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義（义）：池老师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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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故事系列：
2006-12-13


　　那年十月，我这本书的第一稿就写好了。所以，我在第一稿的最末尾，加了段这样的文字：
　　在这些故事要结束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欣喜的。
　　我准备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在今年第一场雪还没下之前，亲自带一本书回去送给她。
　　然而，我并没有做到。

　　一是后来觉得书的结构还需要很多调整；二是池老师对初稿有意见。
　　我的初稿，写她故事的部份，都是用她第一人称的语气。所以她先是简短地说了句：「没什么好发表的。」又加了句：「你不能用我的第一人称来写我的故事，我会写自己的回忆录。」
　　一方面是清楚她的脾气，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书的内容也有困惑，拿不准池老师和我自己故事之间的比重，于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这本书的稿子就躲进了我手提电脑D盘的某一个角落。只是我从没停止过不时把它翻找出来，调调这里，写写那里，然后再放回去——不论是在家里睡不着的夜晚，或是在旅途上某个宿所的床上。
　　想要把这本书里的故事和别人分享的念头，越来越强。
　　最后我大幅加入一些本来不想讲的自己的故事，然后把池老师的部份也改了一个写法。
　　于是，你把故事一路看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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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一段池老师所说的话，无论如何我还是得照她的原样写出来。这段话，主要是她二○○○年在台湾的时候，我整理的笔记。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起回到那个四月，一个阳光明媚怡人的午后，听这个老太太缓缓地讲一段话。我想，她不会责怪我如此引用的：

　　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你们那一届是釜山华侨中学十分特殊，很精萃的一届。
　　同学里，铿锵有致，各有各的特色。更重要的是求学的态度认真。
　　一般来说，侨中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外国，对自己的环境和前途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求学的目的何在，因此都有点萎糜，没有振作的精神。
　　想到在抗战时期那些中国学生，饭吃不饱，衣服破破烂烂，甚至因为日军空袭，夜晚不能点灯，连书都不能读，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大家还在努力向上，再看到侨中许多学生的浑浑噩噩，我由衷地难过。
　　因此我常常问同学：「你们父母辛辛苦苦赚钱，把你们送进学校，希望你们学好，为什么你们却不肯好好读书呢？」
　　那些同学都回答：「老师啊，反正高中毕业后我们还是要开饭馆，拉炸酱面啊。」
　　我说：「可是，就算同样是拉炸酱面，你如果懂一些人生的道理，知道人应该怎么生活，这样和一个一窍不通，只想赚两个小钱而卖炸酱面的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呢？」
　　他们说：「都一样。」
　　我说：「绝对不一样。」
　　人需要开窍，懂一些事情。开了窍，难题就不足以成难题，遇到问题和困难，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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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英雄、天才，那是做不到的。可是人之所以要成长，也就是要按照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克服自己应该可以克服的问题。
　　所以，学问固然要紧，但我认为学问还是第二。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头脑清晰地分析自己的环境与条件，然后能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也因为这样，当老师，我从不以学生为学生，而把学生当自己的弟弟、妺妺看待。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从课本，而是从社会和环境中所学到的。所以，要拉着弟弟妺妺的手，仔细地引导他们。引导他，但是不要小看他。要向他们学习，大家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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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是如此。
　　有一次，大儿子早上提着书包要上学，跟我要一笔老师交待回来拿的学校费用。我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跟我说呢？任何家庭，都不是任何时候说要拿钱出来就拿得出来的。就算是大富翁，他的钱存在银行里，也不是随时要他掏钱出来就办得到的。所以我不给。去学校是不是挨骂，挨揍，我要他自己承担。
　　我儿子听了，把书包扔掉，说不上学了。我也说：「好啊，你不上学，我从明天起也不必出去工作赚钱供你们读书了。」他听我这么说，穿著鞋子就冲上炕来，拿了书包就去上学。晚上回来，看他脸色，没有任何异样，问他如何，他说老师没有责怪他，只要明天带去就好。
　　这样我才跟他讲一个道理：人不是临时要做什么就能做到的。前后要仔细考虑一番。明天的事，今天要仔细想想，预先准备。这样明天的工作才会轻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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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在华侨中学待了那么久，多少也是因为我对韩国社会起了点不满的心理。
　　看到社会上的人，大家不顾公共利益，只顾自私自利。可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不是如此，正好相反。
　　韩国人，是内向而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日本人占据三十年，把一切都扭曲，影响至今。小时候在东北，见识了很多日本人挑拨中国人和韩国人为了挖水田沟渠而发生的冲突。为了方便统治，日本人更透过种种离间的方法，来制造韩国人内部的矛盾，有意无意地让韩国人之间为一点点小利小益而争执。
　　今天韩国人之奢侈、虚荣，也与此有关。奢侈、虚荣，都是暴发户才有的心态。日据时代，大家本来都很贫穷，因此日本人就扶持一些亲日派崛起，透过这些亲日派拥有财富的示范，来笼络人心，进一步扭曲大家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希望韩国人一点都不要开窍，以便进行他们的「御化政策」。
　　韩国人今天忘记了过去的传统，奢靡污腐，西方的影响也脱不了干系。本来我也努力学英文，查字典，练习阅读，但是光复后回到韩国，看到不论老少都要把英文朗朗上口的样子，就一气之下再也不学英文了。这些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韩国的光复是因为美国人的关系。近几百年来，韩国人实在经历了太多考验。
　　天助自助。自己振作，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被大家尊重。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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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价值，在于自尊。泯灭了自尊，任何名利也没有意义。每个人都要活出他自己所特有的自尊，每个民族也是。大家都有自尊，就可以携手前行，互相拍一下肩膀。
　　有人曾经说这是「世界化」的时代。但，如果是放弃了我们民族自尊的世界化，是没有意义的。
　　一九四○年左右，曾经有中国官员慕名而来看我的文章，说：「你已经和我们中国人写得没什么不同了。」然后又邀请我在韩国光复之后加入中国籍。
　　我说：「中国文化很好，韩国文化也很好。现在抗战时期我认为如此，光复后就更没有理由要入中国籍。等我们韩国光复后，也希望你来入韩国籍。」对方哈哈大笑。
　　韩国疆域没有中国那么大，但也正因为小，所以历史和文化遗迹很多，几乎处处都是。要研究韩国和中国的历史，如果能从双方不同的角度互相比较、对照，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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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政治。政，可以说是「正」「文」。但现在不是。因此，我对一些政治人物，如白凡金九（注：韩国建国元勋），都只认为是不平凡的人物，很尊敬，但没有崇拜。
　　近来一直思考人类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还是个「贪」字。有九十九万的人，看到别人有一万，不是想和平共处，而是想抢过来让自己变为一百万。
　　我最佩服的人，还是五柳先生，陶渊明。归去来兮。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那种做人干干净净的感觉，才让人觉得真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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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以农立国。特别重视节气与自然。像是我们有句成语「三寒四暖」，就是韩国冬天气候的最佳写照。
　　人，应该属于大自然的一部份。因此，应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文明的进化，不见得是好事。过去是低度发展的文明，今天是高度发展的文明，有电话，有汽车……但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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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起起伏伏。可是应该可以这么说：每个时代，清醒的人多，那个社会就能振作起来；清醒的人少，那个社会就会走入灭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清醒，但最起码应该要求自己清醒。
　　韩国社会，几十年来，清醒的人也越来越少。私人的欲望太大，为了自己的利益，计较太大、太多。甚至有人故意放弃自己当一个清醒的人。因为做一个清醒的人很辛苦，第一要经得起穷困的考验，第二要经得起寂寞的考验。
　　要改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最好的方法，或是快捷方式，反而是最花时间的事：道道地地，真正地做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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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八十岁了，脸上长了斑，这应该是内分泌不足，失调，但是不想动手术。我小孙女就说：动手术很痛，并且动了之后就不是我奶奶了。
　　小孙女有一天问我：「天为什么这么高？」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天这么高，我的祷告就不容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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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一生，真是坎坷不平。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而言，没有什么后悔。我一直是凭着良心，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乐意做的事情，成败则不放在心上。
　　我没有追求过富贵，只是以自己的努力，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像别人过得那么华丽和富裕，但是想到曾经遭遇过那么多大家都说没有希望的难关，结果还是克服，没有垮掉，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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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年，七十八岁以前，搭地铁，有年轻人让位我也不坐。可是从去年开始，有人让，我也就坐了。有时候，也有年轻人不肯让位，别人看不过去骂他们的话，我就说：「没关系，他们是老了的年轻人。我是年轻的老人。」
　　对于死亡，我没有任何恐惧的心理。
　　我相信物质不灭。精神和肉体同时存在。死亡，只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肉体的消灭与结束。精神则还是存在，不过会另变一个模样。也许变成一只鸟，一只蝴蝶，一朵花，也许成为菩萨，也许成为正相反的另一种存在。怎么变，变大变小，不是我们能作主的，上天自然有所安排。
　　变了模样之后，别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仍然存在。所以我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要变换面目的时刻，很乐意接受这个时刻的来临，而不会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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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去东北。
　　过去有三次机会回东北，但都错过。
　　很多人回去过，都说变了，不要去了。以前的山有很多森林，现在都光秃秃的，找不回以前的模样。这又要谈到日本人。日本人以前就把林木采伐一空，然后在松花江上顺流漂下。
　　可是，不论东北到底如何，我还是想再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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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根源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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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很苦恼于「文化」的定义。有些行业，被称之为「文化事业」。有些人，被称之为「文化人」。「文化」，似乎被界定了特别的作用与意义。我不觉其然，但又说不清楚自己的困惑，只得不断思考自己的定义。
　　后来找到一个答案。
　　文化，就是一个特定时空之下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观。足以提升这种共识与价值观的工作，都是文化工作。与行业无关，与人的身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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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池老师，再对照我所认识的韩国文化，让我特别体会到文化中共识与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多么微细。稍稍用力大一些，小一些，其影响又多么深远。
　　今天韩国文化里一些浮面的例子，其根源的面貌应该大不相同。

　　着重形式与排场，其根源其实在于对「礼」的重视。
　　阶级观念浓烈，其根源应在于重视伦理。
　　爱好玩乐，其根源在于以农立国，重视四季节气的作息。
　　激烈的地域主义，其根源在于对乡土的热爱，对自我存在的重视。
　　行事激进而冲动，其根源在于勇于承担。
　　得意而易于忘形，其根源在于进取之心强烈。

　　根源再美好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观，一旦这个环节那个环节的成份力量重了一点点，就变质出这么多糟滓。
　　文化也者，就是这么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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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韩国人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采取种种决心与行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从来不欠缺决心与行动，他们缺的只是对时间的耐心。
　　因为没有这种对时间的耐心，所以他们刚在一九九七年加入以已开发国家为会员的OECD组织，却在次年就成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牺牲者，被国际货币基金（IMF）介入，形成所谓第二次国耻。
　　因为没有这种对时间的耐心，所以他们刚在前两年以手机、影视、美容整形等新兴产业而令人刮目相看，并摆脱亚洲金融风暴的困境而自豪，眼下又面临了因滥发信用卡造成新的金融危机，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难题。
　　他们总在奋力一跃，而又总在奋力一跃之后发现新的踏空。
　　二○○四年台北国际书展上，我听一位韩国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韩国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不但举国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更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经济与理财头脑，因此近两年最畅销的新书类型是，教中学生年纪的孩子如何掌握经济与理财。
　　我很担心这又是一个新的奋力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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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又想起池老师。
　　想起她在安养的住宅里那一种很特别的寂静，暖暖的冬阳把汉城的嘈杂隔在另一个世界的寂静。想起我那个朋友悄声说「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韩国人了」的口气。
　　我也重新找出她曾经为纪念父亲池青天，以及韩国抗日运动的人士而写的一本书，翻出她在前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每当我去上坟的时候，总是听到一种呼喊的声音。从泥封土掩的坟墓，从寥寥刻着姓名三字的碑石，还是从周围的林木、草丛中，不可能出现那种声音的。然而，我却总是听到那种巨大的呼喊声。是谁？是哪些人？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如此放声大喊？我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想发现是怎么回事。」
　　她所热爱的民族，她所奉献心力而重建的国家，如此在历史中流变着，她看在眼里又是什么感受呢？她曾经说，她会在华侨中学待了那么久，「多少也是因为我对韩国社会起了点不满的心理」，那现在呢？
　　我想问她，但也一直不敢问她，不忍问她。
　　可是就在写到这本书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想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回答。
　　我想起她说的另一段话：
　　「每个时代，清醒的人多，那个社会就能振作起来；清醒的人少，那个社会就会走入灭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清醒，但最起码应该要求自己清醒。」
　　「韩国社会，几十年来，清醒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做一个清醒的人很辛苦，第一要经得起穷困的考验，第二要经得起寂寞的考验。」
　　「要改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最好的方法，或是捷径，反而是最花时间的事：道道地地，真正地做好教育。」

　　文化的调整，还是要回到教育。教育是条最远的路，但也是最近的路。看它最远，还是最近，只是因为看待时间的角度不同。而我如果要提醒别人对时间多一些耐心，那么自己就必须先要如此。
　　池老师不会反对我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