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才是真正的中国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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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网络传媒铺天盖地庆祝父亲节，争相在网上孝敬父亲，追思父亲，殊不知早于美国若干年之前，我们的国家就设立了本民族自己的父亲节。在今日实在有必要正本溯源，让我们回归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文《八八父亲节缘起》。当时，日军虽败局已定，但尚未投降，上海仍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倡议“暗中表示怀念祖国之意”，实有风险。文章末尾，公开署名的首倡者共10人，分别是：颜惠庆、袁希濂、陈青士、梅兰芳、史致富、严独鹤、费穆、陆干臣、富文寿、张一渠。

上述诸人，均系名流，虽久处沦陷区，但爱国之志仍存。如颜惠庆于北洋时代，曾任外交总长、署理国务总理等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遭日军所执，次年被迫返回上海，坚持不出任汪伪政府任何的官方职务。

1945年的这次民间发起的“父亲节”活动，影响范围有限。1946年5月，又有上海名流潘公展、李石曾、宋汉章、王晓籁、杜月笙、吴稚晖、李登辉（原复旦大学校长）、钱永铭等数十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求定每年的8月8日为“父亲节”。其理由是：

“中国八年抗战，终究得到了最后胜利，这八年中阵亡将士不可计数，而这辈将士，前赴后继，杀敌致果的忠勇精神，实受父亲平日教养和随时激励的结果，所以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十分伟大。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维然女士，发起母亲节，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因为她们对于国家有伟大贡献；我们应该效法先例，规定父亲节，同时纪念这次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与兄，因为他们对国家也有伟大影响，使父和母同沾其光。”

该请求获国民政府批准。每年的8月8日，遂成为全国性质的法定“父亲节”。是日，子女佩花以作纪念——父亲健在者，佩以红花；逝世者，佩以白花。为什么将父亲节定在8月8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8月8日是“爸爸"的谐音，符合中国人的认知逻辑；二是借父亲节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父兄。

作为“父亲节”的首倡者之一，1946年8月7日，颜惠庆被邀请去“青年会”做关于“父亲节”的演讲，“谈了不同社会中父亲的地位和责任”。次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报上满载关于‘父亲节’的报道”。1946年，“八八父亲节”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定节日。当年8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第六版的副刊刊登了读者甲乙木的文章《父亲节的话》，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则在第六版刊发了《关于“父亲节”的闲话》一文，庆祝父亲节，仅此而已。

而同一天的《申报》却显示，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今日庆祝“ 父亲节”，义卖纪念花充作助学金》的新闻报道。据报道，8月7日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内热闹非凡，两百多人盛装出席，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父亲节庆祝会。会上，一位父亲面容慈祥地站起身，接过儿子呈献的一束鲜花，现场弥漫着感人的浓浓亲情。在发起人的带动下，与会人士齐声高唱《父亲颂》：“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乌反哺，爱我母，爱我父……”同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所收款项共计857万元。在同版报纸的左下角，还列有详细的捐款名单。

还是在同一张报纸上，当天还刊登了一则以《庆祝父亲节伟大贡献》为大标题的1/3版广告。这是一家墨膏厂的广告，副标题为《敬请全国父亲一致鼓励子女晨起习字》，发动“父亲节书法竞赛活动”。可见，利用节日促销商品的历史由来已久。

1947年，即“八八父亲节”被定为法定假日的第二年，上海的庆祝活动更为丰富。据《益世报》报道，“八月八日父亲节，沪市将有一番盛况”，并介绍父亲节在上海“扩大推行”。《申报》依然关注父亲节，并开辟了父亲节纪念专刊。纪念专刊有一则声明，原文为：“今日父亲节，本刊特选编有关文艺作品数篇，籍慰天下父母心。《一寸山河一寸血》暂停一期，特此声明。”《一寸山河一寸血》为该报当时的连载文章。

这一年的父亲节前夕，上海《儿童故事月刊》发起了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的一个报花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父亲节征文今日在<儿童故事月刊>揭晓》，旁边标注了《儿童故事月刊》的价格和订购方式。这一活动依旧与商业活动有关，可见，当时便有不少商家看中节日的商业效应，越来越多地盯上了这个新兴节日——父亲节。

“父亲节”为什么受到冷遇

中国人崇尚孝道、尊敬父母，然而却不善于表达感情，尤其对父亲，正如父亲不善于对子女表达爱一样。因而，有伦理学家认为，60多年前，当中国发起设立属于自己的“父亲节”之时，这种不善表达的传统也影响了父亲节的推广和普及。

天津伦理学会副会长、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赵士辉向记者介绍，在封建时期，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更多地承担经济责任。那时候人口多，为养家糊口，父亲必须劳苦奔波，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就更多地落在了母亲身上。因此，孩子多与母亲感情更深，而和父亲接触较少，自然比较疏远。这是造成父亲与子女之间不善表达感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八八父亲节”受到冷遇的一个因素。

不过在男女平等的今天，母亲与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均等，父亲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子女的某些生活习惯、思想作风，都与父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湮没无闻的《父亲颂》

一、“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

1946年8月5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的礼堂里，一批男女青年正为即将到来的父亲节排练歌曲《父亲颂》。歌词共两节，特录于下。

（一）

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

羊跪乳，鸟反哺，爱我父，爱我母。

为我拿起锤与斧，为我背起弓与弩。

荆棘山林耕与耡，绿野千里田与圃。

（二）

苍苍古树根与土，世世劳苦父与祖。

点点汗，粒粒谷，父与祖，子与父。

风风雨雨愁与苦，子子孙孙歌与舞。

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

《父亲颂》的曲作者黃贻钧，“一位全能的艺术大家，集指挥、作曲、演奏、教育于一体”，被上海交响乐团誉为“精神领袖”。他1934年进入上海百代公司国乐队，后来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成为当时最早进入该乐队的四位中国演奏家之一。他创作的《花好月圆》管弦乐曲，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脍炙人口，被誉为“国韵华章”，进入“中国十首著名民乐合奏曲”之列。1981年，黄贻钧应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德国《世界报》对此评论说：“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上，第一次出现来自远东的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先生。”

《父亲颂》的歌词作者费穆，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导演。其代表作《小城之春》把中国传统美学和电影语言进行完美嫁接，开创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之先河，20个世纪80年代被海外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之首。

费穆也是中国父亲节的发起人之一。

如同春节、重阳节和中秋节一样，这些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反而是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洋节日被人们趋之若鹜，这实际上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国家强盛，首先本民族必须有自信，自信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基础上，更要表现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如同“八八父亲节”，本来早已设置，我们却一股脑儿丢到太平洋里，反而去追逐舶来品的节日，岂不是令人感到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