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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运山城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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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8 00:17: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hiw.org 于 2021-2-28 00:27 编辑

运山城考述

蔡东洲  邱瑞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作为宋蒙战争中的重要城堡,运山城对宋蒙在巴蜀的攻守争战产生过重要影响。历史文献对运山城所在的山名记载不一,城堡名称亦随山名变化而变化。运山城的修筑有一个初创、扩建和完善的过程,其攻取亦经历了试探进攻、铁骑侵扰和武力迫降。张大悦以城降蒙后,运山城又作为帅府之一指挥蒙军参与东川地区的争夺。战后,蓬州治所没有回迁原地,而是移驻原顺庆所辖的相如县,历明清而不变。

关键词:蓬州;运山城;杨大渊;张大悦

运山城是南宋在嘉陵江中游修建的一座军事城堡,与隆庆苦竹隘、阆州大获城、顺庆青居城、巴州得汉城、怀安云顶城、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合称“八柱”,其守将张大悦降蒙后又与大获城、青居城、大良城合称“四帅府”,对宋蒙战争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但除地方爱好者外,鲜有学者关注这座城堡,以致至今尚无系统梳理和探索其名称变化、修筑经过、宋蒙争夺以及对行政区划的影响等专题的论文问世。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考述,以期有助于宋蒙战争史和巴蜀地方史的研究。

一、运山城的名称

运山自宋蒙战争以来的名称就不一致。南宋称“营山”,而蒙古作“运山”,后世或称“云山”,或称“燕山”。运山城的名称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座城堡历史的梳理和文化遗存的认识。因而,考察其名称变化实为运山城研究之一端。城名或寨名总是随着山名变化而变化,厘清了山名亦即厘清了城名或寨名。

(一)披衣山

披衣山是运山最早的名称,也是历时久远的名称。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

披衣山在营山县西六十里。天将雨,山上云气驰曳如披衣。山上有云山寺,寺中有池,去果州嘉陵江三十里,江水或浅,其池亦浅,江水或涨,其池亦涨。[1]卷一百八十八,5527-5528

这是迄今所知运山最早出现的名称。这段文字还清楚地交待了披衣山的得名,即下雨前云气覆绕山头,犹如披衣。这一名称沿用到清代。《元一统志》中介绍此山说:“又名披衣山,其山高险,四壁斗绝。”[2]420《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特别追述南宋移治此山:“披衣山在(营山)县西,接蓬州界,宋淳祐三年制置使余玠建砦栅,移州治于此。”[3]卷三十六

(二)运山

元人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德辉)行状》中说道:

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地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4]卷三十

后世史著提及宋蒙战争中的巴蜀城堡“八柱”,即源于此。如果将其列八座堡垒与八个州府一一对应,则运山城为蓬州治所无疑。姚燧还在《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中两次称此山为运山[4]卷十六。

《元史》中有五处提及此山,一律称作运山,分别在卷3《宪宗纪》[5]52、卷7《世祖纪》[5]136、卷155《汪世显传》[5]3651-3652、卷162《李忽兰吉传》[5]3792,而没有营山、云山等其他称法。

遍检南宋方面文献,则无“八柱”之说,亦无运山之称。后世仅《宋史纪事本末》承袭《元史》运山之称。由此,笔者以为历史上称这时的巴蜀主要城堡为“八柱”者仅此一处,称披衣山为运山,则是蒙古方面的称法。

(三)营山

营山是宋人的称法。据《宋史·宗理纪》,淳祐四年(1244)五月庚戌,四川制置使余玠奏报:

利阆城大获,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州城旧治,泸州城神臂山,诸城工役,次第就绪。[6]卷四十三,830

营山当为云山,乃宋人记述之误。这一地区确有营山,蓬州所辖营山县由此得名。但营山不是南宋移治的披衣山,这在《太平寰宇记》中有明确的区分:

营山在县西南一里。披衣山在营山县西南六十里。[7]卷一百三十九

显然,营山和披衣山并非同山异名,而是两座不同的山,但余玠在奏报中把它们混同为一山了。至于此误的缘由,或许是地方语音所致,在这一带的地方语言中,“营”与“云”的读音是相同的。加之,披衣山在宋代原本就在营山县境内,而不在相如县,这就更容易混同了。

(四)云山

元代以后的历史文献多称此山为云山。顺帝至正十年(1350)三月十三日,几位蓬州地方官员同登运山,题刻留念,其文曰:

庚寅至正十年,蓬州达鲁花赤因公暇省东郊,偕僚属登临古云山城,留题名石壁,以纪岁月云耳。[8]171

《元一统志》亦载:

云山在蓬州,去嘉陵江十五里,宋末尝徙县治于此。

(云山)在县西南四十里。又名披衣山,其山高险,四壁斗绝。[2]420

这就是说,云山与披衣山是同山异名,而元代称作云山。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称法。这座山在正德《蓬州志》一律称作“云山”,如将淳祐蓬州治城称为“云山州城”,把山上的寺院称为“云山寺”,把这座山寨称为“云山寨”[9]120。可以肯定,明代称此山为“云山”,且无别的称法。

到清代,这座山仍然称作“云山”。运山之老观音外龛左侧存留着一幅甲申年(1644)题刻,虽然文字已无法尽释,但“避兵者烦集”、“云山”等字尚可辨识[8]116。这说明清初这座山仍然称云山。

据康熙《顺庆府志》载:“云山,治东南二十里,宋淳祐间建治于此。”[10]卷二嘉庆白莲教暴动时再次成为当地百姓的避乱之所。光绪《蓬州志》载:

达州奸民王三槐煽乱丑类蜂起,所在寇攘,民多葺寨堡以保,而云山之寨民棚居者数千。……嘉庆三年正月十二日,云山火,民死者二百余人。[11]卷十二

伍彝章辑民国《蓬安县志稿》仍然沿用“云山”之名:

宋蓬州军州城,在相如县东三十里之云山,其移治碑在城之西闉,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所筑天生城,因山为垒者。以云山上有天生池,故名。

元毁云山城,移蓬州治相如县,县城始为州治所。[12]卷二,4

云山故城,在县东南二十里,山顶有天生池。宋淳初,四川制置使余玠城天生,徙蓬州治焉,即此。今西闉移治碑尚存。[12]卷三,57

由此可见,由清代而民国时这座山仍然称云山,而称山上的寨子为云山寨。

(五)燕山

燕山寨当是晚清以来当地人对云山寨的俗称。咸丰十一年(1860),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攻入川东地区,各州县筑寨自保。据光绪《蓬州志》记载:

郑元愷倡连盟保境之议,罗山、三星、燕山、关公、龙冈、长生、辛家、德兴、龙纬诸寨同盟于河舒场,贼闻而畏之[11]卷十二。

出于抵御李蓝义军的共同目的,蓬州乡绅郑元愷提议,河舒场附近九座山寨结盟连保。九寨之中没有云山寨,却有燕山寨。另据伍彝章《蓬安县志稿》所录九寨结盟的盟辞,这次参与结盟的燕山寨代表是蓝大智、向开阳、程致和、彭宗虞、蓝大福五人[12]卷十四,536-537。

那么,燕山寨与云山寨是否为同寨异名呢?且看光绪《蓬州志》对燕山寨的描述:

燕山塞在州治东三十里,形如屏立,横亘半空,山上平坦,有凤仙寺,池塘可资灌耕。明季张献忠屡攻不克[11]卷十五。

这与元明志书描绘的云山基本一致,唯改称“天生池”为“池塘”,改称“云山寺”为“凤仙寺”了。另据实地调查,至今仍然称池塘、凤仙寺。可以肯定,燕山寨与云山寨就是同寨异名。

可见,运山在沿用元明以来所称云山的同时,晚清以来这座山又称燕山。据当地人士的解释,以其岩穴燕子多而名其山为燕山,名其寨为燕山寨。我们觉得以燕多而名燕山的说法颇有望文生义之嫌,而川东北地方口音云、运、燕区分不明,易于混转,燕山或为云山之转音。现在燕山完全取代运山、云山等名称。不过,燕山这一名称大大降低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山的品位。

二、运山城的营建

营建运山城是宋蒙战火漫延到巴蜀内地的产物。现存运山城上的宋代摩崖题刻和正德《蓬州志》、光绪《蓬州志》等历史文献对此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归纳起来,运山城的修筑经历了余玠倡修、杨大渊扩建、张大悦完善三个阶段。

(一)余玠倡修

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1236),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率领蒙军突破南宋在秦巴地区经营了百年之久的蜀口防线,奔袭巴蜀内地,沿途宋军重镇之沔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中)、利州(今四川广元)、隆庆(今四川剑阁)等次第被破,最终攻破西南首府成都,宋人称此事变为“丙申之变”,今人或称“阔端入蜀”。宋廷大震,立即调集在蜀宋军和京湖宋军对深入巴蜀内地的蒙军开展堵防。但此时之蒙古志在抄掠,俘获民众,劫夺财物,仅留小股军队于利州以北地区,引主力北还了。

南宋开始着力在巴蜀内地重建防线,以稳住长江上游地区,确保江南半壁江山。蓬州运山城正是在重建巴蜀内地防线的过程中创建的。淳祐二年(1242),余玠出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利用蒙古内部忙于汗位之争在巴蜀构建“山城防御体系”,曾亲自登临运山,见“其山崇峻”,下令在此“营立砦栅”,将蓬州州治迁于其上。宋代的蓬州设置在蓬池县(今四川蓬安县茶亭乡蓬池坝),管辖蓬池、营山、仪陇、良山、伏虞五县,而运山城所在地隶属于营山县。草创时的运山城亦称“运山砦”,规模不大,设施简陋,驻军不多,应该是蓬州官府组织兴建的一个战时驻守和躲避的山寨而已。运山城的初创工作就是时任知州主持完成的,不过现已无从知晓其姓名了。

(二)杨大渊扩建

运山城的扩建工作是由杨大渊主持完成的。据《元史》载:

杨大渊,天水人也。与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渊总兵守阆州。岁戊午,宪宗兵至阆州之大获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大渊杀之。宪宗怒,督诸军力攻,大渊惧,遂以城降。宪宗命诛之,汪田哥谏止,乃免。命以其兵从,招降蓬、广安诸郡,进攻钓鱼山[5]卷一百六十一,3777。

杨大渊乃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人,与其兄杨大全、弟杨大楫应该都是从蜀口防线退守巴蜀内地的宋军将领。杨大全、杨大渊深受宋朝重用。杨大全原为驻守仙人关(今甘肃省徽县东南)名将曹友闻麾下的一位中层将官“统制”。在“丙申之变”中,参与曹友闻抵抗阔端大军入蜀的鸡冠隘之战。“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6]卷四百四十九,13236,但此役失败,曹友闻战死,未能阻挡住蒙军的深入。杨大全率军撤到内地后升为“都统制”,主要负责镇守叙州(今四川宜宾),以防止蒙古绕道云南进入川南。淳祐二年(1242)十二月,蒙将按竺迩攻掠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泸州、叙州,企图与云南北上的蒙军汇合。杨大全在叙州奋起抵抗,最终战死。据《宋史》载:

(淳祐二年十二月)癸亥,大元兵连攻叙州,帐前都统杨大全等水陆并进,自卯至午战十数合,殁于行伍。诏赠武节大夫、 眉州防御使,官其二子承节郎。[6]卷四十二,824-825

    宋朝所官二子,即杨文仲和杨文安。兄弟俩在父亲牺牲后便投靠叔父杨大渊。但另有史料证明宋廷仅官其长子文仲:

杨文安,大渊兄子。父大全,守叙州,元兵入蜀,大全战死,赠眉州防御使,谥愍忠,官其长子文仲。文安方二岁,依大渊于阆州。[13]卷三十五,2530

可见,杨氏家族同蒙古有家仇国恨,加上杨大渊又是常年征战的将领,宋廷便将运山城的防御任务交付于大渊。淳祐五年(1245),杨大渊奉命驻守蓬州,认为运山城的规模和设施太过简陋,与“郡治弗称”,开始大规模扩建。扩建项目主要包括修建衙署、民居、市廛,开凿水池,加筑城墙,增修更楼五十多座,并树敌楼三架。第二年,杨大渊又在运山城内修建州学、孔庙、寺观、神祠等。从而使运山城的军事、政治、文教、生活等功能趋于完备。

《宋史》《元史》皆未提及杨大渊修筑运山城的事,以致鲜为当今宋元史研究者所知。我们在运山城的调查研究中得知,运山城西门外石壁原有一幅碑刻,本地人称为《蓬州移治碑》,实际上此碑刻没有标题。20世纪70年代在山顶上修建微波站时开山修路,毁掉了西门和这幅碑刻。正德《蓬州志》和光绪《蓬州志》皆载录了这幅碑文,由此证实杨大渊确实主持完成了运山城的扩建。此据正德《蓬州志》所载释读其文。

淳祐五年乙巳三月,奉大閫来守蓬。越明年夏,拜宸命。特该维兹山城,制置大使尚书余公躬履相视,经始创建。大渊视事之初,慨郡治弗称,于是拓公宇,建丽谯,区别民居,分画市井,增筑城壁,凿开四水池。自东至南门,西至北门,宏创敌楼,辅以更楼,凡五十余座。明年,筑大蓬坎之基,三敌楼雄架其上。又明年,改辟东门,悬峭千尺,环城壮势具矣。载念文事当修,亟起郡学,立孔庙。寺观、神祠,咸鼎新之。是役也,皆本郡人上下一力,毫发靡劳于民。期无负任使责成之意,因纪颠末以诏无穷。淳祐十一年七月杨大渊书。[9]卷七,149

这是迄今仅见的杨大渊留下的文字。正德《蓬州志》是以介绍运山故城的角度而录其文字。明末清初,巴蜀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之中,历史文献大多被焚毁。因而,光绪间年再修《蓬州志》时,编修者没有见到仅存于天一阁的正德《蓬州志》,便直接从摩崖碑上抄录其文,虽然所抄录的碑文已有不少字因年久损毁而无法识读,但从文末所署“淳祐十一年辛亥东路马步军副总管知蓬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屯戍军马兼制杨大渊书”,可以得到关于杨大渊的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杨大渊大规模扩建运山城时的身份和职责。其身份是“利州东路马步军副总管、知蓬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屯戍军马”。南宋“川峡四路”中唯利州路分过东西两路。据此“东路”推知其前所缺二字为“利州”。这在嘉靖《四川总志》中可以得到佐证,杨大渊“慈惠有谋略,徙城保障之功为多。以蓬州知州擢利州东路马步军副总管”[14]卷七。其职责已是集政治、军政和民事于一身,这是宋末战时体制的直接体现。

第二,杨大渊上任蓬州运山城的时间明确为淳祐五年(1245)三月。杨大渊上任后认为运山城设施简陋,与一个州的治所不相称,于是增筑公宇、民居、城壁、水池、敌楼、郡学、庙宇等防御、生活、教育设施。到十一年(1251),山城扩建完工,刻石为记。另据现存于运山城东门附近碑刻,“宝祐甲寅秋八月今制使西清蒲公檄三泉张侯大悦摄蓬郡”,即宝祐二年(1254)八月,张大悦接替杨大渊驻守运山城。如此,杨大渊镇守蓬州运山城达十年之久。

(三)张大悦完善

运山城的完善工作是由张大悦主持完成的。张大悦,《宋史》和《元史》皆无传。康熙《顺庆府志》将其列入“流寓”,其传曰:“张大悦,宝鸡人。大定初,寓蓬。倡义保障乡闾,后封咸安郡侯。”[10]卷六这个小传除封咸安郡侯外,没有一条信息是正确的。张大悦是三泉(今陕西宁强)人,而不是宝鸡人,《宝祐纪功碑》明确说“三泉张侯大悦”。“大定”乃金宣宗的年号,且不说用金朝年号记宋元人事的失当,仅时间而论,张大悦镇守运山城时金朝已灭亡20余年了,距大定初更是40年了。“寓蓬”更是凭空杜撰,张大悦是随蜀口防线内撤的宋军中层军官,当时能够受命摄郡当系“统制”“总管”“钤辖”以上军官。根据《宋平梁城题名》,张大悦在淳祐十一年巴州平梁城完工时的署衔正是“路钤”[15]卷五。非“倡义保障乡闾”,而是授朝命镇守蓬州,据《宝祐纪功碑》,其摄守蓬州乃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不久因利州东路转运使施择善保荐而正授知州兼运山城驻军主将。

宝祐二年(1254),张大悦接替杨大渊镇守运山城,而杨大渊升任金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司都统制兼知阆州,移驻阆州大获城(今四川苍溪王渡镇大获村)。宝祐三年(1255),一支蒙军对运山城东门进行攻扰,逗留旬日乃去。张大悦由此意识到东门还需要加强防御设施建设,在全城军民的努力下,耗时三月,在东门一带“凿崖通道,辟重门,拓旧址而崇之,架楼橹其上”,也就是打通防御通道,开辟新的城门,拓展基址,修建高大的城楼,并完善了东门一带城墙。从而,使运山城的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

唯正德《蓬州志》列入名宦,妥切得体,其《张大悦传》亦基本属实。

张大悦,风翔宝鸡人。宋宝祐间守蓬。元中统中,官至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右副都元帅,封咸安郡侯,枢密副使。商挺撰写墓碑称:“蓬之俗少商贾,多文士,务农力田,公能安之而不废也。”卒,葬于蓬。[9]卷八,160

张大悦镇守运山城,积极备战,依靠天险,严阵以待,但最终被蒙古大军逼迫投降。其副都元帅、枢密副使、咸安郡侯皆系蒙元授予的官职和爵位。不过,张大悦及其子德润长期治理蓬州,对于恢复蓬州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以及重建儒学教育机构都是有功可录的。

三、运山城的攻守

运山城驻军不多。据台湾李天鸣先生在《宋元战史》中的分析,当时仅有靠近重庆的钓鱼城以及成都附近的云顶城驻兵达到三四千人以上,其余山城驻兵大多一千余人,仅有几百人镇守的山城非常多。[16]817运山城上究竟驻扎有多少士兵,题记和文献中皆无记载。但可以根据与同属嘉陵江中游的山城阆州大获城相对比,推测其兵力多寡。当时大获城驻兵1300人至1600人,还“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6]卷四百一十六,将内迁的金戎司兵力都驻扎于大获城上。运山城可用于驻军的面积比大获城小很多。可推测运山城兵力没有大获城多,应该在千人左右。如此兵力,只能应付小规模的进攻,抵挡不了蒙军大规模的侵犯。

宋蒙对运山城的争夺主要在“丙申之变”到蒙哥入蜀的二十余年间(1236-1258)。由于资料的稀少和零乱,我们无法清楚地记述其间频繁的战事,但历史文献中还是十分清晰留下了运山城争夺的三次记录。

(一)汪德臣攻打运山城

“丙申之变”后,蒙古在巴蜀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为,主要是小股侵扰。余玠得以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且在防止蒙古侵扰中初见成效。直到淳祐六年(1246),蒙古又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宋战争,兵分四路进攻四川。汪世显之子汪德臣袭父爵为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担任这次蒙军入蜀的先锋。

汪氏家族世居巩昌,雄霸一方。金朝末年,汪世显聚兵自保,并接受金朝官衔。此时汪氏却意愿投靠南宋,与宋朝蜀口将帅多有交结。时任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乐意接纳,多次奏请朝廷。但宋廷鉴于接纳山东李全遗患,拒绝汪世显内附。汪氏后来归附蒙古,深得蒙古统治者信用,在蒙古入蜀中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汪德臣作为质子长期寄居在蒙古,被赐名田哥。此次汪田哥率部攻打运山城,由于其山高地险无法发挥骑兵冲击的优势,只得改用步兵围攻,但仍然无法攻破运山城,最终只攻占运山外城,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无奈引兵离去。[11]卷一在这次战斗中汪德臣所乘战马被擂石击毙,其弟汪直臣战死。

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此次战役应当发生在运山城东北侧外城唐家沟二号或三号寨门附近区域。而这一时间正是杨大渊加筑运山城的时期,其工程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外城的防御,此时自南门至北门的敌楼都已架设完毕,这些敌楼、更楼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内城对于外城各区域的观察和防御。而唐家沟二号寨门位于东门下方,唐家沟三号寨门位于鹅项颈下方,加之这些地方坡度较缓,是运山城较为薄弱的防御地带,蒙古军队选择这一区域作为突破点。在此后的攻守争夺中东门及其东北侧外城都是重点。

这是运山城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以来有记载的首次胜利。从击毙汪直臣看,这次争夺运山城相当激烈,而运山城的防御能力也初见功效。淳祐六年(1248)闰四月,余玠向理宗奏报战功,得到朝廷认可,“北兵分四道入蜀,将士捍御有功者,辄以便宜推赏,具立功等第补转官资以闻”[6]卷四十三,835,运山城将士自然在宋朝推赏、补转之列。

(二)蒙骑骚扰运山城

这次骚扰发生在宝祐三年(1255)。在相关的文献上并没有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但是现存《宝祐纪功碑》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在运山城对峙的经过。

宝祐甲寅秋八月,今/制使西清蒲公檄三泉张侯大悦摄蓬郡/,民安其政。越明年夏,复值鞑侵入,伺东城门/弥旬,意叵测,侯后不恃险忽备,惟整禁以/待之,竟不果犯引去/。宪漕开国施公目击其事,器侯为能,请于/宣制阃以正辟闻于/朝。秋,阃令调兵增戍。侯会诸头目议峻/东门之险。屯戌部辖众元升、廖友兴、黄拱、蒲/叔洪,并本部蔡世隆、牛国才、冉雄飞等咸/欣然曰诺。遂以八月涓吉简工,役食制廪/,凿崖通道,辟重门,拓旧址而崇之,架楼橹/其上。阖城文武官吏士民与其役。三/月而成,洎冬涉春,哨骑再来,则不敢/。是役也,备胜势,折虏谋,佥谓侯之功,/然书功,非侯意也。岁丙辰夏,仆以/抵郡,顾瞻营缮,气象一新,因谕/叚劳绩宜磨坚珉师言允谐用/。宝祐四年八月吉日,从政郎利路。

在张大悦授命镇守运山城的第二年(1255),在蜀蒙军为策应深入大理“斡腹”的军事行动,加强对巴蜀内地的攻扰。一支蒙军在运山城东城门外逗留弥旬。张大悦“不恃险忽备,惟整禁以待之,竟不果犯,引去”。虽然这次宋蒙两军在运山城对峙,没有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但从这幅题刻内容中反映运山城防御对蒙军确切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随后张大悦会同袁昇、廖友兴、黄拱、蒲叔洪、蔡世隆、牛国才、冉雄飞等将校商议完善东门一带的防御设施。八月动工,凿崖通道,开辟重门,展拓旧址,增高敌楼。在阖城文武官吏士民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三月而峻工。其后,仍有蒙古哨骑来扰,却不敢冒然侵犯。

(三)蒙哥迫降运山城

这次一事件发生在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留辎重于六盘山,亲率大军,号称十万,兵分三路攻蜀:“蒙古主由陇州趋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趋米仓,万户孛里叉由潼关趋沔州。”[5]卷三,51蒙哥从大散关入蜀,沿金牛道而下,直达利州,再渡嘉陵江,攻拔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大获城等宋军重要城堡。十二月,蒙哥向运山城进发。十二月七日,蒙军再分兵出击。杨大渊率所部归降宋兵与汪田哥分击相如等县。都元帅纽进攻简州,以宋降将张威率众为先锋。

蒙哥随杨大渊、汪德臣大军直抵运山城。刚投降蒙古的南宋大获城主将杨大渊负责进攻运山城。杨大渊身份特殊,曾经修筑和驻守过运山城,对于运山城的防御情况了如指掌,加之以“旧将新臣”的身份攻城必然会对运山城守将及军民有所影响。杨大渊采取武力威慑与和平劝降并举,一方面调集重兵围困运山城,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入城招降。十七日,“帝次于运山,大渊遣人招降其守将张大悦,仍以大悦为元帅”。[5]卷三,52

杨大渊招降张大悦似乎比较顺利,实际上运山城内官员并非全都赞同投降,其中负责操办军需的利州东路转运使施择善反对投降。据《宋季忠义录》,“施择善为蜀中转运使。宝祐六年,元兵入剑门,拔吉平,抵蓬州连(运)山,守将以城降,择善不屈而死”[17]卷九。施择善原本会同运山城其他官员一样消失于这场战争之中,却因“不屈而死”而名垂青史,宋元以来地方志和《忠义传》皆列其名。

张大悦以运山城投降同杨大渊以大获城投降一样,都是兵力不足抵挡蒙古大军的被迫之举。蒙哥大军势如破竹,四个月内攻陷川北、川西大部分州县,而宋军山城防御体系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据点丢失,降将众多,人心浮动。宋朝苦心经营大获城、运山城、大良城和青居城迅速成为蒙古的四大帅府[18]卷六十二。这些降将转变为攻打宋朝的生力军,正好与“长于野战,短于攻城”的蒙古骑兵形成补充,为日后实施“以城制城”的战略战术奠定了基础,从而使蒙军的战斗力更加强大。

四、运山城与蓬州治

蓬州“连巴引梓,蔽蜀控夔”[19]卷六十八,1185。宋蒙战争中,蓬州官员按照四川制置司的防御布局把蓬州治所迁入了运山城内,而张大悦以运山城归降蒙古,仍然蓬州治所保留在运山城上,直到宋元战争结束才将蓬州治所迁到相如县。蓬州治所在运山城上存留了20多年,而这一历史事实被《宋史》《元史》之《地理志》所忽略。钱大昕考察这一时期的四川州府迁治情况说:

宋末川蜀诸州多依险为治,如遂宁府权治蓬溪砦,顺庆府徙治青居山,叙州徙治登高山,合州徙治钓鱼山,渠州徙治礼义山,广安军徙治大良平,富顺监徙治虎头山,阆州徙治大获山,政州徙治雍村,涪州移治三台山,皆载于《志》。而潼川府之治长宁山,隆庆府之治苦竹隘,蓬州之治运山,《志》独遗之。[20]卷三

其实,不见载于《宋史·地理志》远不止钱大昕所举这三个州府。这里仅就蓬州的迁治情况加以考述。

(一)蓬州迁治运山城

蓬州迁治运山城,虽然不见载于《宋史·地理志》,但在《宋史·宗理纪》中有明确记载。淳祐四年(1244)五月,四川制置使余玠向朝廷奏报:

利阆城大获,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州城旧治,泸州城神臂山,诸城工役,次第就绪。[6]卷四十三,830

如前考述,营山即运山。在奏报时作为蓬州治所运山城已完工就绪。蓬州迁治运山城在元朝文献中也有记载,《元一统志》载:

(云山)“又名披衣山,其山高险,四壁斗绝。宋淳祐三年制置使余玠建砦栅移州治于此”[2]420。

这条记载把迁治运山城的时间提前了一年。清代文献或源于此,亦作淳祐三年,如《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载,营山县“又披衣山在县西,接蓬州界,宋淳祐三年制置使余玠建砦栅,移州治于此。”[3]卷三十六而《明史·地理志》则采取比较模糊记录:“蓬州……东南有云山,宋末尝徙州治此”[21]卷八十,1037。

明清《蓬州志》的编修者和本地官绅又以淳祐五年(1245)为迁治时间,且以杨大渊为迁治运山城的主持人,如明朝蓬州学正卿惟贤在《重修蓬州治记》中说:“按蓬州,古咸安郡也。旧在蓬池,宋淳乙巳武节大夫杨大渊始迁于云山。”[9]卷三,58其实,这是把迁治的时间与杨大渊上任的时间混同了。据正德《蓬州志》所录杨大渊在西门石壁上的题刻,“淳祐五年乙巳三月,奉大閫来守蓬”。

笔者以为,迁治运山城的时间当以《宋史》记载淳祐四年为是,即杨大渊上任的头一年已迁治运山城了。宋代之蓬州本辖蓬池、营山、仪陇、伏虞、良山等五县,以蓬池县为首县。据《宋史·地理志》载:

蓬州,下,咸安郡军事……淳祐三年,置司古渝县……县四。蓬池,中。仪陇,中。营山,中……伏虞,中下。……南渡后,增县二:良山,中下,建炎三年复。相如,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嘉熙间兵乱,宝祐六年,自果州来属。[6]卷八十九,2223-2224

这段文字的问题有三处:一是“淳祐三年置司古渝县”,肯定是错误的记载,这一带从未设过古渝县。二是所增良山、相如二县表述混同,前者为新置,后者为划拨。三是相如县划拨给蓬州时果州已改名为顺庆府。

蓬州辖县的县治也有随州治而迁运山城。《元一统志》记载:

仪陇县,自蜀多难,此县人民随州徙于云山城保聚。元初复还。

云山在蓬州,去嘉陵江十五里,宋末尝徙县治于此。

朗池故县,在营山县,宋淳祐三年余玠移县治云山。至元十五年,蜀定复还旧治。

蓬池废县,宋淳祐三年制置使余玠以蓬州旧治经兵革荒废,移治于营山县界云山上,以蓬池属之。至元二十年并入仪陇县。[2]420

据此,蓬州所属的仪陇、营山、朗池、蓬池等县皆移治于运山城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利州东路首府利州(今四川广元)已被蒙古占领,利州路级机关也是侨治内地州府所在的山城。历史文献显示,隆庆之苦竹隘、潼川之长宁山、怀安之云顶城和蓬州之运山城皆有利州路级机关的官员,其中运山城当是转运使司侨置之地。据现存“宝祐纪功碑”,“宪漕开国施公目击其事,器侯为能,请于宣制阃以正辟闻于朝。”这里所谓的施公就是施择善,宪漕即转运使司长官转运使。

(二)蓬州迁治相如县

张大悦以运山城归降蒙古,蓬州战事由此结束。但张大悦并没有把蓬州治所从山上迁下来,仍然留驻在运山城上。这与当时宋蒙战局有密切关系,这一区域还在宋蒙争夺之中。这种争夺既包括攻城掠地,也包括策反归正。

攻城掠地主要发生在与运山城不远的渠江流域。渠江上游巴州的平梁城和小宁城、通江的得汉城、渠州的礼义城乃为宋军坚守,而下游之大良城、虎啸城则处于宋蒙反复攻守战中。蓬州衙署保留在运山城内更为安全。

宋朝君臣十分清楚张大悦、杨大渊等将领是在其力不足抵挡蒙古围攻的情况下被迫投降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策反工作。至元七年(1270),“宋重庆制置朱禩孙遣谍者持书榜来诱安抚张大悦等,大悦不发封,并谍者送致东川统军司”。尽管张大悦没有理会南宋四川制置使朱禩孙的劝诱,但还是遭到李忠的告发:“运山侍郎张大悦尝与宋交通”。而元世祖不仅没有予以追究,而且诏谕张大悦说:“宋善用间,朕不轻信,毋怀疑惧。”[5]卷七,61面对宋朝的“用间”和元朝的“宽怀”,张大悦颇感身份尴尬,立即向元廷请老卸任。元廷以其其子张德润袭职。根据正德《蓬州志》摘录的商挺《右丞张大悦墓碑记》,“宋宝祐戊午为元宪宗八年,守蓬,降于元。至元七年,请老,其子德润袭爵。十年冬,卒。”[9]卷三,830由此可知,张大悦归降蒙古十余年,便主动退出了这场战争。

张德润接任东川副都元帅后则全力投入蒙元对东川地区的争夺,所部运山城降蒙宋军在《元史》中称为“蓬州兵”,成为蒙元在东川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至元九年(1272)闰六月,“蓬州兵攻拔龙爪城,东川统军司命文安兼领之”[5]卷一百六十一,1735。至元十二年(1275),“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拔礼义城,杀宋安抚使张资,招降军民千五百余人。继遣元帅张桂孙略地,俘总管郭武及都辖唐惠等六人以归。赐德润金五十两及西锦金鞍细甲弓矢,部下将士钞三百锭。”[5]卷八,73这是元军在东川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前蒙元军队曾长期封锁渠州礼义城,并直接发起过两围攻,但没有拿下此城,这次张德润不仅攻破了这座宋军坚守28年的山城,而且拔掉了宋军在渠江流域的最要堡垒,故而得到忽必烈的厚赏。至元十四年(1277),“张德润复破涪州,执守将程聪”。[6]卷四百五十一,4731忽必烈又赏赐张德润破涪州三台城之功,“赐钞千锭”。张德润所部“蓬州兵”是元朝彻底占领东川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完成了对巴蜀地区的占领,并由军事状态向行政体制转化。早在宝祐六年(1258),张大悦降蒙时,对蓬州辖区的调整就开始了。据《元一统志》记载:“宝祐六年,郡守张大悦以城降附,遂以相如县拨属蓬州。”[2]420这是蓬州辖区在战争期间最大的调整,即把顺庆府的相如县拨归蓬州。

相如县,原本与蓬州没有隶属关系。相如县和蓬州皆始置于北朝。据《旧唐书·地理志》,相如县本属“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22]卷四十一,796,因以为名。据《周地图记》:“武帝天和四年(569)割巴州之伏虞郡,隆州之隆城郡於此置蓬州”[23]卷一百六十八,1087,治安固县。隋大业初年,废蓬州,以其地并入巴西、清化、宕渠三郡[24]卷一百七十五,1829。而此时的相如县仍然存在,且属于巴西郡。唐武德元年(618),重新设立蓬州,辖安固、伏虞、仪陇、大寅、宕渠、咸安六郡。[22]卷三十九,744“开元初,蓬州移治大寅县”。广德元年(763),更大寅县名为蓬池县,且为州治(今四川省蓬安县茶亭乡蓬池坝村)。唐时的相如县一直隶属果州(治今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城区),与蓬州同属于山南西道。五代时,“王、孟蜀俱因之”[9]791。北宋年间,相如县隶属于梓州路,蓬州属于利州路。南宋时,相如县属于潼川府路,蓬州仍属于利州路,直至宋蒙战争爆发而不改。可见,蓬州与相如县在唐宋时代各属不同的行政区,没有直接或间接的隶属关系。

相如县与蓬州的隶属关系始于宝祐六年。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嘉熙间,兵乱。宝祐六年,自果州来属。”[6]卷八十九,968从此,原本属于顺庆府的相如县改隶于蓬州。至元十五年(1278),“蜀定,令毁云山寨,复以军民还旧理”[2]420。然而原州治蓬池县因数十年战乱而残破不堪,且水陆交通不便。张德润没有执行“复以军民还旧理”的诏令,而将蓬州州治从运山城移入嘉陵江岸边的相如县城。雍正《四川通志》记载的理由是,“前旧治距相如县、嘉陵江一百余里,不当水陆舟车之会,乃徙州于此为理。”[25]卷二十六,1148

明清以来地方志书多以此次迁治是张大悦的决策。正德《四川志》记载:“元至元间,张大悦徙相如故宅之东。”[2]455事实上,移治相如县是其子张德润所为,这在正德《蓬州志》中有过翔实考辨:

元至元戊寅,始自云山徙相如县司马相如祠堂之左,今治是也。……按《左丞张大悦墓碑记》,宋宝祐戊午为元宪宗八年,守蓬,降于元。至元七年,请老,其子德润袭爵。十年冬卒。十五年戊寅,州自云山迁治相如县。旧记误谓张大悦迁州,考之未详也。又按《王教授墓志》,东川副都元帅张公德润与之为莫逆交,至元甲戌,举之为蓬州云云。又任化龙《重修州学记》,戊寅混一,移治相如。至元壬辰秋,蜀省右丞张德润倡义捐俸廪以贲饰圣贤像。记作于皇庆二年,亦不言大悦迁州。今考其时,意者为德润迁也。俟更考之。[9]卷三,830

这段考辨的角度和结论都是正确的。“戊寅混一,移治相如”是继任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所为,而不是其父张大悦。所谓“考其时”,即至元七年(1270)张大悦请老退休,至元十年(1273)去世,而至元十五年(1278)移治相如县,也就是说,移治相如县时已过世5年了。

当然就是在正德年间编修《蓬州志》时,仍然学者坚持张大悦移治的传统说法,时任蓬州儒学学正卿惟贤在《重修蓬州治记》中说:“按蓬州,古咸安郡也。旧在蓬池。宋淳乙巳武节大夫杨大渊始迁于云山。及元至元戊寅,右丞张大悦复迁于果州相如县,建治于相如故宅之东。”[9]卷三,58看来,即使在元明时就分不清迁治相如县究竟是张大悦还是张德润了。

张德润将蓬州治所迁至相如县,相如县成为蓬州首县。但由于长期战乱,人烟稀少,政务简易,元朝整并了蓬州属县。据《元史》载:

蓬州……元初立宣抚都元帅府,后罢。至元二十年,立蓬州路总管府。后复为蓬州,领三县。相如,至元二十年以金城寨入焉。营山,下,至元二十年并良山入焉。仪陇,下,至元二十年并蓬池、伏虞入焉。[5]卷六十,1440

从这段文字可知,蓬州由战前的五县变成了战后的三县,即相如县、营山县、仪陇县,其中相如县还是由顺庆府划拨过来的,实际上就营山、仪陇两县而已,原良山县并入营山县,原蓬池、伏虞二县并入仪陇县。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金城寨并入相如县。此寨位于相如、岳池、南充三县交界的金城山上,现已无从知晓原来属于何州何县,或许是战时驻扎军队的独立建制。

注释:

东门右壁碑刻,原本没有标题,后世或因记述方便,称为《宝祐纪功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17AKG004)。


作者简介:蔡东洲(1962- ),男,四川平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巴蜀文化、宋史和四川古城寨研究。邱瑞强(1991- ),男,河北景县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巴蜀古城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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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8 01: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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