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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谱须知] 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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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8 08: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彧之

  《读史方舆纪要》书影

  以宋史研究见长的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据刘浦江先生的回忆文章《邓广铭传略》记载,邓先生是在1956年提出上述“四把钥匙”的。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史研究从范式到趣旨都有了不小的改变,但“四把钥匙”的见解仍未过时;同时这“四把钥匙”不仅是研究中国史者必须掌握的,阅读中国史者若能掌握,也将对中国历史有更精确的认识。以下笔者就简略谈谈这“四把钥匙”。

  历史的发生离不开时间、空间与人这三个要素。“年代”这把钥匙对应的就是时间这一要素。时间是线性的,昨天无法重来,而明天无法提前,这道理看似至为简单,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却有不少违背这一道理的历史知识。

  有一句歇后语叫“关公战秦琼——挨不上”,关公是三国时代的人,秦琼则是隋末唐初的人,两人根本不在同一时代,如何能发生大战呢?从古代的戏曲、小说到今天的电视剧,这是我们在书本之外获得历史知识最主要的渠道。为了追求趣味、广揽受众,它们往往对真实历史进行了改变,时代错置便是其中一种经常用到的手段。

  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时是一项棘手的工作,需要经过绵密的考证过程,但只有将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好,才能对这一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做出中肯的评价。

  编年体的史书,即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史事。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由孔子修订的《春秋》。虽然编年体史书出现得很早,但历代正史却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这一传统是由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开创的。在历史学家的身份之外,司马迁还参与了当时历法的制定,这其实是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论巫史传统》中,李泽厚先生解释《周礼·天官》中的“史,掌官书以赞治”,认为“‘史’之所以能‘赞治’,也就是因为‘史’知‘天意’,而与人事相连”,而“天意”的表征即是天文历法。

  古人纪年用的是阴历,今人纪年用的是阳历,要换算阴历与阳历,一个简便的方法是查找年表。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年表,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一事实: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可以追溯到两千八百多年前,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打开一本地方志,我们可以发现编纂者在讲述当地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会从大禹时代的茫茫九州岛讲起。

  “地理”这把钥匙对应的是空间这一要素。虽然我们不是像孟德斯鸠那样的“地理决定论者”,他认为气候对政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地理为历史搭建了表演的舞台,而历史的发展也受到了地理的限制。

  在现今许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中,都有一个叫“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是“沿革地理”,及前文所说的行政区划的沿革。行政区划的沿革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历来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在“沿革地理”之外,还有“军事地理”“人文地理”等分支,清代历史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即是一部出色的军事地理学著作,而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道出了人文地理学关心的话题。

  古人读史讲究“左图右史”,这图可以是人物绣像,自然也可以是地图,史书在右,地图在左,两相参照,必能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人是历史永恒的主角,也是历史学永恒的主角。“职官”这把钥匙对应的是人这一要素,却并不是人这一要素的全部。自周朝起,中国便产生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系统,并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合理的选官制度。从隋唐开始,中国采用科举制度,从平民中选拔官员,这与同时代西欧的贵族政治是相当不同的两个场景。科举制度不仅促进了社会流动,也使文化的力量深入人心,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通过职官的设置,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又经历了哪些变迁,梳理职官的流变是政治史、制度史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学家们不仅对一项制度当初是如何设计的感兴趣,也对这项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行的感兴趣。

  官员占据了古代史书的重要部分,许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具有官员的身份,因此了解他们的官职、在任表现是了解其人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了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对于“职官”这把钥匙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只关注官员,这是务必要澄清的一点。实际上,近年来历史研究出现了“眼光向下,关注庶民”的趋势,庶民的生活世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我们来看“目录”这把钥匙。每个人的生存时间与生活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我们无法再有亲身经历的机会,而要了解过去的事,就必须依靠同时代人的著述。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部书籍门类最多,以清人编修的《四库全书》为例,所收经部书籍下分十类,史部书籍下分十五类,子部书籍下分十四类,集部书籍下分五类。用“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来形容史部书籍的繁多绝不为过。要在这汪洋书海中,找寻到我们需要的书籍,就需要通过“目录”这把钥匙了。

  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著作有官修的,也有私家的,前者如宋代编修的《崇文总目》等,后者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目录学可谓治学之门径,它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精力,也指示了一条读书为学之路。(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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