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精治：抗战时期国民党广州市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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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特别党部恢复内幕
        1938年10月23日，日寇侵占广州的前五天，国民党省市各机关及人员向北撤退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以下简称市党部），即已无形解散了。至1940年1、2月间，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扬言为了配合抗战，有必要将市党部恢复。在广东省参议会当秘书的李秀然（东莞人，留法学生）闻知这个消息，就从事钻营，请求他的同乡朱家骅、袁晴晖（袁当时任广东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人，为了保荐市党部书记长职位，遂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李为市党部代书记专职。李当时在韶关（省会所在地），只有在省参议会工作的潘铭祥（南海人）一人帮他的忙，因乏人协助，袁晴晖乃约我和陆精治（当时在广东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担任农业建设和地方政治两教席，是由袁保荐的）与李秀然会谈。李说：“中央为了配合抗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必然要打击敌伪，因此，广州市党部业已恢复，现在要在敌后的广州建立工作中心，你（指陆精治）早年留学日本，又是老教授，这一任务必要请你帮助，暂时请你屈就总干事职，将来再请你担任市党部的执行委员。”我立即答应了，就于同年（1940年）3月初，就潜赴敌后的广州进行工作，以获取敌汪伪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及所谓策反等项为主要任务。当时每天一早都有商人结队来往于韶关与沦陷区之间营运货物，我随商人队伍到达广州，即将沿途经过情况函报到李秀然，并建议在三水芦苞设立市党部后方办事处，以资联系。其后李秀然偕干事潘铭祥，助理陈象离到芦苞租了一间有二层楼的房屋设立市党部后方办理处，但不挂招牌，不向外公开，是秘密设立的。后方办事处的业务是把在敌后广州各人获得的情报转报韶关省党部和重庆中央组织部，并承转组织部的指示。
        为了加强工作，续由韶关派来广州敌后的有干事颜森（南海人），吕国新（即吕伟君）及助理李逢仕（李秀然侄）等人，由香港派来的有干事严宾尧（惠阳人）、罗光汉（负行动组工作）等人；又为联系前后方（即来往广州与芦苞之间）起见，增派联络员陈鸿飞（别名陈十一），专任负责收取在敌后广州各人获得的情报携至后方办事处，转报韶关、重庆。
        颜森住带河路其亲属的一家杂架摊里，吕国新住泮塘一间国药店，严宾尧在长寿东路吉星二巷门牌20号开一“明记”小文具店，罗光汉在海珠中路开一林记缸瓦店，各人掩护下来分头工作。一天吕国新在敌军施行戒严中被疑拘押了一个多月，并被殴伤足部。因此，李秀然即代电令我从速设法打入汪记伪组织中，作为“内线”细胞活动，借以掩护工作。适汪记伪广东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撤消改组为农林局，后改为农林处，由原任“伪省府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品良（字法焘，留日帝国大学农科毕业与我同时期的同学）调任为农林处长，何派孔健飞（即孔宪乾，番禺人）找我，一定要我担任该农林处技正兼渔牧课长，我遂遵照市党部电令答允。其后何品良请我将渔牧课让与崔孟如，调任林业课长。不久，市党部后方办事处来信要我设法介绍吕国新和李逢仕打入汪记伪组织中，以掩护工作，我即介绍吕国新打入汪记伪广东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钟福之惠阳县人）任大队长，后调中队长职，李逢仕打入农林处林业课的苗圃里工作，以资掩护。
        1941年初，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邓慕韩（三水县人）、江冷（南海县人CC系份子）、陈汝超（番禺县人）三个为市党部委员。同年7月，复派钟超为、谢修章、潘骏三个为市党部委员。江、陈与李秀然争权发生意见。1942年2、3月间，李秀然被江、陈等排挤离开市党部，由江冷兼任书记长。从这时期起日军曾数次攻占芦苞，市党部后方办事处乃转移至四会及鹤山县属的沙坪镇等地，日军撤退后又复迁回芦苞。江兼任书记长后增派干事钟志汉，曾布霆（番禺大石乡人）及联络员庄元培，曾××（曾布霆弟）等人，钟志汉住沙河，曾布霆在后方办事处久久来市活动一次。1943年国民党中央又加派沈家杰、张惠长（中山县人）、李育蕃等三个为委员。沈在中大读书时是“士的党”的头子，投靠古应芬，后来改投孙科为“靠山”。沈家杰又介绍陈佐人、何惠民、韩体坚、（番禺人）、薛侣箎（顺德县人）龙如鹤、黄子复（番禺新造乡）等人为干事，介绍韩锡忠（番禺市桥的大天二）、谢庚伯（番禺市桥人）等人为助理。韩体坚打入某伪军挂名为军需，长期潜伏广州，黄子复在太平南路荳栏横街租了某号屋三楼，开一运输行，边做生意，边作掩护。韩锡忠、谢庚伯、龙如鹤等在市桥活动，余均在后方办事处。沈又张罗到汪记伪广州修械厂厂长，（厂址设在东横街清水濠附近）。罗洪（即罗炳文），委以策反委员名义，泛卖枪枝弹药与民团土匪，发了大财，在广州买了不少房产地皮，日军投降前夕编了一队别动军约数十人，其后缩减为一班人，负责市党部的守卫兵，在日军投降后，沈、罗一系人凭借这支武装，劫收了不少日人的粮食及其它物资分肥。腰缠累累。
        在敌后工作发展组织期间，被拉过来的有：罗炳文、黄云屺、陈凤江、何绍申、黄冠洲、池树等人，其中比较有力量给以所谓策反委员名义的有：罗炳文、黄云屺（原任南海县四司联防局局长，）陈风江，（字礼南）继任南海县四司联防局局长职，数人，其他何绍申在伪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监学，黄冠洲（在汪记伪省党部工作）池树等未有什么名义，只係联系而已。
        李秀然离市党部后，严宾尧、罗光汉、李逢仕等由于与李有着私人情感关系，相继离开各自去钻生意买卖。吕国新离开行政人员训练所后，途经到番禺在大江警察所当所长。
        李育蕃、沈家杰到市党部后又排挤江冷，逼江冷辞去书记长职，由李育蕃继任。其后沈家杰，陈汝超又联合倒李育蕃，行动多不与李协商合作。这时沈、陈等决将市党部后方办事处迁到顺德勒流，后来沈（家杰）更长期潜伏于市桥大天二韩锡忠家里的烟床上，目中没有李育蕃，发号施令俨然以书记长自居。这样，一幕一幕的丑剧，正如鲁迅先生对一群党棍在南京谒中山陵时所讽刺的“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了。沈家杰不但对人专横，就是对他自己的老母亲，亦有这样辱骂：不是你（指沈家杰的老母）想生我的，而是你发姣的！”
        1944年，日本海军节节败退，重庆国民党中央才派了“CC系”的陈永吉（台山人）任市党部主任委员，陈由重庆飞韶关南下到清远地方，闻报日军向北发动攻势，即折返重庆。1945年春，重庆中央又改派陈策为市党部主任委员，袁晴晖为委员兼书记长。陈袁由重庆乘飞机到韶关后转往东江兴宁，沈家杰、陈汝超在勒流协商如何与陈策联系，结果至5月间由陈汝超偕陈佐人（代沈）秘密来广州转往东江兴宁，到广州时与在敌后工作人员见面，特在长堤金龙酒家二楼叙餐，并听取各项情况，带往兴宁汇报。
        广州在沦陷时期至光复后，我所亲历闻见的事情除上述外，兹更逐项分述之如下：
       （一）广州沦陷初期日军在“六二三路及其它马路”划定人行路线，强逼遵行，稍为走错即遭到野蛮的体罚，在乡间出来的人多不知道的，走错了即遭到兽兵体罚，无论男女都要脱光全身衣服，用头顶        着双手扶着一盆水，站立晒太阳一小时至几小时不等。汪记伪府成立后这种野蛮体罚逐渐减少。
       （二）东堤、长堤、西堤、河南、六二三路、黄沙、花地等地码头和沙面东西桥头以及各马路的十字路口等交通要道，均有凶恶的日军站岗，凡来往行人都要向之鞠躬见礼，否则会遭殴辱。
       （三）来往广州各乡渡经过入出市的主要码头时全船搭客都要上岸由日军逐一严密搜查，如无良民证（沦陷区内所有人民均要领良民证，良民证由各地区伪保甲长办理领发）者或带有指为犯禁东西者，必遭拘捕殴打，搜查完毕始准回船开行。在市内开船返乡的乡渡，经过黄沙码头有时遇着特坏的兽兵竟要逼全船搭客脱光衣服来检查。
       （四）遇有一些事情发生，日军即施行戒严或全市区戒严，或部分地区如西关区，河南区等一个地区的戒严，戒严时期所有行人者要走到两边人行道坐下，不准走动谈话，每次戒严起码三两个钟头以上，有时严重的甚至一两天，晚上就坐在人行道过夜罢了。有时戒严在白天也好，在半夜也好，所有住户屋内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逐出马路两旁的人行道坐下，不准关门，任由兽军入屋搜查，好的东西被拿去，戒严解除后才准各自回家。
       （五）有时兽兵（日军）到乡村去，遇妇女绑着吊在树上轮奸，其夫出来抗拒，遭到兽兵殴辱并投入河涌等种种暴行不胜枚举。
       （六）来往广州郊区的黄埔鱼珠的公共汽车，沿路日军的岗哨很多，经过每个重要的岗都要下车搜查，尤以车陂岗哨的搜查为最严，搭客全体下车后排队由兽兵逐一检查，全身衣服者用手摩过，有些农民穿着沙莨衫的被兽兵从背后把衫撕破，检查完后才准回车开行。
       （七）一天农林处广东农业改良推广区（区址设河南大塘李福林的果树园，即现河南广州园艺场。）主任蓝慰农四处报告该区工作的情况后，据说路过××地（地点记不住了）的兽兵岗哨的检查情况，他说兽兵要男人站到另一个地方，农妇则逐一脱光衣服来检查，这样的侮辱真抵死有余等语。
       （八）日军的军用（包括部分废品）物资和衣粮等仓库，分存各地，仓库俱用木板建成的，一排一排的仓库群多者千数百幢，少者也二三百幢，分布在沙河（以北至太平场一带），小北、梅花村、车陂、石牌、东圃、黄埔、鱼珠，西村、黄沙，河南新填地、小港、南石头等各该处一带，太古和招商局等各码头的仓库亦被占用。至于弹药军械的仓库则以石牌一带的山岗为主要地，高射炮则设在石牌、梅花村，沙河等处一带为最多。军马寮（饲养场）包括医疗队则以小北、小港、西村等处一带为最多。
       （九）日军飞机每遇空袭多向西或西南方面飞去躲避，有时起飞战斗多被击伤损毁。当时我们的盟国的飞机来袭投弹轰炸，有时命中石牌的弹药仓库隆隆爆炸之声不绝，或命中衣粮等物资仓库则火光烛天，市民非常称快。
      （十）1940年5月10日，汪记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开锣成立，陈耀祖（建设厅长代省主席，后真除省主席，建设厅长改由周佛海介绍来的江西人张幼云担任。）周应湘（省府秘书长），王英行（民政厅长），汪宗准（财政厅长兼财政部广东特派员），张幼云（建设厅长兼经济局长），林汝珩（教育厅长）汪屺（省委），黄子美（省委），周之贞（省委），何品良（省府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调农林处长），李道轩（伪广东省警务处长，后由汪屺接任），崔耀广（广东省社会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广来和骆用弧（伪广东省社会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秉三（伪外交部广东特派员），顾士谋（广东省宣传处处长），陈鸿慈（伪广东高等法院院长，汪祖泽（伪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招桂章（伪广东江防司令），李荫南（伪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崔耀广（汪记伪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崔耀祖（伪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李讴一（伪广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关仲义（第二任伪广州市市长，第三任市长周化仁，第四任汪屺，第五任张焯堃），陈嘉蔼（伪广州市社会局长），郭卫民（伪广州市警察局长），卢德（伪广州市工务局长），林熙畴（伪广州地方法院院长），姜明德（伪广州地区法院首席检察官），李其棻（伪广州市卫生局长），伪广东警官学校校长王英行（兼），教育长吴乾熙，李道纯（伪南海县县长李道轩弟），李智庵、陈公义（伪第一、二任番禺县长）欧大广，赵鼎华、鲍文（伪第一、二、三任中山县长），卢保永（伪东莞县长），苏德时（伪顺德县长），张毓英（伪三水县长），关挺生（伪新会县长），曾广铨（伪三水县长），霍启章（伪惠阳县长），彭志德（伪宝安县长）吴乾熙（伪从化县长，警校结束后调任的），一班汉奸先后粉墨登场了。但省市各厅局及县府等机关均由日本广东陆军特务机关长派委联络官监督，一切政事均须联络官批准才能有效发出。
         其他的伪社团有：（1）东亚联盟协会广州分会（会长林汝珩兼）在南海、顺德两县很多乡人误认为持有东亚联盟广州分会的会员证，出入搜查会比较宽些，故入会人数较多，椐1939年底至40年底的统计有八万多人，其中以南顺两县的人数为较多。（2）中、日文化协会广州分会（正副名誉理事长陈耀祖、矢崎勘十，正副理事长林汝珩、唐伉夫《广东迅报》社的社长），正副总干事林朝晖、冈田茂一。（3）广州市工商会（会长植梓卿，副会长冯侠均南海县人），（4）国际佛教协会广州支部，（5）洪门会，（6）各县同乡会，（7）各商业同业公会等。日人方面的社团有：（8）兴亚院（正副书记：版井纯雄、阪田），（9）日支同盟总局（横田实），（10）共荣会（主事井上正男），（11）日侨民团参事会（会长冈本矶太郎）等。
        （十一）国际佛教协会广州支部，部长铁禅，副部长谢为何，铁禅任部长是被逼的，故各种集会多不到，到亦不发言，对事唯唯诺诺不多表意见。谢（为何）则甚为活跃，集会必到并多发言。
        谢对佛教颇有研究，曾著一本《印度佛教之研究》，但谢在佛教中原无甚声誉，一旦当了副部长地位出入汽车其满志高兴可知。
        日本佛教会为笼络和麻痺铁禅，曾请铁（谢跟随）到日本观光，并安排谒见日本天皇，与日本佛教会联欢，到日光、箱根以及各地名胜古迹寺庙游览。在温泉洗浴则不管中国佛教徒风俗是出家人，不娶妻不近女色的，而预选美丽的女娘多人赤裸裸地包围铁禅强行为铁禅擦背，其居心可见一斑。
        谢为何留学日本，在日本大学研究经济。
        1940年春，张焯堃“荣膺”伪广州市长，其中有这样内情：张焯堃于1940年伪农林处成立时任技正兼农林课长，每天风雨不间地到汪（精卫）公馆教汪的女儿汪文珣学习英文两小时，后兼任伪广东大学农学院院长。有一天，伪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沛给张看相，并说：“看你（指张焯堃）气色极佳，不久你必平地一声雷，定荣膺（极）高要职。”此后，张经常对人说冯这番说话，借以显耀其身价。1944年春末，汪文珣特电南京保荐，张焯堃为伪广州市市长，随即覆电并予任命。张过了一年多的市长瘾，便戴着“老汉”的帽子入棺材去了。
        日本广东陆军特务机关（设在永汉北路广东财政厅）长矢崎勘十等高级军官，多与伪农林处长何品良有来往，常到何家里玩耍喝酒，何住西关，多宝路多宝新街二横街32号。1941年1月2日，有日军高级军官某（忘记姓名）到何品良家里喝酒，何请我陪饮。该日军官喝至酩酊大醉，在胡乱说话中吐露了一件极密事，即“我们大日本今年底要打香港了，现已在准备中，如训练冬泳及泅海袭击等。香港必打下来的”。……
        同年4月间，日本军属田代荣一到农林处聊天，与我谈起世界的问题。他说：“今年的大战结束之期将不会很远，将来大战结束世界的贸易，当以物物交换为主，世界贸易将分成四个集团，即亚洲以日本为首的一个大集团，其它欧洲、美洲和苏联各为一个集团。”又说：“今年底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了，要和美国打仗了，日本准备战舰××只（数字记不清），飞机×百架（数字记不清）与美国决战，日本军队坚强一定打胜的。”续说：“日支携手同盟前途无限，你可多宣传。”等语。气焰不可一世，故战云已笼罩着整个太平洋了。
        我回忆起在日本留学时代，日人常夸赞它们的“皇军（指日本的军队）坚强天下无敌”，这是由于日清、日俄两战役的胜利而冲昏“头脑”，一向是夜郎自大的，自以为皇军真是天下无敌者，因此招至自满必败的后果，元老派虽持重，但不能抑制少壮派的冒险性成。
        1941年10月间，日军已开始修理广九铁路和修筑通往九龙各公路，布置军事，作为进攻香港的部署，至12月8日突然不宣而战，太平洋（包括南海）的战鼓响起了，首先把英国泊在新加波军港的号称不沉的无畏的强大航空母舰威尔斯太子号等旗舰（三万五千吨）和黎巴尔斯号（三万二千吨）主力舰等英国远东主力舰队炸沉和毁灭了，使香港英军陷于孤军无援，至12月25日香港即被攻陷了。同一时期又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集结地的夏威夷珍珠港等处，使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被炸得体无完肤，不可收拾，损失的惨重无可估量。日本侵占了香港、印度支那，暹罗（即泰国），印尼，新加波、菲律宾等广大地区达一二年之久，美英海军只得低下头来修整补充，等到逐渐恢复然后反攻，因此，到1944年才迫使日本海军节节败退，到1945年苏联出兵与我们的红军联合把日本最精锐的百多万的关东军打败，才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无条件投降。
        （十六）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至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9月7日入市，在这一段所谓真空时期内，徐光英、陈劲凡等别动军和突击队等强行入市，载兵载货的汽车横冲直撞，房屋到处标封，白昼抢劫索诈，掳人越货，全市骚然，行人不敢直视，尤以太傻的别动军为最凶残暴。
        9月7日张发奎的先头部队新一军入市时军容威壮，有人心里存着祖国已挤进五强之一，认为祖国今后是大有可为的了，谁知所谓正规军入市后，政治的腐败乌烟瘴气，劫收抢夺变本加厉，使人民为之大失所望而疾首痛心。
        二、日军宣告投降之后的市党部
        次日，即全部来市，当时慑于恶劣情势，未敢挂起招牌，以免发生误会，便在一德路新世界酒店租了二三楼，十多个房间，作为临时住宿办公之所。经过几天后才搬到朝天路南海学宫（即现在省工商联和省委统一战线部的地址。）挂起市党部的招牌，正式开始办公。陈策、袁晴晖等在兴宁逗留多时，迟至九月中旬才到广州视事，宣誓就职，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名单：陈策（主委）、袁晴晖（兼书记长）陈永吉、沈家杰、陈汝超、江冷、张惠长、孙甄陶、黎尚武（海军军人），李沏之、马维洪等十一人。
        恢复市内五个区的区党部，区分部则以后视情况办理。遂即派出各区区党部筹备员三个，筹备恢复各区的区党部，以便从速展开党员登记工作，即日登报通告全市（国民党）党员依期到各该区党部办理登记，登记期限为三个月。但党员中大多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和反动罪恶，不理不睬，虽经过多次的延期登记而登记者仍寥寥（我于1946年5、6月间离开市党部，1947年秋到香港与李济深联系，1948年初民革成立，李济深即介绍我参加民革，自与李济深联系后回广州即依照李的指示展开工作（即协助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和策反等项工作）。我宣传反登记是做过一些工作的，以后市党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也通告要登记，从1945年底至1948年底止三年来的总登记人数（伪党团员合计）不过万人而已。
        袁晴晖兼任市社会局长，因事太忙请陈永吉代行书记长的业务，陈永吉很活跃而又野心很大，知我在敌后广州工作时起就领导北郊农会做抗敌工作，有北郊农会群众为背景，对我特别拉拢，多次请求我组织“广州市农会”。
        北郊农会历史悠久，在大革命时代是很进步的，革命气氛高涨，曾改名为“北郊农民协会”。蒋介石反共清党后，被逼改称原名北郊农会，范围很广，包括北郊三元里、新市以上等处一带乡村的农户，其后东西两郊区的农民纷纷请求加入，东郊远至石牌以上一带，西郊包括西村、泮塘、南岸等处一带乡村的农户，农会会员的人数约有万多，故虽名为北郊实有市郊代表之实。我是在1940年秋间与北郊农会联系起来（我是北郊农会常务理事之一）做过抗敌工作，故光复后北郊农会无须改组（在沦陷时期的社团一律要改组，从新申请立案），全体会员引以为无上的光荣。因此，在筹组市农会时把东西两郊的农户划分开来，另组成东郊和西郊农会，作为市农会的基层组织时，东西两个郊区的农民都不愿意，经我和北郊农会书记马瑞庭费了很多唇舌才说服了他们，同时又请龚武宁去河南找李大同（李福林的儿子）协助，搞起南郊农会，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筹划，筹组市农会的工作才算基本上完成。
        至1946年冬广州市农会正式成立，推选陈永吉、龚武宁、严永开、李大同、李祥九、陆精治等10多人为理事，陈永吉是伪市党委兼代书记长，故推他（陈永吉）为理事长。陈（永吉）从拉拢我搞成市农会而他（陈永吉）达到农会理事长的目的后，认为我是将来选举国大代表时的一个劲敌，从此对我就疏远了，很多时叙会不通知我，不让我参加。至1947年选举国大代表时，陈（永吉）即飞南京“运动”，满以为有把握，候了一个时期仍无消息，又第二次飞南京，及后中央陆续公布各地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就慌起来了，立即第三次飞南京，等到广州市农会候选人名单（陈永吉、陆精治、龚武宁）公布时才返广州，即以市农会理事长名义令各（东与西北）郊区农会从速编造会员名册送会办理选举有关事宜，同时与龚武宁勾结伪造了万多名假会员人名加入会员册，以冒领选票，在投票之日（投票地点在泮塘西郊农会里）更雇了十多名抄写选票的人员为之写票投票，这样，广州市农会的国大代表，只有陈永吉当选罢了，其它人只有为候补代表而已。这一选举的黑幕就此结束了。
        颜森在敌后工作时期认识一个石牌乡的排印字工人池树，颜叫老池开列几个池姓兄弟的名单送市党部后方办事处交潘铭祥（颜与潘有亲戚关系），这样就算一个东郊农会的组织了，实际上连一个影子也都没有，这也可说是第二个黑幕，光复后池树在《建国日报》排字车间工作，又在长堤开一缸瓦店，又是广州市印刷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三人：颜森、池树，还有一个姓名忘记了）之一。
        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改派CC系高信为广州市党部主任委员，大家认为高信必采取CC系清一色的，故科秘室全体一致向陈策先行辞职（比被高免职为好），陈批交新任高信办理，高接事后即全部批准，改任CC系人马，同时把内部的组织变更合并，即组改处，如总务组改为总务处，组训组与宣传组合并改为组训处，七个科缩并为四个科，其组织和人员分配大略如下：
       （甲）总务处处长刘伟森，副处长陆冠裳；总务科：科长陆冠裳（兼），会计室主任梁运涛，缮校室：干事吴述周，办事员：刘学林、吴鹤云、伍吉蕃，收发员：高某（名字记不起）。
       （乙）组训处处长马维洪；党团指导科：科长张荣健；干事：李启良、关浪繁、白士明；组织科：科长李××（名字记不起了）；干事：高祥成、马×庭；宣教科：科长霍带培，干事：高仲眉。
        江冷本系CC系人马，但被高信一脚踢开。
       （丙）市执行委员会委员改组名单如下：主委高信，委员：王龙舆（兼书记长）、袁晴晖、陈永吉、沈家杰、陈汝超、张惠长、孙甄陶、马维洪、李沏之、黎尚武、刘伟森、张荣健等十三人，候补委员：梁远涛、陈冠裳。
        高信另组成一个党团、指导委员会，派出一班爪牙到各社会团体加以控制和向各社团开刀，又开设一个所谓广播电台，利用这个电台作各种生财之道，刮了一大把。1949年解放前高信眼见大势已去，便组织了一支别动队，向商市人等敲诈，又刮了一大把，便逃之夭夭。
        袁晴晖、沈家杰等逃到香港后，即招集旧部如陈佐人、何惠民、薛侣箎、曾布霆等一班旧日市党部的人马，挂起市党部的黑招牌干造反人民的勾挡。在1947年国民党所谓选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和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时，袁晴晖当选了监察委员，沈家杰当选了立法委员，但所谓选举仅不过是他们背后的老爷指派罢了，黑幕重重不问可知。其后袁（晴晖）沈（家杰）接到台湾方面监院立院的电话召往台，逃到台湾去了。摆在香港的黑市党部便交由陈佐人，何惠民等主持。
        注：
       广州文史资料第五辑陈嘉蔼的《广州沦陷时期的伪广东大学》一文，里面所提到数年间陆续先后勾结（落水）到伪广东大学的教授讲师所列数十人中有我（陆精治）的名字，这里由于陈嘉蔼不知道我是奉命打入汪记伪组织中以掩护工作的。
      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的性质与各省的地方干部训练团或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同，但规模宏大，内部比较充实，故很多省都有派员去参观。江西省地方政治研究会与讲习院是姊妹机关，地研会是研究实验地方政治的推进机（车头），以遂川县为研究实验的对象，最初原拟以一个专区为试验对象，后因人才不够改以一个县为对象，会长由伪省主席兼，各省委厅长为当然会员，另聘一部分专家为会员。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