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安土司衙门的兴衰

小小池

2017-09-05 15:58　　来源：凉山日报

   从元朝到明清，中央王朝在凉山地区推行了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政治体制，史称土司制。西昌安土司便是诸多土司之一。何为土，土者本地也。

岭承恩墓志铭拓片

　　从罗罗斯宣慰司说起

　　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推翻了南宋以及大理国后，建立了元王朝，江山尚未坐稳，建昌地区便爆发了以落兰部首领建蒂为首的武装暴乱。数万叛军强烈不满元朝的统治，烧杀抢掠，攻占建昌城，声势之浩大，屠杀之血腥，震惊朝野。于是元世祖忽必烈下旨，任命皇子奥鲁赤为大将，统帅十八族及土番土兵同征建昌，历时数年的激战，平定了建蒂的反叛。

　　据《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王朝平定建蒂后，在建昌地区“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总之”。为强化统治，同时还设置了直属朝廷的罗罗斯都元帅府。强大的军政机关对于建昌地区的征战和平定后的治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罗罗斯宣慰司应是凉山地区最大最早的土司。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王朝又在建昌地区提升建昌路的级别，路以下设罗罗宣慰司。宣慰使则分别由土官和流官担任。土官的首任长官是夷人酋长利利兹莫，利利兹莫取姓安。即安普卜。故民间有称利利土司者，亦有称安土司者。流官宣慰使则由蒙古人或回回人担任。然则遗憾的是，由于机构重叠，责权不分，流官与土官尔虞我诈，各自为政，相互仇视。无视朝廷的初心和政令，出尔反尔，不讲诚信。最终酿成反抗朝廷、叛乱不断。《元史·文宗本纪》载：“至顺元年(1330年)六月乙己，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合乌蒙(今云南昭通)蛮兵万人攻建昌城，云南行省右丞跃里帖木儿拒之，斩首四百余级，四川军亦败撒加伯于卢右驿(今冕宁泸沽)。闰七月戊申，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刺、里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拆毁栈道，遣把事曹通，潜结西番，欲据大渡河，进寇建昌。四川行省调硐门安抚司军七百人，成都、保宁、顺庆、广安诸屯兵千人，令万户周戡统领，直抵罗罗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诸蛮部。又遣成都、顺庆二翼万户昝定远等，以军五千同邛部(今越西)知州所部蛮兵，会同周戡等从便道共讨之。八月辛亥，云南跃里帖木儿以兵屯建昌，执罗罗斯把事(曹通)斩之……十一月丙戌，罗罗斯撒加伯、乌撒阿答等合诸蛮万五千人攻建昌，跃里帖木儿等引兵追战于木托山下(今西昌大兴乡)，败之，斩首五百余级。”

　　叛乱首领撒加伯败北，凶犯曹通被斩首，此次历时数月的武装叛乱告以平息。至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建昌地区相对安定和平静。

　　一是罗罗斯定期向朝廷述职，奉献方物，有记载的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二月戊午，罗罗斯酋长来朝”(《元史·卷十九》)，至治三年(1323年)，“夏四月丁亥，故罗罗斯宣慰使述古妻漂末权领司事，遣其子婆住邦来献方物”(《元史·卷二十八》)。凡前往京城述职，贡献方物者，皇帝均有赏赐。

　　二是土司所属土军积极参与修筑四川通往云南的茶马古道。元大德七年(1303)，“夏四月庚辰，拨硐门四川军人一千人镇罗罗斯，其土军修治道路者，悉令放还”(《元史·卷二十二》)。

　　三是朝廷对不滋事谋反、有一定作为的土官，晋升官级。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己亥，御史大夫脱脱、翰林学士承旨三宝奴言：‘旧制，皇太子官属、省、台参用。请以罗罗斯中宣慰使翰罗思任之中书’诏以为中书右丞”(元史·卷二十二)。

月华乡安土司衙门。 摄于1983年3月

　　独霸一方安土司

　　公元1368年，元亡明兴，朱元璋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载，明朝初年，明政府依然沿袭土司制。朝廷按“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的原则，在建昌地区仍然启用安氏为土官。《土夷考》云：“洪武四年(1371年)，镇国上将军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遂命以招安旁夷，有功授昭武将军，子孙世袭。寻改授土指挥使，带衔建昌卫，不给符印，置院于城东郭里许居之。所属有四十八马站火头，吐蕃、僰人子、伯夷、摩西、狢辘、猓猓、回纥诸部各种类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南及金沙，东抵乌蒙，西迄盐井，延豪殆千里”。可见安土司管辖地界之广，所属民族之众多，堪称西南土司之首。

　　明代吸取了元代的经验教训，对土司的授职、承袭、隶属、朝贡、赋税、领地、奖惩，以及土兵征调、土司袭替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补充完善了土司制度。与此同时，还将土司制度推而广之，先后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民族地区普遍推行。

　　此外，明王朝在建昌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也推行“流官”制。土流并用，责权明确，双管齐下。土与流互为制约，互为依靠，互为补充。在用人问题上，与元朝相比，更加谨慎，更加符合实际。

　　土官由朝廷任命当地本民族的土酋或威信高的首领担任，子孙世袭;流官则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任命。土官分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指挥使司、长官司、土千户等。流官则分为提督、知府、道台、知州、知县、同知、通判、教谕、兵备道、储粮道、布政司、安察司、铜政司等。流官的身份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贡生、举人或者秀才。必须是异地。流官有固定的任期，可以升迁或者降级，但不得世袭，是流动着的官吏，故名流官。

　　明至清代，在建昌任过流官的有高明、周光镐、范守己、刘铤、王者政、陈嘉谟、牛树梅、翁祖烈、书纶、崔志道等数十人。

　　《明史·四川土司传》说：“洪武五年，罗罗斯宣慰使安定来朝，而建昌尚未归附，十四年遣内臣赍刺谕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卫指挥使司。……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后来朝贡马及方物。”换句话说，建昌地区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前仍然维系着元代的建制。从洪武十五年起才正式更名为建昌卫指挥使司。不幸的是，仅仅过了十年，建昌地区再度爆发了武装叛乱，即月鲁帖木儿叛乱。《明史·四川土司传》称：“洪武二十五年，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建昌城，转攻苏州(今冕宁县)”。

　　月鲁帖木儿系元朝旧臣，任“平章”之职。他的官位和职权为“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朱元璋称帝后，老谋深算的月鲁帖木儿不露声色地从云南潜入建昌，收买拉拢各地土司土目，招兵买马，聚蓄力量，妄图与明王朝抗衡到底，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月鲁帖木儿终于向明王朝宣战了。月鲁帖木儿为何种民族，文献史料上没有记载，但从姓名的特点和习惯上看，极有可能是蒙古人。

　　叛乱爆发后，朱元璋迅速从甘肃急调大将军蓝玉赴昌平叛。在这次平叛过程中，建昌卫指挥使安的旗帜鲜明地站在明王朝一边，配合蓝玉，奋力抗击叛匪，保卫建昌城。《西昌县志·兵寇志》载：“月鲁帖木儿反……率众攻城，指挥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战，败之，斩八十余级，擒其党十余人。贼退屯阿宜河(今安宁河)，转攻苏州(今冕宁)。指挥佥事鲁毅率精骑击之。贼众大集，毅复入城拒守，贼回城，毅乘间遣壮士王旱突入贼营，砍贼惊遁。”由此可知战斗之惊险残酷。安的不仅保卫了建昌城，而且积极配合蓝玉，在今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各隘口山川与叛匪殊死拼杀，最终在盐源擒获了月鲁帖木儿。蓝玉奉旨将月鲁帖木儿押送南京处死。

　　月鲁帖木儿叛乱平息后，安土司的地位得到巩固，并世袭其子孙。安配之后为安师，安师之后为安的，安的之后为安仁，安仁之后为安忠。《蜀中广记》载：“安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凤氏管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复无子，继妻禄氏管事，近日(即明万历年)禄氏死，以族姪安崇业嗣。”万历以后，安氏统治日渐衰落。不过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一段逸事值得回味。嘉靖十八年(1539年)新都状元杨升庵，贬谪云南后回老家省亲，路过建昌，时逢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建昌卫指挥使安登对杨十分敬重和仰慕，视杨为上宾，邀文人雅士陪同杨升庵昼游邛海，夜登泸山，杨大为感动，兴致有佳，于是在光福寺望海楼前吟《宿泸山》诗一首。诗曰：

　　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

　　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我们从这桩逸事不难看出，安登的品味并不低(此逸事载入中央文献出版社《杨升庵年谱》)。

　　清代，安氏土司继续世袭。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七载：“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建昌宣慰使，顺治十六年安泰宁投诚……所管土百户三员，倮倮部落六千九百六十二户。”此时的安土司，无论从管辖的地界，以及所属的部落人口已远不及明代初年，土司制进一步衰落。

　　安泰宁之后由安承爵袭，安承爵之后由瞿氏管事，以后依次为安凤英、安嗣兴、安瑞茂、安武龄、安玉枝。“雍正六年(1728年)改授长官司，住牧河东，所管土百户三员，倮罗部落六千九百六十二户。三年贡马十匹，于建昌镇标中营上纳。”(《四川通志·土司传》)。

正在拆除的月华安土司衙门。 摄于1983年3月

　　叱咤风云岭承恩

　　同治九年(1870年)，安土司历经595年的承袭后，终于绝嗣。清廷任命邛部宣慰司岭承恩接任西昌河东长官司及河西抚夷司之职。

　　接任的原因是，岭参加了阻击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北渡大渡河的战斗，以及多次参与朝廷对凉山地区的用兵，受清廷青睐，授受二品顶戴，建武将军、土游击等职衔。并给予紫光阁绘像和亘勇巴图的荣誉。岭承恩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去世。享年67岁。他死后的墓志铭对他的一生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今全文公布如下：

　　协镇都督府世袭暖带密土游击兼摄 河东长官司岭公宦迹墓志铭：

　　盖闻尽忠于心，只期处喻;名谢于世，不望人知。则略而不详，虽伟业丰功，不且没世无征哉!

　　溯我平汉伯祖考熊罴兆梦，乃于沙带境地养育夫庶曾祖母老夫人焉。

　　生而颖异，长即刚明。学宗孔孟，六经书诵读详明;技效孙庞，三尺剑操练纯熟。极有长才伟略，善于决策远谋。时值成平无事之秋，而其上报国恩，下安生民，心志未尝须臾去诸国焉。以故民安耕凿之常，众享温饱之福。家给人足，耕九余三，正可得泽想像间耳。只忆长有聚首之乐，永无分袂之虞。

　　突于咸丰五年(1855)，近遭化外凶夷骚扰，远被普雄夷匪作乱，抢劫行商，大道阻滞。因奉上宪屡札，调催到城，而宣抚司事宜，并身任其责焉。

　　呜呼!野夷猖獗，惟以力格，莫能学化。凭仗吾祖志，恩威并用，剿抚兼施，计诱换班投诚，口郡渐交清。办公九载，心力焦劳殆尽!

　　孰意天道难凭，人事莫测，复于同治二年(1863)，石逆大队由黔滇二省窜入川内;谍报未几，春中急抵越嶲。惟时吾祖年力富强，不惜身命，调派土兵千余，缒城攻敌。凡沿途险隘之处，遍用滚木礌石打毙人马，夺获器械者不可胜数。

　　白沙沟畔实赖贼受首之区，紫打地隅即石逆就擒之所。吾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岂为臣立不世之奇勋，而圣主不隆非常之际遇乎?恩赏加副将职衔，土游击之关防。颁请盍其于此日矣!

　　胡何凶夷顽不畏死，故态复泯，大股出巢滋闹，焚毁民居，掳掠商贾，嗣蒙贵州提督军门周统带全军进剿，吾祖亦为前队先锋，明不饱一顿，夜无稳眠三更，勤劳极矣!

　　同治九年(1870)，善后办毕，功成告退，养性林泉。奈何叔祖不禄，竟置民事于不问焉。嗟乎!民之无主，依赖何从，乃承府宪催袭河东长官司任事，不得已而就理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行止有节，赏罚惟公以荣。山川修阻，请训无从，惟望天假其年，补伸乌鸟之愿，聊报含饴之恩。岂料人生无不敝之精神，光绪辛卯(1891)秋中十有一日，享年六十七岁，沉疴不起，急骑鲸而赴诏焉。

　　楚痛惨凄，莫此为苦。唯遵国制，谨备衣棺掩殓;又念生长于斯，忍令魂栖异域，何以为情!亦伏姑母安岭氏仍将灵枢搬扶回署，未归窀穸。情伤怙恃，俱失冰霜，自矢全节。

　　自尽是山川清淑之气，钟于吾门，欲不志焉而不得也。当此佳城告竣之后，特辑数言以志功勋于不朽云耳!

　　堂弟承勋、先，承玉、刚率堂侄得权、率头目吉有德、邓万有、李元芳、陈志明、沙明珠、毛万在，岁在昭阳大荒落(癸己年，1893)律中林钟(六月)朔四之吉立。

　　世友增生陈玉佐文。

　　墓志铭碑为青石，楷书阴刻，共两通，每通高130厘米，宽80厘米，厚8厘米。撰文者岭承恩世友陈玉佐。碑刻现收藏于昭觉县文管所。

　　碑文塑造了一位才能出众、性格刚明、饱读孔孟、武艺超群的彝族伟人。他长才伟略，运筹帷幄，决策运谋。咸丰五年(1855年)，剿灭普雄的夷匪作乱。同治三年(1863年)，不惜身命调集土军，在紫大地(安顺场)以滚木礌石阻击太平军。尔后又奉命带兵出击贵州征战顽匪。“公办九载，心力焦劳殆尽”。同治九年接任河东长官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行止有节”，尽其褒扬。

　　岭承恩死后由岭邓平世袭，岭邓平之后是岭镇荣，岭镇荣之后为岭邦正，直到清末民国。

　　土司制度的衰落

　　土司制度起源于元代，明代得以巩固和发展。初期的土司制度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明代后期至清代，土司制度把一个小区域封闭起来，为所欲为，黑暗无比，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土司在自己的辖地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视广大土民如同牛马。《清世宗实录》称，土司“可以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土民必须无条件为土司负担一切徭役和杂役，有的还被任意买卖、转让，甚至屠杀，如有不遵土司饬遣者，没籍家产，出卖为奴，甚至以剥皮、折骨等酷刑处死。“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望之期”(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土司还往往借进贡之名，巧立名目，敲诈苛索广大土民，雍正帝曾颁发谕令，“严饬土官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但土司却置之不理，“山高皇帝远”，我行我素，国家的政令难以施行，土司与土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是导致土司制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

　　土司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维护奴隶制的政体。土司往往勾结奴隶主疯狂向内地坝区发动掳掠性战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侵害了周边民族的利益。土司武装攻城池、杀官军、抢百姓、掠财产，无所不为。《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云贵总督赵良栋上奏称：“建昌卫土司安泰宁，招聚贼众，逆迹显然，请行剿灭”。翻开史料方志，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建昌地区爆发的土司叛乱多达20余次。每爆发一次，朝廷便镇压剿灭一次，不断的叛乱，不停的剿灭，反复无常，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此外，土民为躲避战争，以求生存，不得不偷偷背井离乡，逃往它乡，致使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土司还鼓励土民广种鸦片，以烟土到汉区换取枪支弹药，毒害百姓，武装自己。

　　明清以来，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也相当激烈。他们为争夺资源、人口或地盘，常常相互仇杀和械斗，相互拼杀内耗。明末，安土司为在昭觉建造建昌卫指挥使分衙门，激怒了奴隶主，遭到数家黑彝家支的联合进攻，土司战败，衙门被烧，土地、财产、百姓和奴隶被瓜分。

　　明代以来，朝廷与土司之间、土司与土民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且愈演愈烈，危害到国家稳定和安全。促使雍正帝不得已而痛下决心，实行改土归流。尽管在改的过程中阻力重重，但毕竟是一项进步的主张。“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从此，土司制及其土司衙门日渐江河日下，没落之势不可逆转。

河东长官司同治年间发布的讣告。

　　月华乡土司衙门调查

　　月华乡在安宁河西岸，是西昌市最北端的一个古老乡场。王仁刚有《月华赋》云：“自西昌城北行七十余里，乃人烟繁盛物产丰阜之乡。昔称羲龙，今之月华是也……红马梁东环，绵延一带屏障;牦牛峰西峙，迤逦百里风光……白沙如银，碧水似练;绿树成荫，山青如黛。安宁河岸，寻古远石墓痕迹;轿顶山脚，觅土司衙门遗址”。

　　1983年春，笔者以好奇求知的心理，前往月华，调查了安土司衙门。同行者有州文化局孙学刚。

　　一下车，但见安宁河水逶迤而来，白花花的浪花映照着天边的旭日，田野一片翠绿，散发出一阵阵的麦苗青香。我们通过乡政府找了一位向导，沿着河边的弯弯小路，直奔安土司衙门。

　　向导姓池，中年人，彝族，是当地村小的一名教师。我们一边行，一边听他讲述土司的故事。他说，我们这儿的土司早先姓安。后来安家绝嗣了，没得后人，由岭土司接任。岭土司衙门有两处，一处在安宁场，当地人叫老衙。另一处在曲木堡，当地人称新衙。新衙是岭土司从一位姓苏的地主那儿买来的，改建过。他问我们去看哪一处。我说，去安宁场看老衙。

　　安宁场是一处二半山村庄，多半是彝族。岭土司衙门立在半坡上，依山而立，面向安宁河。我们去时，正逢当地村民在拆除土司衙门，有的在扛木板，有的在房顶上拆瓦。见此情景，心里又气愤，又难受，但又无权制止。只好硬着头皮对衙门进行测量和取样。衙门用材大套，瓦当为兽面三角形，泥质青灰，火候较高。

　　衙门外立一照壁，照壁为一字形，正面“河东长官司岭”六个大字依稀可见。书体为颜体楷书，左下方落款为“大清同治二年”。沿照壁向西不远处为头门，头门后面是过厅。过厅西面为一天井，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天井用碎石铺装，四周嵌青灰色条石。天井正西为正堂。正堂后面是一个诺大的花园，花园尾端为卡房(即监狱)。

　　调查时，除照壁、头门、过厅、天井、正堂尚存外，余皆断墙残垣，或野草丛生，看不清真实面目。

　　正堂为单檐歇山式木结构穿斗房，有一楼，除局部受损外，余皆保持原貌。占地面积为502平方米。衙门总建筑面积约22000平方米。

　　据当地村民介绍，土司衙门在1952年土改时被没收为公房。做了当时的安宁乡政府机关所在地，后乡政府撤销，由公社供销社用5000元买来，长期作轧花房。1982年轧花房停办，又作价2000元转卖给了生产队。1983年分田到户，社员纷纷要求将土司衙门拆除分给私人。这就是拆除的理由。看起来符合情理，实则跟土匪没有区别。

　　夕阳西下，安宁河的西北风呼啸而过，我俩无奈地离开了安宁场。

　　次日，我俩迅速写了书面报告，呈报凉山州政府和西昌市政府，要求立即制止拆毁行为，妥善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然，报告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部门过问此事。

　　呜呼，曾经叱咤风云数十载，在凉山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河东长官司衙门”就这么被愚昧和无知活生生地、野蛮地被完全拆除了，消失了。

　　河东街土司衙门调查

　　1987年秋，笔者与州博物馆副馆长刘世旭先生一道，以明万历《土夷考》记载为线索，对西昌市河东街的土司衙门进行实地调查。

　　《土夷考》云：安氏授职于建昌卫指挥使司后“置院于城东郭外里许居之”。此记载向我们指明了土司衙门的确切位置。即建昌城外河东街无疑。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风潇潇的清晨。我俩带着简陋的装备，一台海鸥牌双镜头黑白照像机，一盘皮尺，从建昌城出发，匆匆踏上了调查之路。半小时许，河东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

　　走进河东街，这里没有嘈杂的超市，没有喧嚣的车流。但见小青瓦覆盖的民居，深幽曲折的小巷，房檐下倒放的古碑、石础，以及闲坐在石础上乘凉的老人，一切都显得古朴、安静的从容。

　　建昌卫指挥使司衙门坐落在河东街土司巷内。坐北向南，是一座庭院式土坯墙建筑，由大门、二门、厢房和正厅构成，占地面积约5亩。大门外似有一照壁，主体已塌，仅存红沙石基座，呈一字形。大门已毁，仅存石鼓一对。二门为木结构建筑，大部倒塌，厢房分立东西两侧，仅存断墙残壁，幸存正厅。经实测，正厅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无楼，为穿斗式木结构板瓦房，面积120平方米。

　　据时年62岁的房主人丁家财老人回忆。他是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从岭土司那里租来的。丁家财个头不高，憨厚诚实，满口的西昌方言。他说，当时他只有八、九岁。刚搬进来时，正厅外长满齐腰的野草，大门、二门和厢房破烂不堪，几根朽木撑着几片残瓦，东倒西歪的，草丛中还不时窜出野兔和黄鼠狼，怪吓人的。他说，他家一直租到1952年土改时才正式分给他。自那以后，除平过地、锄过草外，从未改建过。

　　通过对幸存正厅建筑模式及散落在四周的残砖片瓦分析判断，这座建筑既有明代的建筑构件，也有清代的遗存，应该是始建于明代的洪武年间。《土夷考》作者范守己，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明万历二十四年(1586年)任建昌兵巡粮储督学道，他在西昌任职期间除著有《土夷考》外，还著有《建昌疆场考》、《筹边图记》等著作。他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调查，从不捕风捉影，凭空捏造，他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客观的。

　　西昌自明代以来，经历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清雍正十年(1732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大地震，许多古建筑大都毁了又建，建了又毁，在为一个规律。因而河东街安氏土司衙门几度兴废也在情理之中。幸存的衙门正厅极有可能是道光三十年地震后咸丰年间产物。

　　河东街土司衙门于1990年由西昌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至今。

特约撰稿/图 张正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