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池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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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方喜：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当年带领部队解放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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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泰顺历史· 隐蔽精干与反顽斗争

发布日期： 2017/ 03/ 23   信息来源： 泰顺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浙闽边区泰顺、福鼎、鼎平三县是浙南基本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当时的行政区划，其范围大致为泰顺县东部、中部，福鼎县北部和平阳县（今苍南县）南部。1940年后，浙南国民党顽固派肆意破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妄图以武装“清剿”达到其消灭浙闽边区党组织的反动目的。为了避免与削弱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这一地区的党组织于1940年10月开始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国统区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方针的指示。经过长达6年的艰苦顽强斗争，至1946年10月“隐蔽精干”阶段结束时，泰顺、福鼎、鼎平三县仍然保存了200多名干部和党员，以及相当数量的武器，从而为实行“巩固发展党的力量”的新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清剿”



1940年4月至8月，浙南的国民党顽固派纠集武装部队对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四县交界地区发动了反共“清剿”。他们妄想一举扑灭我党的领导机关，将平阳北港作为“清剿”的重点。投入“清剿”的反共武装有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八独立大队，瑞安、平阳、泰顺三县的自卫总队和部分地方民团，以及从各县抽调出来的一批政工人员、警察和特务，总共500多人。浙南国民党当局制造谣言说，4月28日共产党要在瑞平泰地区暴动，以此作为进攻这一地区的借口。同时，又掩掩盖盖地把他们的武装行动说成是推行新县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突击行动。在这次分期分批的长达四个月的武装“清剿”中，顽固派所使用的手段极其残暴毒辣，一共屠杀了49位基层党组织的同志。泰顺的党组织由于自1939年10月起就转入了隐蔽活动，在防范敌人的“清剿”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5月间，彭溪龙潭面交通站著名的政治交通员蓝德辉却不幸被捕牺牲。

蓝德辉是一位常年奔波于浙南特委与县委、区委之间的浙南党组织培养多年的可靠的交通员。5月间的一天，为解决党内活动经费的困难，蓝德辉前往松垟乡乾头子村较富裕的姑母家筹款。路过九峰乡半岗的大长坑时，遇到4个国民党士兵。蓝德辉佯装在坑边洗脚。敌兵见这么偏僻的地方有过路人，顿生疑心，过来要搜他的身。蓝德辉身上藏有党的秘密文件，岂能让他们搜去？他立即跳入潭中，毁掉文件。几个士兵也扑下潭来。经过一番搏斗后，蓝德辉终因寡不敌众落入敌手，旋即被押解到珊溪镇。残忍的刽子手用烧红的砖块一次次地往蓝德辉身上烫。在酷刑面前，蓝德辉毫无所惧，决不泄露党的机密。国民党顽固派软硬兼施，毫无所获。蓝德辉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遭秘密杀害，牺牲时他年仅19岁。

1940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向福鼎与泰顺交界地区发动“清剿”。他们一面派出便衣侦探刺探情报，一面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敌人在鼎泰区的福鼎境内逮捕了几位党支部书记和交通员，并对他们施用各种酷刑，妄图得到我党的内部情报。但被捕者都视死如归，严守秘密，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10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去鼎平处理中心县委的内部问题，路经泰顺时遭到敌人袭击，但没有损失。龙跃到鼎平后，决定免去犯了严重工作错误的鼎平中心县委书记周义群的职务，将他调到省委机关工作。过几天，又决定把鼎平中心县委改为一般县委。同时，成立中共浙闽边区办事处，由赵传彬担任办事处主任。浙闽边区办事处下辖鼎平县委、福鼎县委、泰顺县委。办事处的常驻地是泰平区。

10月底，浙南特委接到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和东南局《对浙江工作的指示》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贯彻，制定了《关于目前工作的原则》：一是保存干部，储蓄实力；二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埋头苦干，长期打算。特委又于11月和12月举办了两期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训练班，专门学习隐蔽精干政策，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部署。

12月，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在浙江龙泉成立，下设5个绥靖分区。浙江省第八行政区（即温州专区）加上福建省的福鼎、寿宁两县为第五绥靖区，指挥官由第八区专员张宝琛兼任。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五绥靖区指挥部发动平阳、福鼎、泰顺三县国民兵团约1500多人的常备武装，在浙江第八独立大队和浙保、闽保各一个团的支持下，向浙闽边基本地区发动了第二次武装“清剿”。敌人进攻的重点仍是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交界地区。这次“清剿”的范围比上次大，时间一直持续到7月份，浙闽边的形势十分紧张。

1941年春节，鼎平县委书记陈伯恭派武工组到鼎泰区活动，但武工组同敌人相遇时，不但没有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反而退了回来，使我党的目标完全暴露给敌人。第二天，福鼎县的反动民团兵分三路前来“清剿”，蔡爱凤、郑开凑不幸被捕。不久，鼎泰区委组织委员陈德胜（泰顺县月湖乡柘下村人）也被捕，监禁在泰顺县城监狱，后牺牲于狱中。

4月份，浙南发生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一是4月11日中共鼎平县委发动地方党员缴了平阳县（今苍南县）霞关镇公所和警备队的全部枪支弹药，计23枝步枪、两枝木壳枪、几十颗手榴弹和数千发子弹。随后，我党利用这批武器充实了鼎平武工组的力量。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的惊恐。二是4月20日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占领温州，5月4日日军撤走。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当局却显得束手无策，软弱无能，与大规模“清剿”我党地下党员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5月，中共泰顺县委青年部长王烈怡、县委工作人员叶岳铭和一位地方交通员在瑞泰边界的三十六培山路（现属文成山西）与国民党泰顺县自卫队第一中队长朱家田带领的敌兵突然相遇。由于随身携带的手枪被查获，王烈怡只好说自己是新四军后方宣传队的，说那位交通员是老百姓。交通员当场被放走脱险，王烈怡、叶岳铭被押送到泰顺县城监禁。多次审问，国民党县长李文恺都被王烈怡反驳得无言可答。一个月后，李文凯无可奈何，命令自卫队二中队指导员叶超民等将王烈怡和叶岳铭送往温州。但押到仙稔乡仙居桥头时，却以“逃跑”的罪名将二人暗杀了。王烈怡牺牲时年仅25岁。

6月15日，中共浙南特委在《如何对付军事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我们这里应避免正面冲突，但要多采取侧面的打击方式和在政治上积极向他们进攻。”

7月，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决定从8月至次年1月实施第三期绥靖工作计划。这次，他们改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配合”的办法。政治方面：组织特种工作队下乡；加强情报工作；发动自首自新；清乡并村，制发身份证。军事方面：主要清剿区转向永嘉、玉环、乐清；泰顺等县仍按第二期绥靖计划执行，并分别由浙江省第九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凌九霄和浙保三团团长兼第五绥靖分区副指挥官雷霆负责指挥。

8月15日，泰顺、福鼎和平阳三县国民党政府召开边境联防会议，决定在泰顺彭溪设立边境联防指挥处，由国民党泰顺县政府主持，统一指挥三县边境部队。从7月开始，浙闽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重点进攻鼎泰、西北两区。一时间，彭溪、莒溪、分水关、排头、苏家山、透埕都驻扎了自卫队。基层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鼎泰区，只剩下资国寺等十多个党支部。泰平区的形势也显得非常恶劣。一些党的堡垒村和交通站成为顽固派“清剿”的重点。西北区委的堡垒村，一次就有12名党员群众被捕。鼎平46个党支部全部遭到破坏，鼎平县委两任书记陈伯恭、欧阳宽先后牺牲。

10月初，中共泰顺县委书记杨雅欣奉浙闽边区办事处的指示，去福鼎带鼎平县委青年部长朱善醉来泰顺研究对策。7日凌晨，杨雅欣和朱善醉到达彭溪镇龙潭面村交通站蓝逢调（蓝德辉之父）家时，叛徒郑和民带着福鼎“清剿”队将蓝逢调的房屋团团围住。杨雅欣奋勇冲出了包围圈，朱善醉不幸中弹牺牲。蓝逢调出去侦察敌情回家时被捕。顽固派残忍地将朱善醉的头颅割下，捆在蓝逢调的背上，押解他到了福鼎县城。然后将他移送泰顺县监狱。在狱中，蓝逢调受尽折磨，最后被杀害。蓝逢调是畲族人民的好榜样，浙闽边区杰出的交通员。

10月30日，中共浙南特委在给浙闽边办事处的信中指出了目前边区环境的基本特点：浙南国民党当局早已确定坚决反共的方针；国民党的进攻在政治上未遭到我方有力的打击；我方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与行动上暴露出了许多引起国民党进攻和便利国民党进攻的弱点，如组织不严密、党内出现叛徒、武工组不断暴露目标等。据此，估计今后边区党的环境必然更加恶劣。因此，特委对边区提出三点意见：（1）坚持基地斗争。首先是巩固党的组织和健全党的工作；其次是从政治上去反攻国民党和打击叛徒；再次是进一步教育群众，并从斗争中去组织群众。（2）保存与培养干部。（3）开辟新地区，如泰顺党组织应迅速派人去恢复泰东北的工作。

                  

                       （二）  浙闽边区的重大挫折



1941年6月，为加强对浙闽边区三县的领导，浙江省委决定调金衢特委书记王明扬任浙南特委组织部长兼浙闽边区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原主任赵传彬改任副主任。办事处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泰平区的大长坑、前坪仔、古洞坑、青皮坳一带。

当时浙闽边区的环境非常险恶。王明扬一上任就具体布置了对敌措施，并对鼎平县委和武工组的人员进行调整。但办事处副主任赵传彬在工作上却与王明扬闹起情绪。赵传彬这一年结婚后，在山上单独盖了草房，住在山上不出来。敌人来进攻时，派人去叫他，他才不得不将武装人员带出来应付。赵传彬的悲观情绪给办事处的工作造成被动。

11月，郑丹甫从上饶集中营逃脱后回到浙南。刘英为郑丹甫越狱成功题诗留念。其诗为：离乡舍爱越疆场，七载征尘撼华邦。偷生弹雨息囹狱，壮志不屈实堪扬。

1941年冬，泰顺的形势还比较好。浙闽边区办事处的全体同志都在峰文乡青皮坳村过春节，并学习如何贯彻“隐蔽精干”政策，提高同志们对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本质的认识。由王明扬给大家讲解。春节过后，办事处决定派出苏廷居、林乃珍、黄连财、林江流等同志到福鼎、苍南沿海的大嵛山、蒲门一带，以职业为掩护进行隐蔽活动。不久，王明扬又抽调陈益贤、朱善搜、雷阿青到苍南与福鼎的交界地区去恢复鼎平的工作。然而，朱善搜对革命失去信心逃跑了；雷阿青却叛变投敌。雷还带来国民党平阳县刑警队（便衣队）到泰顺的柘坑下、大湖、二湖等地大肆摧残党员群众。王烈评的母亲潘王妹、大哥王烈花也因此被捕。

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刘英是1935年率红军挺进师从中央苏区到浙南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浙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是泰顺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贴心人。刘英的被捕是中共浙江党组织的重大损失。

同月，中共泰顺县委泰东北区党组织因贴标语暴露目标，国民党泰顺县自卫队立即对泰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清剿”，泰东北区委书记林云、区委委员毛志忠被捕牺牲，一些党员也惨遭厄运。

3月，王明扬亲自到福鼎，召集主要干部学习了《敌人进攻的实质与我们的对策》后，再次组织干部分散隐蔽。郑衍宗等人到西北区山门底一带活动；王烈评等人到鼎泰区茗阳一带活动；赵传彬却将大部分的武工组员带到泰平区。王明扬身边只留下警卫员池方喜。对于赵传彬擅自带走武工组一事，同志们对此很有意见，但王明扬从大局出发，不与赵计较。

4月4日，王明扬与池方喜到福鼎县的沙潭过溪村活动，住在我党的关系户家。池方喜外出察看地形，并经王明扬同意到岭头白坑去找党员理发师理发。就在这时，国民党福鼎县便衣队和保安队包围了王明扬的住处。王明扬正欲拔枪自卫，敌人已抢先开枪，一颗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王明扬年仅29岁的生命。敌人还凶残地割下王明扬的头颅回去报功，并放火烧了王明扬借住的茅屋。

王明扬牺牲的第二天正是清明节，人们为边区失去一位好领导而悲痛。国民党顽固派则把王明扬的头颅挂在福鼎县政府门前的榕树上示众三天，妄图把边区革命者吓倒。但是，边区人民是吓不倒、杀不绝的。

王明扬牺牲后，办事处的工作被破坏。虽然由赵传彬暂时负责办事处的工作，但办事处仍处于瘫痪状态。

5月18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由于特委要求暂时保密，消息数月后才传到泰顺，老区人民无不为之悲痛，同时也加深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浙南特委内部及时采取措施，号召广大党员化悲痛为力量，坚定革命信念，前仆后继，继续斗争。



        （三） 党组织改变策略坚持斗争



1942年4月，中共浙南特委主要负责人龙跃、郑丹甫、吴毓、程美兴等人在瑞安梅山召开了四天会议。针对省委机关被破坏后浙南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着重研究了今后浙南党组织是隐蔽在城市还是到农村坚持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立即到农村开展工作，开辟地区。会后，浙南特委常委郑丹甫前往浙闽边区。

5月，中共华中局发出《对闽浙基本地区工作指示》。指出：“国民党不断的武装进攻、威胁，以自首及奸细破坏等方法向我闽浙地区进攻。各基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下，应采取的具体方法，包括隐蔽组织，避免打击，尽量争取合法。……基本地区我党武装基本上采取隐蔽与避免和国民党接近的方针，一般不向国民党作斗争。……党组织按精干隐蔽原则加以整理，一切隐蔽的党员不作突出的活动，建立自上而下的绝对秘密的党的活动组织系统。”

1942年7月，中共浙南特委组织部长郑丹甫在泰平区的黄畲村（属苍南县）召开浙闽边区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辉、林永中、王烈评、郑衍宗、陈勉良、刘宝生、杨雅欣、陈朝九、林志东、黄孔请和张传朴等边区脱产干部，共20多人。会议后半段转移到九峰乡山后村召开，一共开了七天。会上，郑丹甫宣布了浙南特委的决定：撤销浙闽边区办事处，赵传彬调青景丽县委任书记；恢复浙闽边区委员会，由郑丹甫兼任书记。会议还传达了特委梅山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今后任务的决定。刘英牺牲的事，因特委决定暂时保密，郑丹甫在会上只字未提。边区干部因为好长时间未与上级接上联系，又处在王明扬等许多同志牺牲的挫折阶段，有的同志意志有些消沉。这次郑丹甫主持召开的边区干部会议在很大程度上鼓舞大家的斗志。

为了恢复开展边区工作，会上，边委决定对各县、区干部作了一些调整：泰顺县委书记仍由杨雅欣担任；泰东北区委书记由苏光许担任；鼎泰区委书记由王烈评担任；泰平区委书记仍是黄明星；泰东南区委书记仍是刘宝生。

在这次会议上，还在斗争策略上作了改变：在党组织发展方面，强调了整顿巩固为主的方针，并要求新党员严格遵守党员守则十四条，严防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在基本地区内不贴暴露性标语，不开暴露目标的群众大会；筹款方面，在基本地区内采取劝募的方法，并对地主、资本家宣传抗日大义；对地主、反动分子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能拉就拉，愿意中立就让他中立，对极少数屡教不改、危害极大的，就抓准时机除掉。

由于斗争策略的改变和干部积极性的调动，边区党组织得到了保护，基本地区得到了发展。1942年冬，泰顺遭破坏较严重的泰东北区得到了恢复；党组织保存较好的泰东南区、泰平区的工作就更有起色了。12月，浙南特委派从文成大峃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任曼君到浙闽边委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943年元旦和春节，同志们在泰平区渡过了两个愉快的节日。

1943年春，鼎泰区的工作基本恢复，还在鼎泰区与西北区之间建立了三个交通站。3月的一天，边委得到情报，一贯反共的顽固分子、福鼎县石帮福联保主任张琼经常到分水关跟姘妇鬼混。边委领导认为机不可失，便指定由边委武工组组长陈兆雄带领王烈评、温德奎、池方喜、陈朝九、谢招荣等7位同志前往分水关驻扎下来等待张琼出现。不料武工组派人出去买米时被反动分子阙子荣发现，他立即到贯岭带来国民党便衣队，把武工组团团围住。在突围战斗中，谢招荣不幸负伤被捕，后牺牲。5月，鼎泰区有几名党员和十多名革命群众被捕，刚建立不久的三个交通站也遭破坏。

6月1日，洪季川任国民党泰顺县长兼县国民兵团团长。国民兵团下辖3个常备自卫中队，计有420人。一中队部和三分队驻彭溪，二分队驻横坑，一分队驻山后；二中队部和三分队驻城区，二分队驻东湾坑，一分队驻蟾宫埠；三中队和一、三分队驻城区，二分队驻毛山。可见，国民党的兵力部署除县城外，在我党重点活动的基本地区泰平区和泰东北区都有所加强。

6月24日，浙南特委在《当前浙南党的中心任务》中再次强调改变斗争策略的重要性，指出：中心任务一个是如何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以及如何在进攻中保存与积蓄党的力量；一个是如何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粉碎国民党顽派的进攻。还指出：要完成第一个任务必须切实转变斗争策略，完整准确地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这一斗争策略；改善党与群众工作的关系；重视秘密工作的规律，加强对干部进行关于秘密工作与策略问题的教育；跟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作无情的斗争。

7月12日晚，浙闽边区委武工组组长陈兆雄率领队员曾施金、曾明春、毛长求、林正便、林全蕻、陈建甫和交通员陈永盛等7人在莒江乡子士垟自然村活动时，被村里的地头蛇发现。国民党云溪乡长夏振英一面派人连夜赶往东湾坑请泰顺自卫队前来助战，一面组织乡警备班准备围攻子士垟。14日晨，国民党云溪乡警备班十多人悄悄来到了士垟村。由于自卫队还没到，他们便先派两人去离目的地很近的严道岳家了解情况。他们没想到，武工组前一天晚上已经移住严道岳家，这时组员们正在整理行装。当两名敌兵走进门前天井时，即被武工组发现。组长陈兆雄眼明手快，扬起驳壳枪就朝敌人射击。俩敌兵慌乱中也开枪回击，几个回合的枪战之后，俩敌兵被武工组击中，当场毙命。其他警备班士兵见状胡乱开了几枪后逃走。在战斗中，武工组员曾施金脚部受伤。武工组迅速撤离子士垟，转移到钧山。8时许，国民党自卫队才赶到子士垟。他们见到的只有两具敌兵尸体。



（四）  统战工作与“白皮红心”



浙闽边区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在“隐蔽精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形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内地基本地区的“白皮红心”式政权建设；二是对鼎平沿海岛屿乌军、大刀会的分化利用。其中，“白皮红心”式政权建设又可分为“拉出来”、“打进去”两种方式。统战工作的成功，削弱了国民党顽固派基层政权的反共功能，增强了党组织的生存能力。

抗战初期，浙闽边区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国民党顽固派的基层支柱—乡、保、甲和学校、农会等组织的控制权。曾派许多党员担任乡镇长，保、甲长，以及农会主席，小学校长。这方面的工作，鼎平县委做得比较好。

在“隐蔽精干”阶段，浙闽边基本地区又发展了部分“白皮红心”式政权。泰顺县委所属的泰平、泰东北两区在这方面成绩尤其突出。

国民党泰顺县泗溪乡长林蔚松在抗日初期被中共浙闽边委书记郑丹甫争取过来。此后，他向党组织提供情报，搞枪支，还保护过革命同志。1943年10月15日，因九峰乡山后村施光万夫妇缴了敌人的两枝枪，国民党泰顺自卫队从西地出发来进攻山后村。抓走了9名革命群众并要烧民房。地方党组织利用统战关系，通过林蔚松把秀东乡长胡正藩请到山后帮助解决事态。虽然两枝枪还给了自卫队，但避免了革命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失。同年，泰平区委干部黄孔伍在九峰桥头，突然遇到10多名警察。黄孔伍身边带着手枪，要躲已来不及。当警察正准备查问黄孔伍时，林蔚松马上向黄孔伍打招呼，显出十分亲密的样子。警察见状，也就不再查问了。1944年，泰平区交通员包建二被国民党自卫队抓走。泰平区委便委托林蔚松作保，从国民党顽固派手中解救出了这位坚强的革命同志。

秀涧下村的周尔叠，1938年冬被泰顺县委发展为统战对象。1940年起他担任秀涧济华小学校长、秀东乡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其内弟当时是泗溪区指导员。周尔叠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内弟的关系，为党组织弄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2年，内弟告诉他，几天后有10多名警察到秀涧、九峰、峰坳、双溪口等地搜剿共产党。周立即将消息报告浙闽边办事处主任王明扬。周尔叠被吸收入党后，浙闽边区联络员陈辉又于1946年6月同意他担任国民党秀东乡乡长，以便更好地为党组织服务。

以是两人只是我党众多统战关系中的典型例子。这一时期，浙闽边办事处、浙闽边委机关能够长期隐蔽在泰平区，与这里出色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白皮红心”政权建设搞得最有特色的是泰东北区。1941年5、6月，泰顺县两岸乡（现属文成县，珊溪水库淹没区）因旱涝严重，出现了粮荒。泰顺县委宣传部长林永中指示泰东北区委，要利用“白皮红心”政权为民办事。在龙斗村支部书记毛志忠和林岸村支部书记林志东的具体领导下，当地群众坚决要求平价粜粮。然后，再由公开身份任保长的中共党员林全旺、林清录等出面，迫使国民党两岸乡乡长同意。这次斗争成绩显著，仅林岸就平粜了两万多斤粮食。两岸乡忍饥受饿的缺粮户因此渡过了粮荒。

当时，泰东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林玉山股匪活动十分猖獗。党的基本群众和一般地主、富农都受到了损害。林岸村党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利用国民党两岸乡长和乡队附急于扩大势力的心理，派党员、保长林清录出面要求建立林岸保壮丁队。经过一番周折，办壮丁队的事获得了批准。林岸党支部书记林志东由于在平粮斗争中树立了威信，被群众推举为林岸保壮丁队长。该队的20多位队员也由党员和基本群众组成。由于多次成功地顶住林玉山股匪的进攻，这支壮丁队得到基本群众的拥护，也得到国民党乡政府的嘉奖和富裕人家的支持。这就给党的活动带来了很大方便。壮丁队的碉堡也成了中共泰顺县委、泰东北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泰东北区委还把组建“红色壮丁队”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区。

浙闽边办事处、浙闽边委在积极建设内地基本地区“白皮红心”政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鼎平沿海岛屿乌军、大刀会的分化利用工作。

1942年春节后，浙闽边区办事处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党的基本地区内有所加强，而在鼎平沿海岛屿却比较薄弱的情况，决定派遣苏廷居、陈得芳、林江流、林乃珍、黄连财等人分两批前往福鼎县嵛山岛做乌军工作，并利用乌军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内地基本地区的压力。苏廷居等人在乌军驻地小嵛山岛找到了陈得芳的侄子、小嵛山甲长陈上住，但一时打不进乌军。1943年春，苏廷居、林乃珍等人利用浙闽边委书记郑丹甫和乌军秘书长林友森的关系（1939年两人同时被关在平阳监狱，林被郑发展为统战对象），才打入乌军。分化乌军的工作也有了进展。不久，因乌军内讧，苏廷居等人带着部分枪支撤出了乌军。随后，在北关岛组织了一支党领导的小武装。

1945年春，林乃珍、苏廷居将驻苍南县渔寮的蔡玉祥、董裕山股大刀会争取过来，以对抗国民党平阳县自卫大队、平阳县护航支队（即董人涨、朱超高、梁斌股大刀会）。8月日本投降后，平阳县国民党顽固派与驻嵛山的蔡功部乌军勾结起来，准备消灭蔡玉祥、董裕山这支靠近共产党的武装。浙闽边区联络员陈辉派王烈评等前去领导，苏廷居、林乃珍同志掌握的武装和蔡玉祥、董裕山的队伍联合起来，消灭了驻南坪、霞关的平阳县护航支队（大刀会）两个中队，共200人。不久，因形势紧张，浙闽边区党组织根据特委指示，遣散了蔡玉祥、董裕山的队伍，并留下轻机枪一挺，长短枪40多枝。苏廷居等十多人重新返回鼎平沿海地区支持斗争。留下的这批武器，为后来建立浙南第三县队和浙南第二县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  党的秘密交通线



为了达到长期隐蔽，保存和积蓄力量的目的，1941年1月，浙闽边区办事处开始开辟由泰顺通往处属（浙西南）、青景丽、浙南特委及所属各县委的交通线。

浙闽边区通向浙南特委和处属的交通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由苍南县天井乡黄畲的交通员陈英格、陈应直二人送达文成县的山垟村和尚寺交通站，再由和尚寺老僧转送。另一条由陈应直、陈英格转送至文成县吴地、山垟岙、林岸、白岩洞等交通站，再转下一站。

要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就要建立交通站。在浙闽边区，交通站是根据交通员而设立的。为此，边区办事处首先整顿了交通员队伍。对在敌人的“清剿”中没有叛变自首的交通员，给予恢复；对投敌的交通人员，而且严重破坏组织和出卖同志，使基本地区和基本群众遭到摧残的，予以处决；对被迫自新而没有叛变行为，经人保释的交通员，在经过教育后仍可信任的，继续做交通工作。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浙闽边区所属的交通员队伍更纯洁、更坚强。

在整顿的同时，边区党组织又重新挑选了一批基本地区的党员骨干和可靠的积极分子担任交通工作。这些新交通员都是思想进步，出身成份好，社会关系清白，在革命斗争中有不怕苦、不怕死的自我牺牲精神，且机智勇敢，经得起考验的人。他们先跟班，也就是先跟老交通员熟悉交通线，学习各种对付敌人的办法。

在“隐蔽精干”的斗争中，被顽固派包围的党的基本地区，药品、武器的输送，干部的护送以及信件的传递，都必须利用秘密交通线。

为了安全，交通员白天只能隐蔽在山沟或密林里，忍受蚊叮虫咬和毒蛇野兽侵袭之苦。夜幕降临后，他们才沿着那些见不到灯火，听不见犬吠，偏僻、静谧、人迹罕至的地方行动，不断翻山、越岭、爬坡、钻沟。同时，还要边走边整理踩倒的杂草和灌木，以免留下痕迹，有时情况紧急，迫不得已要白天跑路，则要化装。对于化装要象模象样，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也可拿点礼物装作探亲访友。如果进城就要化装成商人，且要装得洋气一点，不然就会被人看出是山上来的。跑山区就不能化装得太洋气，否则就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不管化什么装，都要因人、因地、因事制宜。

在跑交通中，还要避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远路、弯路，这样就比较安全。万一遇上“清剿”队，要千方百计避开。如果避不开，就要保持镇静，不露马脚，不引起他们注意。为预防搜身，就要迅速把信件藏好或毁掉，甚至把信一口吞下肚子。信件绝对不能被人搜去。

交通线上一般一个站只有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交通站。为了防止意外，交通员必须想方设法多找亲戚，多交朋友，多设几个点，多搞几条交通线。这样，即使情况突变，也可以照样完成任务。

每条交通线都是党的生命线。在这漫长、曲折、艰难的交通线上，许多优秀的交通员和联络员，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工作着、战斗着、奉献着。他们的高尚情操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6年“隐蔽精干”斗争，浙闽边区的许多交通员不怕流汗流血，不畏劳累艰辛，做出了无私的贡献。仅有据可查的就牺牲了46名交通员。泰顺彭溪龙潭面交通站的蓝逢调、蓝德辉父子，就是献身于交通事业的浙闽边区著名的双英烈。

1943年冬，国民党调集重兵对浙闽边区发起了又一次“清剿”。交通员林志东带着浙闽边区委给浙南特委的一封急信，东绕西转，避开国民党兵，黄昏时才到双板桥交通站，当晚住在刘伯娘家的阁楼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当地保长带着一个警备班到她家搜查，抓刘伯娘的儿子去当壮丁。为掩护林志东，刘伯娘将警备班引向儿子躲藏的地方，保护林志东脱险，但她的儿子却被抓走了，从此毫无音讯。林志东安慰她，她却强忍悲痛地说：“只要你安全把信送到，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了。”解放后，刘伯娘得到了应有的荣誉，1951年作为浙南老区人民代表，赴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浙闽边区委和泰顺县委机关的大部分同志能在泰平区长期坚持隐蔽活动，很大程度得力于交通站交通员和联络站联络员的掩护。在泰平区有一批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久经考验的优秀交通员，他们是松垟乡秀涧下村的邱国玺、灵家山村谷公寮的周尔有，峰文乡青皮坳的苏君究、双溪口的黄孔否，九峰乡东水溪的包建二、山后的施巨桃、前坪仔的陈应堂等。这些交通员是党组织的眼睛和耳朵，每遇敌情，他们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及时把敌情传递给有关同志，使党的领导机关及时得到情报，安全转移。

环境特别恶劣时，边区委和县委的干部不能在基本群众家里住宿，只好躲在山洞里。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交通员则动员全家人日夜放哨、送饭、送消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有时，山顶上还设消息树，由上山放牛、放羊的小孩负责看管。他们也成了义务小交通员。

     地下交通线在浙闽边区执行隐蔽精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交通站的设立，没有交通员，党组织的工作就寸步难行，党的干部也难以生存。龙跃在《坚持浙南十四年》一书中总结浙南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长期坚持下来的经验时，认为交通网与情报网相结合，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五个经验之一。

        

（六）古洞坑应变和党组织改制



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闽边区的进攻更加激烈，还实行了自首自新政策和收买政策，软硬兼施。中共浙闽边区委员会的一批干部仍凭借泰顺山区有利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坚持艰苦的斗争。但极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却经受不住考验，叛变了革命。1944年1月11日，原青景丽县委书记赵传彬的叛变，就是一起影响较大的事件。

赵传彬是福建省顺昌县时溪乡洋口人，原是一个讨饭出身的苦孩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路上遇见他后把他带了出来，将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党的中层干部。他在台州特委任过青年部长。可是调到浙闽边区办事处后，他就变得贪图安逸，害怕斗争。到青景丽县委后，就一天到晚隐蔽在山里不出来。1943年11月，赵传彬去坑头看望老婆孩子，把县委机关的同志留在底塘。时间长了而暴露目标，县委机关的同志因此遭到敌人的包围。突围时，通讯员周公环中弹牺牲，连县委的印章都丢失了。赵因此受到特委领导的批评。赵不但不悔改，而且思想产生动摇，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1944年1月11日，赵传彬通过其堂内弟方福昌到国民党泰顺县国民兵团团部副官陶汉文那里，再由陶带他到国民兵团团长俞士雄处叛变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由于赵传彬在边区工作的时间较长，他对浙闽边区，特别是对泰顺、青景丽和特委的情况都很熟悉。他的叛变使边区的革命形势更加紧张了。由于情况危急，1944年4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给浙闽边区委员会书记郑丹甫来信，要求边委准备开展跳圈活动，把干部派往新区，分散隐蔽。4月份的一天，郑丹甫在松垟乡古洞坑村岭脚后门山的竹寮里，召集边区干部20余人召开边区干部应变会议。会议通报了赵传彬叛变的情况，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坚决贯彻“隐蔽精干”政策，保存老区，发展新区。还具体安排了边区干部的隐蔽地点，有的到沿海一带，有的坚持本地工作。会议决定：陈辉负责福鼎县委的工作，同龚显凑一起到福鼎西北区和沿海一带活动，同时领导鼎泰区和沿海岛屿的隐蔽活动；郑衍宗、林垂猛、谢春英和林永中坚持在泰平区一带。会议还确定了其它地区坚持隐蔽斗争的人员：刘宝生等坚持在泰东南区；林志东等坚持在泰东北区；谢秉培、夏国忠、林乃珍、苏廷居等坚持在福鼎沿海岛屿；王烈评、陈勉良、黄孔请、潘国嘉等坚持在鼎泰区。

赵传彬的叛变，给边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泰平区的干部和群众受害最深。这个叛徒亲自带兵到泰平区破坏党组织，搜捕我党干部。林永中在泰平区的鹿境村遭到敌人袭击；郑衍宗等三人在黄畲村发现叛徒带兵来搜捕，便退到矴步头隐蔽。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被捕。

1944年7月，中共浙南特委接到东南局的指示：就地坚持斗争。跳圈计划就此停止实行。同时，东南局指示特委开展整风。8月7日，龙跃给边区来信指示：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严密党的组织，把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和联络员制，支部不过组织生活，采取个别联络、个别教育、个别活动，不发生横的联系。决定陈辉为边区联络员，郑衍宗为福鼎特派员，其他同志没有宣布职务。

     1944年下半年，那些因日军侵略而逃到云和、景宁、泰顺、文成一带的国民党省、专署官僚，虽然对日寇是闻风而逃，但对共产党人却毫不放松。他们出动人马到处搜捕我党同志，凶狠摧残我根据地。叛徒赵传彬同泰顺特务头子张松年、平阳特务头子王管相勾结，带着便衣队，把泰平区的九里潭、古洞坑、秀涧、杨梅潭、九峰、塆头、古院那一片搞得乌烟瘴气。从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以欺骗、引诱的方法，强迫、捆绑、拷打等手段，瓦解浙闽边区的基层党组织，对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仅泰顺县，被搞垮的基层党支部就有12个。

              （摘自《中共泰顺历史（第一卷）》，未完，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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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茗洋村流传着不少关于革命年代的故事，那些年里，茗洋人跟着革命者的脚步，巾帼须眉齐上阵与敌人斗智斗勇，闹革命。
毫无疑问，茗洋人闹革命的决心是坚定的。1936年冬，敌八十师1个连进驻茗洋时，茗洋群众早已坚壁清野，将粮食、牲畜转移到山上藏起来，准备长期斗争。但是几千人躲居荒山，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党的领导人多次劝说下，人们才陆续回村。
茗洋人与敌斗争的机智与勇气是令人敬佩的。在蒋介石调集正规军和保安团10万兵力，重点进攻浙南游击根据地，并在所有的交通要道、较大的村庄及红军常驻的地方，层层建立封锁网，实行移民并村后，强迫当地群众筑碉堡。茗洋人采取了“白天筑，晚上拆”的方式，让碉堡长时间都筑不成。
对革命威胁最大的是当地的一伙反动分子。敌人“围剿”之时，曾经逃走的恶霸地主纷纷回乡反攻倒算，整日带兵到处搜捕、杀害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连分过青苗的基本群众也不放过。茗洋附近有三个反动分子，一个是泰顺东云村的东云沛，一个是泰顺柘坑下的萧阿兜和林九某，他们的告密行为，多次使革命者陷于险境。茗洋人恨透了反动分子，千方百计协助革命者拔掉这些钉子。据史料记载，当时，敌人公布十条“杀无赦”命令，其中有一条“通匪者杀无赦”。“白皮红心”的联甲队长洪儒直接受任务后，便寻机向敌连长密报这两个反动分子通“匪”，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不久，趁着黑夜，将东云沛和萧阿兜抓到联甲队部，由4个联甲队员架着这两个人向山里跑，几十个联甲队员一边追赶，一边大喊：“土匪跑了！”佯装追赶游击队。敌蔡连长听见呼喊声便带兵随后追来。待敌兵追到时，两个反动分子已被当作“通匪”者而被处决。而为了寻机除掉林九某，茗洋内洋村的夏彩桂利用与林九某是表兄弟的关系，大义灭亲，将林九某诱到陈小溪的桥上，以短刀将其刺死。
茗洋人想方设法铲除当地反动分子的行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他们也用智慧一次又一次的保护了革命者。1940年9月的一个晚上，中共鼎泰区委书记王烈评和蔡爱凤、陈勉良住在茗洋南山岭内厝党支书洪儒鹏家里。当晚桐山伪警察局警察和石邦福乡公所警备班来抓洪儒鹏，直奔茗洋外洋村保长陈廷妹家，一怕他通风报信，二是要他带路去抓洪儒鹏。此时陈廷妹急中生智，将警察带到了外厝的洪儒宏家。警察将洪儒宏带到石邦福乡分所后，反动乡长张琼说抓错人了，这不是洪儒鹏，责问陈廷妹为什么抓的是儒宏不是儒鹏。陈廷妹镇定地回答：南山岭有两座房屋，一个是儒宏家，一个是儒鹏家，你们来时急急忙忙，我也没弄清楚你们要抓谁啊！所以才抓错了。白皮红心的陈廷妹急中生智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国民党反动派搪塞过去，保护了革命同志。
茗洋人的宁死不屈是连国民党反动派都畏惧的，他们感慨“茗洋人连骨头都是红色的”。
1937年10月的一天，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蔡爱凤和通讯员池方喜住在茗洋群众金维娇家。由于叛徒告密，闽保第四团连夜出动，包围高滩村，金维娇把才、池二人藏到大厅上方的神龛内隐蔽，但来不及把抗日宣传标语藏好，被敌人搜出，金维娇及其丈夫蔡宗竹等6人被捕，并押解到福鼎县城西门监狱里。金维娇和其他人受尽吊打、夹杠、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但敌人却始终无法从她身上得到任何关于革命的秘密。10月17日恼羞成怒的敌人对金维娇等人下毒手，将锋利的尖刀捅进金维娇口腔，剥掉染血的上衣，一刀一刀割下她身上的肉，还用刀刺向她腹中的胎儿。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了南山岭支书洪儒鹏、半岭头交通站负责人杨阿银，并对他们严刑拷打，新训逼供，却仍然套不出隐匿党员身份。最后，杨阿银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茗洋村的革命旗帜15年来屹立不倒，其中的故事或被遗忘，或被载入史册，不论如何，它们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换来茗洋村的解放，换来如今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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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泰顺历史· 以浙南第三县队为主的武装斗争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号召蒋管区人民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总反攻，组织武装，消灭敌人。浙南特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基本完成八大任务以及军事上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5月7日又作出《对目前工作的指示》，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五大任务：（1）训练干部，培养各种人才；（2）建立武装部队；（3）领导群众日常生活斗争，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4）发展党员；（5）布置据点工作。

为了在浙南迅速建立武装部队，浙南特委于5月20日至7月5日举办了特委首届军政训练班，开设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三门课程，抽调浙闽边区党委执委林永中，福鼎县委书记王烈评等到特委首届军政训练班学习。林永中、王烈评学习结束后返回边区，在浙闽边委领导下，积极筹建武装部队。



（一）  第三县队的成立与首战南溪



1947年7月16日，浙闽边委根据特委《对目前工作的指示》，制定了执行方案：（1）由边委举办干部训练班；（2）建立武工组3组，每组人数在8月底前达到12名；（3）深入宣传，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斗争和反饥饿反抽壮丁斗争，并在秘密原则下给以必要的武装援助；（4）继续开辟地区，党员数量增长一倍。

7月22日，中共浙南特委决定将泰顺县委武工组与福鼎县委武工组合并建立浙南第三县队，队长王烈评，教导员林永中。浙南第三县队的组建工作在泰平区石岘村（今属苍南县）进行。县队刚组建时有两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苏廷居；第二小队队长林乃珍。共计15人，有12条步枪、3支短枪。县队的任务，浙南特委在浙字第二号命令中已明确指出：“该县队目前任务为创造游击根据地，训练基干队员与基层干部，生产经济，扑灭周围可能扑灭的武装敌人和反动分子。”

同时，中共浙闽边区委员会扩大，郑丹甫仍任书记，任曼君、陈辉为常委，林永中、郑衍宗、刘宝生为执委，王烈评为候补委员。

9月18日，中共浙南特委指示：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各县必须扩大武装和大力培养干部。10月，浙南第三县队扩为三个小队，计40人，有长枪40多枝、短枪6枝、轻机枪一挺。其中两个小队负责开辟新区；一个小队负责保卫浙闽边委机关。

10月28日，县队队长王烈评和教导员林永中率领两个小队，从泰平区出发，首战南溪乡公所。因为当时泰顺、福鼎、鼎平三县境内，凡是有敌人驻扎的地方都建有碉堡，一时难以攻打；而福鼎县南溪乡公所却没有建碉堡，警备班只驻在祠堂里。又据群众报告，国民党福鼎县政府有一批枪支存在南溪乡公所（事后查无此事）。

战斗那天，国民党乡长不在，乡队附带五名警备班的敌兵出去了。守敌只剩警备班班长等7人。第三县队一开枪，敌班长即跳楼摔伤。由于敌人惊慌失措，未能回击一枪，战斗即告结束。此仗计俘敌7名，缴获步枪7枝。接着，县队乘胜攻打南溪反动地主夏明时家，地主落迫而逃。当夜部队返回泰顺，第二天天亮时路过雅阳，又缴来雅阳乡公所的三枝步枪。这是县队建立以来第一次战斗。首战开门红，对没有指挥过战斗的县队领导和初次参战的战士都是很好的实战锻炼，也鼓舞了泰顺和福鼎老区的人民，促进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11月26日，中共浙南特委任命浙闽边中心县委书记陈辉兼任第三县队政委，林永中任副政委。

12月底，浙南第三县队已发展到五个小队，计55人。有60枝步枪、一挺机关枪。第一小队，小队长苏廷居，副小队长林世祥，在西北区（霞鼎泰边区）活动；第二小队，小队长黄孔伍，副小队长林江流，在泰东南区活动；有设第三小队；第四小队，队长龚显奏，在鼎平活动；第五、六小队，队长陈亨汀，副队长郭建章，随中心县委行动；第七小队，队长林乃珍，副小队长蔡承智，在福鼎活动。



（二）  第二县队奇袭包垟



浙南第二县队是中共青景丽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成立于1947年7月。这支部队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利用泰顺、文成边境地区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打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使青景丽根据地和浙闽边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

1947年冬，泰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派泰顺县保警独立分队附方镕率领20多名警士到包垟驻扎。该分队经由文成绥靖办事处整编后交回泰顺县政府指挥，是泰顺县保警队中的一个精锐分队，非常反动。这伙武装敌人一到包垟，就强派民工修筑碉堡，并设立关卡，乘机对来往群众客商进行敲诈勒索。周围群众倍尝磨难，日夜盼望共产党早日为民除害。包垟还是泰东北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制高点，国民党包垟据点的存在，控制和威胁着浙闽边区经文成至浙南特委的交通线。

12月下旬，有位叫夏一耕的地方同志赶到石郎坑（现属文成），向浙南第二县队队长邓福坦控诉了包垟驻敌涂炭民生的罪行，并报告了他深入敌营侦察到的情况。邓福坦当即叫他回去继续侦察。他回去后，把情况进一步搞清，又迅速赶到部队汇报。邓福坦召集泰北区委书记郑昂等人研究后，决定采取智歼的办法：抽调17人，分三组化装混入敌据点，相机行事，并约定联络信号。因郑昂是大峃附近人，语言与当地相通，便由他与胡方对、廖忠发三人组成一组，肩挑油箱，化装成收购桐油、桕籽的商人；第二组是邓福坦与陈向雷、夏伯民三人，化装成过路学生；其余11人化装成过路客商或群众，有贩牛的，也有卖草席的。除6人携带短枪、一人带马枪（卷在席内）外，其他人都是徒手。第一组负责解决哨兵，并在敌营外监视敌人行动。其他同志在哨兵解决后，立即冲进营房，乘敌不备，将其全部缴械。

12月28日，突击部队在驻地吃过午饭后，按计划出发。下午2时左右到达包垟。敌营设在大路边的一家染布店里，正门朝着大路。当突击队靠近敌营时，只见几名警士在门外的平地上晒太阳，一个哨兵靠大门站着，还听见警士们在营房里赌博的吆喝声。郑昂走近敌哨兵，有意引他来查路条。正当敌哨兵靠近时，郑昂出其不意掏出手枪对准哨兵的胸口，顺利地缴下他的武器。其他战士立即冲向厨房和营房。这时正在厨房里烧菜的敌分队附方镕见我战士冲进来，急忙抓起一把柴刀向我战士劈来。邓福坦眼明手快，举枪扫他一梭子弹。方溶随即直挺挺地翻倒在地。有一个往外逃窜的敌兵同时也被击毙。营房里的敌兵正赌得兴高采烈。当战士们冲进营，大喊“缴枪不杀”时，敌兵吓得瞠目结舌，慌忙举手投降。挂在壁上的枪支，全被第二县队收缴。被俘敌兵经过教育后，发资遣散回家。

这次战斗，共计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7枝、手榴弹30多枚、子弹一批。浙南第二县队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使队伍一下子扩大了将近一倍。特别是有了机枪，部队如虎添翼，大大加强了战斗力。拔除了包垟据点，也为地方工作扫除了一个障碍，打通了青景丽根据地与浙闽边根据地的联系。



（三）  作战于泰顺游击区外围



1948年1月21日，第三县队队长王烈评和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率领两个小队攻打福鼎县前歧警察所。

前歧位于福鼎县上东区和下东区之间，是郑丹甫、王烈评、郑衍宗、陈勉良的家乡。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前歧的统治，特设警察所，驻在海尾妈祖宫里。县队趁敌警察所刚刚建立，立足未稳，把它干掉。据侦察，前歧警察在夜间警戒严密，白天松懈。因此，王烈评和郑衍宗率领战士30多人在凌晨3时抵达妈祖宫后面山上，埋伏在树林里。上午9时浓雾弥漫。县队分成三批：第一批五人化装成便衣带短枪先走；第二批机枪组六人（步枪和机枪装在布袋里）化装跟随第一批后面；第三批在山上守卫，以防镇公所警备班增援。第一批原决定经过庙堂正门进行突然袭击，可是那庙堂里堆满明矾进不去。偷袭不成，改为强攻。敌警在楼上发觉，即开枪射击。县队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去。上东区区委书记吴明受在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战斗中，县队轻机枪“夹壳”，敌大部乘机夺门窜逃。这一仗，俘敌4名，缴获步枪4枝，捣毁了敌人的前歧据点。

2月，第三县队副政委林永中率领第七小队到福鼎县南区店下、秦屿一带活动，以武装力量开辟新区。有一夜，在店下行军途中，发现前面有说话声和脚步声，林永中高度警觉，命令队员迅速隐蔽在路旁。果然，迎面而来的不是行人而是敌人。第七小队当机立断向敌人射击，敌人慌忙抱头鼠窜。结果毙敌一人，缴获步枪两枝。由于目标已暴露，第七小队决撤离。狡猾的福鼎县保安队配合前歧镇警备班在下同对面山上埋伏，企图报复。小队行军到下同半山坡时突然遭到袭击。战士们奋勇应战，迅速撤出敌人的伏击圈，无一伤亡，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3月1日，国民党泰顺县政府实施《泰顺县政府清剿辖境残匪计划》。兵力部署为：（1）浙保二总队十一中队暂驻包垟，指挥百丈警察所和汇溪、百丈、司前、莒江、翁山、筱村等乡民众常备自卫班，负责对付浙南第二县队和地方党组织，保护东湾坑至百丈口的水上交通。（2）县民众常备自卫中队暂驻泗溪，指挥泗溪、雅阳、东溪、三魁、大安等乡常备自卫班，负责对付浙南第三县队和地方党组织。泗溪警察所固守泗溪据点，必要时配合县自卫队行动。（3）县警察局指挥保警队，负责“清剿”夏家山一带刘宝生部，以及洪村、龟伏、洲边、南院、罗阳等乡境内中共党组织。

3月11日，永嘉团管区第三中队30多人押送80多名在泰顺强拉来的壮丁，从百丈口上船去温州。凌晨，浙南第二县队队长邓福坦带领第二分队21人赶到金山岭脚纱帽岩（现珊溪水库淹没区）伏击敌人。两个班过河到对岸山脚埋伏，准备打前卫；其余部队埋伏在沙帽岩上面的灌木丛中。两岸部队互相呼应，作犄角之势。敌人和壮丁分乘三只船。当前两只船进入伏击圈时，邓福坦下令用排枪射击。敌人招架不住，挑起白衬衫表示投降。县队即停止射击，二分队付分队长兼一班班长廖忠发率领数名战士向溪边冲去，准备受降。不料有几个逃入水中的敌人朝他们打冷枪，廖不幸中弹身亡，还有两名战士受了重伤。县队立即还击，让放冷枪的敌兵受到应得的惩罚。船中的敌人再次举起白旗请降。战斗不到20分钟便胜利结束。跟在后头的宿船因行驶稍慢，刚到铜潭口就听见了枪声。船上的敌人慌忙弃船上岸逃走。这次战斗，计毙敌5人，伤敌6人，俘敌10多人，缴获步枪18枝、日本式手枪2枝。战斗结束后，县队把被捆缚着的壮丁救了出来，从优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10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发资遣散。

3月14日夜，县队第一小队战士在小队长苏廷居的带领下一举攻下福鼎金沙溪乡公所碉堡。金沙溪乡公所有警备班10余名，步枪13枝，驻在碉堡内。那天警备班6人带着4枝步枪出去抽壮丁。哨兵站在楼上。凌晨4时，第一小队把碉堡包围起来，一面开枪射击，一面用棉花浸煤油放在碉堡门上燃烧，同时高喊：“不缴枪就把你们烧死！”敌人没有抵抗，有的把枪丢了出来，有的放下枪逃了出来。这一仗，俘敌警备班2人，缴获步枪8枝，电话机1部，焚毁敌碉堡1座，并解救了被强拉来关押在这里的壮丁10多名，有力地支持了群众的抗丁斗争。

金山岭脚战斗和金沙溪战斗后，反动派再也不敢轻易下乡征兵。国民党泰顺县长向第八区专员报告说：“此案发生后遍传远近，民心惶惶，征兵业已更觉较前困难。”



（四）  两次决定性的战斗



1948年3月，国民党泰顺县政府军事组主任指导员朱家田带领县常备自卫中队60多人，窜入五里牌一带“清乡”及督促征兵。浙南第三县队第一小队长苏廷居带领13名战士，这时也在这一带配合福鼎县西北区委开展工作。28日，他们一面监视敌人的行动，一面指派两名战士到九峰乡山后村向中共浙闽边中心县委和县队领导报告。浙闽边中心县委书记陈辉和组织部长任曼君及县队队长王烈评得知这个情况后，一致认为不可失去良机。分析了敌人的兵力和活动规律后，决定打伏击战。县队长王烈评率领第三小队和第五、六小队20多人带着一挺机枪前往配合。战士听说要打朱家田，群情振奋，未待天暗就从山后村出发了。次日凌晨3时，部队赶到离福鼎县叠石村五华里的梅溴坑后面山上。这时苏廷居小队已为县队准备好饭菜。饭后休息片刻，召开小队长会议，先听苏廷居汇报。苏说：“据我们侦察，敌人准备抓一把就走。从迹象判断，敌人明天要从五里牌返回县城。”

根据这一情况，县队长决定在玉塔村到莲头村那条路上伏击敌人。部队立即编成三个分队和一个突击组。突击组的任务是缴获敌人惟一的一挺机枪。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目的地出发。尽管山路崎岖，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个个精神抖擞。不一会儿东方已吐出鱼肚白。这时县队发现这里地形开阔，不利隐蔽，于是改到雅阳镇福船自然村去伏击敌人。

福船是敌人返回县城的必经之路。一条山岭一上一下有三华里长。往上走300米处有一陡地，两边是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树林，中间有小片水田，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三个分队隐蔽在两边的密林里；陶家瑞带领突击小组隐蔽在路边的民房里。

等到太阳上山了，还未见敌人的影子，战士们心急如焚，惟恐敌兵不来。许久以后，终于不出所料，敌兵一个个往山上爬来。县队采取东西夹攻和卡咽喉的战术，目的是要消灭朱家田，缴获轻机枪。敌兵已过去大半，还未见轻机枪，待到敌兵过去三分之二时，一道亮光从战士们眼前掠过，那挺机枪被阳光照得发亮。县队长立即命令开枪。哒哒哒！嘭嘭嘭！顿时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朱家田命令敌兵卧倒还击，敌机枪手以田岸为掩体向县队猛烈扫射。此时，躲在路边民房里的突击组战士林世用一枪击毙朱家田，这个刽子手四脚朝天像死猪一样栽倒在水田里。敌人失去了指挥官，像无头苍蝇，东逃西窜。苏廷居小队从东侧山坡冲下来，将敌机枪手左手击伤。这个亡命之徒还背着机枪往田里逃，结果被苏廷居小队连人带枪抓获。其余敌人弃甲曳兵往泗溪方向逃去。

接着我军清理战场。在清场时，第五、六小队队长陈亨汀被敌冷枪击伤，抬到半路不幸牺牲。

这次伏击战击毙了国民党军中校朱家田等3人，俘敌5名，伤敌4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8枝、短枪2枝。国民党泰顺县自卫队原只有轻机枪2挺，这次被缴了1挺，同时主要指挥官被击毙，元气大损，只好将兵力收缩，死守几个据点了。泰顺的革命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后，浙南特委颁发了“以寡胜众”的锦旗一面予以褒扬，浙南特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发来了贺信。

1948年5月，国民党省政府拔给泰顺一批新武器，以加强反动武装的实力。国民党泰顺县政府派出县便衣队队长董敏率部前往杭州领取。中共青景丽县委和浙南第二县队通过统战关系获得这一消息后，即进行布置，严密注视敌人行动。

5月17日，国民党泰顺县便衣队把这批武器从温州运至瑞安飞云江码头装船。18日，运至峃口。19日，到达东湾坑。青景丽县委领导研究后，决定派邓福坦率领第二县队在南向的凌垄滩头（现珊溪水库淹没区）伏击敌人，截取武器。同时，通知朱昌丢把第一分队拉到驮窟会合。部队连夜出发，在驮窟会合后继续前进，20日天亮时到达目的地。随即在距南向里许的八角亭岗山上布阵埋伏。刚埋伏就绪，装运武器的船只就从凌垄滩上来了。原以为押运武器的敌人是在船里，没想到敌便衣队是在岸上护运的，以致当便衣队临近第二县队阵地时，才被战士发觉。第二县队先发制人，立即开枪将敌机枪手打死，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敌便衣队长董敏见机枪手被击毙，即拿过机枪企图再战。但他临阵怕死，一慌张从身后的悬崖上连人带枪坠入深潭淹死了。

敌兵因队长阵亡，溃不成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没多久，便衣队就被彻底解决了。计缴获机枪1挺（不是掉入水中那挺）、步枪9枝，俘敌十余名。在战斗打响时，船工们即按照县队的命令，将船往山边靠拢。负责搬运武器的战士，立即冲到船上去搬武器。敌人十分狡猾，他们把枪5枝一捆地捆好，而枪栓全部脱下来藏在另外的地方。县队准备先把枪搬上岸，再去找枪栓。不料，押运武器的部队除了县便衣队外，还有驻百丈口的浙保二团十一连。该连奉命前往途中接应国民党泰顺县便衣队。他们从包垟到了东湾坑后，和便衣队保持一定距离，在后策应。当其听到枪声，知道便衣队已中埋伏，立即兵两路：一路抢渡过河，占领南向上面的山岗；其余从南向后面山上向第二县队背后包抄过来。

处境对第二县队十分不利。为保存革命力量，队长邓福坦下令撤退。已搬到山上的武器也只好丢弃。在敌人发起进攻时，那些俘虏乘机逃跑。有一名俘虏竟想把被缴的机枪夺去。拿机枪的战士据力相搏。结果，敌人抢去枪筒，战士夺回座架。后来，邓福坦把一只预备筒配上座架，仍可以用来打击敌人。战斗结束后，县队把被董敏带入深潭的那挺机枪捞了上来。

从1947年10月浙南第三县队首战南溪以来，由于我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已迫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特别是在福船战斗和南向战斗中，国民党泰顺县的两个主要军事干部被击毙，最好的两挺机枪又被我所获，敌我力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民党泰顺县自卫队龟缩在县城里不敢轻易出动。武装斗争转向我军主动进攻阶段。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逐步公开化、群众化。



（五）  武装斗争进入主动进攻阶段



至1948年3月底，浙闽边中心县委成立五个月来，新建44个支部，发展656名党员，总数已达80个支部986名党员。浙南第二县队新增33名战士，已达89人。1948年6月，浙南第三县队发展到5个小队90名队员，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

1948年6月8日晚8时，中共青景丽县泰北区委郑昂率领十多人，利用内应，冲进莒江碉堡，俘虏乡警备自卫班全部12人，缴获步枪12枝、手榴弹24枚、子弹280发，并烧毁莒江碉堡。

6月15日，中共浙闽边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陈辉、任曼君传达了第二届浙南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七个月工作计划》和其他各项决议。7月6日，中心县委确定了今后七个月的主要任务：（1）加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健全各级组织；（2）武装人员扩大一倍；（3）普遍建立乡村农会、妇联会，组织农民自卫队，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及反饥饿、反恶霸斗争；（4）巩固和开辟地区；（5）培养干部，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党政干部训练班、支部训练班；（6）开展第二期整风。

8月，王烈评带领第一、二、四等三个小队到福鼎七星岛一带活动了十多天，收集到11枝步枪，一枝手枪。

经过“打点缴枪”“游击灭敌”，不断消灭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9月20日，浙南第三县队扩编为两个分队，一个侦察班，共7个班。第一分队，分队长苏廷居，副分队长林垂猛；第二分队，分队长刘祖丕，副分队长林乃珍；侦察班，班长林江流。同时，成立浙闽边中心县委警卫队，队长龚显奏，下辖两个班；成立鼎平县委武工组，组长沈兴作；成立浙闽边中心县委新兵队，队长陈廷铄。为适应当时的战斗任务，对新战士首先进行基本动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练，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使其一到前线就能参战。

9月，国民党灵溪反动区署派出自卫队在灵溪附近的河温村向群众逼粮，并借此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河温群众在南宋垟找到第三县队第二分队，再三要求县队前去歼灭逼粮的黄皮狗。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和县队长王烈评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前往追击。但第三县队一到，国民党自卫队便闻风逃跑。虽然只毙敌一名，缴获一枝步枪，但敌人再也不敢来这一带骚扰了。

10月15日，王烈评率领县队第二分队和侦察班共40多人，攻打桥墩碉堡。福鼎县鼎泰区委书记刘开蕊率领30多名民兵配合行动。采用火攻的方法，歼灭国民党灵溪区自卫队第一分队，计毙敌5名，伤敌3名，活捉7名，缴获步枪14枝。其余武器被毁于碉堡内。

同月，浙南特委指示浙闽边中心县委，想办法寻找闽东党组织，同他们取得联系，以利共同对敌斗争。浙闽边中心县委决定由第三县队副政委林永中率领第一分队袭击福安县白石镇，有意亮相。15日夜，第三县队袭击国民党福鼎县白石镇公所。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县队占领了镇公所并俘敌7名，伤敌一名，缴获步枪4枝、十发木壳2枝，烧毁镇公所一座。残敌逃入镇公所后面的碉堡内。因镇公所燃烧的火焰有延伸至街道民房之危险，县队为了便于群众防火，立即撤退，因此没有全歼守敌。可惜这次武力侦察和亮相，与闽东党组织的关系没有接上。

10月17日，浙南第三县队副政委林永中率领第一分队攻打泰顺县龟伏村恶霸地主王闽卿的碉堡。原先听说碉堡内的枪支已被国民党缴去了，县队一时麻痹信以为真。17日林永中带队伍经过那里时，碉堡内放了一枪。林见碉堡内有枪，便命令第一分队将他们包围起来。这时碉堡内的敌人喊话说：“叫陶家瑞来，我们就会交出武器。”不一会儿，陶家瑞正从后章岗来到了龟湖，听说这个情况，陶便进了碉堡。原来里面有一个妇女与陶家瑞有亲戚关系，她对陶说：“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枪拿去，我这枪是用性命作担保的。”陶回答说：“你们不交枪，游击队不会客气的。只有交了枪，你们才平安无事。”陶在碉堡里大约交涉了20分钟，趁机侦察了碉堡内部的情况。由于敌人始终拒不交枪，便回来将情况向林永中作了详细的汇报。经过研究，我军决定晚上行动。

在行动前，挑选了四人组成突击小组，准备了柴刀、尖钩、斧头和两条棉被、一条梯子。当晚，突击小组埋伏在离碉堡20多米远的一座三层楼的民房里。陶家瑞登上三楼，看到敌碉二楼里有一人，便开了一枪将那人打伤。碉堡里立即传来妇女的哭叫声。机不可失，突击小组立即利用登楼工具爬上碉堡最顶层，然后一个个抓住屋檐敏捷地将身体荡进了碉内。经过一番短兵相接，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反动地主王闽卿及其走狗等5人，伤敌一人，俘敌15人，缴获长短枪9枝、子弹300余发、手榴弹数枚，拔除了国民党在泰西南的据点，扩大了泰顺解放区。

11月5日，王烈评率领浙南第三县队（包括两个分队，一个侦察班）共90余人夜袭泰顺惟一的区署——泗溪区署。泗溪区署由国民党泰顺县政府于1948年6月恢复，由包绍咸任区长，并指派一个经黄埔军校培训出来的顽固分子胡正藩任警察所所长，是泰顺敌人在城外最大的据点。据点壁垒森严，屯兵把守，准备长期顽抗。

为了消灭这股顽敌，浙闽边区中心县委派苏孝治化装成农民前往侦察。发现区警察分队的驻敌有两个班，共有警察25人，步枪23枝。除炊事员一人睡在曾家祠堂外，其他都驻守在碉堡内。一个岗哨设在离祠堂20米左右的坟头上。胡正藩本人在碉堡内坐阵指挥。

分析敌情之后，县队领导决定采用偷袭与火攻的打法。组织一个五人突击小组，担任尖刀班任务。王烈评、苏廷居等指挥其他战士在外围打掩护，随时牵制敌人。

县队夜晚11时到达泗溪。王烈评下令突击小组开始行动。不料突击小组战士林国荣爬墙时不小心踏落一块瓦片，碉堡中的哨兵听到响声后开枪报警。这一惊动，偷袭成为不可能，只得采取强攻。敌碉大门正朝向祠堂墙围，相距仅六七米。我军可利用围墙作掩体，在碉堡大门的墙脚下挖个墙洞，便能对碉堡大门进行火攻。次日凌晨2时，墙洞已挖开。这时，狡猾的敌人从碉堡中丢下三枝汉阳造步枪，诈说投降，想在战士去拿枪时投手榴弹。王烈评识破敌人的诡计，大喊：“同志们，不要受骗上当！”同时又向敌人喊话：“你们如果真投降，就把23枝枪和所有弹药全部丢下来，我们会宽大，保证一个不杀也不抓。”顽固的敌人见骗术被揭穿，就用猛烈的火力封锁这个墙洞，使县队无法火攻大门。敌人如此狡猾多诈，激起县队战士更大的愤怒，决心非全歼敌人不可。王烈评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煤油浸过的棉胎扎在竹杆顶上穿过墙洞递到碉堡大门前。熊熊的烈火很快就燃烧着大门。这时有部分敌兵从窗口跳出来向县队投降，但国民党警察所长胡正藩、区长包绍咸等11个死硬分子还在碉堡中抵抗。当火焰燃上二楼，他们退到三楼；燃上三楼，他们又爬上四楼。有三个敌人爬上碉堡屋顶，即被机枪手陈盛有扫射击毙。余敌在四楼全部葬身在火光烈焰中。天未亮战斗就胜利结束了。

随即，县队到泗溪统战对象林蔚松家接收了泗溪乡公所的14枝步枪和子弹带。战后当天，泗溪富户主动送交十多枝步枪。加上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共计32枝步枪、300多发子弹。

11月6日，第三县队乘胜前进，攻打大安乡公所碉堡。敌人一枪未发，碉堡就被县队占领，缴获步枪7枝。当地地主又主动送来几枝步枪和修造枪械的机器。攻下大安之后，县队到戬州住了一天，并收缴民枪十多枝。

国民党泗溪区署和大安乡公所的据点被拔除后，县队分头到泗溪、大安、下洪、章坑、彭溪、横坑等地，缴获地主恶霸和反动武装组织的步枪、马枪43枝，十发木壳枪8枝，短枪7枝（各区工作人员所缴来的武器未计在内）。

12月17日，中共青景丽县委书记刘正发率领警卫队、机关干部及泰北区委书记郑昂等地方干部50多人攻打百丈警察所碉堡。兵分两路：一路把百丈区警察所（碉堡）包围起来，用轻机枪扫射；另一路去寻找警察所长徐忠诚，把他从赌场押到碉堡边，强令碉内警察缴械投降。青景丽县委缴获步枪23枝、子弹420发。这次战斗切断了敌人从泰顺到瑞安的水上交通。至此，青景丽与浙闽边根据地连在一片，我军席卷整个泰顺乡村。泰顺县的国民党官兵成为穷池之渔，龟缩在县城里。

1949年1月10日，浙南第三县队增设第三分队，队长林垂猛。这样，浙南第三县队计有三个分队、一个侦察班及一个伙食管理班，共计104人（不包括县委警卫队及新兵连）。

1949年4月26日，浙南地委、浙南游击纵队将浙南第三县队上调，正式编入浙南游击纵队。4月下旬，浙南第三县队奉地委命令开赴永嘉整编，被编为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池方喜，教导员杨慕。原浙南第三县队长王烈评任第一支队参谋长。

         （摘自《中共泰顺历史（第一卷）》，未完，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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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巽城是怎样解放的

福鼎县处在东海之滨，背山面海，是福建省东北部的边远县份，同浙江的平阳县(今苍南)、泰顺县相毗邻。在革命战争年代，素有闽浙边的鼎(福鼎)平(平阳)泰(顺)三县之称。福鼎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福鼎县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经历土地革命、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坚持到解
放，是闽东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由康志强、滕海清二位首长，率领2l军进入温州城，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此时温州全境包括台州地区的玉环县，丽水地区的青田等县宣告解放。在淮海战役后南逃的李延年的残兵，准备从金华、丽水公路进入温州；因得悉温州已解放，遂改变路线由浙西南向福建方向逃跑。由于沿路遇到游击队和民兵的阻击，大约1000余人经泰顺县进入福鼎县城。

　　这时前岐镇长李水耀在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策动下率部起义。福鼎县林德铭搜剿队靠李延年的残兵，由县城窜刊前岐要抓李永耀和我地下党支部书记王益甫。因他们先已随县委退到平阳县矾山镇故未被抓到；但把王益甫家的东西抢走了，连地下党藏在他家的几千斤粮食都被抢个精光。

　　在这种情况下，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派地下党员陈伯舟为代表，前往温州向渐南游击纵队司令员龙跃、副司令员郑丹甫汇报敌情，请求派出部队解放福鼎。

　　6月8日，2l军和纵队司令部召开会议，21军康、膝二位首长亲自出席，参加会议者还有63师参谋长李光军及王参谋、189团团长胡兴茂，浙纵一支队刘正发(支队长兼政委)、刘日亮(副政委)、邓福坦(副支队长)、王烈评(参谋长)、李振华(政治处主任)等同志。龙跃司令员在会上介绍福鼎当前的敌情。福鼎是浙南地委领导的县，经请示康、滕二位首长同意，决定派出部队前往解放福鼎。21军派189团(4个营2000多人)，浙纵派第一支队(3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1000多人)参加，由63师参谋长李光军统一指挥。会议决定63师王参谋带一个侦察连，王烈评带一通讯连(内通讯、侦察、警卫三个排组成)立即出发。到达平阳时天已全黑。地委常委、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已接到通知，给我们准备好晚饭，饭后马不停蹄，星夜赶到平阳桥墩镇住下。这里离福鼎县城只有60华里了。

　　6月9日，我们在桥墩镇派出同志去找福鼎县委书记林永中、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和浙闽边中心县委书记陈辉，给他们的任务是为部队准备三天的粮食、柴草、马料等。我和王参谋研究绘制福鼎城关的地形草图，以便研究作战方案。

　　10日，李光军参谋长同189团及浙纵一支队全部到达灵溪，午饭后，接到李参谋长电话，要我马上到灵溪。到灵溪后稍休息一下喝点茶便到桥墩开会，研究解放福鼎的作战方案。根据福鼎城关地形呈竹排形状，会议决定：(一)由189团进入水北溪，由北(柯岭道路)到南(岩前道路)；一支队由北(山前)到南(肖家坝)两面夹攻。
天拂晓前以三发信号弹为令，发起进攻。(二)由一支队派出二大队前往沙埕堵住海上通道。会议快要结束时，我的警卫员欧奕沛报告，说曾碧万同志找我。我想曾碧万同志1948年冬被敌人逮捕关在狱中，他怎样来的?我把曾带到会场询问，曾说，今天上午l0点左右，不见送饭给我们(犯人)吃。详细观察已没有卫兵和看守人员。我们便打破牢门跑出来。我到街上得知；国民党听说我们部队已到桥墩镇，保安团已撤退。我们就跑来报告。李参谋长听了以后，立即下令做饭提前进城，以免县城遭受坏人破坏。

　浙闽边中心县委书记陈辉同志也赶到桥墩镇向李参谋长汇报：从闽南来的国民党张万里残部，说要到温州起义。住了几天还不走，我们要他们就地起义奉命整编他们又不同意口李参谋长听后讲；不管他。189团派一个营、由地方工作人员带路前往泰顺县石湖乡缴械。结果，共缴获轻机枪15挺、冲锋枪16支、美式步枪32支以及其它枪支弹药一部。俘获人员全部由189团带走。

　　由于保安团撤退，我们没有做作战准备，到分水关天快黑了。晚10时左右，部队进了城内，突然二位青年(后查明是地下党员毛佩珍、吴月风)前来报告，说县保安团回城了。我令第一大队派一个排搜索前进，并立即报告了李参谋长。当一大队搜索到南门时，与保安队一个排相遇，只打几枪保安队王靖远一个排就放下武器投降了，缴获轻机枪和其它枪支弹药若干。我又接到报告还有保安队二个排住在福全山杨府爷岗上，李参谋长令189团派一个营去包围，由地下党员协同喊话，这二个排也缴械投降。进城后，189团住北门，第一支队住南门，李参谋长住城内伪警察局，泰顺中心县委、鼎平县委、福鼎县委机关人员和警卫队住在县政府。大约凌晨一点，又有二人前来报告，保安队两个中队正向点头方向撤退。我立即请示李参谋长，李要第一支队派部队追击；第一支队接到指示，派副支队长邓福坦率第一大队前往追击。第一大队于拂晓前赶到白琳岭头发现敌人，遂发起进攻。消灭一部，另一部和泰顺、福鼎两伪县长向霞浦方向逃窜。这次战斗，我战士阵亡3人。

　　由池方喜大队长率领第二大队，于10日从平阳灵溪出发到矾山镇与鼎平县警卫队会合，前往前岐镇。鼎平县委常委陈勉良和工作人员，动员岙薛桥、柯湾民船30多艘(载重l.5吨)和民兵支援。船开往下同准备把第二大队运往沙埕。民船驶至腰屿前时，青屿岛上敌以机关枪向民船扫射，船民把船停靠在石龟码头，跑回前岐报告。第二大队正在了解情况时，接到书记郑衍宗送来情报：林德铭搜剿队今晚从青屿岛上到巽城。第二大队立即改变方案派第五中队苏廷居率部到沙埕，池方喜率谢和快第四中队和鼎平警卫队以及部分民兵，由鼎平工作人员朱英春带路避开海尾码头的哨兵，抄小路到巽城后门山形成半月形(前面是海)包围圈(后来查明林德铭本来在巽城吃过晚饭，准备逃往秦屿镇时天下雨，地主老财留下他们，林德铭想巽城有坚固的碉堡，地方游击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决定住下)。天拂晓前，我军开始进攻。天亮时还未攻下，派蔡承沛进城报告。李参谋长派炮兵营长带一个班前往助战。翌日，天亮时，狡猾的林德铭伪装投降用步枪挂上白衬衣伸出碉堡，我们喊话辱他缴枪，他丢出了几支步枪，当我们的几位战士靠近碉
堡时，碉堡内突然丢出手榴弹，战士阵亡1人伤2人。战士们非常愤怒，第四中队长谢和快亲自扛上火箭筒顺着水沟前进，向碉堡发射一发炮弹，碉堡被炸了。林德铭看形势不对，冲出碉堡，向朱坑方向逃跑，四中队用机枪扫射，当场把作恶多端的反共分子林德铭击毙炮兵营那个班赶到巽城时，战斗已结束。这次战斗还活捉了反其突击队长张琼、搜剿队副队长颜鸣泉以下70余人，由鼎平县警卫连押送俘虏及林德铭的尸体运往前岐转送县城，几十里路外的老区群众欣闻搜剿队长林德铭被打死，都赶来观看，并拍手称快。池方喜率第四中队仍前往沙埕。过了几天，浙南纵队派了二艘机帆船到福鼎店下和前岐运粮食解决温州军需民食。

　　11日凌晨，白琳、巽城战斗全部结束。在解放福鼎全过程中，我军共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200多支、子弹3000余发。粮食12000余担。我军战士阵亡4人伤2人。
　
　　福鼎解放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曾文光为县长、曾世德为师长带一些喽罗，和朱超高为首的大刀会包括霞浦牙城王松惠大刀会共200余人占领嵛山岛。10月5日，我接到李参谋长从霞浦送来的信(我于8月24日从浙纵第一支队调福鼎工作)。定于8日解放大嵛山。要我派部队配合，我即派福鼎县林乃珍同志率领警卫队前往配合189团作战。凌晨4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直捣匪巢一举解放大嵛山。至此福鼎全境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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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福鼎亲历记

2015-06-12

编者按：

6月11日，是福鼎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特殊日子。1949年6月11日，在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交织着血与火的较量中，福鼎开始了自己的新生……66年，浴火重生的福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跨越；66年，鼎力争先的福鼎在共和国跌宕起伏的舞台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惊世蝶变；66年我们没有失掉红旗不倒的光荣传统；66年，我们没有忘却历史的记忆；66年，我们没有停息向前的脚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迎来的将是更加辉煌灿烂现代化都市的新福鼎。

一九四九年福鼎县南下干部与部队会师大会留影

巽城老乡、“巽城战斗”见证者林宣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曾云端  摄

66年前，我参加了解放福鼎的整个过程，现将当时的经历整理发表，以飨读者与后人。

1949年6月11日，时任中共福鼎县委书记的林永中抽调浙南游击队的郑祖泉、曹道生和我担任解放福鼎的向导。当天中午，林永中领着我们三人到桥墩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参谋长王烈评同志处接受了任务，能为解放家乡当向导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又异常兴奋。期间，在桥墩偶遇二十几位准备回家的福鼎商人，我们发现后及时劝阻，避免了军情的泄漏。

当天下午3点多，参战部队提前吃饭，4点向福鼎进发，做为向导我们走在队伍最前面。那天是农历十五，快进入贯岭时天才渐渐暗下来，虽是阴天，但还能看清道路。到达水北村时，群众房门紧闭，但屋内有轻微的讲话声，经我们用本地方言向他们讲清情况后，开始有群众自愿烧水给我们的后续部队饮用。

当晚林乃珍同志带领福鼎警卫队占据县府，由我当向导。到达县府时，我只身上前侦察，发现县府大门紧闭，碉堡及院内空无一人，我便翻跃入内打开大门。福鼎县委机关及警卫队当夜就进驻伪县府内。县政府离我家仅百米之遥，我抽空请短假回家，见到了遭敌关押释放不久的爷爷和爱我如命的奶奶（我幼时父母双丧），亲人相见，热泪盈眶。邻居阿茂叔听到我回来了，就向其他邻居大喊：“阿秋回来了，大家快起来烧水给解放军喝。”阿茂叔的妻子美兰及隔壁阿兰姐最早把茶水送到部队。

六月初，福鼎之敌已探知浙南地区已全部解放，部队马上就要入闽，守敌闻风而逃，福鼎曾一度出现三天无县长、无守兵、无政府的“三无”县城。为了歼灭已转移的守敌，我军设计了骗敌入瓮之策。首先是我方工作组策反了石帮福（敌搜剿队头目张琼的家，今为邦福村）敌伪前哨观察所守敌丁妹，然后丁妹在我方的授意下用电话向敌军谎报我军已退走北上。敌伪县长不知是计，令王靖远率队回城。敌先头部队一个排（排长杨乐土）刚到福全山杨府爷岗（今气象站）就被地下党员毛佩珍、吴月凤两位同志发现并及时报告给王烈评同志，我军一八九团速派一个营在她们的引导下全面包围了敌军，并在她们的政策攻心下30几个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在押送俘虏至观音桥时有一俘虏妄图逃跑被击毙，其余人员经教育后在自愿原则下有的留下有的回家。

王靖远亲率的两个排行至岩前宝庙时遭我军伏击全军溃散。后据投诚的战士刘阿妹说：敌人看到长尾巴的子弹（夜光弹）很害怕，敌伪中队长王靖远看到形势不妙也脱下军装、丢下枪支仓惶逃跑。（事后得知：伪县长刘文凯逃到福州交印辞职，王靖远逃回霞浦老家躲藏，1952年王靖远因负有人民血债被抓回福鼎镇压。）

6月12日，我方另一支队伍浙南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在大队长池方喜的带领下，由鼎平县工作人员朱英春（巽城人）作向导，避开海尾码头敌哨兵直插林德铭反动武装的驻地——巽城。凌晨3点战斗正式打响，林德铭武装在碉堡内负隅顽抗，中途林德铭还派颜鸣良带领十多人及一挺轻机枪到场增援，大大增加了进攻的难度。我方为了快速打击敌人，使用了解放温州时刚缴获的90火箭筒。由于新式武器的性能、操作技术大家均不熟悉，结果带了8枚火箭弹发射了7枚都没爆炸，急坏了在场的战士，操作手谢和快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原来弹头的保险栓没打开。在关键的时候最后一发准确命中碉堡，发生了爆炸燃烧，快速解决了战斗，除被当场炸死数人外，还活捉了颜鸣良及手下30多人。经清理战场没有发现武装头目林德铭（“搜剿队”队长）、张琼等，后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及手下还有30多人在何氏祠堂内。解决了碉堡守敌后天已大亮，我军趁胜迅速包围了何氏祠堂，并向敌喊话。这时敌军从祠堂右侧窗户伸出白旗并丢下两支步枪诈降。我军战士不知是计，有多人近前，突遭敌军猛烈射击当场有4名战士中弹牺牲。敌人卑鄙手段激怒了全体战士，在我军更猛烈炮火的打击下，林德铭企图从祠堂左侧逃跑被我军当场击毙。这次战斗彻底消灭了“搜剿队”的武装力量，活捉张琼、颜鸣良及手下共70多人。

我军还有一支武装力量福鼎警卫队，在林乃珍同志的带领下巡回于福鼎的各个乡镇间。9月中旬，警卫队巡回中，在黄岐半岛发现了一艘敌船准备到黄岐抢劫粮食财物，战斗中击毙敌1人，俘虏8人，缴获帆船一艘、驳壳枪两支、步枪一支，及时保护了黄岐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俘虏的口中详细了解到嵛山岛的敌情，为解放嵛山提供了宝贵情报。

1949年8月，福鼎警卫队改为福鼎县大队一连，鼎平县警卫队改为大队二连。10月8日凌晨，福鼎县大队一连配合188团二营一举解放了嵛山岛。在这次战斗中共毙敌40余人，活捉曾文光、朱超高及手下200余人，至此福鼎全境解放。

文章来源：福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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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城战斗
1949年6月11日下午，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池方喜，教导员杨馍带领的部队渡船开到前岐奥前村时，突然遭到青屿头方向敌人的袭击。在不明敌人力量的情况下，船队暂时撤回彩岙。此刻，第二大队池方喜接到鼎平县委书记郑衍宗获悉的情报：林德铭的“搜剿队”和张琼的“突击队”已逃到店下巽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池方喜临时改变作战方案，决定五中队去沙埕，防止敌人下海；四中队和鼎平县委警卫队由朱英春（巽城人）带路，抄小路到巽城后门山，避开巽城码头的哨兵，迅速形成对巽城的半月形包围圈。陈勉良继续组织群众为部队运送粮草和军用物资。
林德铭“搜剿队”挑到巽城时，已近午夜了，准备连夜逃往秦屿。但由于连日奔波，队伍早已阔不成军，个个垂头丧气，他只得改变计划，在巽城稍事休息后再行窜逃。狡猾的林德铭并没有放松警惕，他对残兵败卒作了一番安排：张琼带着他的“突击队”和一部分“搜剿队”队员守在前山制高点和通往沙埕的要道巽城码头；其余人员由林德铭带领驻到巽城祠堂里。林德铭万万没有想到，他刚入梦乡，炮楼和祠堂就被我军包围，成了瓮中之鳖。
当晚，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浓重的夜色虽有利于我军的行动，但也有利于敌人的逃脱。因此，我军决定天亮时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
6月12日早晨，天刚拂晓，林德铭被一阵激烈的枪声从恶梦中惊喜，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组织火力军的火力之下。当他正在调集人马时，“搜剿队”的一个排长跌跌撞撞地跑来向他报告，前山制高点已丢失，守卫前山的人员已被解放军全歼。
这时，第二大队集中火力向祠堂袭击，子弹象暴雨一样射向敌人。当我军发起冲锋时，祠堂里的守敌再也不顾林德铭的阴险凶残，从窗口伸出白衬衫，发出投降信号。我军见敌人愿意投降，便停止射击。狡猾的林德铭乘机从阴沟里逃出，潜进了炮楼。
我军占领了祠堂之后，就集中全部火力，向敌人的最后据点——炮楼进攻。
巽城炮楼共有三层，周围密布枪眼，全部用大块青石砌成，十分坚固。这时，大雨倾盆而下，我军战士冒雨英勇奋战了1个多小时，炮楼未能攻破。这时，以往战场上缴获的两支火箭筒和10发炮弹派上了用场。可是，发出8发炮弹都没有爆炸。在这紧要关头，池方喜决定派蔡承派冒雨赶回县城，请求部队增援。
当增援部队赶到巽城时，解放巽城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原来，四中队队长谢和快队炮弹不会爆炸心存疑窦。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剩下的两发炮弹进行仔细观察，无意中把1个按钮打开，他们迅速把这发炮弹装入火箭筒射向炮楼，只听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坚固的炮楼炸开了，“搜剿队”的一个排长当场被炸死，炸伤数人。炮楼里顿时一片喊爹叫娘声，乱成一团。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林德铭，感到自己末日已经来临。他深知自己欠的血债太多，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惩罚。他狡诈地喊叫着：“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我军命令敌人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敌人陆续扔出几支长枪。几个新战士以为林德铭真的投降，便冲向炮楼。顽固不化的敌人又乘机开枪射击，几位战士倒了下去。指战员们被激怒了，一个个同仇敌忾，将仇恨的子弹一齐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火箭筒炮弹在炮楼里再次开花，炮楼倒塌，敌人死伤过半。随着冲锋号声和“冲啊！”“杀啊！”的喊声，义愤填膺的战士象猛虎下山似地冲向炮楼，俘虏了血债累累的“突击队”队长张琼以及残敌。
然而，怙恶不悛的林德铭仍妄想乘乱溜走。当他那瘦长身子像幽灵一样东躲西闪时，解放军战士一颗仇恨的子弹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
巽城战斗大获全胜，共歼敌100余人，俘敌8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步枪180支，子弹2000余发。战斗结束后，四中队从巽城到沙埕驻防。鼎平县委警卫队押着俘虏和林德铭的尸体回到福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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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方喜曾担任过中共浙闽边区办事处主任王明扬贴身警卫和鼎平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蔡爱凤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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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方喜一生传奇，1937年金维娇为了掩护蔡爱凤和池方喜，一家六口被国民党保安团枪毙，壮烈牺牲，造成“六尸七命”的高滩事件，1942年，王明阳遭叛徒出卖被林德铭带领的国民党保安团乱枪射杀，池方喜因为王明扬叫他去理发，逃过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