中一部分是先进队,因为据省农办说全省有2%较富裕。所谓富队,即达到或基本接近人均千斤粮、百元钱的队。另一部分是无题调查。基本意图是研究农业如何发展。这次调查有几件事情对后来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件是考察了江口县梵净山原始森林、铜仁县(市)六龙山的七万亩杂竹林和赤水县(市)的20万亩楠竹林。这些林区周围农田从不干旱。森林除有经济价值外,对于涵养水分、改善小气候,保护环境确实功不可没。后来池必卿还看过黔东南林区、绥阳县宽阔水源保护区等。每到一地,只要有连片的森林,就决不轻易放过。由此也增加了许多林业知识:树与竹混生可减少竹竿折断、针叶林与阔叶林相间才利于益鸟繁衍,防治虫害等等。正由于对森林情有独钟,所以池必卿每年坚持参加植树造林,对保护林木倍加重视。当省委机关修建职工宿舍时,池必卿规定不许损坏树木,非动不可的也必须妥善移栽。后来,这条规定在贵阳市的城市建设中,几乎成了不成文的禁令。两年之后,在取得土地联产承包经验的基础上,池必卿积极支持王朝文搞林业“三定”,推动林业发展。第二件是沿途看了一些发展烤烟、油桐、油茶、茉莉花、生漆、养牛、养羊、养蜜蜂的典型。在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了了解山上发展油桐的情况,池必卿硬是顶着太阳的烘烤,爬上几百米高的腊洞坡去参观。由于受热,第二天眼睛竟红痛起来。这些典型证明,“靠山吃山”是经典之言,发展多种经营是山区致富的重要途径。后来省委确定“要想翻两番,眼睛盯着山”方针,与池必卿的这次经历有密切联系。第三件是,调查转到毕节时,地委汇报干旱严重:自上年6月以来一直未下过透雨,反倒遭受多次冰雹。毕节、大方、威宁等县城吃水困难,群众拉肚子、闹痢疾,还发现缺粮的浮肿病人。于是停止调查活动改为讨论抗旱救灾。毕节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山高、坡陡、气温低,耕地像挂在山上的“大字报”,水土流失严重,“地愈种愈小,石头愈种愈大”。农民主要吃苞谷、洋芋和荞麦,单产很低,“种一坡收一萝”。经了解,造成灾情的主要原因一是干旱,二是前两年存在虚报浮夸购过头粮。因此,池必卿与先到毕节了解情况的王朝文研究后,立即决定给毕节调去5000万斤粮食,同时就近从赤天化调入化肥救灾。本来池必卿还想到最高寒的农牧结合的威宁县去看看,由于连续两天拉肚子,只好转回贵阳。从此,毕节贫困的印象就再也抹不掉了,总在思考如何解决那里的温饱。1981年,池必卿根据胡耀邦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批示,派了“一大员”王朝文到毕节,研究解决那里特别贫困山村的温饱问题。1983年底,一场历史罕见的大雪,覆盖贵州全省。毕节更是冰天雪地,这时胡耀邦同志坚持要驱车到毕节看看,也就是这个原因。从毕节回贵阳后,立即召开地委书记会,讨论救灾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池必卿提出应该重新研究认识贵州,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种植业里适当调整粮食、经济作物结构,农、林、牧、副也适当调整,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发展多种经营,突出林业。加强水土保持,25度以上的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牧。这次会议,在适当调整、发展林业、治穷山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讨论中池必卿还提出:实践证明,三年改变贵州面貌是不可能的。搞林业的至少八年有点改观,搞工业、社队企业的五年可能变个面貌,搞农业的只要有个好干部带领, 三年可以有个变化。因此,适当调整以后,就得考虑十年、八年会发展得怎样,早作规划。从此以后,各地自主地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耕地的利用与农作物布局开始合理,逐步改变了种植业长期局限于以粮为主的单一结构。林、牧、副加快了发展。1981年全省虽遇到严重旱灾,粮食比上年减产一成多,但由于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产值增长将近二成,结果农业总产值还是比上年增长5.9%。其后两年粮食连续增产,各业都有较大发展。所以,到1983年与1980年相比,林、牧、副、渔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6.2%上升到42.1%。

第二次是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又是整整30天。不过这次一直在黔东南州转,停留在6个县、市,短的2、3天,长的黎平县是8天,岑巩县是12天。在这两县还分别到一个区、公社驻扎3天。黔东南州是贵州最大的林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也很贫困,因此,就确定到那里。这一趟调查,池必卿的最大收获是,只研究生产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贵州的实际出发,重新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这次调查促成池必卿下决心领导了一场顺乎民意的“包产到户”改革。

岑巩,是这次调查周旋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因为岑巩县自1977年到1979年,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年均递增8.8%。为摸清经验,一到那里池必卿就说呆个10天8天。从县委汇报和到县采访的《贵州日报》记者介绍,增产原因有三条:一是农田水利,二是良种,三是县领导着社队搞了定产到组。但是,记者告诉:作业组只管到上半年秋收,其后秋种就松了,原生产队又不过问,去冬板田板土多,春耕以来生产也较迟缓。后来在力元公社了解到,上年年终分配时有30%农户应向集体补款,但只兑现了一半,由于其他一半未兑现,致使净收入户得不到应分配收入。岑巩的情况说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很有必要。同时也反映出这里的定产到组的责任制并没有完善。春耕缓慢的现象表明,社员实际上关心的是如何“定产”,其核心仍然是作业组内如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调查到黎平县,汇报有81%的生产队包产到组,定产到劳或到户的有7%。其中尚重区一个公社90%的队搞了包产到劳,县委已派一名常委带工作组去纠正,不仅没纠过来,这位常委还认为此法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有利生产。于是池必卿就去尚重区,看看究竞如何。尚重区是主要林区之一,离县城大约50公里,区委干部说,省委书记到这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告诉池必卿,全区搞包产到户的队占20%,育洞公社确实大部分搞按“人六劳四”划地,六十年代困难时搞过,文革中也有。搞了包产到户的,上一年都兑现了“包产交集体,超产全奖或奖七成、五成”。由于尝到了“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甜头,所以社员还想搞。并且告诉池必卿,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态是:队里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区委胆子小,县委箍得紧。对此区里已通知各公社干部开会,安排“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抓春耕,纠包产到户”。希望省委书记池必卿到会上讲讲话。池必卿没有去。他不赞成搞那个“斗争”。他在想那位县委常委的态度,思考着生产关系调整的大问题。回到黎平就立即给县委打招呼,不要再搞“两条道路的斗争”了,春耕大忙,再纠包产到户,将影响当前春耕生产,造成能多增产的少增,该增产的不增了。到了凯里,又对州委领导人讲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是池必卿的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不可避免,早解决早主动”的计划。

回到贵阳第三天,池必卿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展开了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

6、允许实行包产到户,把领导权拿在省委手里,要干就干出个样样来

1980年4月,国务院在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有四位副总理提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在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四个省、自治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省计委主任冉砚农同志,要求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计划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当时池必卿正在黔东南黎平县进行农村调查。本来省里早有规定,即:第一书记不在的时候,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均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出会议决议。由于当时留在机关的主持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没有接受汇报。过了半个月,当池必卿由黔东南回到省委机关,主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冉砚农同志才开始在会议上传达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由于传达涉及到贵州省可以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与会同志们很自然地展开了讨论。池必卿决心多用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讨论透。所以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一共开了九个半天。

第二个半天的会议一开始,池必卿首先报告自己黔东南农村调研的情况,一共讲七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关于调整生产关系。池必卿说:“要领导有步骤地调整,使生产规模和管理形式适应贵州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春耕大忙已到,对已形成的多种组织管理形式都维持现状,不要再纠。维持现状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认识透了,还要很好调查研究。过去我们不仅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存在瞎指挥,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也存在瞎指挥。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帮助工作、深入调查、加强指导、心中有数再认真总结”。接着池必卿亮明观点:“我想提请省委认真考虑,愿搞单干的让他搞,愿搞集体的由支部书记、生产队长领导干。省委要把调整生产关系的领导权拿过来……”。在讨论中,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王朝文同志首先表示了赞成搞包产到户的态度。接着,省委副书记徐建生、吴实两位老同志也表示赞成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徐建生讲:不能再当“顶门杠”了,应该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吴实同志讲:如果我是一个农民,我就要求包产到户。在常委讨论中,除两位同志有异议外,其余的同志都赞成或不反对实行包产到户.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多数赞成的情况.最后,池必卿根据这种情况加上下乡调查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毛主席一贯主张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结论:为了调动农民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积极性,只要多数农民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不要再搞”“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结论作出后数日后,又立即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传达讨论省委的决定,并立即起草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在地委书记的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省委的这个文件。几个月后,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时,只有一、两个县委书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还同池必卿发生了争论。””

实行包产到户这项重大措施,对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的震动都比较大,这时的池必卿非常冷静,对少数有不同意见者并没有实行高压政策强行推开,而是附之以细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因为在前一次召开的地委书记的会议上,池必卿了解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向高级化时,安顺地区镇宁县属的一个区上,曾发生过二十多个区、村干部因不同意高级化受到过批评、处分;了解到铜仁地区德江县,在前一段省委不赞成包产到户时,一个生产队曾发生过社员逃亡他乡的罢耕现象。接着又在县委书记会议的前后,发现毕节县曾有一个生产队数十年来,名义上实现了高级化、公社化,实际上从来没有搞过集体的劳动。在县委书记会议之后,安顺地区的坪坝县出现了几个生产队由于水利问题没有解决好,县委书记不赞成对这几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致使几个生产队也要罢耕出走。省委工作组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化有同志 给池必卿写信讲明了这件事情。池必卿阅后写出以下批语: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因为有点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据不执行党的政策,致使农民罢耕出走,这种行为不改行吗?立足以帮助这位县委书记提高认识,这个文件只发给安顺地委书记程远武,没有扩大范围。后来,这位县委书记也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实践证明:只要是重大事情,在党内外总会出现反对者。但是,由于事情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没有因此类事情处分过一个干部。

省委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之后,正式给党中央写了个报告。胡耀邦阅后批给副总理万里同志,胡耀邦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胡耀邦并将原件让秘书送给参加中央会议的池必卿阅后才送走。池必卿认为,这大体上等于中央正式同意了贵州省委的做法。池必卿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谈到,凡是党的重大决策,都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邓小平反复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

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由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首先讲了云南大体上要有三分之一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东北地区的一位省委领导人说:反正这个东西(指包产到户)在我们那里行不通,至于贵州等地,那我们管不了。池必卿即利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同这位同志约定:我们可否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互不干预?这位同志答道:好的,可以。为此,次日,池必卿在大会上发言,同时也讲到了与东北地区这位领导同志达成的口头协定。接着,中央发出的简报上也刊登了互不干扰的内容。池必卿没有想到这个口头协定,在北京的新闻界中成为当时的一个话题,在当时,池必卿能较早地表明自己和贵州省的态度,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90年代,贵州人来北京看望池必卿时还不时提起这件事。可见这件事情,虽然池必卿自己不去讲,也会传到贵州去的。

贵州有一部分同志总是担心,没有事前请示,就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会受到处分。池必卿心中是有数的,他一方面有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毛主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有准备,经过“文革”的考验,面对着数以千万计人吃饭的大问题,即使受到处分也是应该经得起的。

在贵州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原来打算留下一个岑巩县维护他们的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另外还有一个全省差不多是最好的生产队--遵义县马家湾,可以完全保留原来的生产队的核算制不动。但执行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岑巩县因受到全省包产到户的影响,农民又不赞成包产到组了,普遍要求县委改变为包产到户,县委顶不住了,散伙了。马家湾在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社员大会讨论了两个大半夜,有一个农民提出假设:如果包产到户后,我们的水稻产量由现在的亩产八百斤提高到一千斤以上,也不允许我们包产到户吗?很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书记也不得不同意他们改为包产到户。全省包产到户的结果是:1981年因灾未能增产,1982年增产了三十到四十亿斤粮食。此外,油菜籽和烤烟增产的幅度更大一些。农民当时有个顺口溜:要想富得快,烤烟加油菜。因为它们是经济作物。当然,其中还包括国家对农产品加价(包括粮食)的因素。实行的总结果是:吃不饱的人由原来占农村总人口的7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即占农村总人口70 %左右的人能吃上饱饭了,另外还有30%当然要靠国家给予帮助。这种变化发生在农田基本建设很差的贵州省,可以算得上很大变化了。为了解决十分贫困的山区人吃饭的问题,池必卿想方设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反映存在的困难,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期间找到池必卿并告诉他:现在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给贵州调去十亿斤,这样既使城里人有饭吃,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池必卿对中央领导同志对贵州人民的关怀表示拥护和感谢。

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因为农民喜欢简单,在执行中就改为包干到户了)后,池必卿下去调查过几次。在调查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少数干部和农民在公有的耕地上盖房子。这是一种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省委当即命令纠正,集体的耕地绝不允许任何人移作它用。这个问题在处理上比较难。黔南州贵定县就有一个退下来的前县供销社主任侵占耕地盖房子,县委不好办。池必卿闻讯后立即告诉县委:马上找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倒就是了。然后请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对这个老干部的处分问题。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到1984年底,全省大约纠正了一半多一些,还有40%多的非法占地的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另一个问题是超生人口。农村定产、承包等等,要麽按人均划地,要麽“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划分。这就刺激了生孩子。有个农户贴出对联,“放宽政策讨媳妇,增加人口分田地,越快越好”。池必卿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认为必须“两种生产”一起抓,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加强县级计划生育办公机构和人员,一方面强调用人均意识,算帐对比加强教育,同时在农转非、招工、议价回销、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照顾计划生育农户和农家独生子女,用经济政策和立法控制人口增长。包产到户后若干年,省委仍把保护耕地解决粮食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摆在贵州第一件大事和第一难事的位置。

7、贯彻执行中央下放权利的规定,提高了省以下各地方党政领导人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八十年代开始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改变全国统收统支的情况,重新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部分的收支,即:中央补贴的省、自治区,按当时地方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的计划订下来,其余不足之数,由中央补贴,中央并以此为母数,每年按地方收入的10%增加补贴,这样,使各省自治区领导关心并设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对贵州来说,1980年财政支出为10亿8千万元,其中除地方收入5亿4千万外,中央补贴为5亿4千万元,另加10%,即:5千4百万元的补贴。贵州省积极贯彻中央的精神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所增强,由1980年的5亿4千万元,到1984年增加为10亿零8千万元,四年增长一倍。比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大有进步。贵州地方财政收入四年翻番,主要是由生产而来的。一是烤烟和卷烟的增长;二是白酒的发展;三是军事工业转民品生产的税收增加;四是其他产业进行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加。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为了改变贵州的落后面貌,池必卿代表贵州省委在省委八十年代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只要能在三、五年内使全省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就要力争在本世纪末或更多一些时间,使全省经济状况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就是说:贵州的经济状况由全国排队的倒数第一,经过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奋斗,达到中等发达省、区的水平。这当然是用人均产值的指标来计算的。为此又作出,对全省的中、小学教职员进行培训,兴办职业教育,努力提高青年劳动者的素质与文化水平。据统计,在“六五”期间,贵州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11.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贵阳市郊区各乡村有了财政收入的权利后,就努力发展乡村工业,为贵阳市财政的好转起了不小的作用。1982年省委向省经委提出了地方工业、交通企业要扭亏为盈的要求。要求提出后,省经委积极采取对策,当年就扭亏为盈,净盈利一亿多元。

8、做东道主,主持第一次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促贵州开放开发

1984年初春,胡耀邦同志在贵阳同池必卿、杨汝岱、安平生、王谦、廖伯康等,一起讨论西南发展问题,内中有省际断头路、长江航运以及面向缅甸、越南扩大开放问题。廖伯康建议西南地区搞经济联合,于是,耀邦提出三省加重庆市,组织一共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的设想。三省四方一议,觉得可以从商品物资互补和连接断头路搞起来。云、贵考虑到还涉及一个就近出海口问题,于是经耀邦同意,广西就以“联络员”的名义参加进来。第一次会就在贵阳,胡耀邦同志指定池必卿作主席。后来,池必卿以个人名义给各方写信,,征询意见,又派出联络小组分别沟通议题议程的具体打算。池必卿的看法是,协调会作用一是协调解决国家计划外双边或多边的生产与流通的实际问题,二是协商一些较大的开发性建设项目,提请国家考虑择优安排。具体到贵州方面想解决黔北、黔南的煤如何运往重庆、江苏和广西的交通问题;东风水电站、磷肥、磷化工挤进“七五”计划;国务院领导人提出的六盘水与攀枝花、昆明钢厂总体协调规划问题。“协调会”形式按耀邦同志提法是松散的联合、平等互利、轮流坐庄、都有否决权。当年四月中旬池必卿主持召开第一次协调会,贵州省与其他各方共签定一百多个经济技术协作项目。此后,这个协调会活动,按照轮流坐庄的顺序形式每年举行一次,形成惯例。

这次协调会以后,池必卿按照建设经济公路促进富民的方针,落实了两条运煤入川公路的规划。在国家支持下,这两条路:大方至纳溪300公里的二级公路于90年代初建成,习水的马岭到四川合江的三级公路1989年通车,沿河、思南又搞起了出川船队,促进了山区商品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这年9月,池必卿、徐建生带了几个部门和贵阳市、六盘水市的干部到两广、福建的特区考察,把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等口号为标志的特区观念带回贵州,引发贵州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9、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是克服分歧的团结,而不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在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会议上,池必卿在主持会议时发生了简单粗暴的缺点,并且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本着有错就改,实事求是的精神,池必卿不仅在省委会议上做检查,而且还以省委的名义点名向党中央作了检查报告。主动承认缺点错误,体现了池必卿的宽阔胸怀。常委中不赞成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志,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止一次地做检讨。在提高了认识并取得了常委们的理解之后,池必卿提出,要丢下包袱,今后不要在这件事上再作自我批评了。一名副省长对一项决策不理解,在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大上,不注意组织原则,准备否定省长的一项试办的事宜,受到了池必卿等省委几个负责人的批评,那位副省长承认了错误,取消了自己的错误见解。一名地委书记不服从省委的地区交流的决定,受到省委常委和几个部门负责同志严肃批评后,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提前到达新的地区工作。一个地委在处理一个案件时发生了错误,并向省委作了不负责任的报告,池必卿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在事后帮助他们纠正了错误的处理等等。池必卿认为,在党内生活中,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如果不坚持党的原则,搞一团和气,肯定是达不到真正的团结的。那样做,虽然表明上看起来很好,但行动上就会发生七股八岔。也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一定要坚持经常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真正的团结一致。为了做到这样,每当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有时还包括市长、专员)的会议结束后,池必卿率省委一班人总要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请与会的地(市)、州委书记对省委的工作和同志提出建议或批评,在省委工作的同志也可以批评他们。这种会议开得很生动、活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0、在贵州干部、群众中,池必卿简朴、务实的作风口碑甚佳

池必卿不讲排场,反对官僚作风。1978年,池必卿只身调到贵州,行李还在途中,组织上安排暂住云岩宾馆。只过了四、五天就提出要搬到机关招待所。第10天行李一到就离开了宾馆。到基层去,总是轻车简从,少则一两名工作人员,多则带上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不要主要负责人,专挑了解下情熟悉业务的的骨干随行,同乘一车,既不张扬,又可边走边议。至于看那个点,听什么汇报,一般都不事先打电话,也不让下面的同志迎送。到基层调查参观,从不搞警车开道那一套。所以,有些地方去过人家还不知道。何蔷在他的一次书信来往中谈到:池书记的“民主作风,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一致称赞的。他在贵州工作期间,外出调查研究,与一般的领导人总是带着一批部门负责人,车水马龙,听听汇报,表表态,作点指示,立即启程不同,而是一般不带部门负责人;只带有一定调研能力的中层干部或专业人员(这些人员以后都成了部门负责人)轻车简从,同我们一道坐一个面包车,深入调查研究。”有一次到仁怀县(现仁怀市),也是没有打招呼,径直就去了茅台厂。这天恰逢厂休,干部们大都进城办事去了,就让门卫领着转了一圈。出了酒厂,池必卿提议看看茅台镇。正好碰上赶集,看完集市后就在镇上一个小铺里吃些油条豆浆和煮鸡蛋。十多个省城的干部突现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难免惹人注意。店老板疑惑地探询道:你们是哪里的领导,怎么不到县政府吃饭?此事后来传开,说是省里、中央来了大官私访。

生活简朴,反对铺张浪费。池必卿喜欢素食。除了禽蛋之外,畜类几乎不吃,鱼也不甚喜欢。只有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是山西人吗?由于这些特点,到基层工作时,吃饭就有些困难。对于热情好客,以吃肉为打牙祭的贵州人来说,池必卿竟成了一位难待的客人。为了维持营养,就用煮鸡蛋粘盐来补充。有一个县招待所,曾用普通毯子代替地毯接待过一位省级干部。因为那里有史以来就没有地毯。当池必卿来到这里发现这种情况后,对这种既浪费又脱离群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县里及时作了改正。到基层工作用了餐,池必卿总忘不了监督工作人员交伙食费。有的时候接待的单位搞菜多了,池必卿就叫撤下去。服务员再送上来,他就亲自撤。池必卿的态度是吃多少做多少,不要浪费。

池必卿反感突出个人。对省内有关他的新闻报导特别审慎。凡是公务活动中个人的意见或讲话,池必卿从来不许新闻报导冠以“重要”二字,一旦发现,坚决删掉。他认为“重要”二字只应限于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因此,池必卿作讲话之后,常常表示“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或“请结合你们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对于稍有奉承之嫌的个人采访,总是讳莫如深地婉言谢绝。为避免宣传个人,池必卿有意无意地回避“上镜头”。除非中央领导人来。池必卿在省内活动,一律不带摄影、摄像记者。有一次,新闻记者欲摄取池必卿参加贵阳市卫生活动的照片,他一边扫地,一边避开摄影。记者在南,他面向北;记者绕到北边,他又转向南面。如此周旋了几遍,记者也无可奈何。

池必卿对工作讲究实效,反对吹牛说大话。无论什么时候,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分析估计形势,反复强调,任何工作不要把结果估计得太好,看成绩不要说满了,更不要说过了。有一百条成绩顶多说99条。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多次表示,要下决心三年不讲形势大好,扎实工作埋头苦干。在农村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农村形势确实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1984年工业、财政也有了起色。但是池必卿对形势估计和分析时,仍然认为只能是“今年比去年好”或者“形势继续向好”,闭口不言“大好”。之所以这样,在池必卿看来,一方面贵州基础很差,底子太薄,要迅速取得大的进展不容易,必须坚持长期努力。另一方面,即使有某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先进地区和全国总体情况也还是份量有限。池必卿的观点是不能靠吹牛说大话,搞大轰大嗡办事情。只有把思想路线搞对头,从实际出发扎实办事,实实在在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才能使人振奋精神。否则搞花架子,大轰大嗡,只能是图虚名而招实祸。只讲空话,不见实效,就会面临“话说两遍淡如水,再说一遍无人理”的窘境。池必卿不喜欢空话套话。发言简明扼要,不搞“穿靴戴帽”,提倡讲话不看本本,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他认为,只要不违背中央方针政策,就按照自身的实际考虑问题。办出特色,解决问题。否则,一切都要上面确定,还要咱们这些共产党员干啥。工作有了经验要实事求是总结,如实反映经验中因地制宜的特征,这才便于学习推广。学的就是如何因地制宜这一条。由于工作扎实,政绩也就实实在在。何蔷在回忆与池必卿在一起工作的经历时谈到:“我作为旁观者观察,池必卿在抓全省的经济工作时是非常精心的,而且也很在行,他非常重视统计与分析,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财政收入,一有些异常,就能“一叶知秋”及时向省政府提出问题,并认真做出重要举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是他在主持贵州工作期间,贵州的经济工作稳步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池必卿离开贵州以后,有关部门算帐得出结果:“六五”时期贵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确实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也得到了实惠。所以贵州的干部和群众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个时期是贵州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池必卿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1982年机构改革时,池必卿64岁,作为一把手,符合中央提出的条件。为了实现班子年轻化,池必卿极力表示带头退出领导岗位。但是常委和地委书记们一律不赞成,有的同志列举了贵州历史经验直截了当地讲:“说穿了,就是你池必卿书记不能退”。最后经广泛征求意见,确定朱厚泽任省委二把手。这就符合了多数同志希望的“池在前面带,苏在后面推”,过渡二、三年的领导格局。

1985年5月,池必卿同志正式退出领导岗位,打算回北京与家人共处。工作七年,当了5年多一把手,一旦辞行,许多可想而知的送行活动将难以避免。于是,池必卿安排了一个到成都、重庆看一看的计划。其实早已打点好了行装。四川的活动一结束就直下汉口,进而再转道北上不回贵州了。待省委秘书长发现,赶到武汉婉留已经来不及了。池必卿的这一行动,虽然给一些朋友留下了一点遗憾。但是,大多数贵州的同志回味起来,无不赞叹“这一招实在高”。也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刻划池必卿追求淡泊与宁静的风格:“退下来干脆利索,无意拖泥带水;离任去秋毫无犯,惟愿一尘不染”。      

1982年9月,池必卿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池必卿在贵州工作的后二年,主要精力放在了遵照中央指示进行整党和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对经济工作有所放松。整党和组织班子的工作,是个别谈话和小型会议活动的过程,又耗时间,又耗精力。在新老班子的过渡期间,池必卿认为,他在贵州组建的新班子是个具有战斗力的团结的班子。在许多同志的意见集中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请大家在信上表示一下态度。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慎重,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个实事记录,即:有据可查。但是,由于注重这一点,因而对全国改革开放的速度的加快和各省经济发展研究的不够,省委领导在抓经济工作方面却显得不足。正如池必卿自己经常讲得一句话:从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省委没有提出什么得意之作。这是他自己非常遗憾的事情。池必卿退下来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后来中央对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了四届。因为干部不够稳定,所以经济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照池必卿看,班子调换得稍快了些。他的想法是:如果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至少要让它工作五年以上比较好。换得太快了,情况还弄不清楚,很难下决心做事情。这也是贵州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1985年前后,党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步伐加快,党中央下决心提拔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这时池必卿的年龄已达六十七岁。鉴于新的领导班子已经组成并进行了一段工作,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池必卿自己向党中央诚恳地提出应该退下来的要求。但中央前后两任部长还希望池必卿再多做些工作,并提出:可以退下来回北京,但要考虑兼个贵州省职务,每年或有事去贵州一次。池必卿态度很坚决,他主张,退就退下来,不留尾巴。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说;一切相应的职务已经安排完毕,不必再兼别的职务了,让新班子放手工作更好些,而且,住在北京管贵州的事情,这样不好。中央组织部长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尊重池必卿的意见,最后答复说:可按池必卿的意见办。这样,池必卿才正式从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于1985年5月底回到北京。

在1987年10月和1992年11月,党的第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已退居在北京的池必卿在中央机关当选为代表,出席了这两次代表大会,并在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鉴于中顾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不再设中顾委。池必卿作为离职干部住在北京,归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管理。

晚年的池必卿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和党风建设等事宜,他希望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他寄希望在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励精图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解放思想,埋头苦干。同时他也寄希望在中央加快中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使贵州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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