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瑞林：《又登崇古冠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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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前古碑



崇古冠山书院正门，可惜去时候，大门已关，只好在外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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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书院坐西朝东，为二进四合院形式，随地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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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院，占地面积为737平方米。院内建筑为窑洞式，正房、配房均保存完整。




兴盛时书院中曾建有燕居殿，殿中设孔夫子像，并有颜回曾参二人之像相配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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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书院前面小亭子为仰止亭


自元代以来到明清之处，冠山书院能人辈出，光贡生就达7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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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定县才有文献名邦之称，冠山成为平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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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象征。



“峻岭崇冈冒雪来，冠山遥在白云隈。松盘厚地蜿蜒出，花散诸天缥缈开。傍险欲寻归隐洞，凌高还读书合。平生仰止乡贤意，莫遣遗踪闵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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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华夏史，高低五千年，历史的血脉靠文人来承载，旧时的书院便是催生文人墨客的重要场合。“五千年文化看山西”，山西在历史上文人辈出，因此有所谓的“河汾唐将相，宛洛汉公侯”之说。有文人天然少不了书院，有书院，因而也孕育出无数的文人。
今天我随引导一行10人来到了冠山书院。因为时光匆促，来到的时候就已经下战书4点多了，所以没能对书院的每一个细节都作细心的品赏，然而我的心中仍是充斥了满意的感到，究竟我又播种了一点常识。
来到一座空门净地，远远就闻声诵经的声音，是多少位道姑在忠诚吟诵，咱们不打搅她们。沿着山石砌就的台阶一路上行，过丰周亭再上行不远便到了保留最为完全、名声最为显赫的崇古冠山书院。书院门外有一高大的石坊，横书“欣饮熏风”，上联为：冠群峰洒脱麓屋书声不息，下联为：山谷士隐修松涛漱石长鸣。书院正门题额：冠山崇古书院，左右两侧各书：文献名邦有材，于斯书院为盛。字里行间透着书香阵阵，书声隐隐，书趣绵绵。院内的两条长幅写有“古今尊至教盛行文教，中外仰先师雨化英才”，字里行间流露出同根同祖相承接的一脉书香。
出崇古书院，沿着林间曲折的石径前行，便到了高岭书院的原址前。芳草遍布，绿树掩映，只有夫子洞外墙上石刻的“上书院”三字披发出这儿曾经的墨香。夫子洞门外一副对联让人注视寻思：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夫子洞内，颜子与曾子随同孔子两侧，早已坐化成静穆的石雕，无声地注视着洞外的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夫子洞前有一巨石，石上有石洼，旁书“砚池”，如斯的巨砚，怎能不培养那无数的文人佳人，放之华宇而独领风呢？院内右侧一块完整宏大的石头上刻着“云中坐论”四个大字，警示后人要以书为友，唯知识能够独领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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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书院初探

    平定县的史学界普遍认为，冠山是一座文山，而书院文化是其最为亮丽的闪光点。平定的书院文化有着悠久的传统、丰富的人文遗产，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如果把书院文化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么，诞生于北宋晚年的冠山精舍以及以继后易名的吕公书院便是这条长河的发端，而位于上城的冠山书院则是这条长河最为宽阔的一段河面，并且以其汹涌澎湃之势汇入大海。本文就冠山书院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以及在平定文化教育中的地位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好。

沧桑变迁，彰显冠山书院的重要地位

    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建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经济上的百废待兴，使清朝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的发展，对民间创立的书院一直采取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随着清政权的逐步巩固，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这种政策逐步有所松动，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才承认了书院的合法地位。这将近百年的岁月，平定书院几乎处于沉寂状态。
    平定上城是平定州衙署的所在地，是一州三县的政治中心。乾隆十三年（1748）王祖庚赴任州牧，他看到“旧有书院在山泽中，非建之于官，无经久计，以故兴废不常”，于是，于乾隆十六年（1751），劝捐银3683两，以其“子钱”（利息）为教师的酬金和学生的学费，借用学院行署作为学舍，成立榆关书院。自此始，平定州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办书院，上城不仅成为平定州的政治中心，也同时成为文化教育中心。
    乾隆三十年（1765），陶易任知州。他上任伊始，正遇上礼部“咨查”直省府州县书院名目，因闻名全国的山海关亦名榆关，容易造成误会，也难以反映书院的地方特色，所以以发源于嘉山、绕城而过的嘉河为灵感，改为嘉山书院，意寓源远流长。书院纂入《大清一统志》。并增捐膏火（学费）717两，学院规模扩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提督山西学正的戴衢亨莅临平定，当他视察完嘉山书院之后，以他开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从继承传统考虑，将嘉山书院易名为冠山书院，并亲书题额，为平定的书院文化增色。
   嘉庆庚午冬（1810），吴安祖担任平定知州。鉴于冠山书院山长“动辄侨寓他乡”，“生徒亦遂云散”，“而室中书案坐具荡然”，“屋宇零落，墙壁倾颓，甚至毁窗折椽”，吴安祖带头捐廉百金，乡里举人孙植忠也奉其父孙裕遗命，捐制钱五百千，以助工费，对书院进行整修。从癸酉（1813）三月开工到五月工竣，“从新苫盖者五十余间，其余缺者补之，旧者新之”。这是书院建成后的一次大修，吴安祖所撰写的《重修冠山书院碑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此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不少才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维新变法的推动之下，废科举、建学堂在全国方兴未艾。这一年，冠山书院改建为平定中学堂。改建后的中学堂对原有校舍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增加了不少新的教学设施，数理化和音体美也列入了课程。第一任校长为郭士璜，继任者相继为周克昌、冯司直、王守圭、刘昌宜、白毓泰、郭名世、蔡侗等，他们中有的是进士举人，有的是留日学生，学养深厚。民国十五年（1926），进步学子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共平定特别支部，甄梦笔任支部书记。山西省早期党的活动家孙竹庭、池必卿、周璧、王谦、王庭栋、赵雨亭、刘征田等都曾在此就读或从事革命活动。直至解放前，培养了1300多名学生。
    1949年2月10日，遵华北太原市人民政府令，晋中一中和平定县师合并，成立山西省立平定师范学校，迁校址于平定上城。至1999年，五十年来，由旧书院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具有高素质的师资、高水平的设施、现代化的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输送合格师资16000余名，播远名于三晋。2010年，平定师范升格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开始了新的辉煌之路。
    从1748年草创的榆关书院到2010年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整整走过264年。沧桑巨变，令人感慨。无疑，冠山书院是平定县年限最长，规模最大，全由官办，并写入史册的书院，是连接私立书院和现代化学府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珍视它，就是珍视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研究它，就是要总结我们文化教育发展的经验。

规模宏厰 ，凸现重教兴学的不俗气魄

    平定州内的私办书院大多建在山林的僻静之处，且规模较小。被确定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崇古书院，建于嘉庆十一年（1806），由乡人孙裕出资，位于冠山腹地。整个建筑为二进三合院。外院有窑洞一眼，供校役居住：内院正面为五眼窑洞，南北两侧各有窑洞三间。像这样能完好保存至现在的书院十分难得。
    冠山书院则不同。首先，它位于州城中心，便于学童就近上学；其次，毗邻州署，是署衙的面子工程。因此，州署的当政者必然给予特别的关注，不惜投入重金对书院进行合理布局，改建扩建。社会名流和慈善人士也纷纷解囊捐助。据《山西全省各府厅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载：“道光、咸丰年间，州中富绅捐置冠山书院膏火田地一顷一十亩，每亩年得租米一斗至二斗不等，中稔之年照市价折算约值钱八十千上下。”又据《平定州志》载：道光三年（1823），州居王轼妻施膏火银四千两；咸丰七年（1857），山西省按察使沈兆沄捐廉二百千文，州绅白联元、曹汝愚、张黼荣捐银二百千文，以生息的方式奖掖优等生童。光绪三年（1877），监生牛步庭施桃坡村地七十四亩五分，每年收租课钱四十千文多，作为院课奖赏之费。平定师范院内所藏存的两块石碑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史料。一通是光绪十五年平定知州葛士达撰写的《增施膏火碑记》，讲的是东关镇“家本寒素，自奉俭约”的文童李桂泉力积学赀大钱五百千，捐于冠山书院作本生息加增膏火（学费）受到表彰的事迹。另一通是光绪二十八年由四川补用道张九章撰写的《增施宾兴碑记》。科举时代，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碑文记述了阳泉郗氏等捐银以作“宾兴”之费的事迹。光绪二十九年（1903）平定筹办学堂，据官方统计，旧存冠山书院膏火息本及宾兴会息本，再加上官绅捐助经费，总计本银一万七千二百两，本钱九千六百五十四吊，尽数拨充学堂生息支用。数百年来，正是由于官府为主导，辅之以民间捐助，保证了书院建设和运转的经费，终于使冠山书院成为平定有史以来“规模宏厰、擘画周详，凡器用无不毕具”的书院，“负笈来者满屋满堂，彬彬乎极一时之盛矣”（吴安祖语）。
    那么，冠山书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平定州志》（光绪版）“艺文篇”所载陶易《嘉山书院记》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概的笼廓。大体包括这么四部分：
    书院主体：大门三间，二门三间，讲堂五间。讲堂正面悬挂着梁国治题写的匾额“千树堂”，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梁国治（1723—1786），字阶平，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殿试头名状元。由修撰累官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清俭自守，好学爱才，治事敬慎缜密。工书法，有《敬思堂文集》。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这样一位大家为书院题写匾额，无疑会提升书院的品味。
崇贤堂：位于讲堂之后，五间，内祀赵秉文、杨云翼、李冶、王构、吕思诚、元好问六贤，又增祀耿九畴、王克己、梁昱、乔宇、高光烈、蹇达、杨思孝、郗夔、孙继先、宋焘、冯守礼、朱一统、张三谟，总共十九人。其中仕于州者六人，生于州者六人，流寓者三人，籍在属邑者四人。这些人品格高尚、宦蹟突出、文章冠古烁今，为儒生活生生榜样。
    生活区：崇贤堂之后建号舍二十八间，另建耳房二十五间，以补号舍之不足。另外，建炊爨之所，东面偏隙之地掘一水井，上筑凉亭，曰东井。甄汝砺写有《嘉山书院东井赋》，序言云：“嘉山，平定之胜也。文登陶公来守是邦，戊子鼎建书院取以名焉。越明年，于讲堂之东偏，穴地得泉，筑亭于上，曰东井，盖取汲古得修绠之意。”“汲古得修绠”，语出唐代诗人韩愈《秋怀》诗“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意思是学习不但要刻苦，还须有恒心，找到方法，犹如深井汲水，必须得有长绳(绠)一样。
    文昌阁：建于号舍之后，内祀文昌帝君。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文昌帝君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阁挺拔、威严，每日接受书院学子的仰望，送去一份虔诚，但愿文星高照，仕途坦荡。
    书院于乾隆戊子年（1768）三月开工，一年后建成，耗银三千八百有奇。落成之日，众生集结于崇贤堂下，知州陶易即兴讲话，谆谆告诫学子，要立功立德立言，无负圣天子棫朴之化。乐平令朱敬修、署盂县令施大成、盂县令唐廷魁、寿阳令龚导江前来祝贺，盛况空前，充分展现平定州重教兴学的不俗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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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山书院初探（下）

郁郁学风， 造就鞠躬尽瘁报效国家的栋梁

    乾隆年间，书院解禁，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冠山书院也不例外。书院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兼学义理和经世之学，倡导学术研究。
    在冠山书院落成的仪式上，陶易的一席讲话道出了书院的办学宗旨，他面对崇贤堂的十九位先贤，语重心长地说：“士人以千秋自命，不可妄自菲薄。崇祀诸贤非以科名焜耀、势位显奕而祀之也。立德、立功、立言，非有一于此不在此列。今诸生揖让讲论读书砥行，以尊师取友而来学，徒以登科第、受爵禄而已？必也取法圣贤、剖晰道义、孝弟廉耻修之于身，而于天地人物礼乐食货兵刑之书博学详察体用，兼该踵武贤哲，以无负圣天子棫朴之化。”这里，陶易将书院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分析得鞭辟入理，简约精当。
    冠山书院的学术研究之风是很盛的。首先，书院非常注重对山长和主讲的选拔和任用。这些人都是经历过科举考试的严格选拔、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带头人。如乾隆丙戌科（1766）进士李光万，曾任长子县教谕、陆丰县知县，有《去思碑记》。另据《云五陈先生墓表》载：云五“初从孟晓云先生读，继随名山长李汾生大史讲学于冠山书院，一时俊才硕彦皆出其门。”陈云五，即陈书年，平定城里下弯人，光绪癸巳科进士，授奉政大夫，直隶候补知州，直隶衡水县知事、天津审判厅推事、保定地方监察厅检察官。曾获“绩著河防”、“功同树人”匾。他既是冠山书院的学生，又是书院的主讲。
    冠山书院的学术研究气氛之浓郁，我们还可以从平定师范的藏碑中得到证实。碑文一：
    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之窃听；勿谓一事可忽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鉴察；勿谓一时可逞也，须知有祸福子孙之报应。
    这是惠吉类格言，于崇祯戊寅年（1638）由宋贤书，道光庚子年（1840）文光勒。这类格言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暮鼓晨钟之警，即用圣贤先哲的至理格言来鞭策启迪童蒙，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努力进取，长大以后成为于国于家有用的人。文光曾任平定州知州。
    还有一块藏碑为《论诗三十首》，《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以诗歌的形式阐述诗歌理论的作品，是他作为诗歌评论家和历史家的代表之作。元好问既是散文家，又是诗人、词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远祖是从河南迁到山西平定的，后又从平定迁到忻州。因此，他与平定有着一种深厚的故乡情怀。他在平定寓居多年，写下不少歌颂古州山水的诗篇，在学界影响深远。书院将《论诗三十首》刻碑，不仅说明书院山长对元好问的推崇，也让人联想到学子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碑文于乾隆三十五年由梁国治书，知州吴炳刊，更觉得此碑意义非凡。
    嘉庆十六年（1811），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吴安祖赴任平定州。当他获知“嘉庆丁卯科（1807）乡试”，平定取得了十人举人、五人副贡，并且其中一人名列全省第一（解元）的好成绩，立即决定倡修“文献名邦坊”，并欣然命笔，写下“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衡繁第一州”的名联。这么多人中举，其中必有冠山书院的学生，只是苦于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在吴安祖所撰写的《重修冠山书院碑记》，在“经理”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醒目的名字：黄璟。黄璟者，平定城里人，嘉庆丁卯科乡试十举人之一。《平定州志》（光绪版）这样记载：黄璟，字有春，号梅村，嘉庆丁卯举人，大挑一等，分发甘肃，历署镇番、泾州，补隆德、调山丹皋兰，所至无不以体国爱民、兴学立教为念。在镇番整理苏山书院，设义学。于江沙渠邑有洪洋川，以引流浇灌田亩。滋讼颇多，璟按粮均水，按水均时，分坝分庄，书之木板，而讼风寝息。在隆德，岁遇大饥，设粥厂以救饥民。又蠲俸五百石，设立义仓，以备荒歉。在山丹，回逆不靖，办理军需不辞劳瘁。由山丹署泾州，嗣调皋兰，皋兰为省首邑，事务纷繁，措理裕如。升安西直隶州知州，未到任而卒。性明敏，博览群书，尤工诗赋，所著有《周礼集解》、《兰山堂诗集》等。无疑，黄璟是冠山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我敢说，冠山书院所培养的才俊不仅黄璟一人，平定城里人孙笥经也是。孙笥经，清光绪十六年恩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吏部主事。在《施增膏火碑记》中，“经事人”李澍人，咸丰三年举人；应县学正；王嘉椽光绪五年举人；耿雋梅，湖北试用知县……这些应该都是。而且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很难尽数书院为社会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毫无疑问的是，平定“文献名邦”这块鲜亮的招牌上，镌刻着冠山书院的丰功伟绩。

幕后精英，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

    从数百年的演进可以看出，冠山书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官府巨大的推动力量，而让这一推动力发挥作用的是官员。
    冠山书院的创始之人首归王祖庚。王祖庚，字孙同，又字砺斋，江南松江府金山县（今上海金山张堰）人。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授山西兴县知县。适逢旱灾，申请开仓平粜，未等批复，即令百姓赴仓买谷，使群众得以渡过灾荒。后升隰州知府，该处地瘠民贫，民风强悍好斗，他引导教化，治理有方。乾隆十三年（1748）调任平定州。
    在平定六年，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看到旧志为明万历中叶的残本，“百数十年间爝火荧光几于迹灭”，于是搜罗故实，采访遗逸，挑灯握椠，订讹补缺，终纂辑成书，使从政者有所取资。他看到文庙祭器无存，便自捐俸银，购买重置。他在平定最大手笔就是创建榆关书院，开启了官办书院的新时代。他为人爽直，慈惠披诚，待人不少欺隐，断事明快，案无留滞。传说有一年夏六月旱，他带领生民，虔诚祈祷，雨及时降，禾稼遂苏。在平定离任之后升直隶顺德府知府、宁国府知府，卒于官。著有《十四日儿年谱》和《砺斋诗钞》初集、二集及《锦瑟词》等。
    为冠山书院奠定基础的是知州陶易。陶易，字经初，号悔轩，威海城里（今环翠区）人。4岁过继给叔父为子，叔父早亡，家境贫寒，靠婶母辛勤纺织维持生活。自幼刻苦学习，常彻夜诵读。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举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代理衡阳知府。他同情贫孤，压抑豪强。在任六年，处理了全部积压案件；他躬身走访名士，共谋兴利除弊，修城浚河，提倡节俭，反对奢靡。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陶易升任直隶平定州知州，州里土厚水深，井泉很少，居民苦于吃水难。陶易率百姓择地挖井，挖至数丈后，泉水涌出，甘甜清口，民众十分感动，此井即被誉名为“陶公井”，并建亭刻诗纪念。
    陶易在平定六年时间，在文化教育上建树颇多，有两件事永留平定史册。一是重修榆关书院，易名为嘉山书院，确立了书院的规模、定制，并撰写《嘉山书院记》，载入《平定州志》；二是为平定的天衢阁、朝晖阁等庙宇楼阁作记，并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别书院诸生》：
      崔嵬高阁讲堂开，往哲羹墙好溯洄。
      绠汲甘泉通道脉，阶环玉笋尽仙才。
      九天鹗举排云翮，三月龙蟠起蛰雷。
      图始经营还记否，使君亲为辟蒿莱。
    这是陶易所写的《将之淮上留别四首》中的第三首，面对曾“图始经营”、“亲辟蒿莱”创修的嘉山书院，作者盛赞诸生以先哲为榜样，百折不挫的求学精神和尽成仙才的办学业绩，期冀诸生未来如“九天大鹗”，展翮奋飞，似“三月龙蟠”，掀起震耳蛰雷。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在离开平定州赴任淮安之前依依惜别的心情。
    陶易在平定离任后，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调任江苏淮安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升任广东惠潮嘉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升任江苏布政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夏，东台县文人蔡家树，到布政使衙门告发同乡、已故举人徐述蘷所著《一桂楼诗集》中有抨击朝廷的话。陶易怕此案株连无辜，未予审理。蔡家树恼恨在心，又赴学政衙门控告。学政刘墉上报朝廷，陶易被捕，押送北京，革职论斩。他极度悲愤，途中病发，至京十日而卒，葬威海钦村。
    陶易又是一位诗人，著有《惜阴诗草》、《游雍随笔》、《平定杂诗》、《平志备采》等。
    对冠山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还有戴衢亨和吴安祖。吴安祖在前面已多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简介戴衢亨。
    戴衢亨，字荷之，号莲士，清大庾（今大余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殿试一甲一名，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选任文衡，累主江南、湖南乡试。嘉庆初年，凡大典须撰拟文字，皆出自其手。嘉庆十年(1805)起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从政谨饬清慎，颇有远见，为嘉庆时重臣。历任侍读学士、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赠太子太师，谥文端。著有《震无咎斋诗稿》，善画山水。
    戴衢亨没有在平定做过官，却对平定的文化教育有着巨大的贡献。乾隆四十九（1784），戴衢亨提督山西学政，他常到平定视察工作，善于调查研究，根据实情调整上面颁行的政令，保证了选拔人才的质量，也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除了在视察冠山书院时提出宝贵建议，还对平定州志的编辑起了关键作用。
    那是乾隆五十年，三十岁的戴公按试平定，对当政者修志的漠然态度提出批评，建议志书要体现平定“山右文物之区”“士习文风颇近淳正”这一特点，积极推动了平定州志的纂修与刊印。在成稿之后他又进行了审阅和作序。在序言中，他评价道：“其考证明确，详于旧志，而部署亦较严整，盖几于作者之林焉”。
    为平定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还有许多人。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一项事业的发达和兴旺，关键是人才，而官员的素质又是重中之重。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回顾历史 ，期冀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冠山书院今何在？回答是，仅保存于老人们的记忆里。
    五十年代，但凡在平定师范求过学的人都知道，尽管平定考院和冠山书院在改建为平定中学堂和平定师范之后，增修了一些教室和宿舍，但其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人们从那青砖灰瓦的中式建筑群中，仍能想象到平定考院和冠山书院当年那壮观的规模和恢宏的气势：
    沿城里街上行，至十字路口，然后向南过嘉河济川桥，迎着用黄砂石砌就的阳坂坡向上攀登，折西，过榆关门，径直走百余米，便是考院和书院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雄伟的院门，青砖蓝瓦，飞檐翘脊，雕梁画栋。两旁，两棵大槐树参天挺拔，郁郁葱葱；大门对面有一座大影壁，影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楼，牌楼顶拱形飞檐，飞檐下各有一牌匾，东为“风行教化”，西为“雨化英才”。
    登上台阶，进入朱红油漆大门，东有传达室，西有上刻“还我读书”的钟楼。穿过走廊，迎面竖立着一座石牌楼，牌楼上方的横匾上雕刻着“青年进步”四个大字。牌楼对面就是考院的大堂，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大堂之后是大厅，也是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大厅背后是一四合大院，正房为考官议事厅，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房两侧有小院，左右对称，为侍卫居所；房前高台周围有护栏，栏前丁香树郁郁青青，一到春天，紫花烂漫，香气袭人。
    由大堂往西，从南往北依次为仓房院、中操场和桥院。仓房院的建筑应为考院生活区；中操场是否为后来改建，不得而知；桥院有正北房三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建筑精巧，环境优美。房前，有小桥与宽阔、平整的中操场相连，这里是考官的居所。
    考院往西，即冠山书院原址。共有两组建筑：一组从南往北依次为马路院、柏树院。柏树院内翠柏长青，南有深井一眼，北房和西房为生员居所。另一组从南往北依次为一进入深四串院，院与院有过亭相连，这些建筑均为青砖瓦房，歇山顶，高大明亮。院北紧靠城墙，是一座一进两屋的三眼石窑洞，窑顶上有三间砖瓦房，称“藏书楼”。至于上文说到的崇贤堂和文昌阁已经难觅踪影了。
    这里，笔者所以把考院和书院放到一起叙述，是因为他们都是平定州官府所主导的教育机构，书院和考院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且平定的书院和考院相互毗邻，几乎成为一体。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高高的门楼和两棵尚在顽强存活的大槐树。门楼的屋檐下，镶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上书“平定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定特别支部遗址”。
    笔者为某些人对历史的无知和冷漠感到悲哀。诚然，在平定中学堂曾诞生过平定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为此而树碑也无可非议。但是，真正有历史价值的难道仅仅是这一点吗？延续二百多年的冠山书院以及比之更悠久的平定考院应该置于何地？
    平定考院和冠山书院已经在我们的视线中慢慢消失，这是历史大变革中不可避免的事件，我们不能也无法去追究任何一个人的责任。问题是，考院和书院还有遗存，史书中还有记载，人们的心里还有美好的记忆，我们应该去保护它、研究它、发扬光大它。如果把书院的变迁形容为一场火炬接力的话，那么，接力的最后一棒——阳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先哲们曾说，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的师专是平定历史文脉的一个合理延续。我们挖掘书院的历史内涵，保护它的历史遗存，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只会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更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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