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人文积淀与当代巴蜀多元风情》孙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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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篇
     笔者在成渝两大城市、在蜀中的一些区、县、乡调研，又到过鄂东、赣南、闽西和粤东的一些城市和乡间，以作家和学者的眼睛和目光，深感在巴蜀大地上有着久远的历史人文积淀，像一条历史长河流到当今，并渗入到当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或使你感受得到，或看得见、摸得着，或听得出来，它们又与21世纪的现代化步伐交融在一起，古老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传统与时尚…成为了巴蜀大地上的多元风情和风景线。
    四川幅员辽阔，政区源革悠久，人口众多，历史人文积淀厚重。四川位于祖国西部，自古以来有独居一方的地理环境，南接云贵高原，北部秦岭与陕西相连，西部是大幅隆起的山地和高原，仅靠东边有长江与外地沟通。在高山高原环抱中有一个很大的盆地，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这里沃野千里是著名的“天府之国”，自古以来四川是历代统治者重视的粮食生产基地，又因其北接秦陇，南连滇黔藏边陲，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川这一地域，是我国国土上人类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一万八千多年前就有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资阳人”生活繁衍。到了战国时代，有东部的巴国和西部的蜀国两个地方政权常兵戎相交，巴、蜀均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层和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等大量文物，是我国及其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见证，海内外为之轰动。新世纪之交，在成都市西郊发现的“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蜀王船棺群等，揭示了蜀国的城市文化与王室墓葬文化，这些展现了距今五千年前蜀国的文化，与中原的殷虚文化并存，20世纪后期在长江山峡库区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尤以古人类“奉节人”为考古的最新成就，山峡库区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巴人与蜀国三星堆王朝的征战、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考证实物，巴蜀文化高度发达，这些都是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宝藏。
   到了秦代，秦征战统一了蜀国、巴国，从此巴、蜀就在中央政权的建制下；至汉代设益州，西晋设益州、梁州，唐代设剑南道、山南道和周边民族地区的羁糜州建制；北宋真宗时设四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总称“四川路”。到了元代，在全国各地建置行“中书省”，简称为“四川行省”。明清袭元制称之为四川，一直沿用至当代。
   四川历史上有六次大迁入的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巴国蜀国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4、5万人；第二、三次分别在西晋末年和北宋初，均为临近的陕甘移民大量从秦岭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南方移民首次进入四川，以湖北地区为主；第五次是清代前期的十余个省移民上川，其中以湖广省籍的移民最多，上川人数达百余万人，俗称“湖广填四川”；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有江浙等省和京津沪宁等地的学校工厂机关商家和居民疏散入川渝等地，约七百多万人，战后返回后还有不少“下江人”定居在重庆。
   这六次大移民中，其中第五、六次明清大移民，均是发生在封建王朝更替和农民战争之际，尤以持续百余年的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影响最为深刻，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方言的形成、文化习俗（楚、粤、赣、闽、陕）的群体传播，楚湘文化、客家文化等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在巴蜀大地上有异彩多姿的会馆及宗祠建筑，有数以万计的移民族谱家乘及诗歌、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当今川渝人中的绝大部分人，其祖先多来自“湖广填四川”，有着深厚的寻根情节。
《四川历史人文积淀与当代巴蜀多元风情》连载
                                        二、从“湖广填四川”说起
“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移民事件，不仅对四川、重庆地区近代史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川渝经济、社会变革发生很大作用，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当代四川和重庆直辖市的现代社会。
   从四川的历史来看，现今川渝地区人们的祖先，大多数来源于明末清初战乱后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两个王朝交替之际，即明朝、清朝交替之际，长达数十年的战乱（“八大王”张献忠与清廷平叛拉锯战、南明小朝廷在川东的抗清战争及其内部的火并，以及吴三桂的“三藩之乱”及清廷的平叛）。巴蜀大地遭受空前的浩劫，兵  、瘟疫和灾荒，致使四川人口大量锐减（死亡和流徙），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地旷人稀”的荒原。清王朝在开国定鼎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和税收。于是推行了移民垦荒的系列政策，特对西蜀给予政策优惠，如在垦殖业上给予种子、耕牛和免税的优惠，并在户口和科举皆给予妥善安排。在清廷的政府行为倡导下，先后有十余个省的百姓举家争相上川，其中来得最早、最多的是比邻的“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小部分是一个省，谓之“湖广省”），于是民间把以“湖广省”为最多省籍的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在四川的一些方志上有所记载，如清光绪《邛州•大邑乡土志》生动的记载：明末兵  后，大邑土著汉人“几无孑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西、陕西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最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欲传“湖广填四川”，其明徵也”，这次大移民从康熙前期到乾隆中叶，长达百余年，移民人口达一百多万，是四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为重庆湖广会馆提写楹联：“远祖西征，涉水攀山，楚客壮迁动天地；长江东去，冲崖奔海，巴蔓雄起浪滔天”流沙河生动描写清初楚客上川远祖的移民壮举。
   “会岷沱数千里，波涛自泸水东来，庙貌重看辉明；历明清六百年，统绪溯麻城西上，宗支繁衍遍川黔。”这幅对联珍藏在恢弘的重庆市湖广会馆内，这是四川泸县一支移民后裔所撰的对联，生动地道出了川渝地区的移民源头，要用六百年的历史眼光来解读。据笔者和胡昭曦教授等前辈的研究，“湖广填四川”的缘起，要追溯到元末战乱和明初的“洪武”大移民，这就是笔者在本文《开篇》所述及的四川历史上湖广地区首次向四川的大移民：有元末红巾军起义其著名将领明玉珍西征四川，鄂东北乡亲随军西下，明玉珍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有更多湖北地区的乡亲迁移追随到“大夏”落业；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在洪武初年开始了举国的大移民。据专家统计元末明初迁移到四川约有80万人，其省籍来源以湖广省为最多，其中又以麻城孝感乡为亮点。因而被称为“湖广填四川”。
   用六百年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明清两季的“湖广填四川”：明初的“填川”是“湖广填四川”的缘起，这个“填”字，不仅表达了人数之多，而且有着一个外力——明王朝的强制性移民；清前期的“填川”的“填”字，不仅表达了上川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而且还有一个外力——清王朝的倡导家庭家族迁移、颁布系列优惠政策，还有一个内因——争相到“天府之国”求生存求发展，清前期的这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是一次成功的移民业绩，铸就了“湖广填四川”的深远影响。
                                            《四川历史人文积淀与当代巴蜀多元风情》连载
                              三、湖广人之最与永远的麻城孝感乡
                                                                          孙晓芬
   当今，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山水城重庆直辖市，中老年人摆起龙门阵（聊天）来，常常会讲起“湖广填四川”，讲起老祖宗从麻城孝感乡上四川的故事。在当今川渝两地区的1.1亿人口中，有50%——70%的人，是湖广移民的后裔。而在湖广移民中又多来自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一些方志中记载清前期自湖广省尤其是湖北地区迁来为最：
   川东举例：涪陵地区“清初迁来者十之六、七”据民国《涪州志》；丰都县“湖广麻城人尤多”据民国《丰都县志》卷3；万县“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同治《万县志》卷10；      巫山县“两湖、山陕”见光绪《巫山县志》卷5；
   川西举例：什方县“秦楚闽粤之人”嘉庆《什方县志》卷18；邛崃县“江西、湖广、陕西、广东、福建”民国《邛崃县志》卷8；金堂县“楚、粤、闽、其他”；大邑县“两湖、陕西、江西、福建”民国《大邑县志》卷3；
   川北举例：巴中县“楚赣闽越”据民国《巴中县志》第2篇]；万源县“两湖广东、江西”据民国《万源县志》卷5；达县“率多陕西、两湖、江西之客，入籍者以湖广为最多”据《民国达县志》卷11
川南举例：犍为县“湘、鄂、赣、闽、粤，以湖鄂人为最多”据民国《犍为县志》卷3；威远县“两湖、两粤、闽、黔、江右、关内外”乾隆《威远县志》卷1；据民国《南溪县志》卷4
    从以上所举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各地的例子，一般而言，在诸省上川移民中，湖广人落籍四川人数居榜首。
    在我国的古代移民潮中，公认有八大移民发源地。以年代的先后排列，最早的移民发源地是南宋时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以后数百年间岭南众多移民后裔以珠玑巷为故里。
    在明代的移民发源地达五个之多：湖广麻城孝感乡（历明、清两朝），是当今为数众多的湖广移民心中的故乡；江西瓦屑坝（江西饶州波阳县莲湖乡）是安徽安庆一带移民心中的故里；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是许多华北人心中的移民家园；苏州阊门为苏北人的祖先来源地；山东兖州枣林庄是安徽凤阳人心中的祖地。此外，还有小兴州。连同闽西宁化县石壁村是客家人（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民系）的发祥地。
    以上八大移民发源地，笔者所见影响最大的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湖广麻城孝感乡和福建宁化县石壁三大移民发源地，这其中又以湖广麻城孝感乡最为特别，是经历明、清两朝的移民发源地，其余的皆为一朝移民发源地。
   麻城孝感乡之所以成为明代移民发源地：一是孝感乡在四个乡中位于县境阶梯下降的丘陵和平原地带，境内举水通向长江的地段多，作为麻城县最大的河流——举水，三个码头中孝感乡拥有两个码头（高岸河码头、江家堰码头）的黄金口岸，，自古以来是比邻诸省的赣、豫、鲁游民、商旅、仕宦往返的水上通道；二是麻城是元末红巾军起义——“南红巾”军起义的策源地，战乱中人口从长江流徙四川；三是明洪武初朱元璋“移窄乡填宽乡”，江西窄乡（人口较密）迁麻城人口较少地。这样，麻城孝感乡自古以来水上直通长江的地理优势，及战乱、人口流徙、新朝廷的移民政策诸条件构成了孝感乡成为明代移民发源地的成因。
   但是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耗尽”被撤消了乡一级的建制，而在200多年后，已不复存在的孝感乡何以又成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发源地？一是因为四川数十年战乱“地旷人稀”，清庭的垦荒政策决定了以湖广省为代表的众多省籍的移民流向迁川——是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上游的四川移民迁徙流向；二是麻城孝感乡其主体仍在麻城，其水道上川的优势依然拥有，仍然是赣、豫、鲁、两粤等诸省上川的水上黄金通道，成为了移民的汇集出发地和中转地；三是千万川人的迁川始祖的历史定格在”湖广麻城孝感乡“定格在家族的谱牒家乘中；定格在移民的迁徙纽带（家族名字班辈中，被称之为“密电码”），定格在世代传颂的老祖辈上川的故事中。尽管有的移民后裔因为战乱家谱失毁，老辈人亡故，并不确知上川祖的详尽始发地，但麻城孝感乡成为了一个祖源记忆的符号，成为了精神家园的标志。一条河、一棵古树、一个老屋，虽然没有准确的地名，无疑在历史的长河中麻城孝感乡上升为一种祖籍来源的人文地理概念。
   明代、清代上川祖的移民后裔汇集在当代的寻根问祖情结十分深切，增强了来自麻城孝感乡祖籍记忆的频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麻城孝感乡应该是：永远的麻城孝感乡！
                       四、四川成为客家大省，成都“东山”呈现客家宝藏
                                                                           孙晓芬
   在清前期“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上川人数位居第二位是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川西的成都“东山”地区、川中的沱江流域、川东和川北的嘉陵江流域和川南的长江第一城宜宾，乃至西进到边远的会理（今属谅山彝族自治州），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人口达二百多万人；连同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以来到四川的海内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成渝两大城市），四川成为了我国七大客家省区（含香港、台湾地区）。
   “客家”在客家与广东方言中均读音“哈嘎”（HaKKa），既是自称又是他称（原蜀中川西和川东的客家人自称为“广东人”，在川西他称为“土广东”）。“客家”作为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其先民原居我国中原一带，东晋隋唐以来至清代由于社会变动及战争等原因，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赣南、闽西和粤东、粤北成为了客家民系的基本驻地“大本营”，客家人再从“大本营”第五次南迁到台湾、东南亚以至衍播到全世界，现今人口达到八百多万。所以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汉族民系的迁徙史。“客家”人的语言中保留着较多古汉语中的中原音韵及词汇，而被称为“客家话”世代传承下来。在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中，只有第四次是西进上川，这就是在清前期“湖广填四川”时期，正如著名的客家学前辈罗香林先生生动的描述：移民到川的“客家人是跟随着湖广人的脚步上四川的”。客家人上川康熙年间为数不多，大批上川集中在雍正年间至乾隆中叶。上川客家人数按省籍来划分，广东籍（粤东、粤北）所占比例最大，次为闽西，再次为赣南人。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不断的创业，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理念。
   清前期客家人及其后代对蜀中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涌现出众多的优秀人物。粤、闽、赣的客家人在蜀中与来自湖广、山陕、江南、浙江、云贵等省的移民一起垦荒种地，发展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并带来了番薯（红苕）、苎麻、甘蔗等新物种、良种，带来了熬糖制烟的新技术，并参与川盐的开发，促进了四川清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客家移民的后代人才济济，有伟人朱德元帅、文豪郭沫若、著名作家韩素音、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变法维新的刘光第、辛亥风云人物彭家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的天文学家、易学家刘子华等一大批响誉华夏和世界的著名人物。
   四川30多个客家人聚居县中，以朱德元帅的故乡仪陇县有30多万客家人，是川北的客家大县。而成都东山是四川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面积跨五区一县（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白江区、锦江区、新都区、金堂县）人口约60万。由于蜀道难及历史的原因，入蜀后的清代客家移民及其后代，与省外、境外联系甚少，几乎被尘封起来。特别成都东面、北面的丘陵浅丘黄土地带的“东山”，保留有完整的客家话（俗称土广东话）和客家风俗。改革开放以来揭开了历史的尘封，成都“东山”成为客家文化的宝藏。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成都“东山”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特别是拥有四个移民会馆的洛带镇，经过多年的恢复至今成为“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成为国家四A级的旅游文化古镇。
                                                                             （未完待续）
                                五、异彩纷呈的移民会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使四川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移民大省。四川境内的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可谓名列全国之前茅，移民会馆、行业会馆达3000多座（其中重庆直辖市境内达千余座）。
   会馆是明清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早出现的会馆是在明永乐年间，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相继出现官绅馆舍和科举试子馆舍。而在四川清前期“湖广填四川”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移民所到之地，以原籍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间互助组织——会馆，移民会馆遍及各府、厅、州、县乃至乡镇。不少县城馆庙之多，泛称“九宫十八庙”，有的县境内会馆多达上百处，如川南的犍为县会馆达139座（其中两湖、赣、闽移民多）、威远县45座；川西平原上的金堂县65，彭县40，汉州（广汉）65座。一般而言会馆建立的多少大体是与入川移民省籍的多少成正比例的。据西南大学蓝勇教授统计的14000多座会馆中，湖广人最多，会馆数477位居第一位，江西会馆320位居第二，广东会馆242位居第三，福建会馆116位居第四…
   各省会馆供奉神祗或先贤；两湖籍人建禹王宫或三楚宫或三圣宫，供奉大禹王。江西籍人建万寿宫，供奉许真君。陕西籍人建三元宫或真武宫或武圣宫，供奉关羽或刘备、关羽、张飞。福建籍人建天上宫（或天后宫、天妃宫），供奉妈祖（即天后圣母）。广东籍人建南华宫，供奉南华老祖（即六祖慧能禅师）或庄子。贵州籍人建贵州馆，浙江籍人建列圣宫，山西籍人建山西馆，江苏、安徽籍人建江南会馆，均供奉关羽（关帝）。云南籍人建云南会馆，供奉关羽或南大将军。原土著的四川籍人建川王庙、川主宫，供奉李冰父子。
   概而言之，会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社会整合作用：一是会馆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同乡社区之凝聚力、亲和力，二是会馆文化形象的宣扬乡梓凝聚力、亲和力，三是会馆促进了场镇新建发展和行业的兴旺，四是清代移民会馆建筑留下的空间形态，不同地域风格建筑精品。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展开叙述。
   “迎麻神、聚嘉会、襄义举、笃乡情”，这几句话概括了会馆的活动与功能。原籍人在四川定居后，集资共建同乡会馆。每年定期祭祀桑梓神祗，唱戏酬神；或设塾延师、教诲同乡子弟；遇到荒年发赈，救济贫困乡亲；为贫病死亡之乡人备棺木、置葬地；对本籍流落乡亲供膳食、住宿，或赠给盘缠；聚会交流信息，包括商务信息；调解同乡之间或同乡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同乡会馆所建会馆建筑，有的购置田产或店铺以作会产，供会馆开支。会馆由乡人公推德高望重者总揽馆务，名称或称“首事”，或称“客总”、“总领”（客总或总领1人，首事若干人）、或称“会董”。不少会馆因是馆庙合一（或馆宫合一），请有僧、道管理香火酬神事宜。
   大城市会馆既是移民会馆，又是商务中心。如成都、重庆和后来崛起的自贡。如诸省移民在重庆建立了各自的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黄州馆，福建会馆，陕西庙，浙江会馆，山西会馆，江南会馆（江苏、安徽），还有云贵两省公所，被通称为“八省会馆”（实为十省）。“八省会馆”既是同乡人叙乡亲、祭祀酬神的场所，又是商界的信息所和商务工所，十分火红。
   会馆又是各省籍移民故乡文化在新乡重现的平台，因而会馆重现的故乡文化，具有原籍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以会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乡土文化圈，一个会馆文化圈，又是一个展示璀璨的会馆建筑文化的大平台。各省会馆斗富比乡威。首先体现在会馆的建筑规模与风格上，展现清代诸多省籍的建筑理念与地域特色。禹王宫（两湖）、万寿宫（赣）、南华宫（粤）、天后宫或称天妃宫（闽）、三元宫（陕）、黑神庙（黔）等，屹立在巴山蜀水之间。经历二、三百年的历史沧桑毁损大半。现今的精品会馆（经保护性修复）以重庆恢弘瑰丽的湖广会馆建筑群，自贡陕西风貌奇世绝伦的西秦会馆，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等为代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清代移民四川的空间形态文化，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见证，城市人脉的见证。
   四川清代的移民会馆文化、巴蜀大地上的会馆精品建筑，真乃是巴山蜀水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六、秦人入蜀之最•李冰•都江堰水文化
                                                                                   孙晓芬
   秦人入蜀之最当上溯至二千两百多年。
   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时期，从上川的时间来看，秦人也可入围捷足先登之列：湖广人从长江水道进入川东，陕西人则越秦岭直抵川北和川西平原。清初成都战后恢复重建城垣，就有陕西人参加，至于促进工商、开凿盐井则是秦商之所长。在巴蜀大地上从成渝大城市到县城乡镇的五省会馆、六省会馆、乃至重庆的八省会馆，陕西会馆(三元庙)皆列位其中。陕西会馆的名称甚多还有五圣宫、三圣宫、忠义宫、关公庙、陕西庙等。秦商融入当时的移民社会之中，并参与地方的公益和社会管理事务。一些地方保存有以陕西命名的地名，如成都市区由33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因馆而街道商贸兴旺，此街道故名谓陕西街，直至如今。该会馆（大殿）是四川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清中叶秦商到四川自流井凿盐获利甚丰，集巨资修建巧夺天工的西秦会馆，该会馆作为盐业的行业会馆建国后是四川首批荣获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四川古代的移民史中，秦人是第一批移入四川的，远在秦灭蜀国、巴国之后，秦惠王移秦民万家（以一户五人计）入川，大规模移民五万人入蜀。从秦惠王至秦始皇的一百多年间，秦国不断向四川移民。共有三种类型：一是移秦民；二是迁移征服六国之豪强或普通居民谓之“迁虏”；三是各种罪犯。秦惠王时移万家即五万多秦人到蜀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秦国在百余年间移向四川各地的以上三类移民，其分布以成都平原（蜀郡所辖）为多。盆地东都、南部和西部也分布有中原移民。秦在巴蜀推行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秦民和六国“迁虏”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蜀地的开发。对推进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效果。
   公元前256至前251年，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守，在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中记载：“蜀守冰凿离堆、劈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东晋常醵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江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由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耍：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李冰其人知天文地理，又深入艰苦调研，集前人治水之经验，征伐民工，在他任期内及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之大业：李冰在渠首充分利用地形条件修建分水堤无坝引水，使岷江上游冲下来的沙石顺流而下，分为内外两江以后，考虑到成都平原只能引水受益，不能因过多分洪而成灾，于是修筑分水堤，凿开玉垒山岩嘴形成咽喉工程。于是修筑分水堤，凿开玉垒山岩嘴，那时无火药、无铁器，李冰率领民众以坚强的毅志和巧妙的方法凿成咽喉工程“宝瓶口”，起吞纳春水受益，控制洪水减灾的关键性作用。布设溢洪坝，开通柏条河、走马河等河道，引起行舟溉田，分洪减灾，立石人测量水势变化，创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历经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代至新中国建国以来计2100多年，现今仍在持续发挥效益。这是世界水利工程的一大奇迹。都江堰的创建和发展，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成就了四川粮仓“天府之国”。新中国建立后，在保护都江堰宝贵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扩展新干渠支渠，加强现代化的设施。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扩灌的农田达到1400万亩。
   李冰在蜀任职五年（其子继父业率民众共奋斗），为民造福深入人心。为了缅怀郡守李冰的丰功伟绩，早在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就雕刻有李冰的大型石像在都江堰渠首供奉，以后相继在新都、乐山、犍为、夹江、内江、长寿和江津等数十县修建川主庙，百姓顶礼膜拜李冰为王，称李冰父子为“二王”。历代在都江堰的二王庙、伏龙观及什邡大王庙，原崇宁、华阳祭祀李冰。都江堰水利工程二千多年来给天府之国享其功利、世代受益，是“川西第一奇功”，而且留下了深厚的水文化。这个水文化内涵丰富：不仅有“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经验集萃；而且有都江堰渠首、干渠岁修管理的制度文化，年年冬季岁修，历朝历代皆传承下来；还有都江堰水利的民俗文化，该民俗文化体现在世世代代百姓对李冰的祭祀，体现在每年岁修完成后都要在“清明节”举行隆重的开水典礼。演示丰富的民俗歌舞。李冰不仅成为了川人顶礼膜拜的神主、精神领袖，成为了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四川土著民人会馆--川主庙供奉的神祗先贤。是诸省会馆文化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七、多姿多彩的巴蜀文化永保活力永放光芒
                                                                               孙晓芬            
   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其永保活力而又多姿多彩。笔者从研究古代移民大进四川的角度，深感移民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当年的中原人南方人入籍四川后成为了新的川人，他们带来的原籍地的生产技能、经商理念、民风民俗，融入到巴蜀的新乡之中。推进新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而随着时光的演进，这些原先的“新四川人”又成为了蜀地的“老民”，而在新时代外省移民又大批向四川移入，又带来了各省各地区的文化，农耕技能、经商理念，不同地域的民俗语言，又融合进巴蜀文化中。所以说，移民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传播者，不断为巴蜀文化增加新鲜血液，增添巴蜀文化的多彩风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大规模移民进川，为巴蜀文化增添了活力，永保青春。
   第一、巴蜀文化起点高，乃至是世界文化遗产
   以古蜀国为例，考古界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层发现青铜礼器之多之精美。在新世纪初，在成都城西发现的蜀国都市遗址，以及在市区发现的蜀王大型船棺墓葬：纵目人、青铜神树、金面罩、太阳神鸟金箔，数不清的象牙、玉器等惊世的神器礼器，无不展现出5千年前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精美绝伦的制金技艺……，新世纪先后建成4A级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让人们一饱古蜀文明的眼福。成都市现今在建设低炭的国际田园城市，作为成都的城市市徽，就是五千年前古蜀国的太阳神鸟金箔图像，把古蜀文化推向世界低炭城市建设的前沿。而在两千两百多年前，蜀守李冰以其集大成的都江堰灌溉工程，成就了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并且有着世代相传的天府水文化。在新世纪之交，都江堰与道教祖廷之一的青城山组合荣获世界遗产的桂冠。水是农业的命脉，水是人类生存及绿色地球的命脉，“天人合一”两千多年来全世界独有此例。
第二、巴蜀文化吸纳融合入川的大移民文化，提高人口素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以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为例。多数移民为了生存、为了吃饭，有的为了求得发展，不远千里，长途跋涉，离乡背井到四川落业，移民普遍都有创业和开拓的精神。他们到了四川后，经过数代的繁衍，有的与四川的原籍居民通婚，有的各省移民间也有通婚，成为了新的一代四川人，继承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优势，人口素质大为提高。
   来自东西南北的移民，带来了原籍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并随之推广和产生经济效益。如陕西盐商带来了经商的经验和善于与土著和睦相处的处世之道；江浙、陕西、山西的酿酒工艺和技术，随着移民进入四川，与四川悠久的酿酒工艺相融合，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川酒；广东的红薯、木棉传入四川；福建的蔗种、熬糖技术、种烟技术交流入川；山东的山蚕传入四川，对农业粮食、经济作物及丝织业皆有贡献；江西移民商人带来的刻字、印刷技艺，对推进四川的印刷图书业，皆起到良好的作用；江西药帮的中药材大集市和经营理念，对川边药材发展的促进；两湖、陕西、徽派八闽和岭南的建筑格式、建筑观念，丰富了会馆、民居古建筑等，这些都为提高人口的劳动素质创造了条件，并且丰富了各行业的生产文化。
   第三、在巴蜀文化的丰厚土地上，大移民文化融合演进产生了新的四川语言和戏剧，丰富了民俗风情。
以现今的川渝两地的方言为例。明清两朝移民中湖广籍的人数尤多，特别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的人不少。湖北、湖南这带地域，在先秦时期是楚国，四川这个地域是巴国和蜀国，楚国是个大国，加之地缘紧邻，楚文化对巴蜀文化影响大，特别是川东的巴国，有长江相通，受楚国影响更大。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广省就有不少人移民到四川，到了清代前期的大移民，一百余万人中，有一半人是来自两湖——湖北、湖南。人口的大移动，带来了文化的大交流，风俗的大融和，最为突出的是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大交融。以四川官话——四川第一大方言的形成为例，受湖北话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数百年长期的衍变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方言专家称之为四川官话）。
   在清前期，移民入川后的聚族而居、同籍而居，因而成为原籍文化习俗群体移动，在清前期，四川成了一个大移民社会，“五方杂处”。移民立家庙、修会馆。原籍的祭祀习俗、年节习俗、商贸习俗等，皆以会馆为中心，开展了大量的酬神、庆典活动，各省移民和入川的官员带来了家乡的戏剧，以会馆为阵地，以公馆府院为据点，戏剧演出十分兴旺，戏剧演出是会馆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新川剧的诞生，就是在昆曲入川形成川昆、秦腔入川形成弹戏、徽调入川形成胡琴，四川原有的灯戏广为日后进城演出，这样多声腔的组合演出，为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新川剧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五种声腔的川剧，是移民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第四、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
从古代至当代，在巴蜀大地上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乃至是国家级世界级的人物。大禹、望帝、丛帝、螺祖、李冰、刘备、诸葛亮、杨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陈子昂、李白、杜甫、苏东坡、朱德、邓小平、郭沫若、张大千、巴金等，还有许多对推动四川近现代社会进程、经济文化发展的人物。从古至今，巴蜀文化、巴蜀人物无比璀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