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医防服务队中的“温州兵”（池昭业、池仁远）

池氏义工

2009-09-28

　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

　　这是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

　　这是一趟刻骨铭心的精神之旅

　　对我们这一代来讲，尽管我们小时候听过无数个抗美援朝英雄们的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生活的变迁，这些英雄及英雄们的故事甚至包括整个朝鲜战争的历史都已渐渐地淡化。然而我们上一辈或再上一辈，他们的记忆可不是轻易能够抹掉的，就在昨天，我碰到了一群相聚一堂的老人们，他们年已花甲，子孙满堂。他们已不再年轻，但一提起年轻时的那一段经历便一下子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于是他们神情激昂，于是他们争先回忆，于是他们谈笑风生，于是他们笑容灿烂。他们，便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八纵队里的“温州兵”。

　　时间追溯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的口号遍响全国，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主动请缨前往朝鲜战场。温州自然也不例外。在卫生界，报名参加医疗队的更是踊跃纷争。其中有位姓仇的护士，在报名的时节，当即改名“仇美”，足见当时现场的气氛之热烈。按照当时的报名条件，凡医疗队成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身体状况良好、政治素质极佳、专业技术过硬。三者不得缺一。经过多次筛选，温州共有24位医务工作者入选，并被编入由国家抗美援朝总会统一命名的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八队。由金志纯(已故)、王汉青等人带队，翌年奔赴朝鲜。

　　池仁远(原温州医学院医学系文任、教授，兼附一医内科主任)说：“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的号召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所以思想工作比较充分。我就是抱着准备牺牲的思想去朝鲜的，而且一过鸭绿江，敌机就确实在等着我们似的，在头顶上狂轰乱炸。”池仁远当时是临床化验员，整天与几千名伤员的血液、尿液打交道，但他任劳任怨，稍有点空，还提着把二胡到病区里慰问伤员们，为他们演奏或配合医防队里其他同志搞一场小型的演出。已经两次立功的池仁远是乐观的，他说：“对我来说，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与任务，我就感到无比的荣光。”那一年，池仁远只有十七岁。

　　杨志明(原附一医检验科检验师)说：“志愿军打战很勇敢，那些重病员只要能开口讲话的，都表示自己没关系，是轻伤。我们不算最可爱的人，真正最可爱的人就是这些战斗在前线的士兵。”杨志明出身较为贫苦，他十分感谢党给了他这次能够一报忠心的机会，能够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出力几乎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当时他虽然仅仅是一位消毒员，但能干该干的他都自愿地去干，真的闲了就主动地去挖防空洞。而病区的消毒器皿不够，他便和他人一起将那些空的气油筒用石头架起来，把医疗器具放进去，汽油筒又大又深，消毒时他们也只能凭感觉来判断是否已达到要求，所以就在一边用木棍不时地敲打筒身，如果声音不再沉闷了，就说明里边水已蒸发得不多了。有一次轮到他护送一批伤员转移，恰逢司机已经三天没睡，不小心车子滚入溪沟，只能弃车。于是他就与其它护送人员将伤员们一个个重新背到另一辆车上。杨志明说：“我最心痛的是看见自己的战士们负伤。不能因为我们的一次失误而让伤员们再次受伤或耽误病情。”

　　池昭业(原附一医药剂主任)说：“该讲的大家都讲到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和王汉青队长一起返回北京取药，中途老是撞着敌机，东躲西避的，觉得美国佬也实在太强横了。回到北京后，恰逢斯大林逝世，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两位小学生一看见我们的装扮，就高兴叫着志愿军叔叔，拉着我们到他们家里坐坐，一块儿听听收音机，可我们觉得一路上总有人在盯稍我们似的，到了学生的家里，还没缓口气吃一点人家热情送过来的茶点，外头就有人要我们马上到某一个地方接受询问。去了那个地方，有几个'便衣'就将我们的袋子全部打开检查，还哗啦啦地倒出来，一看到我们的证书和勋章，便尴尬地说了声对不起。我们当时觉得非常气愤，你们平常嘴里唱着什么'最可爱的人'，真正站到你面前了，竟然是如此地怀疑和对待。后来一想，其实我们也是冤枉他们，因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是那么地厉害，每个人的身边仿佛都可能隐藏着特务，况且斯大林死了，人人都戴上黑纱，唯独我们两个没戴别说，还挤来逛去打听什么，没把你抓起来才怪呢。”池昭业讲话比较幽默，他家世代宗医，阿爷是有名的中医学老前辈池仲霖。他是医防队中一直在本行业干到老的人之一。池昭业还说，有一次在做手术时，刚好碰个一个温州伤兵，是瑞安人，一时间在病区的所有温州人都兴奋地奔走相告，这可是我们来到朝鲜后头一回碰到受伤的老乡，大家都纷纷围过来向他了解前方战情，这老乡更有意思，开始还一副痛楚的样子，一听到这么多的乡音向他问好，竟然也忘记了疼痛，呵呵地笑了。

　　杨瑞龄(原防疫站化验科化验师)说：“我只觉得和作为中国人，在过去一段时期，一些正义的战争都打输了，耻辱很多，比如鸦片战争。而抗美援朝战争，尽管我还很穷，我们有胆量与美国人一搏，打得他们心惊肉颤，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真正站起来了。”杨瑞龄对于卫生防疫这一门有着较深的功底，也是温州人中唯一已成家的人，为了祖国的需要，毅然告别了他的妻子儿女。但或许由于思想上比较独立，故在五六年因种种原因被打成了右派，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本行工作，但他依旧无怨无悔的加入'改造'队伍，从不吹嘘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立功成绩，直到平反昭雪，照旧回到了原单位继续埋头苦干。这不就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中国百姓的品德么。

　　韩永楷(某机关退休干部)：“我当时前去报名时节也只有20岁，一听到美国凭空侵略朝鲜，每个人都会感到义愤填膺。”韩永楷当时是药济师，但伤员很多，因此手头老是缺药。尤其是用量最大的葡萄糖液，经常是和池昭业几人自制，躲过敌机跑到附近的溪谷里弄些水来，即做即用，从没超过24小时。而当时每个人又绝对遵守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以柴火也是比较短缺的，大都是那些被炮弹炸毁的枯桩树梗。敌机经常实施地毯式轰炸，黑鸦鸦的一片，因此伤员不断。韩永楷说：“我们周围几乎到处是'馒头坟'，里面葬的都是我们最可爱的战士们。前边打得最激烈时，病区里反而显得安静些，战斗一结束，病区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前方在流血，后方也常常付出血的代价。有一次张凤瑛护送两车的病员到后方医院，一出车便碰上了敌机，前一辆车的司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打开车灯直冲而去，将敌机吸引过去，敌机跟着凶猛的扫射，两个护送人员英勇地牺牲了。

　　张凤瑛(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书记)回忆说，当年她报名时，毅然将自己两岁的婴儿放在了母亲家。她不愁别的，只愁组织上难以批准她参加。张凤瑛到达朝鲜后，领导委派她单独负责一个病区，并作为一名综合性护理示范员去管理整个病区。而所谓的病区则由方圆十几公里的十几个防洞组成，一到晚上查巡，整个病区外一片漆黑，只能凭感觉从一个防空洞摸到另一个防空洞，不得有灯火显露，否则很容易被敌方发现。病区内灯光也不大明亮，工作起来可不方便，加上医生短缺，致使张凤英经常不得不做些果断措施，或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如在医生不在的情况下刚好碰上某病员出现险况，就先用药，再向医生汇报。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这只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一次，张凤瑛在巡查时突然听到旁边一个伤员的异常的呻吟，职业的敏感性使她马上动手检查伤员的伤口。是动脉破裂！张凤瑛举目找人，病区里除了她和成群的伤员们再无他人，她当机立断，用绷带将破裂处扎紧，直等到医生过来才松手。对张凤瑛来说，这类事例很多，她也因此两次获得三等功。“每救一人，我的心里就十分地宽慰。而每抬进来一位伤员，我们就'咯登'一下，心情更加沉重。”张凤瑛说，“是当时的环境培养了我的个性，我因此变得更加果断和坚强。”

　　朝鲜战争结束后，医防队的队员们个个立功荣归故里。在北京，他们受到了中央卫生部领导的亲切接见。而当听到这些可爱的“温州兵”回到了他们阔别了一年零一个多月的温州时，市民及他们的同行都已迫不急待地跑到瓯北那边作夹道欢迎，市政府在市府大院内(现墨池坊)设宴招待，并请他们在温州地区作巡回报告。回想当时，老人们感慨地说：50年过去了，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段历史的珍贵，虽然有些同志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精神依旧与我们同在。是的，这段历史不但对这些亲身经历朝鲜战争的老同志们是珍贵的，应该说它对整个中国都是珍贵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年轻人，更具有一种跨时代的教育意义。谢谢你们，老一辈的抗美援朝的同志们，你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来自：温州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