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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池雷鸣:陈河《沙捞越战事》的叙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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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8 00: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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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陈河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

自法国作家福楼拜和美国作家、评论家亨利•詹姆斯开始自觉地将注意力转向小说的形式技巧以来,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就不在仅仅取决于小说家对于“事”的虚构,还取决于小说家对于“叙”的把握。而小说家陈河,在《沙捞越战事》中,对于“叙事”的自觉追求,显示了“高超的叙述故事的能力和技巧” (1),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为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


一、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张力美

在阅读《沙捞越战事》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疑问一直吸引着我们:周天化到底是真实的存在者,还是作者虚构的想象物?小说的叙述者一直都在乐此不疲的引述着诸如“麦克将军的回忆录”、“军事档案”“英国伦敦军事出版社的《马来亚战史》、”“当时的报道记载”、“老兵李泰鸿”、“加拿大军事博物馆”、“加拿大军事档案馆”、“留下来的历史照片”等现实中的真实存在,让我们相信这段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从而确保主人公周天化经历的真实性。但是在叙述到周天化个人的经历时,叙述者却不得不转变为限制性的叙述者,要么寄托于第三者的讲述,要么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合理的构建。对于周天化为什么选择马匹,而不是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在冰山里走了近三个月,“一直迷惑不解”;对于周天化空投沙捞越丛林的时间,他也语焉不详,“开始的时候说是六月四号,后面又说是七月二号”(2);对于周天化到底有没有日本血统,他也只能表示一种猜测;至于周天化有没有后裔,更是“谁也不知道”(3)。于是,对于读者而言,对小说中叙述者的“可信”与“不可信”(4)的存疑,带来了这种真实与虚构的混乱,从而在阅读思考中逐渐的形成一种张力,是选择相信,还是选择怀疑?并尝试去追究其后的成因。

我们发现,在叙述者的叙述过程中,除了依赖一些可靠的历史史实之外,一些真实存在的有过亲身经历的历史人物,比如彼德•刘的讲述,成为了他让读者相信的重要依据。正是彼德•刘的讲述,让我们得知了周天化骑马而行的真正目的,他的“一些说法”也为周天化的血统提供了一些线索。其实,有关叙述者的这种做法,读者们并不陌生,早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中,叙述者就有了类似的做法。只不过与《红高粱》中叙述者一再强调历史人物的老朽昏聩,“老太婆顶秃的象一个陶罐,面孔都朽了,干手上秃者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筋”(5),“她的话破碎凌乱,象一群随风遍地滚的树叶”(6),暗示他们讲述的不可信不同,《沙捞越战事》的叙述者却强调历史人物的健硕,“这个时候他八十多岁了,眼睛好得还可以瞄准打靶”(7),暗示出彼德•刘记忆的可信,“人们终于明白了周天化骑马过洛基山的秘密”(8)。正当读者倾向与认同叙述者的可信性,弥补着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空隙时,在小说的尾声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周天化到底是怎样死的?年迈却康健的彼德•刘说是神鹰“连开三枪把他打死了”(9),但英国和加拿大军方却“一直称他是在和日本人的战斗中战死的”(10)。于是形成了一种叙述上的对立。刚刚过去的真实与虚构,可信与不可信的迷惑又再次卷土重来,我们到底该相信谁?读者们不得不再次重头到尾思索整部小说。

其实整部小说,存在着三种叙述,一是公开性的历史叙述,比如军方档案、回忆录,媒体报道、照片等,二是亲历者的历史回顾,比如彼德•刘的讲述,另外一种则是叙述者的叙述,比如周天化的个人性的经历(11)。实际上,这三种叙述都是通过叙述者“叙述”给受述者的,但是与前两种叙述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叙述者在第三种叙述中,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周天化所有的离我们距离最遥远,令我们感到最神奇甚至神秘的经历,都依赖于叙述者的讲述。但现在的问题是,第一种叙述和第二种叙述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都曾相信过他们的讲述,一方是历史史实,一方是亲历者的回顾,他们都具有现实中的“可信性”,然而他们却让我们迷惑。何为真实,何为虚构?谁是真实,谁是虚构?两者之间的张力迫使我们进一步思索。最终发觉,其实我们无从取舍,只能质疑。如果历史史实和亲历者回顾,都令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依据去质疑第三种天马行空的叙述呢?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开始从“话语”转移到“故事”。

沙捞越的土著依班族,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思议,他们离我们的现实这么遥远。但他们又让我们这么惊奇,这么着迷。虽然我们可能对小说中的那些离奇的故事会有所怀疑,但当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已经让我们彼惫不堪时,我们又找不到不相信的理由。更何况,叙述者的“叙述”是那么的可信。在对依班族少女的“阿娃孙谷”之屋的具体描述之前,叙述者先向我们讲述了世界大多数土著部落,对于女孩子第一次月经之血的恐惧态度和离奇措施,为下面的故事的离奇性做好了类似于知识普及性质的铺垫。既然其他土著可以这样偏离我们惯常的生活方式,依班族有为何不可呢?少女猜兰和周天化在“阿娃孙谷”里的媾合,可能随意地令人惊讶,但面对叙述者这样的解释,“要知道,在恶劣的丛林自然环境里,依班女人的平均寿面只有三十多岁,所以她们会早熟并尽量多地享受一点性的乐趣”(12),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宽容甚至默许猜兰的率性。更何况,之后,猜兰对周天化不惜一个人孤零地住在禁忌之屋的一片痴情,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份原始女孩不计利害的单纯,在分量上,是要超出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静秋式单纯(13)的。这个时候,故事的真与假已经不在是一种困扰,我们内心真切的感动,是真实的,是不可能被虚构的。这样真实与虚构的对立,在我们的感动中暂时的得以调和,同时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纠结之后的美。

如果说,依班族的故事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多少带来了点意外的奇趣,甚至有感于猜兰的单纯而产生出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汉南•帕屈克和莱迪这两个间谍的故事,给我们的却是生活的残酷和沉重。相对于汉南•帕屈克在英军地位上的微小,莱迪在马共的历史地位中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得到过苏共和中共的认可,他的间谍身份被一层一层的揭露的过程,也是读者一点一点受冲击的过程。我们不得不再次思索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要走出具体的文本,一步一步地进入更广阔的生活本身之中。我们又想起了上述的历史史实和亲历者回顾的对立,开始质疑历史的真相,开始思索谁在替我们建构历史?此际,叙述者开始直接干涉我们的阅读,“读者对于这个小说里突然插入这样一个题外的故事和人物可能会觉得不适。然而必要的阅读耐心还是需要的,相信艾菲尔克追寻这段历史真相一定有他的理由”(14),想让我们耐心的去思索剑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艾菲尔克追寻历史真相的“理由”。实际上,我们已经无法忽视艾菲尔克的意义,因为这关乎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甚至产生出了阅读艾菲尔克教授在“二00六年六月在墨尔本举行的英军兵败马来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议上”(15)所提交的那篇论文《隐瞒了的间谍事件》的冲动并油然生出一股质疑的力量,去追究我们在生活中被隐瞒了什么?

至此,有关真实和虚构的争执,实际上是叙述者的叙述策略,他渴望引导着读者们去跨越真实和虚构的沟壑,勇于质疑所谓的“宏大叙事”的真实性,去探究和追寻历史真相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总之,他想要给我们质疑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一种由阅读而来的无与伦比的美?

但是我们不应该感谢叙述者,应该知道叙述者和作者并不是等同的,当叙述者违反隐含作者(16)的规范时,就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17),也就意味着,有些时候,我们盲目地相信叙述者的叙述,就正好陷入叙述的“圈套”之中,越是相信,越是偏离隐含作者的真正意图,从而成为一个“愚昧”的读者。当然并不是每一篇小说中,都会存在“不可靠的叙述”,但是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读者,我们应该具备这种分辨的能力。不管怎样,我们的解读不能仅仅止步于叙述者,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去挖掘隐含作者的创作立场和写作动机。
既然叙述者所有的叙述策略,都离不开隐含作者的思索,那么叙述者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美,就必然内蕴着隐含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沙捞越战事》的陈河或隐含作者,透过“真实与虚构”,想要告诉他的读者什么?他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一点一点让读者具有了质疑真相和正视虚构的能力,其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再次回顾汉南•帕屈克的故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汉南•帕屈克的间谍行为让英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他被临时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他的尸体被抛到了海里”(18),但这却不是我们在现实中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在现实中,汉南•帕屈克是光荣战死的勇士,以一个好名声留在历史之中。而这一历史事件的澄清,要归功于艾菲尔克的勇于质疑的精神,他让世人醒悟到了历史的隐瞒或遮蔽与真相还原的必要。

我们再来看小说的结束句,“但是不会有人去做这件事的,因为周天化只是一个普通的华裔二战士兵”(19)。“普通的华裔二战士兵”,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真实的阅读体验,在整部小说中,周天化并不“普通”,他不仅有令人着迷的神奇经历,关键的是他是二战中几乎马来西亚所有参战力量,英军、日军、依班族、马共游击队,的连接点,在马来西亚二战历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周天化一天一夜的疾走,将可以暴露出间谍信息的电码发到伦敦,让“英国空军在南太平洋的不利情况有了改观”,“保住了海上的空军实力,没有被日本人彻底赶出南太平洋岛屿,从而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20)。像这样一位英雄,怎么可以轻易地定义为“普通”呢?这显然又是一种历史隐瞒,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质疑与发现的能力。但是与汉南•帕屈克的由坏到好的历史隐瞒不同,周天化显然被历史所矮化了。一个是败类,一个是英雄,却在历史中留下了相反的痕迹。至此,我们发现了“普通”的真正所指:不管周天化多么神奇,多么重要,他的华裔身份是不可改变的,而正是这“普通”的族裔身份,让他的历史贡献隐匿于浩瀚的历史之中。

“加拿大参加战争了,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要参军。”(21)这是周天化参军的誓言,是他几个月行走,参军申请被拒绝三次仍不弃不离的动力,也是他最后不顾猜兰的真情劝说,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历史使命的决心所在。但结果如何呢?这样具有重大贡献的华裔,仍然被加拿大的历史所简化成“普通”。那么华裔对所在国的贡献又有多少是被历史所遮蔽的呢?陈河,如张翎在《金山》、汤婷婷在《中国佬》中一样,在《沙捞越战事》中给出了自己的历史还原和真正的思考。


二、以“轻”击“重”的轻逸之美

如果在上述中,我们体验到的阅读之美,主要来自于陈河的叙述策略,那么下面将进一步去享受由他的叙事风格所带来的另一种美:轻逸之美。

战争或华人(少数族裔)移民史,这些题材本都是沉重的东西,我们还记得在阅读《金山》和《中国佬》中所感受到的沉重感和体验到的“重”的美,但陈河面对这些同样沉重的题材,却没有继续以“重”击“重”,而是用“轻”去发掘“重”或者说是用“轻”的形式负载内容之“重”。实际上,在上述“真实与虚构”的思索中,陈河已经运用了“轻”的形式,通过汉南•帕屈克的历史虚构这一鲜明对比,来反观周天化的历史矮化,进而思索华裔族群在所在国的历史定位。而这种“思索”并不是连篇累牍得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跳跃”于文本之外。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连接点,就在于小说结束时的“普通”二字之上。作者的这种沉重的思索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暴露于文本之中,他期待着读者的思索能力的不断增强,期待着他们去挖掘出文本之外的意义。同时,这也显示出,作为这个小说的创造者,陈河对于整个小说构造的整体思索是建立在“轻”这一形式之上的。

孙建秀的小说《荣誉与责任》中,对越战争中的族裔身份,一直困扰着主人公丁凯的“荣誉和责任”,同样在《沙捞越战事》中,战争中的族裔身份也在困扰着周天化,与丁凯的单纯华裔属性,可以从中国和越南的千年之战的历史中得到现实的精神抚慰不同,周天化的族裔属性要复杂得多,他具有华裔和日裔双重属性,要不要与日本人的作战的问题,要比丁凯要不要和越南人作战的疑虑沉重得多,更何况,他和日本族群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意。这让他十分困扰。但作者并没有对周天化的这种由族性和战争的对立所带来的困扰给予多少描述,而是通过一次简短的对话。这次对话发生在周天化和自己心爱的日本姑娘香子离别之际:

“香子,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要是我去和日本人打仗,你会恨我吗?”

“天化君,你这真是难倒我了。我是一个女人家,一个卖艺的歌妓,真的不懂那么多事情。天化君,让我来弹一曲三弦为你作歌吧。也许这个长歌里什么都说明白了。”(22)

这番对话,让我们想起了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那个穿着飞鞋,用铜盾反射的影像打败美杜莎那原本无法逃避的石化的目光的,轻逸的珀尔修斯。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拒绝直视。在这里,陈河也是如此,他把所有的沉重,用一首歌的形式,通过心爱女人的吟唱来舒缓掉,跨越了生活事实与轻逸笔触之间的鸿沟(23)。这种“跨越”还体现在塑造神鹰这一人物身上。当神鹰被莱特的阴谋所陷害,不容于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时,当日本人残暴地杀害自己的亲人时,他是孤独和痛苦的。而陈河对这沉重之感的描述,“像那泛着白色泡沫的海浪,像天边那些卷着叶片状的云彩,像随着气流盘旋飞翔的海鸟一样虚无缥缈”(24),着实令人讶异。“泡沫的海浪”、“天边的云彩”、“飞翔的海鸟”,这些轻逸的意象和神鹰当时的孤独和痛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者对这些诧异的同时也是思索的时刻,对于一个上茅厕都要研读军事著作,在日本军营一边听着亲人被残暴被践踏的经历,一边吃着花酒而面不改色的英雄,与这些“虚无缥缈”的意象相联系时,他的孤独和痛苦是触目惊心的。而这触目惊心的痛感,与“普通”所蕴含的深意一样,都是超出实际文字之外的自言外之意(25)。

最后我们对于小说中轻逸之美的寻觅,落脚于周天化光荣赴死的途中。这次徒步穿越丛林的死亡之旅,不亚于珀尔修斯和美杜莎之间“轻”与“重”的酣战。

卡尔维诺发现了“升空的愿望与实际遭受的匮乏之间的联系”(26),而陈河在周天化的赴死途中,也向我们展现了“匮乏”所带了的“轻”之美。周天化“不知道为谁而站”,他的一生都困扰于“我要去哪里,我什么要去”(27),实际上是他在人性、族姓和兽性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的互相扭曲和拷打中,寻找不到存在的意义,造成了内心的空洞,出现了“匮乏”。

面对“匮乏”,陈河虽然没有卡夫卡的空空的煤桶(28)却拥有周天化飞驰的步伐,“他以一种步幅不大但频率很快的蜈蚣步子向前疾走”(29),他越是“轻”,就越是“匮乏”,“他的体力十分旺盛,但是心里却对一切感到了厌倦”(30)。当他找寻到意义的时候,“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值得挂念的人”,他的脚步“顿时沉重起来”,“他不能停下脚步,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停下脚步就会变成一根石柱” (31),他不能让猜兰的爱和对孩子的思念,填充自己的“匮乏”,他只需要“轻”,就像那飞翔的煤桶,一旦有了煤再也飞不起来。
卡尔维诺认为卡夫卡的空桶,反映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满足不了的残忍现实,并认为“这一切打开了无限反省的道路”(32)。那么陈河笔下,周天化不敢牵绊的疾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陈河在这里,打开的“无限反省之路”,是指向战争的残酷性与兽性的。周天化的迷惘是来自族性的对立,人性与兽性的对立,不管为谁而战,都无法摆脱这种残酷的二元对立。这种战争而来的“匮乏”掏空了周天化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在战争面前都成为无重之“轻”。也许这正是陈河用“轻”的形式,所承载的最为沉重的意义。

陈河,作为加拿大新移民文学作家被人所关注,似乎还是最近两年的事情。但他的创作之丰硕,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当人们还在回味着《沙捞越战事》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布偶》又已在《人民文学》刊登。可以毫不夸饰地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能让人感到某种惊喜,而这些惊喜,不仅仅是他作品的数量,重要的是,还有他作品的质量。可以说,在他的近作《沙捞越战事》中,我们再次品尝到了这种由阅读所带来的愉悦之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BZW101】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作者为博士研究生。)

(1) 徐学清:人性、兽性和族姓的战争:读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华文文学,2010.5。
(2) (3) (7) (8) (9) (10) (12) (14) (15) (18) (19) (20) (21) (22) (24) (27) (29) (30) (31)陈河:《沙捞越战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0,第15页,第249页,第182页,第185页,,第124页,第245页,第248页,第154页,第151页,第244页,第249页,第244页,第4页,第197页,第240页,第219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41页。
(4) 注意这里的叙述者的“可信”与“不可信”与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有很大不同。布斯所谓的“可靠”与“不可靠”是以是否符合隐含作者的规范为标准的,而在这里只是相对于读者阅读中的相信与否而言。
(5) (6)李丹主编:《红高粱》,莫言:《红高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12,第191页
,第192页。
(11) 这里的所谓“个人性的经历”是指,周天化的个体性体验,随着周天化的消失而不可复原的历史性亲历。比如周天化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些内心的秘密。
(13) 我以为,张艺谋在对艾米的小说《山楂树之恋》的改编中,对静秋的单纯有刻意的聚焦和渲染之意,正如冯小刚在对张翎的小说《余震》的改编中,对亲情的刻意聚焦。但既使是这样,静秋也不会在和老三的恋情中,做到类似猜兰的无所顾虑。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或现象,有待进一步思索。
(16) 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也是有所区别的同时也有所争论,大致有二种观点一种认为隐含作者就是作者本人,只不过是以一种特定面貌,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另一种则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在文本的创造物。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有关“隐含作者”的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第70-77页。我们认同第一种观点,隐含作者是限制性的真实作者。不同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就意味着是具有不同立场的真实作者。也意味着,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在某种前提下是可以暂时等同的。
(17) 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有关“不可靠叙述”的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第82-86页。
(23) 参见,【意大利】卡尔维诺,黄灿然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第2-4页。
(25) 参见,【意大利】卡尔维诺,黄灿然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第18页。
(26) 【意大利】卡尔维诺,黄灿然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第29页。
(28) 【奥】弗兰兹•卡夫卡,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铁桶骑士》,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2。
(32) 参见,【意大利】卡尔维诺,黄灿然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第30页。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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