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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 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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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9 14: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来源:《文献》2006年3期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在论及姓氏谱系之学的历史时曾做出这样的判断:“姓氏之学,最盛于唐”,但他认为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受郑樵此说影响,学者亦多认为五代以后的姓氏谱系之学与前代相比已经式微,后继乏人。然而事实上,入宋以后,姓氏谱系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一、邓名世的身世

邓名世,字元亚,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史》无传。其父早卒,仕履生平不详。祖父邓孝甫,见于《宋史?隐逸传》:孝甫字成之,进士及第,官至奉议郎、提点开封府界河渠。后去官闭门撰述,著有《卜世大宝龟》、《伊周素蕴》、《太平策要》等二百余篇。宋哲宗元符末年,诏求天下直言之士,孝甫以八旬高龄上书指陈时弊,痛责权臣,结果为蔡京陷害,削籍羁筠州,后在筠州去世。而邓名世尚幼小,亦从祖父发遣①。可知邓名世出身于有学术传统的仕宦之家,祖父的影响和幼年的流放经历,对邓名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祖父死后,邓名世乃携家小“晦迹穷山”多年,后返回故乡以教授著作为业。名世精通《春秋》学,政治上也倾向于元祐党人②。但当时王安石倡导的“新学”影响仍在,《春秋》被贬为“断烂朝报”,其学亦不为当世所重。名世虽也多次问津科场,但“议臣禁学《春秋》及诸史者,先生(名世)独嗜之,试有司,屡以援《春秋》见黜。又同舍告勿藏元祐党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废吾身乎?’遂杜门却扫,益研究经史,考三传同异,往往为诸儒所未到”③。科场不第并未影响名世的学术追求,他以经传、《国语》参互援据,撰《国谱》、《年谱》、《地谱》、《人谱》,通称《春秋四谱》④,另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春秋公子谱》、《列国诸臣图》、《左氏韵语》等著作⑤,在《春秋》学方面创获甚多,成为《春秋》学式微时期卓有成就的学者。

绍兴二年(1132)七月,祖父邓孝甫终被昭雪⑥。不久,御史刘大中宣谕江西,录邓名世书荐呈朝廷。绍兴四年三月,宋高宗召见邓名世,名世献所著书《春秋四谱》、《辩论谱说》、《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当时的吏部尚书胡松年审阅了邓名世的著作,称赞其“贯穿群书,用心刻苦”;“学有渊源,辞亦简古,考订明切,多所按据”⑦。高宗于是赐名世进士出身,以删定官兼史馆校勘。实际算来,名世在史馆尚不足五年。绍兴十一年冬,名世因忤秦桧旨,被以“擅写日历”罪名罢官⑧,后在家乡去世。邓名世耿介清正之性格与多舛之命运,都与祖父邓孝甫相似。

邓名世家学深厚,淹博多识。据《朱子语类》记载:

邓名世吏,临川人,学甚博,赵丞相以白衣起为著作郎。与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考证文字甚多,考证姓氏一部甚详,绍兴府有印版……邓著作后为秦桧以传出秘书文字罪之,褫官勒停。⑨

此“先吏部”,即朱熹之父著作郎朱松,曾在史馆与邓名世同局共事。朱熹评骘人物以苛刻著称,但他对邓名世的学识甚服膺。邓名世仕宦生涯短暂,而著述生涯卓有成就,除以上提到的《春秋》学方面的著作外,还著有《国朝宰相年谱》、《皇极大衍数》、《大乐书》、《文集》等,共三百卷⑩。在史馆时,《哲宗实录》元祐八年若干卷亡佚,名世参考《御集》及《日历》、《时政记》、《玉牒》等书补成之。又编纂《建炎以来日历》三百七十卷(11)。邓名世遗文至今仅存《欧阳澈墓表》一篇(12);著作流传至今的,也惟有《古今姓氏书辩证》一部。



二、《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的撰著与流传

《古今姓氏书辩证》(以下简称《辩证》)属私人修撰。邓名世不满于前人以及当代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13),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他对修书持严肃态度和严格的标准,强调“姓氏之书不可误,误则子孙失其祖,而后世秉笔者无所据依”(14)。至于《辩证》的撰著过程、卷数、版本以及流传情况颇为复杂,据邓名世之子邓椿年乾道四年(1168)所作《辩证序》称: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学,虽饮食梦寐弗置也。尤喜称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勋业之懿,以诏子弟。故《古今姓氏书辩证》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书于宣、政之间。时讳学史,方贫贱中,无书检阅,阙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后稍铨次增补之,盖成书于建炎之初。是时晦迹穷山,携幼避地无虚辰,昨给礼上于法宫者是也。然居怀未满之意。其后蒙恩,备数太史之属者八年,始尽得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括次序之,稍稍备矣。绍兴辛酉冬,放归山樊,家书稍备。会韩衢州美成同寓临川,借其家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稽考参订之。及将易箦,谓椿年曰:“姓氏未成全书,死不瞑目。”……椿年既得是语,乃尽裒手泽遗编断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即此本也。……

仔细分析邓椿年的记述可知,《辩证》先后有过三个稿本,即五卷本、十四卷本和四十卷本。五卷本成书于北宋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当时邓名世身处贫贱饥寒中,无书捡阅,故阙文甚多。此后又经“诠次增补”,到建炎初年已稍具规模,为十四卷,由刘大中推荐给高宗。至于四十卷本,则是邓名世任校书郎时利用馆藏丰富文献,如“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等增补考订,使之渐臻完备,而在“放归山樊”后,又向同居临川的韩美成索借韩家所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等书,“稽考参订之”(15)。邓名世去世后,其子椿年继承父亲严谨作风,将“遗篇断稿”厘为四十卷,“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在得到邓名士知交、尚书程大昌鼎力相助后,终于在乾道四年梓行。总之,《辩证》的修撰前后历数十年,所谓“始于政宣,而成于绍兴之中年,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16)。

在宋元文献中,《辩证》一书尚广为学者所征引。至明编纂《永乐大典》,将《辩证》“散附千家姓下,已非旧第”。入清以后,《辩证》已散佚。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奉敕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7),并依《广韵》以韵隶姓,仍厘为四十卷,编次刊行。此后,有过孙星衍“岱南阁”等刻本流行于世。道光年间,曾经发现宋绍兴刊本残帙,虽残阙大半,但邓名世所作《序论》、《括要》、《总目》以及目录等俱全,世人据之可略窥是书之原貌。清儒钱熙祚据此宋残本作《校勘记》三卷,附于“岱南阁”本《辩证》后,收入《守山阁丛书》一并刊刻。但宋残本今日是否犹存天壤间,已无从确知。近世中华书局也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辩证》,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三、宋代的姓氏谱牒学与《辩证》一书的优长

姓氏谱系之学,本属于传统史学范畴,滥觞于西周,所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18)。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系”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大类,但其中不乏属于姓氏学性质的著作,可见在古代文献中,姓氏与谱牒是没有严格区分的。早在战国时代即已有《世本》叙黄帝以来世代帝系,司马迁据以作《史记》。后又有《帝王年谱》、《邓氏官谱》,东汉应劭著《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晋代有挚虞《族姓昭穆记》,刘宋有何承天《姓苑》二篇。北魏太和年间,朝廷诏令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纂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是为较早的官修谱牒(19)。而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辨郡望高下、明士庶之别的社会需要增加,更促进了研究姓氏源流的姓氏学(特别是记录一家一姓世系的谱牒之编纂)的繁荣。唐朝初年,为调整新贵勋戚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关系,朝廷曾多次组织大型修谱活动,如贞观年间的《氏族志》(20),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显庆《姓氏录》,以及玄宗初年的《姓族录》等等。这个时期,民间私人修谱也十分活跃,所谓“隋唐而上,家有谱状,官有谱学”(21)。唐中叶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谱系在社会生活诸如仕宦、婚姻、封爵等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唐末五代的战乱,更造成了大量谱牒文献的散失。

入宋以后,姓氏谱牒著作的修纂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这主要表现在宋代学者较多关注姓氏问题,有关姓氏谱牒问题的探讨出现在各类著作中。即以这个时期的韵书、地理著作而论,其中就包括了相当多的姓氏学内容,如北宋真宗年间陈彭年等人纂修的《广韵》,仍沿袭《唐韵》中有关姓氏的内容,在每姓之下注明了汉姓、虏姓以及源流。又如乐史等编纂的大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也增加了“姓氏”一项,将历代郡姓以及等第,作为地方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详列于州府建置沿革、府境、户口之后。此外,洪迈撰《容斋三笔》,卷二《汉人希姓》一节即专门辑录“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22);谢维新(字去咎)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其《续集》即为《氏族》、《姓名》、《家世》、《类姓》诸门(23)。宋代姓氏谱牒之学发展的突出表现,还在于一大批姓氏谱牒类著作的问世,其作者更不乏当世名儒,据《通志·艺文略》、《玉海》卷五○《谱牒》、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宋史》二○四《艺文志》等有关记载,宋代姓氏谱牒类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类:

1.名人名族家谱:如苏洵《苏氏族谱》一卷,司马光《臣寮家谱》一卷,曾肇《曾氏谱图》一卷等20种。此外,还有百家通谱性质的谱书5种,而欧阳修、吕夏卿等编纂的专门记录唐三百年间宰相家族之世系渊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视为此类著作中的最重要成果。

2.宋皇室及历代宗室谱系类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等17种。

3.专门的姓氏学著作:如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六卷,采真子《千姓编》一卷,丁维皋撰《皇朝百族谱》四卷,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章岩《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郑樵《通志?氏族略》六卷等10余种。

总之,有宋一代,虽然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贞观氏族志》那种旨在调节士族与皇族、新贵关系,为政治服务的官修谱牒已经衰落,但姓氏谱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有名家名族谱的大量出现,百家谱式谱牒的修纂也没有绝迹,而许多名儒都参与了谱牒的编纂,如欧阳修、苏洵还开创了新的族谱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宋代姓氏学著作在卷帙上不及以往,但在所研究问题的深度上,却超过了前代。由此可见,郑樵关于五代后姓氏谱牒“其书亡佚,其学不传”之说是不甚符合史实的。至于现代学者认为“宋代以后,族谱发生重大变革,百家谱式的合谱几乎绝迹”,“在史学史上,谱学可谓终于宋”的说法(24),都不免失于片面。

宋代姓氏谱牒学所以会重现生机,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唐末五代社会动荡,朝代频繁更迭,人民生活变动不居,民间擅自通谱,私将诰命敕状转卖他人的情况严重,如五代后唐长兴年间,鸿胪卿柳膺就因将斋郎文书卖与同姓人柳居则被处重刑(25)。正如顾炎武所说:“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馀风,犹重门荫,故史青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26) 北宋初年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为姓氏谱牒学的重新活跃提供了社会条件,这与西晋永嘉乱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因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格外兴盛的背景十分相近(27)。

其二,在义理之学兴盛的同时,宋代史学特别是考证史学空前繁荣,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吴缜作《新唐书纠缪》,程大昌作《考古编》、《演繁露》、《禹贡论》、《雍录》,到理学家朱熹针对《六经》、《左传》、《国语》所作的辨伪考异著作,史学领域的辨伪疑古学风盛行,这一潮流也影响到姓氏谱牒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已不满足于搜罗史传家乘,编纂谱系,而是将兴趣转向探赜索隐,去伪存真的辨章源流的综合研究方面。宋代姓氏学著作中学术性、综合研究性质的成果,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证名著。

如前所述,宋代姓氏谱牒文献中影响深远、至今存世的著作,自然要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郑樵《通志·氏族略》。《新表》不能视为纯粹的姓氏学之作,但它专采唐朝宰相家族之世系渊源,涉及汉以来众多世家大族族源、流派,特别是唐代三百年间的政治人物之家族、仕宦,其价值又不仅限于姓氏谱牒一途。至于《氏族略》之撰述宗旨和长处,郑樵自己有如下阐发:

自汉至唐,世有典籍讨论兹事,然皆出于一时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书成,怨望纷起。臣今此书则不然。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28)郑樵,字渔仲,为邓名世同时期人物,博该经史,著述闳富,他精简删削《氏族志》、《氏族源》、《氏族韵》等旧作百余卷(29),为《氏族略》六卷,置于《通志》中。《氏族略》主要取材《史记》、《春秋》、《世谱》,考辨帝王诸姓世系,其编纂的次序则是先天子而后诸侯、卿大夫士、百工技艺,先诸夏而后夷人。郑樵认为古来姓氏书的编纂,主要有论声、论字、论地望三种方法,而三种方法都各有局限,无关姓氏研究之本质,故他坚持将上古“得姓受氏”的缘由,分为三十二个类型。但事实上,《氏族略》之“略”者,“举其大纲”而已。郑樵言诸姓甚简要,例如杜氏,只记得姓之由及杜伯子孙,再补缀以北魏独孤浑氏改杜姓事,至于中古数代则略去,更未涉及杜氏郡望。再如刘氏,也只概述祁姓、姬姓之刘以及西汉匈奴刘氏,内容简略。崔氏则尽引《左传》,虽述及清河、博陵两房来历,但别无其他。张氏也只记上古史事。除记事简略外,《氏族略》以上诸姓之内容,还大多沿袭附会《元和姓纂》。因此,尽管郑樵自称综览全篇后,会有“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之感(30),但《氏族略》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终因其简略而有所减损。四库馆臣虽肯定《氏族略》“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却也批评郑樵“多挂漏”,“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31),可谓中肯之论。

比较《氏族略》及以上几种姓氏谱牒著作,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优长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辩证》一书广泛徵引了不同类别的与姓氏相关的古代文献,如先秦及两汉文献,有《尸子》,《子思子》,《世本》,《列仙传》,《风俗通义》,《汉书集解音义》,史游《急就篇》,赵岐《三辅决录》,《聊子》,《聊氏万姓谱》,圈称《陈留风俗传》等。魏晋南北朝文献则有魏无名氏撰《海内先贤传》,葛洪《神仙传》与《西京杂记》,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张华《博物志》,皇甫谧《帝王世纪》,王子年《拾遗记》,傅余《复姓录》,虞预《会稽典录》,虞豫《复姓录》,何承天《姓苑》、《纂文要》,释昙刚《山东士大夫类例》,王俭《百家集谱》,贾执《姓氏英贤传》、《百家谱》,关朗《洞极元经传》,张诠《南燕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前燕录》等。唐代文献则有李利涉《盛氏谱》,何超或杨齐宣《晋书音义》,孔至《姓氏杂录》,张九龄《姓源韵谱》等。宋代文献则有采真子《千姓编》,邵思《姓解》,曹大宗《姓源韵谱》,宋庠《杨亿(文公)谈苑》,此外还有《集韵》以及邓名世自己的著作《春秋四谱》等。

以上文献,虽多藏之石渠秘府,但都饱经历代战火,或残或佚,如何承天《姓苑》、贾执《姓氏英贤传》、张九龄《姓源韵谱》、采真子《千姓编》等,宋元后都已失传。这些文献在《辩证》中得以保存,有些虽只存吉光片羽,但仍可用以辑佚或补正其他文献,在校勘现存古籍、研究古籍的流传及其真伪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32)。

其次,和《元和姓纂》、《新表》、《氏族略》相比,《辩证》对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布以及郡望数量的记载,更为精确、翔实。众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而在邓名世作《辩证》时,《元和姓纂》卷帙尚多,因此在材料的来源上,《辩证》“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33)。如《元和姓纂》王氏条早已散佚,今所存者,是清人洪莹据《秘笈新书》所补,记王氏有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九郡望。《新表》也只记录王氏太原、琅琊、京兆三房。《辩证》徵引《元和姓纂》王氏条,称有冯翊、长沙、金城、广汉、广陵、聊城、长安、高陵、河内、河间、蓝田、上党、邺郡、广平、华阴、乐陵等二十四郡望。显然,《元和姓纂》的这一段文字在清时已散佚,以至洪莹辑佚时也没有看到。与此相似的还有张氏,罗振玉为《元和姓纂》辑佚时,仅据《秘笈新书》补“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数十字而已。而《辩证》在记述张氏有河东、始兴、冯翊、吴郡、清河东武城、河间、中山、魏郡、汲郡、郑州十郡望之后,还徵引了《元和姓纂》如下一段文字:

《元和姓纂》曰:唐有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远裔。这条已经散佚的《元和姓纂》的原文,成为研究中古郡姓张氏分布情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非常珍贵。此外,《辩证》还记载了交阯、巴蜀以及陇西边鄙地区的张氏。又如中古另一著姓萧氏,今本《元和姓纂》也仅存洪莹辑自《秘笈新书》的寥寥数语,而《辩证》的记载则丰富得多。此外,《辩证》还根据“近事”及其所“闻见”,提供新史料,以考辨少数民族姓氏以及两宋之际的姓氏源流与分布情况等,都足以补史传之阙。

众所周知,唐代谱学家柳芳曾概括指出古代士族郡姓的基本类型和分布:“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有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有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34)其实,柳芳此论是就世家大族的典型郡姓而言的。具体到某一郡姓之下,实际又划分为若干郡望,分属于不同的地域与类型。但柳芳之论影响深远,后之学者论中古郡姓划分,大多以这几类郡姓与某一地域相联系,如张氏多强调吴郡郡望,王氏多强调琅琊、太原郡望,至于大姓之下究竟有多少郡望、如何分布,却难有定说。从《辩证》徵引的《元和姓纂》佚文来看,张氏、王氏等大姓内部,不仅郡望多,而且分布广泛,遍及南北各地,例如张氏,就有河东、始兴、冯翊、吴郡、清河东武城、河间、中山、魏郡、汲郡、郑州、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多个郡望。这些记载,极大地开阔了中古郡望研究的视野,也为进一步探讨汉魏以来世家大族迁徙、分化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辩证》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辩证》并非简单沿袭《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一些记载,而是严于取舍,不妄信,不苟同,如《元和姓纂》称“茅荑氏”为《左传》邾大夫茅荑鸿之后,《辩证》予以辨证曰:“世无此氏,而春秋时夷鸿姓茅氏,谓之茅成子,则后世子孙何至乃以茅夷为氏?考之义理,极无依据。”进而指出《姓纂》编纂者“误引经传,增收人姓,如罕荑者数十,如茅荑者又数十,皆当时门生讨论者浅陋讹谬,杂之穿凿臆说,刊修官未尝考按本书,因而附列。今举凡以辩之。如此类者,悉合驳正”(35)。再如对谯氏一姓的考证,邓名世凡五徵经史,多方论证此氏非神农氏之后,其严谨治学之态度,灼然可见。

第三,《辩证》的史料价值还体现在记唐史事尤详。如贞观初年,当时山东旧士族好自矜夸,嫁女必多求聘财,太宗以为“甚伤教义”,乃诏“雅谙姓氏”的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等人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36)。高士廉修《氏族志》一事,原已见诸史传,敦煌文书“北位”79号《贞观氏族志残卷》的发现,更证明了高氏修定氏族的真实性。然而,此前尚有魏徵修订《氏族志》之事,则为史传所未及。《辩证》上多处记载了魏徵(魏文贞公)在贞观年间修订士族谱、定姓族一事,并有魏徵所定各地郡姓大约二十余条。尽管魏徵也曾修《隋书》,但文献中未曾记载他参予修订姓族一事。这段史实表明唐贞观年间朝廷至少两次组织力量修订《氏族志》,而从有关史事来看,魏徵修志当在高士廉之前。这个事实也透露出李唐建立之初,确实为平衡各地旧姓势力与皇室、勋贵的矛盾,建立新士族格局而煞费苦心。可能在邓名世时,魏徵所修订的唐代官方姓族谱尚存史馆,因此邓得以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辩证》在《元和姓纂》等前代姓氏文献之外,又补充了数量可观的、一直未曾被著录的姓氏,如蓬、公綦、蹤、逢侯、施屠、提、梯、畦、西河、鄰、纷、鄢、凋、禾、防、香、长、狂、荣锜、稠、男、游水、右师、榄、最、胙、曼、乘丘、沉、抵、觯、伟、晚、左丘、琐等,总计四十余姓。

《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称赞邓名世“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总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是宋代考证史学、姓氏谱牒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今姓氏书辩证》附邓椿年乾道四年(1168)序。

  ②《宋元学案》将邓名世归属为“元祐之余”,见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序录》。

  ③《宋元学案》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序录·删定邓先生名世》。

  ④《玉海》卷五○《艺文·谱牒》“绍兴姓氏书辨证”条。

  ⑤⑩《宋元学案》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序录·删定邓先生名世》。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赠故右承议郎邓孝甫直龙图阁。孝甫去世后三年,曾复官其曾孙一人。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玉海》卷五○《艺文·谱牒》“绍兴姓氏书辨证”条。

  ⑧⑨《朱子语类》卷一三二《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11)《江西通志》卷八○《人物·抚州》邓名世条。

  (12)欧阳澈,字德明,邓名世同乡、抗金义士,事见《宋史·忠义传》。邓名世所作《墓表》,附于欧阳钺辑《欧阳修撰集》卷七《事迹》。

  (13)《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一高氏。

  (14)《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六陈氏。

  (15)邓椿年乾道四年所作《辩证序》。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

  (17)《清史稿》卷一四七《艺文志》。

  (18)《隋书》卷三三《经籍志》。

  (19)《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附柳芳传》。

  (20)《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21)郑樵:《氏族略序》。

  (22)《容斋三笔》卷二《汉人希姓》。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四十五《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提要。

  (24)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

  (25)《册府元龟》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第五》。

  (26)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姓氏书》。

  (2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七《经籍考·姓源韵谱》条。

  (28)(29)(30)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31)《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史部·别史类》《通志》条。

  (32)如四库馆臣谓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宋已散佚,直到明代才有伪本发现。但《辩证》征引崔著《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前燕录》等,说明此书南宋时期尚流传于世。

  (3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

  (34)《新唐书》卷一九九《柳芳传》。

  (35)《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一茅荑氏。

  (36)《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作者简介】王力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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