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上庄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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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县上庄池氏

一、分布

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上庄村
二、迁移

清末民初，到北京通州开染坊，遂定居。

三、谱牒

平定《西河池氏家谱》

四、古建筑

池庄故居、池必卿故居

五、人物

1、人物录

池氏：王兴妻，贞烈。（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二＞平定州）（档号 02-01-005-022753-0041 题名 题请旌表平定州烈妇池氏事 责任者A 刘於义 官职爵位A 山西巡抚 原纪年 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池庄（1881～1957），字子临，平定上庄村人。幼读私塾，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斋采矿冶金专业，并奖给进士功名。辛亥革命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被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民国三年(1914)八月，弃政从教，任山西大学庶务主任、事务主任兼讲授采矿学和本校附设高中物理课程。还担任山西工业专门学校庶务长，同时多方联络教育界人土筹建了私立友仁中学并亲自出任校长。民国五年十月，山西省地方自治促进会成立，他被吸收为会员。民国二十六年，日军侵华！携眷属返回平定故里任教村学。1950年，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次年，被选为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57年8月27日因病逝世。（池瑞林：回忆我的曾祖父——池莊

池必卿（1917-2007），平定县上庄村人，贵州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中共8大代表、第11、12届中央委员，13大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4大代表，15－17大列席代表。2007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怀念池必卿》长子池太峰，太原育英学校1962届初中，毕业于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次子池太崴，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麦克尼斯州立大学计算机系获得硕士学位，曾任美国奥卡太平洋咨询公司数据信息库总结构师，美国Excel数据公司高级数据仓库结构师。在数据仓库、数据库设计和系统分析与集成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三子池太岩在文革后获取了大专英语教育，曾在中国煤炭设备进出口行业任职多年。四子池太岚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任国际商务管理教授并获得卡尔斯库宾教席教授的荣誉，2015年被选为国际商务学会院士，2016年开始担任该领域国际顶尖学术杂志【国际商务研究杂志】的编辑，并在多个国际顶尖商务管理杂志任编委。

池秀云（1936.2-2004.5），女，山西平定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山西省商业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家谱学会理事、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编委会委员、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研究馆员职称。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著作《〈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等。事迹收入《中国专家》《世界名人录》和《中国当代名人大典》。被评为山西省文化厅优秀共产党员。

王良珍：我的伯母池秀云——古籍书香度春秋

池晓兰，祖籍山西平定，1931年12月生于太原。1959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历任绛县中学历史教师、政治教师，绛县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等职，1988年12月退休，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池晓玲，女，1961年3月生，山西阳泉人。1982年青海医学院本科毕业。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肝脏科主任医师、二级正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第六批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广东省名中医、岭南名医、广东省首批名中医师承项目指导老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中医重点肝病专科学术带头人及项目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是广东省中医院肝病科主任、政协第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编出版慢病管理专著《中医特色慢病管理》

池瑞林，1973年11月生，平定上庄村人。热爱文字和艺术，爱好旅游和摄影。

2、人物传

池必卿(1918~2007)，原名池长胜，字必卿，阳泉市平定县上庄村人。1937年7月经李维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至1951年12月任中共榆次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八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列席代表。

1918年1月2日，池必卿生于平定县上庄村。1925年至1935年在上庄村小学、平定县立中学附属高小、平定县立中学读书。1935年8月，考入太原友仁中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学习和宣传新思潮的组织“读书会”。1936年12月，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敌救亡先锋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本校抗先队队长和民先队小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派池必卿回到平定县组织游击队，担任中队支部委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后又担任晋冀豫边区中共和顺县委委员兼二区区委书记、中共平(定)东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赞皇县委书记、中共井(陉)获(鹿)县委书记。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他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发展新党员，在基层普遍建立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1938年10月，到晋冀豫边区党校学习。1939年2月，任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主席。1943年2月，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五地委委员兼农会主席。他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将深人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确定农民永佃权和清理旧债作为农救总会的工作纲领，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3年12月，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党校参加整风。

1945年5月，池必卿调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二地委工作，先后任太行二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8年1月，任太行二地委书记。任职期间，领导开展了新解放区的反奸反特、清算匪霸等斗争，摧毁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广泛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参战，发动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为解放晋中做出了贡献。1948年8月，调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池必卿任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农村工委副书记。同年8月，任中共榆次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0年6月至1951年5月，兼任榆次专署专员。任职期间，领导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寿阳7县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彻底消灭了区内封建制度，基本肃清了内外敌人的残余力量和各种封建余孽，巩固、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致力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研究制定了改变山区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政策规定，在工业生产中进行了民主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榆次专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2年3月，池必卿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1954年9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大同六一六厂筹备组主任，负责筹备新中国第一个坦克发动机生产基地。1955年8月起，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兼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积极稳妥地在太原市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同年12月，不再兼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池必卿受到冲击。1967年7月，在北京军区农支工小组协助工作。1969年7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6月，再次受到诬陷和迫害。1975年8月恢复工作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6月，池必卿调贵州省工作，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兼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同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代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主席。1980年7月至1985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任职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消除派性;把全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组织制定了富民强黔的发展规划，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尊重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5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将自己近60年的革命活动进行回忆整理，撰写出数十万字的《功在桑梓，情留大地》一书。

2007年11月17日，池必卿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共晋中党史人物传》

附录：

学洙同志：

1月8日来信早已收到，勿念。十多年了，突然收到老朋友一封信，很高兴。春节将到，请允许我向您、许多熟悉的同志和你的全家问好，并拜个早年。

随信寄来的贵州日报经济周刊收阅。实际在收阅的前两天，我已看过你写的文章《也谈贵州现象》，此文写的好。(你文章中，把我提一下，评价过高了。首先是小平同志下决心放开的，中央多数赞成，才有可能出现的包干到户。)贵州同别的地区的差距，不仅以前就有，确如你所说的，这几年又拉大了。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不能否认。其原因只能估计：一是投入不足，二是主观方面的事情。问题是一旦发现投入不足，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想办法。否则就只能讲是人的问题了。我干的那几年，速度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当时我才敢于提出到本世纪末或更长一点时间，赶上全国人均水平的奋斗目标。问题在于提出后，不久就被改了，去掉这个口号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党中央提的是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我才根据实际和全国要求提了一个赶上全国水平。觉得还可以，不是胡吹乱讲的，财政收入四年已经翻了一番，粮食是中央每年统调入十亿斤。纸烟、酒的税收，我不赞成中央收回。但我刚下台，中央就收走了。以后就不清楚了。现在的中央同志到贵州一看，才知道还有这么穷的个地方，觉得很奇怪。过去人们很少到那里去，咱们来北京讲这种情况，他们可能半信半疑。所以就出现了所谓“贵州现象”(指落后吧)。……也想了许多办法。但在短期内改变落后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赞成你写的那文章。惊动惊动，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苦干几十年把经济、科技、教育水平提高一大步，不是没有可能的。只作高官，不干实事，怎么办都不行。你的信上说：“颇引起省内一些共鸣”，这个就好。省统计局同志给我说，去年的速度是6％左右，今天看了贵州日报，已改为9％了。这个可能是某些人把乡村企业的产值人为地提高了些。如属实，就不怎么好。无论如何，乡村企业、工业、商业加起来叫做国民生产总值，不能人为地提高。提高了迟早要出乱子就是了。全民所有制工交企业，山西省亏损者为30％多一点，贵州近60％。这个与农民落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原因何在?要弄清楚一下有XX(字潦草认不清)。你既然关心“贵州现象”，如果身体允许，通过人大或政协的名义深摸一下，提出些意见，促进促进好不好?

吴亦侠到贵州工作好，这个人在十三大召开前我认识，他来过一次，希望能同他合作，把贵州现象变一变。

落后地方经济赶一赶万岁!

质量第一的条件下，把速度提高一点，但绝不要虚报浮夸。扎扎实实工作万岁!

因循守旧要不得，得过且过要不得，自我陶醉更不好，谦虚万岁!

这封信你阅后，立即焚毁，不要向外传。

敬礼!

池必卿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摘录自《怀念池必卿》＞刘学洙＜省报总编眼中的省委书记＞

古籍整理与室名别号

池秀云

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值得自豪的。

我国古籍究竟有多大的数目，这是整理古籍需要搞清楚的一个前提。六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五十年代出版的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续贩书偶记》，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这三大块的数据加起来将近七万种，剔除其中少许重复，再把佛教的佛藏算进去，加上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等，说古籍近八万种并不夸大。

我们山西省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代和近代有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仅从山西省图书馆古籍藏书来看，古籍线装书共有21649种，281585册；其中古籍善本3534种，约5万余册；达到国家标准级善本古籍806种，1755册；地方文献共724种，11409册。如果把地、县藏书计算在内，古籍文献的数字将会更大。特别应当指出，山西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版本而言，多为明清刻本，宋、金、元版为数不多，但各个时代均有，且为海内孤本，或罕见珍本。如北宋刻《佛说北斗七星经》，元刻《龙龛法宝大藏》雇页，这些都是古籍中的珍品。

我们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闪耀着中华儿女的智慧结晶。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对于我们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西省图书馆建馆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五年间，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集体组织编写了《山西历史地名录》、《中日朝越四国历史年代对照表》、《(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山西历史地名通检》、《宰相世家》、《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山西省古籍善本书目》等等。但是必须看到，从总体上讲，研究赶不上需要，整理赶不上研究，目录赶不上整理。由于目录甚少，直接影响了整理古籍的进度和研究成果的出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许多人只注重研究成果，不了解整理与研究的内在联系，尤其不懂得目录作为一门学科在整理和研究古籍中的重要位置和运用价值。这就要依靠学习来提高认识，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近十多年来，在山西省图书馆和省地方志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利用在古籍部工作的特殊有利条件，从事目录学的研究和整理。1985年编印了一本37万字的《(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获省历史学会二等奖，全国图书馆二次文献优秀奖。紧接着编写《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75万字。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纵贯古今(上至春秋，下至当代)，辞条言简意赅，通俗适用，读者一册在手，可免检索之苦。有关专家认为， “具有涵盖广、收辞多、释文详的优点，是一部适用价值较高的历史工具书。”

我编写《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是一个新的尝试，完全是从实际需要选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经常地、大量地碰到一个人与人的称谓问题。我国历史上很多的书籍，作者不写真名，只署室名或号。因为我国历代读书人喜欢对自己居所起一个或多个室名。同时，在自己的原名之外，还有乳名、小名、艺名、译名、笔名、别号等，这些名和号，大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所处的境况与愿望。通过名和号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对于我们后人要想弄清一些典籍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却带来了许多困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前人已编篡过关于室名、别号的工具书。宋人徐先溥编的《自号录》、清人葛万里编的《别号录》、近人有陈德芸先生编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先生编的《室名别号索引》，都为读者提供了工具书，给阅读和使用古籍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但这些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它们只是将别号、室名引还到本名或室名的主人。对本人的生卒年、生平事迹等扼要情况不录。但是在我们分编图书时，在序、跋、卷端下，或在书口中、封面上经常遇到室名和别号。查以上工具书，只能得出室名主人本名的生活朝代。如“万卷楼”的主人吴自新，只知他是明朝人是不够的，明代长达270多年，因此还必须再查找其他工具书或资料。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人名若想知道有关的一些简单情况，还需另费工夫查找资料，这样阅读研究的劲头和思路往往就会被打断。

1982年，在全国古籍辞善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按照国家善本书的著录条例要求， “著者除以字行者外，一律不用别号或字，原书以著者别号题名，应加以考订著录其真实姓名”，如《艳妆新语》二卷，著名题“清湖上笠翁撰”。根据条例要求，就得将“湖上笠翁”引还到本名李渔。另外鉴定版本时也常遇到这种情况。如《三国志》，在书口上刻有“汲古阁”三个字样。究竟《三国志》是在何时刻的，打开陈乃乾的《室名别号索引》一看，上写“明常熟毛晋”。明代长达270多年，《三国志》究竟是在明代的那一年刻的，还得进一步查找有关毛晋的资料，这样就不知又要翻多少工具书，才能找到毛晋。当时，在陈先生的《室名别号索引》的启发之下，我就想编一本比《室名别号索引》更详细一点的书。从此我便开始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编成了一部《历史名人室名别号辞典》。

这部辞典覆盖面比较大，对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不同学科的名家均有记载。收集了我国历代著书家、藏书家、刻书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学家、训诂学家、教育家、医学家、书画家、篆刻家、动植物学家，以及佛学家、道学家等的“室名”和“号”，最早的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丘，最晚是编入《辞海》中的当代各类名人，如动物学家王家揖等。全编共有“室名”和“号”1931条，人名6370条。

本辞典纵贯古今，横述生平，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一生梗概，便于进行深入的研究。《辞典》标举历史人物的“室名”和“号”为条目，每目之下按序注明姓名、字、号、室名”和“号”为条目，每目之下按序注明姓名、字、号、室名、朝代、籍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生卒年不详者，据其活动事迹插入适当位置。知其大约者，用“约”字表示。这样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比如《三国志》，根据其它资料已判断出它是明末清初刻本。那么我们进一步查“汲古阁”究竟存在何时，就可得到准确的答案。通过查《历史名人室名别号辞典》可知，毛晋生于明万历26年，卒于清顺治16年，这就可以肯定《三国志》是明末清初的刻本。（选自《理论探索》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