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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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望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无论是研究中国的姓氏文化，还是进行寻根问祖，都离不开每个姓氏的郡望。

“郡望”有一个现在人们不大熟悉，但在隋唐中世纪时期非常流行的叫法，称作“姓望”。

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行政建置、行政区划。郡的设置开始于先秦，盛誉于汉魏六朝时期，唐朝以后逐渐被废除，宋代以后就彻底不见郡的设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个郡，西汉继承秦制，又将全国分为103郡。

“望”就是“望族”，指有声望的姓氏大族，显贵的为世人所仰望的姓氏。

所谓“郡望”，有两层含义。其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一个郡中的望族。这些宗族世代聚族而居，人才辈出，冠盖连绵，门第高贵，家世显赫，为当地郡人所敬重和仰望，亦名闻天下，为世所称颂。一个郡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望族。敦煌出士文献中就有多种“天下郡望氏族谱”，即按州郡记录每郡的望族。宋代的地理学著作《太平寰宇记》中，也在每郡之下记录该郡的望族大姓。

后来，郡望又有了另一层的含义，就是指一个家族的根源和发源地。一个姓氏或家族的郡望，就是指这个姓氏或家族所发源的某个郡。因此，当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已经消失的时候，郡望却能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各姓各族寻根的依据。

郡望有两个功能，一是社会的功能，即通过郡望来标明出身，为人们通婚姻、入仕途提供参考；另一个是宗族的功能，即为人们寻祖问根，联宗认亲提供参考。

郡望之称，始于东汉末年，盛于魏晋隋唐时，至今仍在华人世界中沿用不变。

各姓的郡望，其形成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般来说，在郡望的兴起阶段，也就是汉魏时期，一个姓氏大都只有很少几个郡望。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姓氏的郡望都有所增加。隋唐时期的郡望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许多新的郡望兴起的同时，一些魏晋六朝时期的旧郡望渐渐被人抛弃不用。宋朝时期，各姓的郡望基本上都是迅速减少，其实是各个姓氏都在由许多分散的郡望逐渐统一到某一个著名的郡望上来。因此，宋代以后，绝大部分中国的姓氏都只剩下一个统一的郡望。此后近千年来，中国各姓的郡望情况，就基本都没有多少变化了。

人们提起历史上的一些显姓大族，往往在其姓氏面前冠以地名，如京兆段氏、博陵崔氏、颍川陈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琅玡王氏等，姓氏前面的地名就是此姓的郡望所在地。郡望不是姓氏，但却与中国古代姓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什么是郡望呢？所谓郡望，顾名思义，就是一郡之望族的意思。因此，郡望是显姓世族的标志，它将同一姓氏中的豪门与寒门、世族与庶族区分开来。

我们在论及姓、氏的功能时曾指出，在先秦时代，姓、氏二者有明确的区别，姓用以标血缘，而氏则用以辨贵贱，贵有氏而贱无氏。但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原来的世袭贵族烟销云散，氏也就不再是贵族的标志了，而与姓一样成了单纯的家族血缘标志。

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虽摧毁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秦代以后就不再存在等级制度了，而只是意味着旧的等级制度被新的等级制度所代替。于是，新的表示社会等级的符号手段也就应运而生，“郡望”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标志社会地位以区分贵贱的手段。

秦汉之后，虽然已无如先秦时代那样的世袭贵族，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家族由于世代居住某地，人才辈出，或由于战功，而被加官封爵，荫及后世，从而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文化威望，遂成为一地的豪门大族，这种家族由于在当地为人所仰慕瞩望，故称为“郡望”。如南北朝时代至隋唐时代，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就是当时北方的四大望族。在姓氏面前标以家族居住地，亦即郡名，以表示其为此地的望族，“郡望”因此就成了区别贵贱的手段。

郡望既然是贵贱显著之标志，因此也就成了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据，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一种依赖郡望选拔人才的制度，因此，从魏晋直到隋唐，名门望族对自己在国家谱籍中的地位都十分在意，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显要位置。北魏时官方为汉姓定谱籍，欲列四个望族于一等，当时“陇西李氏”得到这一消息后，派人快马赶到京城洛阳，想打通关节进入一等四姓，但还是让山东大姓卢、崔、李、郑占了先，从而未能挤进前四姓。或许是由于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陇西李氏的后代李渊创建唐朝后，唐太宗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为《大唐氏族志》，抑卢、崔等传统世族，而将自家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总算报了宿仇。

唐太宗李世民虽大开科举以打击旧的望族，但有唐一代，传统望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仍不可低估，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发现，唐代宰相多出自望族，如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清河崔氏有5人，范阳卢氏有8人，荥阳郑氏有9人，太原王氏有7人，琅玡王氏有4人。

郡望还是名门世族论婚联姻的依据，一般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名门世族的婚姻更是非望族不娶，非望族不嫁。如东晋时的琅玡王氏与陈留谢氏就世代通婚。梁代河南王侯景想娶王、谢二姓的女子为妻，请梁武帝代为说合，梁武帝说：“王、谢的门第太高，与你不般配，你还是在朱、张以下的诸姓中找一个称意的吧。”可见当时名门望族的壁垒之森严，连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能称得上郡望的名门望族，是世代积累的结果，并非天子所命。

谢邀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

秦代与西汉时期还没有郡望之说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门阀制度形成于东汉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大族。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世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且他们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其后代承家学而累世为官，到东汉中叶便有了世代官宦的大姓豪族。

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时盛行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隋代

隋朝开始创立并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贵庶子弟一律同视，使至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

唐代始着郡望

唐人着郡望。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收录的明代大学士丘濬公所作的《贵溪丘氏族谱序》说：“自唐人着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旧唐书载，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后均“谥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见，唐朝时河南郡的名门望族有丘和家族。而丘和家族就是当时的河南郡望。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着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称其是“吴兴姚氏”之后。宋《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唐代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

明清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近现代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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