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这个人儿[9]--思想的盛宴

嬴公子如稷

思想的盛宴（上）



范雎荐举王稽、郑安平，毫无疑问带有任人唯亲的成分，但这并不代表范雎的用人政策。客观地讲，在范雎的头脑里，任用贤能的意识，非但不缺乏，而且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正是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地位所决定的。他自身就是一个贤能之士，艰难的进取历程，教导他格外珍惜人才；而治国的需要，则让他感觉，荐举和帮助这些人才，就是自己的使命。此方面，可以从诸多的事件中得到佐证。他荐举王稽、郑安平，行动非常之晚，晚到这两个恩人快要忍耐不住的地步，反映出他对两人的才干是不大放心的。另外，他对朝廷和地方官吏的选拔任用上，也基本坚持了正确导向，不然就不会出现后来荀况所称赞的“古之朝”、“古之吏”的清明政局（后文将有提及）。而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他荐举了一位为秦王国开辟了又一个强大而富足的后方基地的伟大人物，为他的用人观标下了一个精彩的注脚。

这个彪炳青史的人物，就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都江堰的设计者和兴建的组织者李冰。李冰系今山西运城人，知天文地理，早年在黄河边上留心观察水利，获得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后考察了泾河、渭河水系，游历了洛阳、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北）等地，颇有名声。

话说古代蜀地(今四川)非涝即旱，素有“泽国”、“赤盆”之称。在蚕丛、伯獲、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时期，蜀人世世代代同洪水、旱灾作斗争。前316年（秦惠文王九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开明王朝，吞并蜀国。为了将蜀地建成重要的后方基地，秦国决定彻底治理岷江水患。秦昭王中期，曾先后任命数名军事家、政治家担任蜀地郡守，但经过多年的治理，蜀地灾害频仍的状况并未发生大的改观，形势决定必须起用懂得水利的专家型人才前往治理蜀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雎慧眼识珠，大胆推荐年仅30岁的李冰到蜀地担任郡守。

李冰来到蜀地，开展了兴修都江堰、开掘离堆、开凿盐井等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工程。杜甫诗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郭沫若曾题词说“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使蜀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危害人间的岷江水患被彻底根除。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至此，秦国拥有了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个绝无仅有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其军事价值也不可低估。古蜀国因自然阻隔，山水险要闭塞，与外界交通断绝。这样的地理形势，对秦国进攻楚国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这些水利工程的修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势，秦国得以利用水道运兵运饷，将秦国对楚国的战争前沿一下子向前推进了千里之遥，为后来秦国灭掉楚国创造了条件。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都江堰历经2250多年无数次地质灾害而经久不衰，至今仍然灌溉着成都平原1370万亩田地，发挥着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特别是经受2008年5.12特大地震而岿然不动、完好无损，令举世称奇。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千多年来，其业绩为人们广为传颂，蜀人把李冰尊为“川主”，在都江堰渠首为其建造“二王庙”进行祭祀怀念。

李冰的丰功伟绩，虽然范雎没有亲眼看到，但是事实证明，发现并不拘一格选拔任用李冰，确实说明范雎用人观的英明之处。所以说范雎对李冰的荐举之功，同样应为后人记取。

作为秦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范雎治理秦国数年，举国上下的形势得到空前的改善，百姓富足，国力强盛，引起了关东六国的高度关注，也吸引了一位享有盛誉的大师的目光。

这位大师，就是当年在稷下学宫，给范雎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代大儒荀况。荀况为了考察秦国的情况，不顾年老体迈，一路风尘向秦国而来。

范雎听说荀况要来，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位当年在齐国给了自己很多启发的大师，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思想的夜空。

为了接待荀况，范雎早早地开始准备，派人到函谷关专门迎候，并下令沿途驿站做好接待，一旦荀况到来随时快马飞报。同时在相国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分工负责对荀况的住宿、饮食、出行所需要的车马以及生活用品的安排。范雎还亲自到接待荀况的国宾馆察看，对于其他的一些细节，也亲自审定具体方案。一切准备停当，专心地等待荀况的到来。

这一日，约摸荀况将至城郊，范雎早早起身，带着一队随从，出咸阳城10里迎接。

正午时分，远远望见一队车马在相国府人员的引导下缓缓而来，范雎知道这正是他盼望多日的荀况，赶紧跳下马车，前去迎接。

两人见面，范雎亲自搀扶荀况下车，深深鞠躬见礼。寒暄过后，范雎拉着荀况与自己同乘一辆车子，向相国府行进。

嬴公子如稷

思想的盛宴（下）



相国府里，一切早已安排就绪。荀况来到相国府，但见各处房屋整饬一新，喜气洋洋，侍从人员来来往往，穿梭不停，一些朝廷官员站在大厅里，恭恭敬敬地向自己行礼。范雎拉着荀况的手登堂入室，直入上席，分宾主坐下。侍者赶忙烹茶侍候，范雎亲自为荀况斟酒，席上传杯换盏，气氛十分热烈。一时间，两厢鼓乐齐动，钟鼓悠扬，萧管激越，玉磬清亮，唱和肃穆。这便是被称为“大德极致，尽善尽美”的《大韶》。相传《大韶》本是舜时的乐曲，西周以后逐渐成为与《大雅》、《颂》并列的天子乐舞。到了春秋时候，《大韶》传入诸侯之间，得到了礼乐名家的高度评价。吴国公子季札盛赞《大韶》“乐而不淫，忧而不困，勤而不愁，怨而不怒，大德至矣！”孔子则赞叹说：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尽善尽美矣！  

《大韶》共有九节，每演奏完一节，范雎与荀况等人就饮一尊酒。一场盛宴，前后共演奏五节乐曲，他们豪饮了五尊美酒。

宴后，范雎牵着荀况的手，来到内室，两人长时间地促膝倾谈，直到夜幕降落，言语之间好不畅快。此情此景，与接待须贾截然相反。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一有空闲，范雎就泡在荀况下榻的国宾馆里，与荀况密切交谈。这天，荀况说：“谢谢相国的盛情款待，这些天我们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想到各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秦国的风土人情。”

范雎说：“主随客便，我早已为您安排好了车马随从，您随时可以动身。这几天，我之所以没有对您讲秦国的情况，是恐怕先入为主，影响了您的判断。等您回来后，我们再交换意见。”

荀况坐上范雎安排的车子，由范雎的车夫驾着，开始了他的秦国之旅。

话不絮烦，几个月后，荀况返回咸阳，范雎将他引见给秦昭王，摆设宴席款待，不在话下。

次日，两人再次交谈。范雎问：“这几个月，先生在秦国都看到了些什么？”

荀况答道：“秦国关塞险要，地形有利，山川秀美，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得自上天的优越条件。在国内各地，民风淳厚，百姓朴实，音乐动听而不下流庸俗，服饰朴素而不妖艳，百姓敬畏官府而又顺服，都是些古朴的百姓。到了县邑官府，所有官吏严肃认真，办事毫不马虎，犹如古代的官吏。在都城咸阳，看到那些士大夫，走出家门，进入公门，走出公门，又回到家里，奉公守法，不结党营私，人人通情达理，真像是古时候的士大夫。在秦国的朝廷，退朝前，处理决断各项政事毫不拖沓滞留，效率极高，似乎安逸得没有事情处理一样，就好像是古时候的朝廷。所以，秦国连续几代长盛不衰，并不是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

范雎接过荀况的话茬，挥洒若定道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国家大事，第一个要紧的就是立法。慎子（慎道）曾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法度建立，朝廷、官吏、百姓，都有了遵循的标准，违反的则给予及时的处理，以警示那些想要仿效的人。我遵循商君（商鞅）的治国之道，以法治国，奖励耕战，选贤任能，树信立威；对商君所制定的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给予调整，严格地推行，这样才使得朝廷、官吏、百姓，各种各样的人，各自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社会秩序出现良好的局面，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民富国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听说你的得意门生韩非就是这样说的。难道不是吗？”

荀况问：“这个法度，你是怎样推行的呢？”

范雎慨然答道：“法律一经公布，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执政者居上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可以做到奖有功，罚有过，奖惩严明。这样办，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使黎民百姓遵纪守法，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慎到先生曾经说‘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这句话，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我辅助秦昭王，剪除‘四贵’，强干弱枝，使得王权得到巩固，法律、政令在全国通行无阻。”

荀况听后觉得不合自己的理念，转而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如此，还是有让秦国担忧的事情。上述那些优点，秦国都已经形成了，可是用王者的功名来衡量，则明显地相差很远。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是秦国没有大儒吧！所以，我认为纯粹推行儒者治国之道，可以称王于天下；综合多种治国之道而推行之，可以称霸于诸侯；这两种方式都没有采用，那就会亡国。这也是秦国的弱点吧。”

范雎辩道：“事情有缓急，方法有轻重，这是管理国家的常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厅堂尚未打扫，就无暇去除野外的荒草；雪亮的刀刃突然顶到胸口，眼睛就看不见飞来的箭只；疾速刺来的铁戟已在头上，就顾不上十指被切断的危险而伸手遮挡。这并不是说野草、飞箭和十指不要紧，而是因为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和先后之分。’现在，使国家法纪得到进一步的整肃，各方面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克服潜在的危险和困难，这才是秦国的当务之急。商君曾说‘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主张‘不法古，不循今’，你所推崇的是‘古之民’、‘古之吏’、‘古之朝’，无论什么都是以‘古’为榜样，这与守株待兔有什么两样？难道这就是大儒的主张吗？”

范雎谈到这里，荀况正要答话，这时宫里来人，传范雎去见秦昭王。谈话，就此中止。

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辩论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范雎和荀子进行了好多次，只是资料的缺失，成了我们今天无法弄清的一桩公案。

就这样，一个政治家与一个思想家的对话，两种不同理念的碰撞，演绎出了一场思想的盛宴。我们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只需要知道范雎的思想高度，足以能够与一位名传千古的名家大儒相对峙而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