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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南部县文明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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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5 22: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早期的先民

南部在远古时期,县境内林木葱笼,气候温暖潮湿。20世纪50至60年代,大桥、升钟、窑场等地出土有古象类、鱼类化石。1959年,在南隆镇嘉陵江畔涌泉坝,1979年在度门镇报本寺,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均为新石器时代文物。从采集到的石杵、石斧、圈足盘、夹砂罐来看,其风格、火候、精细程度,很接近巫山大溪文化,表明距今至少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境内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战国时一本叫《禹贡》书,称今天四川为梁州。梁州向夏朝上贡,走水路,“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潜指嘉陵江,沔指汉江,意思是,沿嘉陵江溯航,经汉江上游,再经渭水至关中平原,过黄河就到了夏都(山西夏县)。可见当时中原与嘉陵江流域有所交往,时间在公元前20—16世纪。

《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说夏禹在涂山开会,有很多个国家带着玉和丝绸去参加。当时九州大地遍布许多小国,嘉陵江中游两岸,有若干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部落,也纷纷建立了一个个小国家。其居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阆中夷”。《汉书·地理志》载,阆中有“彭道将池在南”。秦汉时,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道"(道与县同级),将池是灌溉设施。故阆中夷又称“彭人”。春秋中叶,蜀王鳖灵曾占据阆中。县地又受蜀地文化影响。战国中期,巴王于公元前4世纪迁巴都于阆中,南部县地从此属巴国,彭人继又称“巴人"。巴王“化其教而力务农",巴人为县境农业的开发付出了辛劳。战国中期,秦贪巴蜀之富,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国,并巴国,秦置巴郡于江州(重庆),阆中建县,南部为阆中(彭道)所辖。其时,秦对巴国的统治阶级和部族采取羁縻政策,即笼络收买,君长可娶秦女为妻,部民“复除徭役”,即不服劳役,所以境内巴人又被称为“复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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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0:40 | 显示全部楼层
秦、两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强化郡县制,调整行政区划,分阆中,置充国县,县域在阆中与垫江(合川)之间,县治在今大桥镇东北楼房坪,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一。西汉初(公元前202年),分充国南部(包括今西充、南充、蓬安等县)置安汉县,汉时充国县辖区遂减少了一半。充国县界东连宕渠,南接安汉,西依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此后,充国与阆中时并时分,或合为一县,或分设两县。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充国县以宝马河为界,置西充国县与南充国县,边界依旧。西充国县治仍在原充国县治(今大桥镇东北),南充国县治即今南隆镇,距现在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考“充国"之所以名“充",据《春秋左传词典》释“徭役繁"为充。秦朝大兴土木,充国处石牛道旁,服劳役的人最多。充国县城地处巴王国都附近,属畿内之县,“县"与“国"两字古时可通借,故称“充国"。《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汉代巴人又被称作“賨人”,或称“巴賨”。秦伐楚,楚汉相争,刘邦打天下,均以巴蜀为大后方,賨人为统治者提供了大量兵源和粮食,说明县境农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秦汉之时,官方曾有组织的大量移民,充国境内又增加了不少中原汉人,同时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也被他们带了进来。民族的融合,加快了境内农业开发的步伐,充国县地物阜民丰,谯周《三巴记》民谣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当时,西河两岸多为谯、张、侯姓士族地主的食邑和封土,平坝种稻已很普及,广泛运用牛耕,人工养猪,池中养鱼,并用大麻、苎麻织賨布,即便是丘低山区,也是粮食有余,能酿美酒。从光华乡汤家坝汉墓出土的陶田、陶猪、陶鸡、陶鸭来看,充国境内“土植五容,牲具六畜”(摘自《华阳国志·巴志》),农、林、牧、渔、织多业齐备,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形成。

据《四川历史农业地理》载,按巴西土地14县平均计算,充国幅员3000平方公里,土地熟化达7400余市顷。又据《四川人口史》,巴西人口14县平均数计算,充国西汉有人口6.4万,东汉达到7.7万。那时,县境气温约高于现在,雨量充沛,草丰林茂,实不愧为嘉陵江岸的一块膏腴之地。

嘉陵江古亦名西汉水,不仅为县境带来市井繁荣,田园牧歌,且有沙金“供岁岁洗取”。汉代,我县盐业已依照李冰之法,掘深井汲水煮盐。《县志》载,时已设有盐官,为四川17个盐井县之一,川北仅有。

西汉,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人口增长带来文化昌明。文翁治蜀兴义教,充国土地上也造就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谯荣始。他研究并整理过《尚书》,通晓《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籍,名扬州郡,是我县最早的一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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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1: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间

自蜀汉后, 成汉、东晋、前秦、后蜀,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直到隋统一天下,经360余年。东晋至南齐时期,西充国与南充国均属梁州(治汉中)的巴西郡(治阆中)管辖。南梁至隋,阆中建南梁北巴州巴西郡,后又置隆州盘龙郡,治所皆在阆中,辖西南二充国。这一时期,巴蜀政权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凋敝,人口大减,气候严寒,农业萎缩。据《四川人口史》记载,蜀汉亡,西南二充国仅2600余户人家。魏元帝曹奂强制性移民,晋武帝司马炎伐东吴征兵,境内人口继续减少,到刘宋时,县境总人口仅1000余户。其间,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北方灾荒,引起略阳、天水等6郡巴氐流民进川,二充国本为巴賨故乡,但寄食的流民日子久了,“主客不能相饶”(摘自《华阳国志·大同志》),流民东下荆湘,西迁成都平原。公元303年,李雄据蜀,成汉政权减租减赋,“事少役稀,民多殷实”(引文与上同),县境内有短期的繁荣。刘宋时又因战乱,人口外流,本土杂草丛生,野兔出没,僚人建僚县(相当今日民族自治县)西国县、南国县以治之,属北巴西郡。后来北巴西郡领阆中、汉昌二县寄治新巴郡(江油境)。僚人一度建僚郡——南部郡。僚人是成汉时李寿从臧柯(今贵阳、福泉)引入蜀地,僚人成了县境主要居民。僚人居深山丘谷,不为编户,不纳赋税,无姓氏,“性又无知,殆同**",史称“僚乱”(见《北史·僚传》)。但僚人学习汉人,辛勤垦殖,刀耕火种,县境出现了畲(she)田农业,使萎缩了的农业生产得以缓慢复苏。

齐末梁初,人囗回升。《魏书·邢峦传》称巴西郡“户余四万”,西国县、南国县人当在4000户以上,僚人约占七成。梁天监二年(503年),改南国县为“南部县",治所南古镇,至今有1500余年的历史。时南部东界相如(今蓬安),南界安汉(顺庆),西邻西充国,北接阆中县,东北与仪陇相连。

梁天监三年(504年)。夏侯道迁降魏,南部县隶属北魏,梁天监八年(509年),北魏兵败,南梁夺回阆中,建南梁北巴州复置北巴西郡,又于西充国县置木兰郡、金迁郡、掌天郡,辖充国县、金匮县(治所今升钟镇晋安坝)、西水县(治所今西河乡严家坝)。梁大同中(535一545年),南梁北巴州复置南部郡领南部县。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改南梁北巴州为隆州,北巴西郡为盘龙郡(治阆中),南部郡更名新安郡,又改西充国县为晋城县、金匮县为晋安县。同时并木兰、掌天二郡入金迁郡。金迁郡辖晋城、晋安、西水三县。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元年(557年)省新安郡并入盘龙郡。

此一时期,南部杰出人物有西充国县人谯周,南充国县人张嶷,后蜀君主谯纵,成汉皇帝李雄的母亲皇太后罗氏女等。此外,还有南朝时任梁、陈封疆大吏,四次任刺史、六次升将军,官至司空、太尉的侯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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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581年隋统一全国,经唐和五代,历379年。隋开皇三年(583年)推行州县二级制,金迁、盘龙二郡并入隆州(治阆中),又省晋安县入晋城县,时南部、晋城、西水三县皆隶属隆州。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西水县移治所彭定故宅(今保城乡),是年又罢隆州复置巴西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晋城县为晋安县,分南部、晋安二县地置新井县(治今大桥镇),这又分相如(今蓬安)、南部二县地置新城县,后改名新政县(今仪陇新政镇)。其时,又复置隆州,南部、晋安、新政、新井、西水五县均隶属隆州,李隆基先天元年(712年),改隆州为阆中郡。唐贞观初,全国分十道,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南部属山南西道(治今汉中)阆州所辖。五代前蜀时,废唐道制,后唐时在阆中置保宁军,南部均属阆州管辖。

隋唐时期,处于川中盆地北部一隅的南部,长时期无狼烟战火,社会较为安定。隋唐之初皆推行均田制,酒坊、盐业都不征税,得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恢复农业,使僚人的汉化比周边邻县及早完成,粗陋的畬田农业让位于牛耕农业。宝马河以东低丘地方得到全面开发,山原田(山坡上的旱地)普遍出现。宝马河以西地方雷鸣田(靠雨水灌溉)增多。此时,我县又进入川北的温暖期,颇具种植农作物的气候条件。县境河川种稻芋,旱地种粟、菽(黄豆),秋播越冬作物豌豆、小麦、芸苔(即油菜),年获两熟(《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各类作物产量均比汉代约增加一倍(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所谓“菱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稻米已经很多。从此,南北朝一度荒衰的南部县进入繁荣。安史之乱后,蜀中久安,赋役疏弛,承平日久,天宝年间人口增至6万(参考《四川人口史》《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巴西人口耕地折算)。阆州,盛唐时辖9县,有5县(新政、新井、西水、晋安、南部)土地为今南部辖区所跨,一直称“地辟人富居蜀中之半,当东道要冲"(见《通典》卷176),列为四川第二大经济文化中心。王建守利州(广元)进退两难时,谋士周庠谒见于军门,分析形势说:阆州“得其地以广形胜,得其士以增卒伍”,王建接受了周的建议,出兵袭取了阆中,“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见《四川古代史稿》引《九国志》)。后来王建独吞了全川之地,建立了前蜀。五代虽有动乱,亦未波及县境。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隋唐时期县境的手工业、盐业也应时而发展。汉僚广种桑麻,为丝绸业、“僚布”生产提供了原料。南部、阆中丝绸,盛唐时其数量在长安列第七等(当时只有八等);以花色品种多样而名列前茅,有绫、绸、锦、绢数种(见曹尔秦《唐代长安的丝绸》)。丝绸进长安,能做到“文彩珍奇”,达到“天上取样人间织”一般的华丽。南部盐业,经隋唐免征盐税90年,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四川68个产盐县之一。

经济繁荣,带来文化昌隆。隋唐之际,我县代表着盆北一隅的富丽兴盛,属文化敦治之区,正如《蜀中广记》称:“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俭而文”。隋开皇初(581年),我县建儒学于县治西,今状元桥畔。唐开元六年(718年)始兴书院,广施教化,盛唐取进士4人。如“涉学明经,轻财务施”的鲜于仲通,破蕃护国安民的鲜于叔明,均出生在我县。此外,隋唐佛教盛行摩崖石刻工艺精湛。碑院禹迹山大佛,盘龙回龙山《沈荣功德记》,度门万寿山摩崖造像等,均反映出隋唐之世我县文化有过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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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2:22 | 显示全部楼层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全国统一,至公元1371年“大夏"亡,这一时期共411年。北宋改道为路,南部县为利州路(今广元)属阆州所辖。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省晋安为镇并入西水县(治今保城)。南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年),蒙军扰境,南隆古治徙跨鳌山。元代建置袭宋制,至元一十年(1283年)将新政、新井、西水三县并入南部,属广元路保宁府。此时,南部东界相如(今蓬安)、营山,南界西充、南充,西邻普安(今剑阁),北邻阆中,东北与仪陇接壤,西南与盐亭相连。

五代至北宋,四川动乱时有发生,县境仍无战火侵扰,故经济稳定,农业能持续发展。在北宋崇宁初,县境人口猛增到8.13万,超过汉唐。所谓“垒石相次,抱土成田”的梯田出现,使县内耕地达到6540余市顷(人口、耕地均照《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阆州资料折算)。自隋唐以来,民丰物阜,“地暖气清",西河两岸,风光宜人,三月有“梅青麦绿世界",八月“稻畦残水入秋池"。及至南宋,南部、阆中等地仍没有粜场(米市),米粮远销荆湘(资料来源同前)。此一时期,我县人繁地富,生态环境尤佳。丘陵地带,森林盖率在35%以上,部分高丘尚有原始森林。据《保宁府志》载,红鹤翔集于春林芳岸,鹿群游荡于幽谷深溪。《宋史》载常有虎群出没,《太平广记》载有亚洲象与巨猿残存。寺观、城镇、河川、道旁,草木竞荣,清泉碧水。竹篁绿树簇拥着的农家小院,炊烟袅袅,呈现给我们的是良好生环境下的田园诗(以上资料参见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两宋时,我县手工纺织业与盐业在隋唐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南宋时川北气候转寒,棉织布衣备受民众喜爱,棉花成功,元代气候温暖得以推广。南宋至元代,我县开始用织布,代替秦汉以来的賨布、僚布生产。丝绸生产,环绕梓、果、阆、蓬、巴、遂等州,在某些方面超过成都府路,阆州各绸业由品种繁发展为数量多(见《四川古代史稿》)。染色工艺水平提高,能保持艳丽不褪色。尤其莲绫、熟绫、鹅溪绢等品类驰誉东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南部盐业。宋代在盐政上优待灶民、厚利商贾,盐井技术提高。以竹筒小井代替大井,用木轮大车(称“天车")提升汲卤筒,县境出现“长筒汲井熬雪霜,辘轳咿呀官道旁"的人文景观。但自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后,蒙兵入侵县境,40余年兵戈不息,人民外逃,境内野无烟火,农地退耕退林,南部一片废墟。元朝统一天下然陆续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可是一直未到宋代水平。

两宋时,我县崇文敬贤,文风鼎盛,衣冠之族迭起,一直保持汉唐遗风。进士,北宋58人,南宋27人,元有17人。状元宋有3人。举人,宋有4人,元有8人。记入史籍的有北宋水利世家陈省华及三个儿子尧叟、尧佐、尧咨。他们两状元一进士,两宰相一太尉。有轻科举重修身,为政清廉的北宋状元马涓,有集贤院撰修,北宋诗人鲜于侁,北宋时,我县被誉为“礼义之邦”“诗礼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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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2:59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清、民国时期

明、清、民国,历时581年。明洪武四年(1371年),南部县治从跨鳌山迁还南隆旧址(文庙街)。洪武十年(1377年),南部并入阆中,三年后复置县。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载:“南部去府70里,四境之内,东西广230里,南北宽115里。东至仪陇县界石头市80里,南至南充县大石口120里,西到盐亭县寨垭铺150里,北至阆中县银井铺35里。”清代相沿,辖区略有增减,面积2900余平方公里,均大于现今南部面积。民国三年(1914年),南部隶属嘉陵道(治阆中),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属四川第11行政督察区(治今顺庆)。

明朝开国,在四川推行移民垦荒,军民编户屯田,经济逐渐恢复。从此,县境有了外籍移民,田野有了生机。外籍移民又称“入籍客民”。他们广修陂塘堤堰,确保农业,如温家堰、严家堰、大堰等,直到清代仍蓄水使用。明朝还鼓励农民广种桑、蜡、果、茶,发展实业。《明会典·茶课》载:洪武年间,南部、阆中“巴茶"调运陕西茶马司换马,朝廷免除茶户徭役。嘉靖时,南部、西充白蜡产量冠绝全川,由京师采办(见明嘉靖《保宁府志》)。是时,县境大坪、伏虎等地“云中石路依山转,涧外畬田趁水斜",粗放的农业已与唐初极为相似。明宣德、景泰时巳达“民朴而殷富;牛马成群,寄宿于野”的程度。至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已达2.68万(照《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保宁府及其卫所人口估算),耕地按明嘉靖岁征秋米3093.9石(见明嘉靖《保宁府志》)计,官民田约1000市顷,比之元代大大加,但又远远低于唐宋。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不停,县境人口骤减。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入川,县境“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见清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健在的丁口不过数百人。清康年间实行招垦政策,如遣返外流绅宦及流民还籍;允许外省并民来川插土为业;新垦土地起科年限宽至10年等。到雍正六年(1728年),全县人口增加到7.4万,明代旧的田土复垦完毕,南部人在一片蒿莱之上获得耕地6153.3市顷,是为“康雍复垦"成果。湖广及东南各省客民,他们带来各自的生产技术因地制宜,改造了县内崎岖破碎的低山丘陵,梯田梯地重新出现。他们改雷鸣田为冬水田,用筒车、龙骨车汲灌,水田普及育秧移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带来的玉米、红苕与小麦、豆类连作,提高了复种指数(见《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乾嘉之际,桑桐果树等经济林木则种植到丘陇山岗,垂直分布的农业景观再次出现。有人曾记当时情景:“路袅山腰,一望小峰联络,如馒头饭颗,桑桐种山顶山半,沟底水田一片。首夏日,豆麦满山岗,可救荒"(见清光绪《丁治纪行四种》)。这种“以粮代牧,向荒山要粮"的近代农业地理发展趋势,乾嘉拓殖时代就开创了先河。到清末,林地减少,明代常出没的鹿、麂、红鹤也不见了,清初富驿、伏虎的虎群也不见了。人口增加却很快,嘉

年(1796年)为12万,光绪末(1906年)则为61.48万。耕地则增加缓慢,清末不过8000余市顷(包括嘉庆以后开垦的土地和免课田)。据有关资料估算,我县在明建文帝时平均每市亩产粮118斤,乾隆时则为152斤,咸丰年间则为232斤。随着人口猛增,县内基本上达到“一勺泥沙,亦无虚置”(1931年董时进《考察四川农业的报告》)的地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全县幅员2800平方公里,人口70万,耕地仅1.1万市顷。其粮食总产2.7亿斤,人均产量达389斤。那样的耕作条件,达到如此数额,已可谓“地尽其利,人尽其力”了。

明清之际,南部经济由衰败逐渐走向恢复,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主体是自耕农、佃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清末到民国,自然经济的藩篱被冲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较为突出。这是因为南部县地,随着盐业发展,商业活跃,商品性农业日益发展,如棉花、蚕茧、桐油、生丝、白蜡等,都进入流通领域。较为典型的是棉花。棉花自宋元之时迅速传入盆地北部,《王桢农书》称“北来”。明洪武时又强令民田5—10%用于植棉,至万历时全县植棉已很普及。清乾嘉之世,棉花种植得到长足发展,但鸦片战争后,国外棉织品涌入四川,对植棉与棉纺业以沉重打击,抗战前夕,军阀割据,交通阻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棉入境,客观上挽救了县境棉农的危机。此时,美洲棉种入境,产量高,土地贫瘠地方植棉强于种稻,农民植棉趋之若鹜。1939年我县棉田10.4万亩,占经济作物的41.2%,1943年棉田面积达18.03万亩,据当时《四川省概况》载,30—40年代,全省棉花种植集中在涪江与嘉陵江中游,南部、盐亭、仪陇被列为川北重点植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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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5 22:43:28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盐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清初为了发展盐业,承认井灶为老百姓私产,政府只对其课税。顺治十七年(1660年)对新凿成的井,“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即免税3年。从此,南部盐业迅速恢复。康雍期间,我县列为四川40个产盐县之一。全川有福兴、华池、富荣、云安、永通五大盐区,南部、西充属于福兴盐区。乾隆二年(1737年)在定水西河渡口设盐大使,南部年征盐课税银575.1两,盐井数发展到436眼。到清末,盐井大量开凿,“天车如竹笋,高耸入云天”,盐井数达8125眼,税银及附加每年达6000两。当时农村地主兼并土地,失地的农民出卖劳力,灶户雇用廉价劳力,使南部盐厂规模扩大,盐业职工人数剧增。钻井技术上,除打捞和补腔有新的突破外,钻井深度也超过60丈,包括大窍、小眼计300余米,深者达400米。本世纪初,经化学检验分析,南部巴盐氯化钠含量占95.7%以上,卤清味正,品位较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获成都土特产品赛会奖。民国初,改盐厂为盐场,南阆盐场为川北11个盐场之一。军阀混战政出多门,附加过重,盐井数虽增加到18742眼之多,但灶户、商贩均获利甚微。抗战期间,南部巴盐供应面增大,除行销川北17县外,陕南、甘南28州县亦由此供应,盐井数增加到两万余眼,灶商达3142户,是为南部盐业最兴旺的时期。为了负担抗日军费,每担盐税提高到5.6元。1941年,南阆盐场产盐为42.95万担,达到产量的极高峰,全赖8400余盐业职工努力生产,为支援抗日付出了辛劳。

纵观清朝以来南部盐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世界虽已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直接向近代机械化大生产过渡,国内也在自贡等地举步艰难地进行着改革,而南部盐业一直停留在天车竹筒采卤阶段。这主要是由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缺乏可望转于盐业的资本,导致历史悠久的南部盐业因后天不足而落后于外地,烧外地运来的昂贵煤炭,以至于完全利用本地柴茅稿秆熬盐,使林木葱茏的山林经历年砍伐渐有薪源难继之忧。20世纪60年代,南部盐业终致停产。

育材树人。明清至民国,、南部仍然是华夏文明的积淀之地,典型的经济文化之区。地灵人杰,俊采星驰。据记载,明代有进士53人,举人46人,贡士148人,武科5人。清代有进士8人,举人97人,贡士208人,武科67人。这在阆州九县中,南部一直领先。民国十三年(1924年)创办南部中学,四十年代又创办私立民宜与建南中学,农村有富驿大公中学。解放前全县有中学4所,中心小学43所,保国民校505所,文盲占人口75%以上,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邻县西充、盐亭。就在上述那些为数不多的学校里,简易的教学环境中,依然培育出一批批栋梁之材和有识之士。

资料来源:《南部之光》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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