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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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我们研究姓氏起源和家史为什么要推崇和研究《史记》？

今天，我们研究姓氏起源、家族世系和家史，离不开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找依据。为什么我们研究姓氏起源、家族世系和家史，要推崇和研究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呢？因为西汉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代表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有权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写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成书时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就请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阅读，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就是表明此书是司马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 “太史公记”。从三国时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记”的名称。《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清代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
（一）、西汉史学大师司马迁为什么要历尽艰辛创作历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著作《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著作《史记》的动机是什么？主要是有以下三个原因：
1、司马迁是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编修国家史书的遗志，完成其创作《史记》的宏愿。
司马迁出生在官宦人家。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 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后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 都担任史官，他的父亲就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一位刻苦勤奋、非常杰出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１３４年）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他 6岁时，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其父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当他任西汉太史令后，便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国家历史。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的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资料准备。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司马迁2 4岁时任郎中，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其父司马谈在这年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原计划此书记事止于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后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在临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乃秉承父亲的遗志，以毕生精历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足见其秉先父之意。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 38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 司马迁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42岁时已任太史令五年，他与上大夫壶遂等完成制定了《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是年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回京后他便开始著述《史记》。
第二、司马迁不仅要行使好太史令、中书令的职责，而且还要肩负起史学家的责任。
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的职责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记录上代及当代重大事务。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并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他利用自已任太史令管理图籍的有利条件，收集整理了大量上古书籍、谱牒，准备写一部上古以来的中国通史。可惜司马谈由于“发愤而卒”，临终前一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要求司马迁写一部上古以来的中国通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对自已出身为太史的职责时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写出一部《史记》传世。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还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司马迁自继承了父职做了太史令后，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司马迁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第三、司马迁立志要弘扬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的褒贬精神，撰述好《史记》。
司马迁弘扬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的褒贬精神，与其父司马谈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司马谈在向儿子多次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曾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都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下决心不能使几代人集累的历史资料付之东流，他要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修定一部较为全面历史著作以传后世，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借以弘扬汉代史学的辉煌。
司马迁受父之影响，在《太史公自序》中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意思是说自已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更加重视《春秋》传承历史的特性，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承继“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继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著作《史记》。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了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他想到自己要完成父亲修史之宏图大业，不由得说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希望出现转机。他深知历史上许多学业有成就的人，无不历经磨难：周文王曾被关在羑里，写成了一部《周易》；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的路上被困在陈蔡，成就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了《国语》；孙膑受迫害被剜掉膝盖骨，写出了一部《孙子兵法》。这都是古人在受磨难的环境中写出传世之作。
机遇终于给了有作为、有准备之人。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被赦免，他出狱后还升了官，当了朝廷的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他还是专心致志地写作史书。《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又经过五年多的辛勤写作，终于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的司马迁在中书令的任上，完成了54万字的巨著——《史记》的写作。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在西汉时候，司马迁是用竹简写的史书，要相当多的竹简，而且相当费事。后来，有史学家计算，《史记》54万字，足足用了竹简多达五千多公斤。好在因为司马迁是朝廷大员，是太史令世家，他吃朝廷奉禄，自然写的书是国家行为，《史记》竹简之书收藏在朝廷档案室内，专供皇帝和朝廷高官阅读。直到东汉时发明了纸以后，朝廷史官又钞录在纸上，得以流传于世，这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二）司马迁撰写的 《史记》，代表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史学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是中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候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大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我们就来看看历代名家是如何评价司马迁《史记》的。
1、 汉代至唐朝时期，许多史学家无不研究和推崇司马迁的《史记》。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代史家所赞同，直到现在也如此。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2、 到了宋代，大力赞扬司马迁《史记》的史学家也不在少数。
宋代最著名学者当数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3、 明清时期，史学家研究和推崇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新的高度。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他说：“《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是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4、 到了近代，不少文学家对司马迁的《史记》无不赞许有加。
到了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了司马迁。他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十分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赞扬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三）司马迁的《史记》，是我们研究姓氏起源、家族世系最权威的资料源泉
司马迁用毕生全部精力写就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究其原因，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朝廷史官。司马迁在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１０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朝廷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就是记录、收集、管理古代图书、古籍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为朝廷收集、整理了大量上古书籍、谱牒，这为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创作《史记》创就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十分重视并大量收集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家族谱牒资料，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话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上古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全，导致许多记载已不可寻，只能旁证于家谱之类家族文献和其他野史、传闻进行写作。以后，由于战乱等多种因素，他收集参考的这些资料又已基本亡佚。由于这个原因，致使司马迁《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族世系历史的权威性大大增强。
司马迁的《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是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 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 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史记》一书是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它还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的西汉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已经成了我们了解上古时期国家历史的最权威性历史著作。《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基本上是按照帝王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并不完全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汉武帝在读了《史记》后，对其中的几篇感到愤怒，便下令加以删削。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仅限制于朝廷上层高官中的极少一部分人。可见《史记》是反映真实的中国古代史，他的实录精神令许多史学大家钦佩不已！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姓氏起源、世系和家史，有什么理由不推崇和依据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著呢！《史记》这部巨著不是更有说服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