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中国的朝鲜上将池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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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炳学： (1917.5.24—1977.2.28)，朝鲜族，中国东北延边地区出生。
早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随部撤至苏联境内，编入苏军88旅。

1945年9 月日本投降后，回延边地区工作，11月任延边军分区珲春县大队大队长，任珲春保安团团长。

在珲春的某一个村子里，由中国人姓马的家伙率领的500多名十匪，在村口高筑炮台，凭此顽抗。在11月末的一天夜晚，珲春县警备队营长池炳学带领队队员隐蔽地接近炮台，突然爆破，消灭了敌人，解放了村子，并追击逃跑的敌人，一直到明月沟，逮捕并处决了姓马的家伙。

1946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延边军分区珲春警卫团参谋长；
1947年1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吉东军分区独立第3团（30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
1948年1月18日任东北野战军独独立六师16团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3军156师466团副团长、参了解放东北和华中南作战。
1950年2月任独立15师参谋长，奉命回朝鲜。
1950年4月任人民军第12师团参谋长、第4师团师团长（少将）。
1957年任第2军团军团长（中将）。
1960年任第２集团军驻金刚山部队司令官（上将）。
1961年9月在党的四大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1962年任金日成军事大学校长。
1967年任民族保卫省副相。
1970年11月在党的五大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1973年任政务院人民武力部副部长。第三、五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1972年4月23日陈锡联，肖劲光率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到平壤参加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去飞机场迎接。
1977年2月28日在平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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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炳学 (1919—1977) 朝鲜人民军上将。中国东北延边地区出生。早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随部撤至苏联境内，编入苏军88旅。
1945年9 月日本投降后，回延边地区工作。
1947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延边军分区珲春警卫团参谋长，8月任吉东军分区珲春县大队大队长。
1948年1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吉东军分区独立第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东北军区独立第6师16团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3军156师466团团长、独立第15师参谋长，参了解放东北和华中南作战。
1950年4月奉命赴朝鲜，任人民军第12师团参谋长、第4师团师团长（少将）参加了朝鲜战争。
1957年任第2军团军团长（中将）。
1960年任第２集团军（驻金刚山部队）司令官（上将）。
1961年9月在党的四大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1962年任 军事大学校长。
1967年任民族保卫省副相。
1970年11月在党的五大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1973年任政务院人民武力部副部长。第三、五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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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城

——讲述抗联在通化的故事

青沟岭位于通化东郊横道村与烂泥塘屯之间，这里距离通化江边12公里，在这里曾发生过抗联战士打飞机的故事。这是我市抗联领域研究专家贾永洋给我讲的第五个故事。据抗联战士周万福回忆，1939年2月3日，抗联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率领他们不到200人，在通化县二道江西平沟大岗上吃晚饭，晚饭是烀的苞米粒子。晚饭后，天黑了，他们就往二道江仙人洞（今长胜村）走，从西平沟下去，在发电厂东面过江。那时也好过江，江上都是冰面。进了仙人洞围子，他们打进了警察署，缴获了大米白面，就把烀的苞米粒子倒了，背的大米白面和苞米面子。周万福回忆说：“老孙发家烧香，他家上供的猪头让我们给背走了。道边上有个小房子，是个小店，我就去背了些花生糖块儿。从仙人洞出来，火车道有个洞子，我们从洞子过去，经过一片乱坟岗子，到了佐安的大道上，看见一辆汽车，我们打了两枪也没打住，它跑了。我们走了一宿，走到桦树，小地方叫乱泥沟子。日头放红了，通化省江南沿飞机就来了，这时我们在一个小岗上，上面有些菠萝树（柞树），飞机就贴着树梢儿飞。一早晨很冷，我背的东西挺多，就把大枪带子套在脖子上挂着。这时，姜中队长说，飞机来了，这样能打。我说别扯了，这能打么？他说能打、能打。我就把枪摘下来给他，他躺在地上，瞄准飞机就打了两枪，打中了，飞机冒着白烟，飞走了。听说回去没飞到江南飞机场，掉到通化东江桥附近江套子里了。日本鬼子说，飞机不是红军打的，说飞机碰电线上了。”　
周万福说，他们在仙人洞一共抓了五六个警察，还有一个警长，都带走了，带到青沟子岗梁上时，把警察放回去了。　　在这之前，他们在北边好几个晚上没睡觉了。在这打完又往东走，又到果松川。在果松川，中队长冻死了，还有一个秘书。然后又奔辑安去了。走到五道岭（查辑安没有五道岭这个地名，疑为天桥沟东侧五道阳岔），年三十（1939年2月18日）进街了，这算进了围子。　　这段是抗联斗争的艰苦时期，特别是由辑安返回濛江、桦甸之后，更是艰苦异常，敌人天天跟在屁股后面打，战士们得不到休息，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这时，抗联队伍中出现了叛徒，特别是抗联领导人的叛变，更是把抗联队伍引向了深渊……
周万福说：“1941年3月7日，我们奉命由桦甸去抚松万里河找全光，他是一路军仅存的一两位领导人了。在原始森林里，树有三四十米高，雪都没腰深。四周看不出去，就能看二三十米远。走到接头地点就觉得扎眼。一般白天拢火看不见火，他这里火堆拢得挺老高，冒烟咕咚的。这时联络都是暗号，用木棒子往树上敲几下，敲完后，觉得不好，可能是敌人，我们就跑，这时候，后面就喊，崔班长就站住了，有人喊他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全光的警卫员张宝贵。一看是熟人，这小子把我们的枪都摘了过去，又把子弹都退出来。到了密营一看，全光这里18个人，里面有17个是我们的人。就1个小子是通化省的特务，姓金，他在最后眯着。到了全光面前，全光说，我降了，我回来接你们，就剩你们这几个人了，不然你们就成了土匪。全光又把匣子枪掏出来说，东北抗联没人了。他带的这个匣子枪就是陈翰章的，陈翰章也打死了。实际上他不是给我们看枪，他是怕我们动手。我们的枪都被他们摘去了，他怕我们身上有手榴弹什么的。”　

　“我挺不满意的。你来接我们干什么？还用你接？他说，东北抗日联军没人了，就你们这24个人，除了你们这24个人，还有池炳学、王传圣他们两个。”　

　“我说，你当领导的想得挺好，投降，你也得问问个人自愿？在这种情况下，枪都被人家摘下去了，说多也无用。全光来火了，当天就把我们带到万良镇，押在抚松县第四区警察署。全光他们回身又去把我们后边的人骗来，都弄到抚松县城里。”　

　“最后给了个《投降证》，愿意当兵的上热河。我们一合计，当什么兵？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没死，最后还得给你们卖命？不干！这样，我知道王传圣、池炳学他们没降，在二师四中队，池炳学是我们那个连的指导员，我在他二分队当分队长。不当兵的有我们8个人，就用大板车把我们送到临江县火车站，各人回各人家了。”　

　“我回到家里，拿那个证明，也不好使。对我们这样的人，就像现在对‘四类分子’管制对象一样，没办法，我又找了两个保人，在通化三道江弄个居住证。原来在部队时叫周万全，这回改叫周万福，那年23岁，写成30岁。就这样，慢慢安顿下来了。”　

　听了周万福的讲述，让人唏嘘不已，抗日斗争不容易，能够活到解放后就更不容易！只有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死去的烈士！　

　（史料来源于《通化档案文献胡维仁抗联采访笔记》第 271-274页）

来源：通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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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景一：四野三个朝鲜族师划归朝鲜后官兵的命运

2020-11-10
来源：《史学集刊》 作者： 金景一
关键词：世界历史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开赴朝鲜之前，约4万名来自第四野战军的朝鲜族战士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就陆续进入朝鲜半岛。这些被称为“朝鲜族师”的部队在朝鲜战争开始的3个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之后的命运令人唏嘘。

　　朝鲜族战士要回去解放朝鲜

　　1950年春节后的一个夜晚，第47军139师415团警卫连1排1班班长朴贤善被团长叫了去。“他问我，想不想回朝鲜。”2010年，当时78岁的朴贤善回忆说：“我说，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已经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因为这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

　　朴贤善原本出生在朝鲜。在他不到10岁时全家迁移到中国吉林省磐石市。1947年，朴贤善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那一次，我们这一片有1300多人参军，大多数是朝鲜族”。

　　日据时期，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朝鲜爱国者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以朝鲜族战士为主的“李红光支队”后来成为解放军第166师;另外还有在太行山地区活动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组建了后来番号为解放军第164师、156师的部队。在“四野”的38军、40军以及47军等部队中，也存在大量朝鲜族连队和朝鲜族战士。

　　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开始要求返回朝鲜。“蒋介石就要被打倒了，要回去解放朝鲜，打倒李承晚。”朴贤善回忆说。

　　1949年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访问中国，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返回朝鲜。在解放军开始大裁军的背景下，中央指示由聂荣臻负责这项工作。最终，这些朝鲜族战士携带武器离开中国。



　　一回国即被要求转党

　　1949年7月20日，164师和166师携带全部装备，齐装满员，进入朝鲜。195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内的156师的朝鲜族士兵，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抵达北朝鲜元山。至此，中国共向朝鲜移交了成建制的3个师的兵力，共37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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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朝鲜后的官兵随即编入了朝鲜人民军。原164师返回罗南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下辖第10111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少将任师长。原166师返回新义州后整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下辖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原496团497团498团分别成为第131415联队，原166师政治委员方虎山任师长。在郑州成立的独立15师(原156师)，整编为第一军团第12师，全宇任师长，原15师下辖3个团分别成为人民军第30313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47军下属由朝鲜族官兵建立的独立团改编为人民军第1军团第4步兵师第18步兵联队。此时，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

　　回国后的朝鲜族官兵，随即被要求办理转党手续，即由中国共产党党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据一些当事者回忆，开始很多人对转党表示不理解，有情绪。后朝鲜中央请中共方面派人去做工作，才使转党工作顺利进行。笔者对李石勋(LeeSekHoon)访谈记录。李原是47军140师419团2营营部通讯班战士。

　　战时功勋卓著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164师改编的人民军第5步兵师沿东海岸南下，占领江陵后遭遇美海军舰炮阻击，损失重大。7月底进军浦项地区，与第12师协同作战，同韩军3师和首都师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激战。9月下旬美国仁川登陆后败退，剩下3000余人编入第4军团。原166师改编的人民军第6步兵师，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金浦机场。后沿着西海岸经忠清南道西部占领全罗道的木浦、光州、顺川后，迂回南海岸进军庆尚南道河东、晋州地区。

　　进攻马山时遭遇美军第25师的顽强抵抗，与美军对峙一个多月。撤退时兵力损失近半，后到慈江道整编，以该师为基础组编成第5军团。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41军联合作战。由独立15师整编成的人民军第12步兵师，一部分参加攻占春川的战役，后进攻洪川元州忠州丹阳，越过竹岭进军庆尚北道，7月底攻占安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受损失重大。

　　原47军辖下朝鲜族官兵组成的人民军第4步兵师第18步兵联队，参加攻打汉城的战斗，并首先从北部攻入汉城的中心地区。三天后，该部渡过汉江经水源南下，在乌山歼灭美军史密斯大队，在朝鲜战场创下首次打败美军的纪录。其后又参加了解放大田的战斗，被人称为所向无敌。联队长张教德提升为师长，但尚未赴任就牺牲在平泽。后来该部队参加洛东江战役，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撤退后编入南浦地区第4军团。

　　这些在中国转战南北、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屡立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月5日，在占领汉城的战斗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步兵第4师被金日成命名为“汉城第4师”。7月23日，金日成发布命令，特别嘉奖金雄李权武所率部队的贡献突出。7月26日至8月2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近卫”称号的部队有7支，其中从中国返回的部队就有4支，即第18联队第4步兵师第6步兵师和第10步兵联队。此外，方虎山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而获此荣誉称号的包括方虎山仅三人。第12步兵师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5月2日)。

　　主要领导人命运不同

　　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回国的4万多朝鲜族官兵在战斗中牺牲的约30%，被俘的约20%，余下的约30%定居朝鲜，20%自战争结束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举一例，1982年黑龙江省五常县共有45000多名朝鲜族，其中有209人为战争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按人口比例估算，回到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大概有10000人左右。1981年曾调查过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当时生存的大约有6000人。

　　据朝鲜目前已公开的资料，到战争后期和战后，从中国返回朝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有不同。除姜键(姜信泰)、张教德等在战争中牺牲，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年12月被撤职，1951年在平壤病故外，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昌德任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第5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池炳学任军团长，朴孝三任第9师师长副总参谋长，李益成任总参谋部队列补充局局长，朴勋一任党中央农业部长，王之任任第6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朴一禹因“反 党宗派活动”于1955年12月被罢免。方虎山战后任人民军陆军大学校长，受朴一禹事件牵连而退役。原朝鲜独立同盟的崔昌益(时任副首相)、尹公钦(时任商业相)、徐辉(时任劳动相)等人于1956年因“宗派事件”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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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

　　19世纪70年代，朝鲜就陆续向中国移民，尤其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地推进“日人移韩，韩人移满”的侵略政策。东北的朝鲜移民在1934年已增至72万人，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更是达到了216万人；而根据《东三省政略》考据，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朝鲜移民已被认定为中国公民。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朝鲜人在上个世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便具有了双重的国籍，双重的使命。追本溯源，20世纪初白山黑水之间，便有了朝鲜人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就是后来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些朝鲜游击队。他们当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当为抗日游击队的金日成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武亭（原名金武亭）及优秀红军将领杨林等。

　　为此，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

　　最早的朝鲜人武装

　　朝鲜人在东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尤其1920年底日军发动的“珲春事件”中，一个后来名垂中国人民解放军英烈谱的人物，即朝鲜人杨林亲率一个连的战士参加了龙县青山伏击战，击毙了日军加纳联队长，一时名声大震，只可惜这位出身黄埔军校的红军优秀将领在1935年2月东渡黄河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在红军时期的名字是毕士梯，朝鲜名金勋。

　　1931年，东北的中共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85%是朝鲜族，他们中的很多人担任了党的县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1935年时队伍已拥有20万之众。很多朝鲜人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抗联第1军参谋长李红光，原来就是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后来牺牲；朝鲜解放后成为朝鲜劳动党领袖、政府首相、军队大元帅的金日成曾任抗联第1军某师师长；后来成为朝鲜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人民军次帅的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崔石泉（后改名为崔庸健）出任参谋长，并任教导旅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赵尚志领导下的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1师师长李福林及6军第1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都是朝鲜人，但他们都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

　　1945年8月苏联向日本宣战后，著名的国际旅中的朝鲜人兵分两路，一路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一路如姜健、朴洛权、崔光等被派到中国东北地区，任务是在朝鲜民族聚集的地区组织群众，迎接中共军队。

　　值得一提的还有延安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些朝鲜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三大“暴动”后，一部分朝鲜革命者到了中共根据地，另一部分留在了大城市从事反帝运动。抗战期间，朝鲜人的不少团体共同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并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指出：朝鲜义勇军是朝鲜革命力量的中坚，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新生的力量。著名诗人萧三则称朝鲜义勇军可与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媲美。

　　1941年11月，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和赵一峰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林孝三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5年，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延安开学，金枓奉任校长，朴一禹任副校长。林一禹还作为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他说，朝鲜独立同盟的任务就是加紧培养干部，组织朝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就是组织朝鲜的八路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将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就是朝鲜人民的胜利。

　　中国军队中朝鲜族部队的产生



　　日本投降后，根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军东北的第六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林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的朝鲜人民，以便达到解放朝鲜的任务。”到达沈阳后，武亭派少数领导干部去朝鲜，大部指战员留在东北，发动朝鲜人，扩编队伍。形成几个有一定规模的支队：

　　第1支队：支队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 ，经过扩军，1945年底，由通化、柳河、清源3个朝鲜族中队和集安、桓仁两个朝鲜族大队 ，合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1支队。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任命金雄为司令员，方虎生为政委，王子仁为副司令员，李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韩景为参谋长，兵力达5000人。

　　第3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吴基涉）。1945年11月19日，朱德海、李德山等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到达哈尔滨，与哈尔滨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金泽明部队会合，25日在宾县正式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该支队后改为独立第8团，兵力3000余人。

　　第5支队：支队长李益星 ，政委朴一禹（义勇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全宇。由原太行山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干部、学生组成。支队乘火车到达吉林市，因苏军不同意东进，暂留。12月8日，文正一率领先遣队30多名干部进入延吉。1946年3月，以朝鲜义勇军第5支队为骨干，加上一部分汉族同志，与当地的新建立的4个警备团扩编为警备第1旅，兵力6000余人。

　　第7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朝鲜义勇军在吉林省保安总队第7支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7支队，骨干大部分是来自河北的朝鲜义勇军，后改编为吉南军分区第24旅第72团。

　　第2支部队则是由曾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抗联人员，国际旅2营政治营长姜信泰（姜健）与崔光、朴洛权、金万益等人组建的“民主大同盟”，组织延边军分区警备旅，下辖6个团，人员1.1万多人。1946年7月，姜信泰辞去吉东军区司令员职务，后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师”的形成

　　来自各方面的朝鲜族骨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融合于广大朝鲜族同胞中，影响与带动同胞们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后以朝鲜族指战员为主，相继组建第156、164、166师共3个正规师。 　　第156师：1948年2月，吉林军区抽调吉东军分区独立第3团，独立第6团和吉南军分区独立71团，合编为独立第6师。师长邓先明，政委锺人仿，全师8600余人。4月，吉东3团1200人补入6师；11月，独立第6师改称第156师，辖第466、第467、第468团，配属43军建制。12月，全师1.1万人随军入关，参加全国的解放战斗。

　　第164师：1948年4月，由吉南军分区独立第72团两个营，松江军区第8团，牡丹江军区独立第3团，合编为独立第11师。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副师长李德山，全师7000余人。8月，东北军政大学140名干部分配该师；11月，延边军分区补充新兵2000余人；12月，吉林军区警卫团1100余人、独立第4团以及其他人员100余人补入该师。11月，独立11师改称164师，辖第490、第491、第492团，参加了辽沈战役，长春解放后，担任长春市的卫戍任造词务。

　　第166团，1948年4月，李红光支队奉命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独立第4师，师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参谋长卢哲用，政治部主任洪林，独立4师参加了四保临江的战役、四平战役、解放沈阳的战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后在沈阳执行卫戍任务，人员达1.2万多人。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朝鲜义勇军和其他朝鲜族部队已全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中，其战斗序列为166师，164师，156师，以及第38军113师337团7连和8连，40军师直属炮兵营，120师359团2营，118师山炮营，119师警卫2连和山炮营，第47军141师422团，铁道兵第4支队第24线路大队等。

　　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的缘由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朝鲜国内三八线上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美军占领下的朝鲜南部地区于1948年5月建立了大韩民国政权，9月，北部地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双方虎视眈眈，欲致对方于死地。为此，朝鲜劳动党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设立苏军顾问团，并大量进口苏军武器装备，同时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宣读了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报告，指责共产党中国向朝鲜送去“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部队”。报告说：“所得证据证明，1949年至1950年期间，苏联人向北朝鲜提供了军火，而中国共产党向他们提供了经过训练的士兵。”

　　其实，朝鲜族官兵回国，早在抗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如原吉东军区司令员姜健，原延边军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原延边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林春秋，原吉林军分区延吉警备第2旅团长林洛权，朝鲜义勇军第7支队支队长林勋日，以及崔光、金玉顺、石东洙等人。这些同志返回朝鲜时，大都带着部队，有的甚至多达几百人。被王震称为“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的朝鲜族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音乐家郑律成，也是这时候回国的。当然，回国后担任人民军协奏团团长的郑律成，1950年又返回了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定居北京。由他创作的为我们耳熟能详、广为传唱的《延安颂》《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1988年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外，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的部分朝鲜同志返回朝鲜，并将于1948年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而要求我党在1947年抽调吉东警备1旅2团的两个营计1200名官兵“送回朝鲜，支援金日成建国、建军”。

　　至于整建制的返朝，则是在1949年后。4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受朝鲜劳动党委派，与中共商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之事宜。毛泽东在会见金一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3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党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

　　5月17日，朝鲜对上述两个师的营长和团参谋长进行了集训。

　　7月初，朝鲜方面得到情报，南朝鲜军可能进攻北方，为此，朝鲜要求中国东北的两个朝鲜人师返回朝鲜，一个师驻扎新义州，一个师部署在罗南。自此，第164师、第166师先后返回朝鲜。164师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调出，副师长李德山升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共有人员10921名，配备战马734匹，长枪5297支，刺刀5356把，短枪580支，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4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1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平射炮各1门，机关炮2门，该师返朝后被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166师师长刘子仪调出，政委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全师10320人，长枪6044支，刺刀1833把，短枪722支，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冲锋枪878支，讯号枪13支，枪榴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六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该师返朝后被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

　　1949年底，第四野战军驻扎南方的朝鲜族官兵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情绪出现波动。为此，12月28日，林彪、邓子恢、谭政等四野首长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部队中的朝鲜人官兵情况，建议：“如军委同意，我们拟组成一个师开回。”

　　1950年1月9日，金日成明确表示，希望还在中国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朝鲜人民军作战局局长金光侠会谈，朝方希望中方装备1个步兵师，下辖4个步兵团，炮兵团、通信大队、工兵大队、反坦克大队、教导大队、卫生大队、自动炮大队、侦察中队、运输中队各一，返回朝鲜。中方全部照办。

　　2月2日，临时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5师的朝鲜人师在郑州成立。3月中旬，共集中人员22191名，其中：以原156师部队为基础，编为一个师，全宇任师长，下辖3个步兵团，炮兵团、工兵大队、通讯中队、侦察中队、反坦克大队、运输大队各一，另编1个补充团，全师合编后有1.58万人，编余干部排以上干部497人，编为1个干部大队：班级干部409人，编为1个教导大队，其他人员3204人，编为1个后方工作队。其中正式党员11811名，候补党员3587名；其中师级干部2名，团级干部13名，营级干部93人，连级干部81人，排级干部1857人，战斗功臣14342人。 　　4月8日起，独立第15师等部队乘火车开赴朝鲜。回朝后，该师主力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后改称第12师，一个团整编为第18团，编入人民军第4师。

　　6月10日，军委铁道兵团所属的朝鲜人部队3200余人，编为暂编独立团返回朝鲜。

　　8月1日，东北军区的3100余名朝鲜人官兵返回朝鲜，整编为第10师。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共有5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返回朝鲜，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因此，朝鲜人民军中的多数高级指挥员，都具有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以及在中国国内战争中与国民党军作战的经历。

　　对于朝鲜人军队回国的问题，就中共而言，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朝鲜族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二是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三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就金日成而言，这些部队回国对朝鲜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北朝鲜的军队没有打过仗，全无作战经验，而这几个师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考验，无疑是如虎添翼。

　　“朝鲜师”的结局

　　返朝后，原164师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下辖第10、11、1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少将任师长；原166师整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下辖3个联队，即第13、14、15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原166师政委方虎山任师长；在郑州成立的独立15师整编为第1军团第12师，全宇任师长，下辖30、31、3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47军下属由朝鲜族官兵建立的独立团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第4步兵师第18步兵联队。此时，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以上干部全部出身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为统一南方而组建的两个军团的干部配置是：第一军团军团长金雄，第二军团军团长金武亭；第二师师长崔贤、参谋长许波，第三师师长李宾镐、参谋长张平山，第四师师长李权武，第六师师长方虎山，第七师师长崔仁。

　　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些在中国转战南北、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朝鲜屡立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占领汉城的战斗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步兵第4师被金日成命名为“汉城第四师”，特别嘉奖金雄、李权武所率部队的突出贡献。在朝鲜最高会议授予“近卫”称号的7支部队中，返朝部队就有4支，其中有2个步兵师，2个步兵联队。方虎山等3人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第12步兵师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到战争后期和战后，从中国返回朝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不相同。姜信泰、张教德在战争中牺牲，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昌德任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第5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池炳学任军团长，林孝三任第9师师长、副总参谋长，李益成任总参谋部队列补充局局长，林勋一任党中央农业部长，王之仁任第6军团长、副总参谋长，金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年12月被撤职。金雄因为9月7日美军仁川登陆，被迫率几名参谋进入山区坚持游击战，后被打成反革命宗派分子，受到清算。方虎山、李权武等著名战将被打成反朝鲜分子。一些中下级军官在战后受到了政治清洗，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迫逃亡韩国和苏联，有的则辗转回到中国；朴一禹因“反党宗派活动”于1955年被罢免；原朝鲜独立同盟的时任副首相的崔昌益、时任商业相的尹公钦、时任劳动相的徐辉等人于1956年因“宗派事件”被免职。

　　朝鲜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返朝的5万朝鲜族官兵30%在战斗中牺牲，被俘的有20%，余下的30%进入朝鲜其他部队后定居朝鲜，另有20%自战争结束后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作者： 周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