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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万里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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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3 19:2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hiw.org 于 2021-3-3 19:33 编辑

摘要:本章介绍了万里茶道的形成和历史变迁过程;万里茶道主要线路和重要商埠;万里茶道贸易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制度及政策沿革;万里茶道的贸易活动和商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作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体会古代商人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诚实守信,善于经营的商业精神。

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24年结束,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穿越外蒙古,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3000余公里,因此被称为“万里茶道”,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19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20世纪初,由于运茶线路改走江海水路和铁路通讯事业的发展,前苏联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的影响,以及印度茶、锡兰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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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万里茶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blog.srxww.com

第一节万里茶道历史沿革

一、万里茶道的形成

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饮食以肉食为主,缺少蔬菜等维生素的摄入。由于茶能解腻、提神、补充体内维生素,所以,自唐以来,游牧民族“均赖茶以活”,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成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

唐宋以来,中原统治者开辟了“茶马互市”,这种交易不仅对经济与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也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成为相互制约的主要手段。明政府开创了“东有马市,西有茶马”的茶马贸易全盛期。明隆庆五年(1571年)起,张家口、大同、宣府(河北宣化)等成为北方“茶马互市”重镇。1571年,三镇年交易马匹7000余匹,到1582年,年交易马匹数量就上升到5万匹以上。

清代时东口(河北张家口)、西口(山西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杀虎口)两口茶叶贸易更趋繁荣。张家口和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不但成为北方茶叶集散中心,而且发展成为茶叶国际商路上对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代中俄边贸关系渐趋活跃,俄多次派遣商队来华进行贸易。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涅尔琴斯克条约》),为双边贸易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路就此开通。1727年,中俄再次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了双方各在划定的边界建立商贸城市进行交易的原则。1728年俄方建成了恰克图贸易市场,1730年,中国在恰克图对岸的边界内,建立了买卖城,开始了与俄商的固定交易,此后中俄贸易日渐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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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俄《尼布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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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恰克图条约》规定的边贸交易地点

二、万里茶道的繁荣

从18世纪初起,俄国进口的中国货物一直以中国棉布和丝绸为大宗,对中国茶叶的需求仅局限于外贝加尔湖一带的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人喜欢将中国砖茶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中国砖茶逐渐成为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商品,一度时间砖茶曾经充当一般等价物,“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 著民,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这个时期,与西欧(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大量消费中国茶叶不同,中国茶叶输俄数量增加缓慢,直到18世纪末,茶叶开始成为俄国全国广泛消费的饮料,中国输俄的茶叶数量才开始激增。从1798年的约1.3万担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4万担,增长2倍以上。到1839年,更达5.4万担。增长率超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增长。

19世纪20~50年代为中俄茶叶贸易的繁荣期,俄国人民对中国茶叶的喜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中俄两国在税收和贸易制度上的保护性政策,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以及中俄两国茶商(中方主要为晋商)的稳健经营都促成了这个“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繁荣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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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755-1850年清出口俄罗斯茶叶量

资料来源:根据【日】吉田金一:《关于清俄贸易》,《东洋学报》卷45.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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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俄国输至中国的重要货物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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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输至俄国的重要货物占比%

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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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清代恰克图海关大院茶叶交易市场场景

三、万里茶道的衰落

鸦片战争以后万里茶道迅速衰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运衰弱,国力不济。咸丰八年至十年(1858~1860年),俄罗斯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廷割去东北疆域的大片国土,向俄国开放上海、福州等七处口岸,俄国在库伦等地设领事馆。同治元年(1862年),两国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后,俄国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1/3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受特权庇佑,垄断了蒙古和新疆地区的通商贸易,深入中国内地攫取和推销其产品。

第二,条件不平等,华商竞争乏力。主要表现在:一是税赋不均等,俄商免税,华商税重。二是成本相差大,俄商采用蒸汽机制茶,华商仍以手工制茶为主,成本相差较大;运输条件不同,晋商以运费较贵的木船、马车和骆驼为运输工具,而俄商享有海路运输之便,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两路来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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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草原运茶驼队老照片

资料来源:http://www.milestea.gov.cn

第三,战争影响,商家受损。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军费猛增,加大了对各省的摊派,各省商民的“捐输”负担越来越重,山西商民捐银占到全国的37%。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1904年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使晋商遭受到一系列严重打击,损失严重,20世纪20年代,买卖城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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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

图片来源:http://www.bbs.voc.com.cn

第四,外茶崛起,华茶受限。印度等国的茶叶产量和出口量大大超过中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超越中国而成为茶叶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销售市场逐渐从欧洲进入俄罗斯。1909~1924年的16年间,印度茶叶出口占亚洲国家出口总量的1/3以上,而中国仅占不到1/5,已退居印度、锡兰和印尼之后的第四位。

第五,交通发展,通讯加快。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汉口到海参崴海上茶路开通。1924年海参崴至上海铺设海底通讯电缆电报电话开通,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1925年道奇汽车穿越戈壁,以汽车为工具的公路运输逐渐取代了单靠骆驼商队运输茶叶的方式。1929年中蒙之间最大的茶叶贸易公司大盛魁商号关闭,标志着万里茶路终结。

第二节 万里茶道的贸易

一、万里茶道的贸易形式

茶叶贸易的基本形式是以货易货,茶叶充当一般等价物。按贸易是否合法,分为官管商卖和走私贸易。

(一)官管商卖

所谓官管商卖,是指由于政府对茶叶实行专卖制度,商人合法纳税取得专卖权后进行交易的方式。

清咸丰以后,茶叶引制逐渐废除,为增加税收,官府向茶商发行茶票,以票代引,按票纳税。茶票管理制度结合税收、户籍(粘单上有详细的商人名字、住址等信息)、商品专卖等制度,有助于政府保证税收收入、维护贸易管理的控制权,也对商人行为形成了有效的管理。

(二)走私贸易

由于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和较大的利润空间,加之政府控制严格,一些商人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在政府管理严格的情况下,往往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是不论怎样处罚,各个朝代的茶叶走私贸易都屡禁不绝。

由于俄国限制牲畜等出口、来恰克图俄商不多的情况,与晋商大量携货赴恰克图贸易形成矛盾,晋商为了脱货出手,被迫在边疆与俄商走私。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山西汾阳县商人朱成龙带去的二十车货,在边界与俄商走私,共换得骆驼十二只,马一百二十匹,牛十六头,因违例受到处罚,货物全部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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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张家口茶马互市交易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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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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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里茶道贸易的主要商品

(一)茶叶

据《俄中商贸关系史述》记载,在恰克图市场销售的茶叶来自中国的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主要分红茶、绿茶两类。并按品级优劣分最高等级的“商号茶”(即有专属商号名称的)、中级的“山西茶”(山西商人经销的)、普通茶(级别最低的)等三个类别。红茶中有包装精致的散茶,经过花熏的花茶,还有加工成普洱茶形状的“团茶”(俄人称此类茶为全部来自于福建武夷山的普洱茶);绿茶有最高级别的“莲心”茶,还有黄茶和砖茶。其中砖茶主要销往西伯利亚后贝加尔湖地区的普通居民,以及欧俄部分的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除砖茶外的其它茶叶为俄中高阶层人士享用。

在内外蒙市场,砖茶最为畅销。有湖南安化的黑砖茶;湖南临湘的青砖茶、米砖茶;湖北蒲圻、咸宁的帽盒茶、青砖茶、米砖茶等。其中,晋商大盛魁商号“大玉川”、“三玉川”、“长盛川”,祁县茶商“长源川”、“长裕川”、“三晋川”、“宏源川”等茶庄,产自湖北蒲圻羊楼洞的“川”字牌砖茶为名牌商品,至今仍十分畅销。

在山西等地销售的茶叶主要是来自湖南安化的百两茶、千两茶。除大众消费的茶叶品类外,一些针对中高层消费群体的高档茶叶也在万里茶道沿线销售。

(二)牲畜、毛皮等其他商品

除去茶叶,还有丝绸、布匹、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品运往蒙古草原和俄国销售。

进口商品则以牲畜、毛皮、药材、金沙、呢绒、毛毯、工艺品等为主,行销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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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川字牌砖茶

www.t-cha.com79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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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湖南安化千两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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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万里茶道线路

茶叶贸易线路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俄罗斯人口的大部集中在欧洲地区,俄上层饮用红茶的风气或与欧洲人的影响有关,所以,饮茶风气普及到全俄后,红茶成为首选。另外,俄国从陆路进口的中国红茶比从欧洲英国、荷兰等国获得红茶,价格要便宜4/5,风味更纯正,所以,俄国进口的红茶有很大一部分销到欧洲国家,茶叶贸易成为俄国税收最大的来源。清康熙初年,垄断中俄茶叶贸易的晋商,首先选择贩卖武夷山一带的茶叶,从陆路运往俄国,形成以闽赣地区为茶源的茶叶贸易线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闽赣茶路受阻,晋商遂转向采购湖南安化地区的茶叶,并以此地茶叶为原料加工成红茶销往俄罗斯。很快,两湖接壤的湖南聂家市、羊楼司,湖北蒲圻羊楼洞、咸宁一带迅速发展为最大的茶叶生产和制作基地,因此,以两湖茶源为起点的茶叶贸易线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形成。除了这两条不同时期的主要线路,还有销往国内各地的纵横交错的茶路支线,以及清末民初通过上海、天津、亚欧铁路线运输的陆路、海陆、铁路等相结合的茶叶贸易线路。

一、万里茶道茶叶贩运的主要线路

(一)闽赣茶产区的贩运线路

清康熙至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晋茶商以贩运福建武夷山茶为主,水陆兼程长途运输。即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入唐河,抵河南赊店镇,经洛阳,过黄河,经济源进太行山,入山西泽州府(山西晋城),经潞安府(长治),出太行、太岳两山,到达祁县鲁村整理分装,然后北上。经太原府、忻县、雁门关、大同、阳高、天镇、到张家口。由张家口进入蒙古草原,走军台三十站,北行十四站至库伦(乌兰巴托),再行十一站到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买卖城与恰克图。茶路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十个城市,又传入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余公里(其中福建省武夷山市下梅村至俄罗斯恰克图5200余公里;俄罗斯境内8100余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或从大同至杀虎口、归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抵俄或往中亚。这两条路为万里茶道的主线。

(二)两湖茶产区的贩运路线

两湖茶产区主要是指湖南、湖北接壤地区生产的茶叶。从咸丰朝(1851~1861)始,由于太平军在在长江下游军事活动加强,福建、江西茶路受阻,晋商首先将采购地改为湖南安化。后又转移到湖南临湘羊楼司、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一带。其运输路线有二:一条是以安化为集散地,经常德、沙市、襄樊、赊店镇,洛阳、济源、入山西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或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至汉口。转汉水抵樊城,沿河南、山西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另一条是以湖北羊楼洞、湖南聂市镇、羊楼司为集散地,经埔圻赵李桥,至新店鎮,穿黄盖湖,入长江,至汉口,再入河南北上达张家口。也有经山西杀虎口抵归化,转恰克图。这两条路北上路线到湖北襄樊基本上和主线相吻合,只是有一部分茶从湖北襄樊去往西北地区的经老河口、入河南西峡县、三门峡,过黄河、经山西、陕西,走丝绸之路古道,销往西北、中亚及俄罗斯。也有部分茶叶到达河南赊店镇以后北上郑州、开封、进山东入运河,抵天津、北京、张家口。早期也有从北京到多伦,经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北方向销往辽宁、吉林以及俄罗斯。也有茶船从汉口顺长江而下经上海海运至天津,再转陆路经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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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万里茶路示意图

(三)其它茶产区的贩运线路

除此之外,还有短暂的西线线路、茶路贸易后期晋商深入俄罗斯售茶的线路、俄商深入中国腹地通过海陆、铁路运茶的线路。

西线贩运线路:《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又辟西线茶路,即贩安徽建德产朱兰茶,运至河南赊店镇,再运至山西祁县、忻州,至归化走西疆运至乌兰巴托、塔尔巴哈台,再由俄商转贩第三国。不过此线贸易不足十年,交易額也远不如恰克图。

万里茶道后期晋商深入俄国境内售茶线路:从同治(1862~1874年)始,经清政府批准华商入俄境进行贸易,这样就出现了在俄境赤塔、伊尔库次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经销茶叶的华商。

万里茶道后期俄商深入中国境内购茶线路:

俄罗斯与中国的海路贸易:1885年后,俄罗斯远东志愿者舰队,开始了在敖德萨(黑海西北岸港湾)—中国广州港—上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之间的定期航行,并从这些港口采购茶叶和其他货物运回欧俄。

沿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俄中边境贸易:沿阿穆尔河运输茶叶从1880年开始,1887年由此途径运输的茶叶达20万普特(1普特≈16.38千克)以上。

俄中铁路贸易路线:1901年中东铁路已在西部(外贝加尔湖)和东部(乌苏里江地区南部)同西伯利亚大铁路接轨,开始临时通车,并在铁路全线运送货物。1895~1914年间,俄国大部分货物是经过外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边境地区,沿铁路或河道(阿穆尔河、乌苏里江)以及经由符拉迪沃斯克海路输往中国。

这一时期,在俄中贸易中仍占首位的中国茶叶,开始主要经由海路符拉迪沃斯克运往俄国,恰克图的旧茶路已彻底失去作用,经由新疆边界的茶叶进口也完全停止了。此外,俄国开始向新疆和满洲边境地区返销出口中国茶叶,因为由华中地区经俄国铁路向这些地区运送茶叶,要比沿传统路线运输便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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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西线及俄境内线路图示

西线路线:从中国西部境内哈密等地到俄境内的路线

俄境内线路:俄境内从恰克图至莫斯科等地的线路

资料来源:[英]马丁.吉尔伯特著,王玉菡译:《俄国历史地图》第58页。

二、万里茶道上的商埠

随着万里茶道的形成与发展,沿线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商埠,对于当地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

清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757~1843年)的86年间,中国只有广州港一口通商,且对茶叶、丝绸等出口数量加以限制,由南至北的陆路贸易则没有限制。海路不畅,刺激了陆路贸易的繁荣。蒙古地区茶马互市、及恰克图中俄贸易的厚利促使以晋商为主的各地商人,不远万里来闽北茶叶集散地——下梅、赤石,设栈收购、建庄制茶。“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300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恰克图)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茶)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xi,三声,五倍的意思)”西帮商人运载茶叶、布匹等物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一条自武夷山赤石至恰克图的陆地茶叶之路兴起,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国际商品流通。五口通商后,闽茶多走海路销往世界各地,又有一段兴盛时期。清末民初,在外茶的竞争下,闽茶市场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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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福建武夷山下梅茶市——万里茶路的起点

(二)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

河口镇古称沙湾市,因地处信江与铅(yan)山河的合流之处,故名河口。河口有街巷数十条,有“九弄十三街”之称。河口有得天独厚条件的航运港口,它连结闽、浙、贛、皖、湘、鄂、苏、粤八省,是江南诸省的水运中心之一,故明清时期又有“八省码头”之称。繁盛时江面上每日停泊货船两千多艘,货物日吞吐量达数十万斤之多。

茶叶是河口集散的最主要商品,鼎盛时有茶庄三百多家。各地茶商云集于此,到处都是大客栈、茶行和仓库。这些茶行又大多临江而建,以便装船发运。载茶的帆船在河口镇进入常年通航的信江水路,顺流出黄沙港,西经弋阳、贵溪,至鹰潭折向西北,过黄金埠,从余干县瑞洪镇驶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北驶120公里,出湖口,进入长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海禁开通,五口通商。太平天国运动加剧了这条商路的衰败,货物商运,即由海道,不从铅山,从此商务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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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河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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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河口古街

(三)江西九江

九江,将赣、闽、皖三省的茶区连接到一起,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与汉口、福州并称为海内三大茶市。茶商在这里收购质量上乘的安徽和江西产的红茶、绿茶、砖茶和茶末,并办理“茶引”(经销许可证),接受批验,缴纳茶税。光绪八年(1882年),九江的茶商增至344家。19世纪中叶俄罗斯商人到此设厂制茶。

从九江开始,每船由数十名苦力纤引,溯江而上。不论是酷热涨水的夏季,还是三九封冻的严冬,纤夫们搏激流、踏冰雪,肩背纤绳弯腰爬行,“拉纤江边走,血泪跟着流”。茶船向西北逆行180公里,行程6日,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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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江西九江

(四)湖南安化

安化县位于湖南中部资江中游,境内峰峦叠嶂,温暖湿润,自唐代就产茶。明代“安化黑茶”曾被列为贡品,宋明时期作为边销茶,供应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商品。据湖南史料记载,山西曲沃茶商乾隆年间(1736~1795年)就曾到安化买茶,陕商于道光元年(1821年)在安化订购“百两茶”。

咸丰(1851~1861年)以前,恰克图主要销售福建红茶,由于战争影响,茶源阻断,据同治《安化县志》记,茶商将安化黑茶打包封箱,掺入武夷红茶或冒称武夷红茶出售,结果这种茶更适合俄商的口味。后因安化茶清香味厚,不亚于武夷茶,于是公开以“安化”字号进入国际市场,以致有“无安化字号不买”的声誉。清末,安化红茶在俄国颇爱欢迎,最盛时期的光绪六年至十二年(1880~1886年)向恰克图出口红茶6万余箱。

安化县洞市村附近至今仍能见到百年前石板铺砌的茶马古道,江南、唐家观等村镇现在还有一些清代晋商加工茶叶的作坊和存放毛茶的木楼。

资江是安化茶叶水运的主航道。清末安化县境内主要有7处港口,全县脚夫多达千余人。安化西部山区的茶叶进入资江后,运茶的船筏向东行驶,入湘江,穿越八百里洞庭湖,进入浩浩荡荡的长江,而后顺流向汉口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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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资江

(五)湖北蒲圻(今赤壁市)羊楼洞

羊楼洞位于蒲圻区西南26公里处,地处湘鄂交界之要冲,境内芙蓉山亦称松峰山,为“松峰茶”原产地。清康熙初年,山陕商人就在此地采办砖茶,销往西北游牧地区。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作为恰克图市场主要茶源的闽北迭遭战火,造成茶叶产量锐减,收购价格大幅上涨,再加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实行“厘金”制度,由武夷山远距离运输的成本也显著增加。晋商审时度势,决定在以前虽已开发、但并未高度重视的两湖地带开辟新的茶叶基地。这一举措,是近代茶叶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大变迁。这就使得两湖地带有了大规模的茶园栽培,也迅速地推广了红、绿茶和砖茶的加工工艺。

羊楼洞茶叶产销的高潮出现在19世纪70、80年代。当时,全国制茶厂约有三四百家,而羊楼洞一带就有七八十家,占全国的1/4。羊楼洞名躁亚欧,砖茶、红茶每年出口欧、亚各国达3万多吨,价值白银1500多万两。羊楼洞被誉为国际大茶市,各国商人往来穿梭,镇上钱庄、客栈、酒巴、店铺等一应俱全。光绪初年,羊楼洞人口曾近4万,有5条主要街道,200余家商号、票号和商旅店铺,被誉为“小汉口”。用“茶去如流水,银来如堆山”来形容当年羊楼洞的富裕是不为过的。因为,羊楼洞曾与汉口齐名,并称湖北当年最有名的两个地方。在其繁盛期,羊楼洞上交的税收占湖北省的一半,并在湖北最早开通电报业务,建有自己的发电站,全县的教育经费由茶商捐助,实行区域自治。

羊楼洞镇现在的庙前街、观音街仍保存明清石板街的古风貌,尚有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老商铺和古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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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羊楼洞明清石板街

(六)汉口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扼控中国东西南北的要冲。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康熙年间开始繁华,至乾隆年间已发展为“四方之孔道、九州之腹心”,为当时“天下四大名镇”之一。

汉口的茶叶主要来自湘、鄂、赣、皖四省,其中湘茶占1/3,而闽茶(武夷茶)随赣茶运入,流向以国外为主。闽、赣、皖、湘、鄂、川各省的茶叶运到汉口后,由汉口码头分发各地。清代汉水入长江处至少有8座大的码头,当时有人曾作过粗略的估计,认为汉水口岸停泊的船只经常在25000艘左右。汉水口岸的码头区,作业十分繁忙,有时甚至24小时通宵达旦,故而当时的诗人咏唱汉口,称其为“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的不夜之港。

汉口开埠之后,因其位于中国产茶区的中心,迅速取代了广州,跃居中国最大茶港。咸同年间(1851~1874年),汉口茶叶输出稳步上升,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

晚清,汉口茶叶主要通过水路和陆路输往俄国。水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经上海海运至天津,再转陆路经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陆运,由汉口溯汉水而上,在樊城起岸驼运至山西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然后分销于蒙古、新疆等地。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茶叶大量顺京汉路运至华北,然后由骆驼输往蒙古、西伯利亚。清末时,汉口港年出口茶叶约80万担。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俄交通一度中断,汉口正常的茶叶出口陷入混乱。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华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汉口茶市迅速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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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汉水北岸的汉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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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担茶人邮票

(七)湖北襄樊(今襄阳市)

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襄阳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水陆联运节点。明清时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茶叶作为当时交易的大宗商品,晋商的茶船都需要在襄阳的码头卸货再通过陆路转运至山西、内蒙古……茶叶贸易促进了襄阳上百年的经济繁荣。

据有关史料考证,历史上的“万里茶道”从汉口到襄阳段以水路为主,到达襄阳后又分两条线路北上或西进。一是大批晋商茶船在汉口入汉江到达襄阳后,一般逆唐白河而上到达河南赊店(旧称赊旗店,现为社旗),或直接从樊城上岸走陆路北上。二是部分茶商途经襄阳港到达上游老河口后上岸至洛阳。但无论何条路线,襄阳都是万里茶道的转运中心,发挥着重要商路节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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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襄樊河口的渡船

(八)河南赊店镇(今社旗县)

赊旗店,也称赊店镇,现社旗县,1965年更名,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社旗”,取“社会主义旗帜”之意。赊旗店是四通八达的水陆接运过载码头。北来的驼运、牛车、马车、骡车等陆路运输工具装载的货物,要在此卸货,再装船经唐河入汉水、长江,到达南方诸省;南来的货物,到此地码头,同样要卸货后,靠陆运方式继续北上。所以,赊旗店是“南船北马”、“百货云集”的“水旱码头”,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是“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客妓利蓰,笙歌盈衢”,“咸丰年兴榷关,其市岁税常巨万”的繁华巨镇,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说。

到乾隆时期,赊旗店已经发展到十分繁盛。全国十六省的商人纷纷来此建房设店,开展商业经营。为了维护商业市场的良好秩序、加强同乡情谊,各省商人纷纷集资在此兴建会馆,成一时之风。赊旗店现存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直隶会馆、湖南会馆、安徽会馆等十余座。其中,尤以最早寓居此地的山陕商贾集资兴建的“山陕会馆”最为雄伟壮观。

光绪末年,平汉铁路通车,交通要道东移,水运渐次萧条,赊旗店失去贸易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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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社旗山陕会馆

(九)山西泽州

泽州县隶属山西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太行山尽头,系山西东南屏翰,扼太行险关,战时为兵家要冲,平时为行商孔道,由来已久。万里茶道上,从赊旗镇驼载车拉的货物,穿越黄河,来到太行山脚下。“群峰壁立太行头”,陡峭南行的太行山径,迫使运茶队伍停下来,将货物重新组合,由善走山道的太行驴、骡队伍,驼过狭窄崎岖的太行山脉,进入晋中谷地。至今,这条古道上仍保留成百上千米用石头铺就的坂道,坂道上还留存着许多当年被牲口踩踏出的蹄印、脚窝,古道沿途的许多村庄都保留着当年的车马大店和文化遗存,无言述说着当年茶路贸易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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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泽州“晋南屏翰”关口

(十)祁县

山西是万里茶路的中心枢纽段,不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居武夷山至恰克图的南北之中,而且因为这里是经营国际商贸的晋商老家,掌管着茶路繁忙物流及相关连带产业,因此这里是茶路贸易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决策中心。

在山西这个中心枢纽段,平遥、祁县、太谷,又是“中枢”中的“中枢”,祁县尤其占尽了上述五个中心之最,留下了最为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祁县南来背驼茶叶、翻越太行的骡马、骆驼、以及辛苦的赶驼人,进入祁县这片平坦的谷地,需要好好地休整一下。茶商们要回自己的老家歇几天,或汇报工作,或办妥融资、贸易筹划等事宜。货物在祁县县城外的鲁村经过分装后,大部分要换到大马车上继续北上。

祁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保持和延续了明清时期商业步行老街的风貌,老街上密布着70余家店铺,是清代商业鼎盛时期的茶庄、票号、钱行、当铺、油业、粮行、木器行、货栈、旅店、麻布行、颜料行、肉行、烟业、鞋帽业、漆行、花店业、糕点铺、绸缎庄、杂货店等多种行业的铺面。这些铺面多为前店后坊式的四合院或多进院,屋顶多为双坡硬山顶或卷棚顶,院门多为挑角门楼,雕饰精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祁县茶路沿线的几处货栈、驿道、民居、寺庙等,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讲述着当年茶路兴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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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祁县明清古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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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祁县乔家大院

(十一)杀虎口

杀虎口,相对于“东口”张家口,称之为“西口”。是清代山西唯一的常税关口,“为内地边城总汇,自南出口自北进口,一切货物俱有应征税课”,又是连接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边塞贸易之地,是蒙汉互通有无的重要市场。清代旅蒙商在此请领照票,自清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近三个世纪,杀虎口作为“直北之要冲”,吸收了晋西北大量移民。军事关隘、驿站、商道、移民文化等多元素文化的激荡、交融、吸收,让杀虎口成了万里茶道上独特的节点。曾叱咤草原的旅蒙商大盛魁,就由最初设在杀虎口的小号“吉盛堂”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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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东口、西口及通往东西二口的黄花梁歧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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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杀虎口古迹

(十二)张家口

张家口位于华北平原和塞外草原的衔接处,是蒙汉贸易的东路要口,故称“东口”。在中俄商路上,它是著名的张库(张家口-库伦)商道起点,此商路一直延伸至恰克图。张家口也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和皮毛集散地,被誉为“陆路商埠”、“皮都”。

早在明代,张家口就有“旱码头”、“塞上商埠”之称。清初朝廷即招赐晋商“八大家”为皇商,从事随军贸易。随着蒙俄贸易的兴盛,张家口迅速崛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富商巨贾、官僚政客、工艺匠师、优伶名伎,使这座古老的要塞异常繁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令喀尔喀(清代漠北蒙古族诸部名称)于张家口、古北口贸易”。

张家口通往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的商道主要有:

1.张家口—赛尔乌苏(外蒙古境内一个枢纽驿站)—库伦—恰克图;

2.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内蒙锡盟多伦县,“山西会馆”尚存)—乌珠穆沁(今内蒙锡盟东北部)—海拉尔(今内蒙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3.张家口—归化城—漠西蒙古(今新疆境内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西部城市);

4.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北京;

5.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

张家口大境门外,是“张库大道”的起点。茶叶在张家口分类装载,茶庄雇用驼队和牛车运输。《晋中地区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太谷、祁县、榆次的旅蒙及旅俄商人中以骆驼和车辆作运输工具的‘驼帮’和‘车帮’开始出现”。赴蒙俄的商队,最多时有数万峰骆驼和牛、马。驼队经常数房相随,累百上千,长达几里,首尾难以相望,行于大漠,驼铃叮咚之声飘荡在沙漠旷野,数里外都能听到。长城脚下的大境门内外,店铺林立,牛马驼成群,货物堆积如山。19世纪末依然繁华,贸易额曾达1.5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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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张家口

(十三)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

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旧城,是一座有430年历史的塞外名城。万里茶路由山西右玉县明长城杀虎口出关,经包头进入内蒙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以归化城为中心有三条商道:

“1.归化—库伦商道:北出归化城,经古白道翻越大青山后一路北上,途经可可以力更镇(今内蒙古武川县)、忽雷板、那林泉、哈必尔嘎井进入外蒙古后直达库伦;

2.归化—乌里雅苏台商道:北出归化城,翻越大青山后折向西北,由乌喇忒旗北境进入外蒙古,向西北方向达乌里雅苏台;

3.归化—新疆商道:此商道有北、中、南三条路线,其中北、中两线经武川、百灵庙后西行;南路则经包头、宁夏、兰州、凉州后进入新疆,经古城到达乌鲁木齐,南路适于车马行走。”

早在明末清初,归化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大东街、大西街、大召前、小召前、北门、南茶坊等地就已形成商业街区。清代中后期的商贸发展,更让这座城市成为百工咸集、货物俱备、生聚繁衍的草原国际商业中心。归化城行商坐贾相辅而行。行商不论南来还是北往,都要在这里把自己远途换来的货物交由当地坐商分销,然后再带着新换的货物去往下一个方向。坐贾则选择在当地销售、或再包装、加工、制作后分销到全国各地的商号。所以,坐贾有时候也是行商。当地著名的商号大盛魁,一方面是各行商的总经销商,另一方面它自己在各地设有货物来源或者分销渠道的小号,同时,它还拥有围绕它的各级各类分销商,所以,当货物在这座草原城市云集后,就会迅速通过分销网络流转到最终的消费者手里。

砖茶、牛羊、票号、喇嘛庙、那达慕大会、骆驼商队、草原驿站等等,构成了这座商城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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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归化城老照片

(十四)库伦

库伦,漠北重要的商业重镇,即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原属于中国领土,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并独立。

库伦本意寺庙,1900年,蒙古约有1260座寺庙。在蒙古草原上,寺庙既是信仰中心,同时也是商贸中心、金融、土地等财富中心。贸易围绕着寺庙进行,租用寺庙的土地,获得寺庙的融资,接受寺庙的庇护,也为寺庙人员及朝拜众生提供多种物品和服务;寺庙靠贸易获得跟多的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扩大着自己在信众中的影响。康熙五年(1666年),围绕蒙古北部最大寺庙集中地的贸易越来越繁荣,为了给贸易提供更好的环境,就在这里建立了城市大库伦,后成为蒙古的首都。城中最大的寺庙叫做甘丹寺。晋商在库伦经营着茶叶、金融、皮毛等多种行业的商号。他们与蒙古人交易,会按习俗把手伸进买主的袍子中,在那里比划价钱。交易可能用银锭,但更被蒙古人普遍接受的是砖茶,这是当地最通行的实物货币。

库伦距离中俄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大约300公里。当年做中俄贸易的商人,将茶叶等货物先行存放在库伦,视中俄需要才将大批货物运往买卖城,以免影响中国商品的市场行情和中国商人的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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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蒙古甘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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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商人在蒙古途中

(十五)买卖城与恰克图

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了双方的土地边界,同时确定了恰克图为双方贸易市场。俄境内市圈称“北恰克图”;中国境内市圈称“南恰克图”,晋商俗称为“买卖城”。两市圈均取材于周边丰茂的林木,是以木制材料建成的两个木城。二者毗连,仅以一木栅栏相隔,交易时“万货云屯,俨然一都会也”。

买卖城(南恰克图)由山西商人所建,有城墙、城门和塔楼,城内为中式商铺,建有中街牌坊、关帝庙,气势雄浑,如平遥古城市楼。城内有长度不足0.5公里的南北向街道3条(分别称东巷子、中巷子、西巷子),另有东西向横街1条。繁盛时约有140余家字号,均来自张家口或归化城的山西商号。

俄方恰克图为俄式建筑,围绕几座大教堂构建商铺。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易货贸易。即由双方商人在考察各自需求与对方供给的商品的基础上,确定每一件商品的采购数量和价格,最后汇总,进行等价物物交换。在这种交易方式下,各方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商品换来更多对方的商品,所以,哪一方更团结,哪方便有利。中国商人在分享商品信息、统一对外口径、友好对待商业对手、以集体利益为重方面,达到更高水平,有严格的制度、执行和惩罚手段。俄商也有类似的“大班”组织,但因为各自顾忌自身利益,往往会互相拆台,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成交。

恰克图贸易的增长,让恰克图成为“处处是金”的“沙漠威尼斯”;如同富有的晋商一样,这里也出现了“百万富翁一条街”,商人的财富和城市建设,就像加了酵母一样生长繁盛。

作为中俄贸易孔道的恰克图,在18-20世纪,为俄国、甚至整个北欧带来了巨大财富,以至成为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很多行业被拉动,很多资本被投入,万里茶道作为“经济动脉”的作用显露无疑。

清末民初,更多商贸路线出现,俄国十月革命后,恰克图贸易更是几近凋零。如今,买卖城仅存遗址,恰克图变身安静的茶文化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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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蒙古边境买卖城遗址

原关帝庙一块残存的旗杆底座仍在,远处恰克图老的东正教教堂清晰可见

资料来源:http://cjrb.cjn.cn/html/2014-09/16/content_5367940.htm

第四节 万里茶道的商人

万里茶道沿途城镇有许多著名的商人,但以富可敌国的晋商茶帮最为著名,他们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劲旅。

一、外茶商与内茶商

山西茶商在它发展的中后期,已经区分为因经营地域不同的两类茶商。一类是由产茶区到东西两口(张家口、归化城)的“内茶商”,一类是由东西两口贩茶至边疆各城镇以及俄罗斯等诸国的“外茶商”。

内茶商做的生意是茶叶加工和国内贸易,外茶商做的生意是边疆贸易和国际贸易。内茶商也可称为纯茶商,只经营茶叶一种商品,主要特征是经营茶叶的收购、加工制作和运销,销售对象以外茶商为主,一般不与客户或蒙古族、俄商进行以货换货贸易。

祁县乔家堡乔氏开设的“大德兴”茶庄就是这一类茶商。该茶庄所订章程,说明了它的特征:“一议,茶山人位,以及屡路发货者。”光绪十四年(1888年)号规中说“屡路发货者”为“市洞两山、东西两口、兴化、营口、周村,以及清源,徐沟、通州、长治等路货人位”。“一议,两山采办砖茶,务宜拣好买到,押工齐楚,押砖总要磁实,洒面均匀,以期到两口不受买主之挑驳。虽云如此,还要四处尽心检点,节省缴费,生意之间,南北相关,总是取利为佳。倘不尽心治理,货色低次,工不精细,必致有碍门市,那时置货者难辞其咎,为望慎勿忽是幸。”这说明,第一,张家口、归化城和多伦诺尔、兴化镇是它贩茶往北最远的庄号,再往北就没有它的字号了,所以希望茶货符合质量要求,“以期到两口不受买主之挑驳”。第二、“两山是采办茶叶的地方,由两山至两口中间是“屡路发货者”,并不销售茶叶。“两山”又称“市洞两山”,一般指两湖羊楼洞一带茶区。第三,两山是设厂采办加工砖茶的地方,规定有质量指标,不是单纯贩茶的商人。

外茶商也可称为不纯粹茶商,长途贩运以茶叶为主的各种商品,去蒙古、新疆以及恰克图与少数民族和俄商贸易。他们卖出茶叶等商品,买回牲畜、皮张等商品运回内地脱售,再收购茶叶,如此反复循环。外茶商一般以张家口、归化城为大本营,采用分号制,将庄号分设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巴里坤、伊犁、塔尔巴哈台等边境城镇。它们贩运茶叶,均要具呈理藩院请领部票,凭票贩茶。

当然,有的茶商既是内茶商,又是外茶商,直接掌控茶叶生产到销售的全程,获取全产业链利益。如榆次车辋村常氏的茶庄,就是这一类的茶商。常氏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是三大著名茶商,均设在张家口,除分驻恰克图外,独慎玉还去莫斯科贸易。经办茶叶外销的同时,他们在福建、两湖、河南等重要贸易重镇,经营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大盛魁作为蒙古地区最大的经销商,也在内地遍设分支机构,实现全产业链营销。

二、为茶叶贸易服务的各类商人

除了上面提到的内茶商和外茶商,茶叶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商人的支持,可以说,茶叶贸易是“纲”,其它产业是“目”,“纲举目张”的产业带动效应,也催生了其它商人的涌现。

比如,在茶产区,仅砖茶一项,就要用纸做包装,装箱离不开木箱或竹箱,这就必然要带动造纸、竹器等手工业的发展。蒲圻县南山之东,有一地方名曰“纸棚,左有洞,右有泉,其居人日郑氏。凡四十余户,除数耕者外,悉以造纸为业。”“治棚下者,约百余人,每岁值可获五六千金。凡此数十户,一切食用皆取给于此”。崇阳县也因为茶叶生产发展,带动了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等行业的发展。

茶叶贸易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同时还需要异地汇兑,所以钱庄、票号等金融业也必须伴随着发展,票号就是茶商们首创的金融机构。除此之外,茶路沿途的舟船业、荷担业、车马驼等运输业、旅店业等等,也跟着繁荣起来,各行各业的商人都因为茶叶贸易服务而富甲一方,无数的劳动力也因此有了谋生之途。

三、重点商家

(一)“大盛魁”商号

大盛魁被称为“中国第一旅蒙商”。康熙年间,来自山西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小伙子,因生活所迫,先是在北征的费扬古将军部队中做厨夫、杂役,也兼采购部队的日用品,慢慢熟悉了蒙古人的礼仪习俗和交易方法。康熙亲自统兵出击葛尔丹时,他们又和许多山西商人一样,肩挑车推着许多货物随军行进,部队驻扎时便做随营贸易。战争结束后,三人合伙创立“吉盛堂”。贸易初具规模后,遂成立“大盛魁”堂号,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直到1938年歇业,前后维持了240年左右,成为垄断漠南漠北的最大商号。

随着业务的扩大,大盛魁将总号迁往归化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设立分号,在全国各地设立小号。归化城是大盛魁各项经营活动的指挥中心。它把从全国各地采购的日用百货集中于归化,缴纳税款,领取票照后,以自养的骆驼队为运输工具,运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再向蒙古各部销售。从这两个地方换回的牲畜、皮毛、药材等再集中于归化,转贩到全国各地销售。

大盛魁极盛时期有员工六七千人,流动资本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大小分号、联号20多个。设有茶庄、绸缎庄、钱庄、票号、车马店等各类型小号,以实现多业互助共赢的目的。运输商队拥有1600余峰骆驼,用于看守羊群、马群、帐篷并传送情报的狗多达1200余只。其经营范围上自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大盛魁有专营茶叶的“三玉川”和“长盛川”两大茶庄,每年经归化城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砖茶就有4000箱以上。大盛魁在蒙古市场上可谓一呼百应,围绕其开展业务的“卫星”小商号多得不计其数,能和大盛魁做业务,成为其分销商,是这些商人最高的荣耀。因为大盛魁的巨大影响力,归化城市场上的一些重要商品,必须由大盛魁做开盘行市,如果大盛魁的货没运到,就必须推迟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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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大盛魁行商示意图片

(二)祁县渠家

祁县渠氏家族十四世渠同海于乾隆时期在包头走西口致富,创“长源厚”商号,经营菜园、粮食、食油、茶叶、钱庄等业。十五世渠映潢继承父业,于乾、嘉年间增设了“长源川”、“长顺川”两个大茶庄,经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直至欧洲,获利极丰,资本金有400万两。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渠家迅速转往两湖经营茶叶,当时仅“长源川”茶庄每年从两湖运出的茶叶即达百万余斤。光绪年间,渠源潮改办“长裕川”茶庄,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在汉口、长沙、南昌、扬州、归化、张家口、天津等地共有分号十余处,遍及半个中国。渠家在张家口开设的茶叶店,最为著名的商号是“长裕川”,也是开店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字号。渠家在祁县城内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曾号称“渠半城”,现存部分院落以“渠家大院”和“茶庄博物馆”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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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山西渠家大院

(三)祁县乔家

乔氏祖先于乾隆初年到包头靠卖豆腐谋生,1757年创广盛公字号,1801年左右获厚利,遂创复盛公等经营粮油至钱庄的系列“复”字号。慢慢称雄包头地面,民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1810年左右,创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深入两湖茶区,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中的劲旅。乔家与其它晋商一样,除经营茶叶贸易外,还经营粮油百货、钱庄,尤其是后期进入票号市场后,靠诚实守信的经商作风,严格的号规约束、精准的选人用人,金融与贸易双轮驱动,让乔家迅速崛起为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家族。在乔致庸手里,乔家“大德恒”、“大德通”等票号在全国各大商埠遍设机构,闻名遐迩。乔家曾给西逃的慈禧太后以殊胜的礼遇,借给逃难的皇室钱款,深得清廷信赖,遂获得汇兑官款的官府业务。乔氏字号是晋商中延续最久的,其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风、商风令人钦佩。乔家堡乔氏“在中堂”旧居建筑精美,现以“祁县民俗博物馆”(即“乔家大院”)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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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山西乔家大院

(四)榆次常家

榆次车辋村北常始祖常万达,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张家口经营大德玉商号,于乾隆年间率子孙到买卖城从事对俄贸易。大德玉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恰克图向俄国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等商品。常氏“事业兴隆,肇基于此”。常万达于嘉庆初年病逝,此后三个儿子(人称“三怀”)和十个孙子(人称“十秉”)大都承袭祖业,长年在外经商,从而使北常家族的商贸事业飞速发展,在恰克图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有资本100余万两。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十二年(1842年),增设大泉玉商号。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常家转移到两湖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扩大茶叶种植,大量收购加工。同治五年(1866年),常家再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年),又开设独慎玉商号,并以独慎玉名义在莫斯科设立分店,构成了以大德玉为总号,四大商号在恰克图联袂经营的对俄贸易格局。按《山西外贸志》记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商家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常家,尤其到晚清,在恰克图十几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的“外贸世家”。车辋常氏是晋商中典型的“儒商”家族,极端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出过常麟书、常赞春、常旭春和常燕生等近现代著名文人。现在经过修复后的常家庄园规模宏大,已开发为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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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山西常家庄园

(五)茶商程化鹏

程化鹏,山西忻州人,自幼聪颖过人,从小于归化习商,经商颇具魄力,且善分析商情,捕捉战机。咸丰初年,中俄贸易前景看好,他就由内地加工贩运茶叶及棉布、绸缎、器皿等抵西伯利亚转售俄国商人,大获其利。随着中俄贸易的快速发展,理藩院对华商严格的“信票”管理,越来越束缚了贸易的发展,许多无法取得信票的商人不得不辗转走私获利,却遭到清廷严厉的处罚。程化鹏深感这一规定的弊端,毅然赴京上书理藩院,详陈华茶出口之利,然后着重列举领取信票制度“病商业、损国课” 的种种弊端,恳请朝廷放宽贸易规定,允许更多茶商赴恰克图与俄国人直接贸易;同时要求明确规定税则。清廷认为,程化鹏所奏,利国利商,于是咸丰皇帝批曰“准行。”从此,归化、多伦衙门都可承办发放信票,且允许茶商在归化设肆,将茶叶运至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国人直接交易,于是山西茶商蜂拥而至。清廷为嘉奖程化鹏上奏之功,还特准其代发信票。由此,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迅速翻倍,增至120多家。茶叶销售额亦逐年增加,由年输出额600万卢布增加到1000万卢布以上。程化鹏之举不同凡响,并为山西商人开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赞赏,被誉为“商家领袖”。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同治初年,沙俄与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天津诸海口通商特权及减免关税待遇。此后,俄国商人长驱直入,侵入我国内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学会了制造砖茶,在湖北产茶区建立了茶厂,直接收购加工茶叶,通过货轮运输回国,不再与买卖城的山西茶商交易。其时,山西茶商茶叶加工技术和运输工具均落后于俄商,而运输又须经过数十道关卡,所付关税还大大高于俄商,故根本无法与俄商竞争。山西茶商纷纷破产,勉强维持者也赔累不堪,同治七年(1868年),买卖城的山西商行只剩4家苦苦支撑。在此关键时刻,程化鹏和余鹏云、孔广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起,他们请绥远城将军裕端转呈朝廷,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奏请减轻山西茶商关税。若以这一奏请行事,不但晋商能起死回生,且对维持清廷经济基础大有裨益。清廷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批准了程化鹏等人的请求,关税由每票(约12000斤)50两减至25两,并下令取消一切浮费。程化鹏等为山西茶商争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晋商迅速重返恰克图。程化鹏还和不少茶商还深入俄国境内,建立分号,开展贸易,与俄商争夺利源,一比高下。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晋商从恰克图出口茶叶11万担,与俄商从中国内地贩出量持平。此后逐渐超过俄商。如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山西茶商从恰克图输出茶叶增至20余万担,高出俄商从中国内地输出量近一倍。程化鹏等为晋商争气,为中华民族争气,敢于率众与俄商抗争的精神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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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汾商后人保存的其祖父在莫斯科独慎玉的照片

(六)下梅邹氏

福建省武夷市下梅村邹氏也是茶叶贸易中的一支劲旅。邹氏原藉江西南丰,1694年,邹元老带着他的儿子们入闽,来到下梅村择居创业。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创业,邹氏才发展为闽北有名的商贾。地方史料载,下梅邹氏与晋商合作进行茶叶的生产与销售,每年获利百余万两银子,取得成功后,建豪宅七十余座,修当溪建码头,立家祠设文昌阁,大兴土木,传教化,重教育。邹氏家祠是下梅村标志性古建筑,也是武夷山境内保存得最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筑。祠堂门楼气势宏阔,砖雕图案丰富多彩。门两侧的“木本”、“水源”,是两幅篆刻横披。意思是说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如树木一样,有赖于深深遍布在乡土中的根;又如江河之水,有赖于源头的涓涓细流,揭示了邹氏追思祖先,不能忘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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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邹氏家祠

(七)其它商人

除以上介绍的几大茶商外,山西绛州商帮、陕西商帮也是万里茶道上的劲旅,他们的茶叶主要销往西北市场以及中亚和俄罗斯。陕商和绛州商人在明代中期就以盐商、茶商称雄商界,远赴西北和北部边关,为明朝驻扎的百万军马所需服务,同时也是明代茶马互市的劲旅。他们在西北市场的势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回帮、京帮、冀帮、津商以及俄商在万里茶道上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内地商人前往边疆贸易,离不开当地商人在语言和业务上的合作,有的甚至以朋合营利的方式入股经商。京商、冀商得“北京-张家口—恰克图”交通之利,也成为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力量。天津商人在清末民初远赴西北经商谋生,有“杨柳青人赶大营”一说。天津口岸开放后,成为茶叶海上贸易的重要据点,繁荣程度一度与上海齐名。

光绪九年(1883年),在湖北汉口这个中国最大的茶叶贸易港,汉口六帮茶商因洋商在价格与磅秤上的多方刁难,齐聚茶叶公所,发起联合抵制行动,停止将茶叶卖给洋商,最终赢得胜利。这六帮茶商有广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茶商,洋商有俄商、英商等外国商人。实际上,几乎全国各省的商人都参与到了茶叶贸易中,他们积极地活跃在茶叶贸易的港口、商埠,共同推动贸易发展。俄商、英商等外国商人的活动,不仅延续了茶叶在陆路和海路的贸易路线,还激发了本国产业的增长,成就了本国的茶饮文化。

第五节 万里茶道的历史贡献

万里茶道作为一条茶叶国际贸易通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一、推动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满足世界大市场需求为目的的茶叶市场,对当年中国在地貌、产业、品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非常之大。福建作为产茶大省,为了生产更多的茶叶,曾经出现“苍岩铲为赤壤,清溪汛为黄流”的景象;两湖地区以前从不制作红茶,也因为贸易的需求,在那个时期遍设红茶庄;茶叶的包装,精致的用锡纸包裹,铁罐存储;耐运的制作成砖茶、团茶、千两茶等,茶叶的类别、等级、形制、包装、运输,无不相互顺应调整,很多匠人和技术被大量开发,川字牌砖茶、武夷红茶、安化黑茶、红茶、羊楼洞青砖茶、花茶等品牌涌现,其中川字牌砖茶跨越2个多世纪,至今仍为人们喜爱。

繁荣的茶叶贸易带动了许多产业的出现和增长。为了换到更多的茶叶,茶叶贸易成了俄罗斯手工工业的推动力:“茶叶贸易开发了许多全新的工业部门,并盘活了更多的资本”。为了生产更多的茶叶,茶产地人烟密集,商贾辐辏,通筏市集,饭店、渡口常有摩肩之势。靠茶度活者,有开山者,有摘茶者,有开庄及采装者,有做茶贩者、筛茶拣茶者。除了茶产业,与茶叶包装、运输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茶叶的包装就为茶叶初级集市带来编织竹篓、制作麻袋、修补麻袋、制木箱、铅片包装等手工行业。而茶叶运输所引发的苦力荷担业、舟楫业、车马业、驼运业,甚至运输途中歇脚的客店业,兑换银钱的钱庄业、异地汇兑的票号业、抵押周转的典当业、押运保送的保镖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促进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

茶叶贸易促进了商路沿线设施的完备,配套产业的完善,政府和行业管理的规范。“南来盐、酒、糖、布、茶,北往骆驼、牛、羊、马”,沿同样的路线汇集、运输、四散销售,或与之对流的布匹、丝绸、纸张、粮油、药材、铁器、陶瓷、日杂用品、皮毛、牲畜等,不仅让这条贸易之路更加繁荣,还催生了一批如大盛魁、常氏、邹氏等纵横商海的大商号、大商人;茶路沿线的商镇也因建筑业、服务业、运输业等的繁荣,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中国福建崇安下梅;江西铅山河口、九江;湖南安化、临湘羊楼司、聂家市;湖北蒲圻、崇阳、汉口、襄樊;河南南阳赊店、洛阳;山西泽州、潞安、高平、长治、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太原、忻州、原平、代州、杀虎口、大同、阳高、天镇;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多伦、海拉尔、满洲里、丰镇、集宁、呼和浩特、四子王旗、包头;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买卖城;俄罗斯恰克图、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下诺夫哥罗德、乃至尼布楚和海参崴等一批城镇的萌芽、发育、成长、发展与繁荣,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茶路贸易的影响和推动。

三、开创中国茶叶贸易内外贸结合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局面

万里茶路贸易的繁荣,是清代中国主动开放北方陆路市场,以和平共赢的方式发展国际贸易的大格局、大胸怀的结果。主动拥抱全球市场,实现内外贸结合,不仅让中国经济得以增长和繁荣,同样带动了俄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实现了和谐共赢。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中国茶商处于不平等贸易的下风:俄商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中国茶商不仅只能通过艰苦的陆路运输,还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俄商直接深入茶产地,用效率更高的蒸汽机压制砖茶,试图从源头控制茶叶市场。在强敌面前,中国茶商没有悲观示弱,他们一方面引进水压机、气压机,改进加工方法,还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同时利用与茶农的诚信关系,保持茶叶收购市场的优势;另一方面,积极向政府申请降低不平等的茶税,争取到了天津港的水路运输权,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深入俄国腹地开辟市场。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不到三年,中国茶商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中国茶商这种自强不息,勇于开拓国际市场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四、留给后人不畏艰险、勇于开拓、诚实守信、善于经营的精神财富

茶叶贸易的利益可以吸引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商人们短暂的合作,却难以保证这种合作的持续和扩大。是什么让无数的商人们有效合作,把“茶路贸易”的“蛋糕”做得这么大、这么持久、这么有滋有味呢?茶路贸易有形的信息网、交通网、物流网、资金网、人力网背后,一张无形的、闪耀着“诚信义利”商道光辉的商业“信任大网”渐渐浮出水面:激发掌柜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东掌两权分离制度”;让员工视企业为己出的“人力股制度”;一言以诺绝不苟且,终身不移的商业伙伴间的“相与制度”;信义相孚,通力合作,维护正常商业秩序,保护商人共同利益的“行会制度”;守法爱国,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大商人气魄;“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的良商本色……。这些信任的关键环节,使大家联为一体,形成合力。商道之魂既能像温热的茶水一样,涤荡商人的灵魂,保健商业市场“肠胃”,还能让商业利益生根发芽,硕果累累。当年采茶人说“茶是草,客是宝,茶客不来不得了”,使得200年后的饮茶人还对当年的“川字牌”砖茶念念不忘;恰克图、晋商故里、下梅村,茶路沿线处处有百万富豪,却处处又传颂美好商德;杀虎口有茶商赞美税官的石碑,中俄茶路贸易在平等合约下进行,是无毒品(鸦片)的绿色贸易。成百成千万的贸易在进行,商人们却内部鲜见纷争,外部少见干戈,如茶叶那样受人欢迎。

五、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茶产区的人们喜欢小杯品饮,品茶、赏茶、斗茶之风盛行;中原及山陕京津冀等地的人们喜欢大杯喝茶;游牧民族的人们则喜欢把捣碎的茶砖与奶一起,滚煮三次后,才能喝到浓郁的奶茶;俄罗斯人将制作精美的大茶壶放在桌子中央,主人与客人围桌饮茶、品甜点。茶叶在各处被愉快地接受,有人享受它带来的清雅、健康生活,有人把它当成生活必需品,没有奶茶,游牧民族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还有人仅仅把它看作众多饮料中的一种。茶叶流转之处,都能充分融入当地生活,演绎出不同的茶文化。同时,南北东西的商贸交流融汇,也带来了建筑、服饰、饮食、医药、戏曲、文学、绘画等的融汇,俄罗斯人饭店有山西人爱吃的“饺子”、“包子”,且发音完全相同,蒙古地区的很多街道以山西的地名命名,晋商宅院中有江南水乡的风韵,也有俄罗斯坚固建筑的影子……。

总之,茶叶贸易使岭南文化、湘楚文化、中原文化、秦晋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相互交融,民族感情得以沟通,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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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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