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安与台湾的亲缘关系

chiw.org

同安与台湾的亲缘关系

颜立水

　　同安与台湾的地缘、人缘、神缘、物缘、文缘关系十分密切。这里的“同安”是指古同安而言。民国以前同安县的行政区域包括现在的金门、厦门、集美及龙海市的角美等地。因此拙文阐述同安与台湾的关系，也包括今天这些地区在内。
　　地缘，主要是指行政关系。《台湾县志》记载：“元之末，于澎湖设巡检司，以隶同安，中国之建置于是始”。《澎湖厅志》也有同类的记载。澎湖是大陆渡海登台的天然接引点，其巡检司设于元代无疑，但具体时间目前史学界尚有异议。有的学者指出，澎湖巡检司设立的时间是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即1279—1281)，晋江人陈信惠任过巡检司的官职，至元二十六年二月陈信惠调任同安县令。当时巡检司主要是征收盐课，又负责管理台湾岛屿的民政，是台湾行政建制的开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元代福建泉州路同安县统辖过台湾的行政。至于金门自北宋熙宁立都图至民国四年设县都一直隶属于同安县管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了。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原同安总兵官施琅(晋江人)率师东渡，底定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由此台湾设一府三县。翌年福建水师提督衙门移往厦门，并设“台厦兵备道”，任命“道官”辖管台湾。不久又准予台湾与厦门通航，厦门(当时为同安县嘉禾里)成了官吏和邮差往返闽台的歇足处，是我国唯一官方对台的交通口岸。因此《台湾府志》说：“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足见清代同安的厦门与台湾关系之密切。
　　人缘，体现在同安人对开发宝岛的贡献。同安背山而海，沿海渔民“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惧”，因而同安人其有海上冒险和贸易的传统，“濒海之民，转贸四方”。明末郑成功驱荷复台，康熙年闻越琅将军统一台湾，雍正十年和乾隆二十五年开放海禁等几个动荡时期，大批的同安人通过刘五店、澳头等港口涌入台湾岛。同安是当时泉州府五县移民台湾最多的县份。据l926年日本驻台总督官房调查课的调查，当年台湾在籍汉人有3，751，600人，其中同安籍有553，100人，占14.7％，为当时台湾人口的七分之一。同安人的分布遍及台湾全岛及澎潮列岛，其中又以台南、台北、台中人口最多。同安于明清时期有68个姓氏的移民到台湾“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台北县鹭州乡同安籍的人口竟占97.5％。
　　在开发建设台湾宝岛事业中，同安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涌现了许多乡贤俊杰。如投笔从戎，为郑成功参军并开发“参军庄”的陈永华(灌口人)；郑成功部将，收复台湾后主张“通洋裕国”的洪旭(马巷蔡浦人)；开发斗六门，牺牲在水沙连的林圮(铜鱼馆人)。又如被郑成功授为新竹地区“垦田令”的商人王世杰；乾隆年间在台湾树旗抗清自称“镇海威武王”的蔡牵(新厝顶人)；“开台进士”郑用锡(金门人)；“金石宗师”吕世谊(厦门入)；“外交奇才”辜鸿铭(古宅人)等，他们的业绩，增光邑乘，彪炳史册。清代同安“武功之盛为全省冠”。任过台湾总兵的陈化成(丙洲人)、林君升(井头入)、林向荣(琼头人)、蔡攀龙(金门人)、邱良功(金门人，副将)以及跟随施琅平台以军功授官的陈昂(灌口人)、吴楠(石浔人)、蒋僖(澳头人)、郭新(寮东人)、魏平翔(炉前人)、梁福星(墓前人)、许养溥(许厝人)等，也都是同安人。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定居繁衍并成望族。屏东、彰化、云林、台中等地的“同安寮”、“同安厝”、“同安村”即是当年同安人开发聚居的村落。今天台北市大龙峒和大稻埕这两处最为繁华的商业文化区，就是清代中叶同安陈逊言和林右藻两个家族开发经营的硕果。
　　神缘，是维系同安人落籍台湾的精神支柱。早时移民穿越台湾海峡，惊涛骇浪，常有樯倾楫摧，葬身鱼腹之虞。岛上荒山野林，瘴疬时疫，对先民的生命有很大的威肋。因此，几乎所有的同安移民或佩带香火，或恭奉金身，把家乡的神祗迎请到落籍地奉祀，作为他们“保境安民”的守护神。同安白礁村宋代神医吴夲(保生大帝)的神像随移民到台湾“济世拯民”，以至今天台湾有162座保生大帝的庙宇。同安马巷街奉祀明代的“池府王爷”，其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两岸黎民钦敬，因此现在台湾有250多座“池王爷”的分炉。台北市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城内)，台北市广照宫的飞天大圣(苏营)，台南县佳里镇的五府干岁(锦宅)，彰化县武龙宫的吴府千岁(洪厝)，台南县麻豆太子宫的哪叱三太子(内庵)，三重市南圣宫的“汪公祖”(赵孟颊，英埭头)，台北南天宫的大使公(灌口)以及各地奉祀的“银同妈祖”等，这些乡土神的祖庙都在同安。大陆开放以来，它们都陆续找到了自己的“根”。由于同安的移民多，所以搬请渡台的神灵也多，也就有了今天这般密切的关系。
　　文缘，凝结故乡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化。同安为朱熹过化之地，素有“正简流风，紫阳过化，海滨邹鲁，文教昌明”之誉。因此“同安文化”随着移民入台，自然在台湾扎根萌芽。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当时台湾文化还比较落后，读书人入泮比较容易，因而同安不少学子东渡求学，在台湾府考取秀才资格后回原籍参加乡试。据有关资料查录，清代同安有60多名举人、贡生是由台湾学中。如举人苏峨(苏颂裔孙)、陈楷(洋坂人)、洪谦光(马巷人)、陈霞林(西源人)，武举庄式玉(祥露人)，贡生叶道坦(岭下人)，拔贡王捷(白礁人)等。有知识的同安人在台湾或设馆授徒，或修祠造庙，或著书立说，竭力弘扬儒家文化，使得“台湾文学始日进”。陈永华于l665年向郑经提出“建圣庙，立学校”建议，得许在台北创建孔庙并设“国子监”最高学府，还到同安祖籍聘请知识分子渡台“以教秀士”。被郑成功“待为上宾”的卢若腾(金门人)著有《岛噫集》，描绘了明末清初闽台地区的社会现状。林豪(金门人)修《台湾通志》、《澎湖厅志》，撰《东瀛纪事》，为
　　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闽台史料。清末橄榄树人林湖沅，工诗善文，任过台北瀛社、萃英吟社社长；被称“文酒之盛冠北台”的林占梅，工诗书，精音乐，他们对繁荣台湾的文学艺术都有一定的影响。
　　同安人在民间建筑艺术方面也对台湾产生很大影响。清代道光年间同安人李清水在台湾芦州建造一座九厅十六房一百二十门的大厝，堪与明代陈沧江(金门人)于同安前宅创建的“九十九间”相媲美。吕世谊应台北板桥林国华、林国芳兄弟之聘，到台湾林家任家庭教师，并同诏安画家谢琯合作，设计了享有台湾著
　　名艺术建筑声誉的林家庭园。此外，大龙峒陈逊言修建的“陈悦记大厝”，开辟了“五步一秀，十步一举”的文风；新竹水田郑用锡于道光十八年依进士格式建造的“竹市进士宅”，则融进了同安人原有的乡土艺术。
　　同安民众自我娱乐的传统民间艺术，也随着移民来到宝岛。漳州锦歌，安溪采茶，同安车鼓三种民间艺术成份，是形成“台湾歌仔戏”的“遗传基因”。至今台湾屏东、高雄、台南、云林、彰化、台中等中南部沿海地区，还有农民业余车鼓队，其角色、道具、器乐、唱词、表演都与现在同安湖莲、金柄、前格、潘土等地“车鼓弄”如出一辙。而台湾宜兰、南投等地的“宋江阵”，也与同安造水、西湖、郭山、赵岗等地的“套宋江”一脉相承，说明两地文缘源流由来已久。
　　物缘，取长补短通有无。同安属亚热带，其纬度与台南大致相同，物产种类没有什么差异。陈永华扶助郑经理台时，教匠烧瓦，教民植蔗制糖，故同安古老的晒盐、制糖、烧瓷等技术在台湾迅速传开。而同安乡村遍插的“台湾蔗”(又名竹仔蔗)则引自台湾，甚至甚至洋蒲桃也由台湾传种。同安山多田少，“山海居其十七，可耕之田无几”(蔡献臣)，而台湾却是“平原千顷尽良田，短圳斜开水贯连”(钱琦《台湾竹枝词》)，所以同安粮食须靠“台米”。“米粟则取给台湾而已足，百货则贸易于诸番而有余”(蔡琛《同安县志》序)。明代梧州府通判蔡宗德八世孙蔡芳山，“往台湾经商起家，有父风，每荒年则运台米施族中之贫者”。同安沿海商船自台湾运回大米，则又把本地生产的各种土布、陶瓷器、烟草、药材等货物运往白湾。
　　同安制茶历史悠久。光绪七年，同安茶商源隆号店主吴福老到台湾始制“色种茶”。光绪十六年，李春生(厦门人)在台北设蚕桑局，于观音山麓种桑，虽未成事，但也是一种尝试。嘉义地方有一种夏天消暑止渴的食品叫“爱玉冻”(即薛荔)，是当地一同安人发明让其十五岁女孩爱玉唤卖而得名。
　　这些历史形成的“五缘”，具有隔不开，斩不断的亲和力与内聚力，也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和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抚昔思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同安人更应珍惜这种历史优势，为统一祖国大业共续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