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珍：我的伯母池秀云——古籍书香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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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伯母池秀云以前，我仅知道他是一个高干子女，从事的却是远离尘嚣的古籍工作，并在那一片古纸堆里走出了光彩夺目的人生。及至认识伯母时，已是1996年，其时她已年近花甲。当时的感觉并无特别之处：名门望族的出身，可以从其典雅、恬静的气质中约略窥见一斑;清癯的面孔和眼角额间的细细皱纹，记载着她在书山里苦苦攀援的岁月。这与我的想象并无太大差别。

　　可是随着接触的逐渐增多，我才逐渐感受到伯母厚重的人格魅力：显赫的家庭地位没有使她沾上一些官家子弟的霸气和自负，令人称道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在她身上滋生出一般学者的矜持和清高。她不仅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总是随和着、理解着和关爱着。在她的身上，折射了中国女性和学者的优点。

成长与教育
　　
　　伯母出生于山西平定县上庄村。平定位于太行山麓，俗称“娘子关内第一县城”，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一向崇尚教化，清朝中期曾以“文献名邦”称誉三晋，出过不少文人雅士、良臣虎将。及至近代，平定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儿女，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诚，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中。著名的山西第一才女石评梅就是平定县革命史杰出的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

　　池家近代以来，代代能人辈出，在平定县以至全省也颇有影响。伯母和祖父辈中首举1879年出生的池庄先生。池老先生幼读私塾，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斋采矿冶金专业并获得进士功名。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被选为山西省议会会员。后由于国民党的反攻倒算，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池庄先生出任了山西省第一任教育厅厅长，把爱国热情和智慧献给了山西人民。

　　在池氏家族中，对伯母影响较大的当属奶奶和叔父叔母，而以后者为最甚。伯母生于1936年2月。大约在她三岁多的时候，就已失去了双亲，家中便只剩下她和老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家庭老主妇，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自然也以传统的方式来教育孙女。按中国的传统，人要“行乎礼，止于仪”，尤其对于女人，要凡事合乎规矩，切忌张扬。据伯母回忆，奶奶严格细微，要求站要有站像，坐要有坐像，甚至吃饭嘴巴也不能张得太开，更不用说什么“笑不露齿”。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乃老人家的训条。大约在伯母八、九岁时，奶奶这位家中唯一的依靠又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此后，伯母开始了“流浪生活”，在亲戚家轮流居住，尽管受到诸方面关爱，但由于住在亲戚家中，伯母仍然时时在意，步步小心，生怕烦人，不越雷池。我想，伯母后来坚韧的性格，可能同这一段童年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1949年平定解放，环境逐步稳定。时任晋中榆次地委书记的叔父池必卿和叔母徐若冰把侄女池秀云从亲戚家接出来，送到太谷师范附小学习，从此伯母的生活学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叔父池必卿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可以说当了一辈子党的书记，管了一辈子大事。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历任中共和顺县委组织部长兼任二区区委书记、井(陉)获(鹿)县委书记、太行二地委书记、榆次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贵州省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并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池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他坚定的政治态度，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为人们所称道。80年代初期，池老要在贵州全省范围内搞包产到户，曾受到一些非难，他铿锵有声地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以表明自己的改革决心。这句话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并为一些权威杂志和著作所引用。这对伯母都是深刻的教育和激励，都有利于她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

　　叔父在外是一个部下难交账的“官”，在家是她们弟妹五人地地道道的“严父”。小时候，叔父下班回来，在院子里咳嗽一声，小弟弟们一听都静悄悄。叔父母有好多不准：不准用省委的信纸信封，不准睡觉不关灯，不准用水不关水龙头，更不准家人坐他的小汽车，哪怕是顺路搭上也不允许。孩子们上学后，要自己步行到学校，路远的骑自行车，衣服脏了自己洗。做饭时间要帮着干活。这样，叔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公私分明、不搞特殊、独立生活的良好习惯。

　　叔父叔母对池秀云的最大恩情，是使他接受了学校的正规教育。如果没有叔父叔母，伯母秀云很难上得起学，读得起书。伯母在上小学时，已经13岁了，比一般人要晚得多，但是艰苦的生活经历让她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得多，一旦有了学习的机会会懂得备加珍惜。在小学和中学，伯母不仅学习优秀，而且受叔父叔母的影响，还热心于社会和学校的公益事业。终因表现优秀，1958年伯母被保送到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大学前身)历史系，为她以后的事业成功作了充分的知识准备。
　　
　　在我看来，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奶奶对伯母的教育是言教重于身教，那么叔父叔母的教育则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说从奶奶那里接受了“守规矩、守本分”的朴素的传统思想，那么在叔父叔母那里，伯母接受的更多的是革命家的熏陶;如果说伯母在童年就形成了坚韧和勤劳的性格，那么叔父叔母则培养了她奋发向上的独立精神。
　　
　　贤良尽责的妻子和母亲
　　
　　从外表到内心世界认识伯母，使我逐步看到了一位中国女性的真善美。相夫教子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女人的基本要求。当然这不是说伯母在完全重复着无数传统中国女性的人生历程。伯母的相夫教子，其可赞之处在于其中体现了巨大的牺牲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伯母之相夫教子并没有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相反她有着鲜明的独立精神和强烈的事业追求。

　　伯父赵凤翔是省政协原副主席，是伯母的大学同学，两人同窗读书，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夫妻共同生活40余年。伯父长期在外地工作，结婚以后，两人分居的时间占了大半。因此，伯母相夫，体现在家里的千斤重担一个人挑，从而为丈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党的事业排除了后顾之忧。

　　她们结婚后可以说白手起家，人到中年，生活条件仍无大的改善，一家人在狭小简陋的平房里住了几十年，而她自己的身体也一直不好。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伯母仍然没有任何怨言，默默挑起了全部的家务事和养儿育女的重担。对伯母当时的辛劳我并没有直观的认识，但是从这几年与她的接触，我也能窥见当年之一斑。现在她家经济条件要好多了，家里也请了保姆，自己的年纪也大了，但她仍然坚持自己能干的事自己干，好像不知道什么叫“享清福”。对此，我只能这样理解，伯母是个劳碌惯了的人，真要让她闲下来，她自己可能还觉得不舒服。

　　伯母养了三个女儿，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在前面说过，伯母深受奶奶传统教育的影响，但是她并没有接受重男轻女的守旧思想，她和伯父一直认为，男女都一样，关键在成才。听她的小女儿说，很小的时候，伯母的婆婆希望把她的小女儿和丈夫弟弟家的男孩对调，以图个香火有续，但伯母一直未能同意。在这一点上，她显然是当代女性的特征。

　　和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伯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家庭现在能够延续书香门第的荣光，伯母当居功至伟。她当过中学教师，一贯主张教育为主，从来没有打过孩子，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习，她几乎每一天早早地把孩子们叫醒，为她们准备早餐，督促她们写作业，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孩子们在读书，她从不让拉孩子们办别的事，让她们专心致志学习;在她编撰其宏篇巨著《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时，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她把家中唯一的书桌让给孩子，自己则以北方家庭中的火炉台为桌面，有时把小饭桌端到自己家的门外面工作，可桌子比板凳高不了多少，做上几个小时，腰就直不起来。就这样，她用一位母亲的伟大关爱，把孩子们一个个地送进了大学校门。

　　伯母的人格形象也在时刻无形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从她的几个女儿的身上，我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伯母的影子。大女儿独立奋斗的性格，二女儿敏于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精神风貌，老三善良和严谨的作风，莫不体现了伯母厚重人格在下一代的延伸。她的孩子们现在一个个都已长大成人。大女儿从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只身闯荡北京，现在中国烟草总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财务，最早一批考试竞争上岗为副处长，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二女儿从天津商学院毕业后，留在了母亲身边，现就职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尽职尽责，充满生机;小女儿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已经成为部门的业务骨干。现在三个女儿已都成家立业，她们的成长重要靠个人奋斗，同时也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教育的结果。
　　
　　令人尊敬的学者
　　
　　对伯母的认识，如果仅仅止于她的相夫教子，则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有些传统女性，一切为了丈夫，一切为了亲人，放弃独立人生价值和个性追求，泯灭了自己，并以此为安，以此为荣。而一些现代女强人，流行的则是另外一种脸谱：雷厉风行、风风火火、事业有成，但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陪伴丈夫，甚至根本就顾不上结婚。伯母显然不属这类，她以全新的道德观念，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两副担子一人挑，里里外外都兼顾，家庭兴旺，事业有成。她是传统与现代的完善结合，她做了一个女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走进伯母的书屋，书架上摆满了古今琳琅满目的要籍。其中有伯母编写的三本书都是有分量的大作，使我深为惊叹!

　　一本是《<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1984年省地方专编纂委员会印发，共37万字。条目是从明、清两个朝代、六个版本、74册、100多万字的《山西通志》中检索出来的。这是山西第一本《<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当时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修志工作，这本索引为研究古代山西人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地方志干部的普遍欢迎。现在这本书成为图书馆的借阅热门书，封皮都已被翻破了，看来也有再印的必要。该书1988年，获山西省历史学会首届优秀成果奖;1990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二次文献优秀成果奖。该书编入《中国历史工具书指南》和《中国地方志综览》。
　　
　　再一本是《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1993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精装出版，共75万字。横览百科、纵贯中华，覆盖面很广。对中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不同学科的名人均有记载。最早的有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丘，最晚的有编入《辞海》中的当代各类名人。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搞研究工作迫切需要的一部检索工具书，是我国检索科学一花独放的成就，伯母为整个图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书籍出版前搁置四年多，主要是缺经费，担心用者少、销售难。没想到问世之后，学者珍爱，购者升温。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介绍;山西日报两次刊登作者访谈。特别是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信作了充分肯定。厦门大学著名教授李秉乾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检索科学领域，室名别号是最薄弱的环节。近代只有陈乃乾先生一人，出过一本《室名别号索引》，条目少而简，远远满足不了科研的需要。而今你的力作，超过了他当年的水平，弥补了一个长期的空白，你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功德是无量的。”江西省图书馆研究员黄源海、山东省知名专家贺艺民等评价说：“能得如此众多的历史名人室名别号于一书，实在难能可贵，它将会成为大家欢迎的传世之作。”日本朋友近森孝恕寄贺卡赞扬，丹麦留学生也来信邮购。辞典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很快为社会所承认。获第三届全国古籍图书二等奖，1997年获优秀晋版图书二等奖。

　　第三本是《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增订本)。由于辞典销售一空，1994年省古籍出版社决定：再出一本辞典增订本。内容要比初版更丰富，含盖面要更广。伯母又重振旗鼓，投入了辞典的第二战役。人名由6370条增加到13697条;室名别号由7931条增到13796条，总字数由75万增加到142万，名副其实地成为“百万大典”。古籍出版社以优秀书目，参加了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书展。辞典以内容丰富、适用性强、设计新颖、装帧精美的特点，受到了读者商家的高度赞扬，收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伯母的研究工作，没有到此止步。她的研究领域不断在延伸，成果越来越多。1981年，参与编写《山西省古籍善本书目》，时间短、质量好，为落实周总理关于尽快把我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89年参与编写《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成为日本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丛书，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为中日、中美史学交流做出贡献;1992年参与编写《中国典故大辞典》，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畅销全国。此外她还整理出《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写了不少关于近现代的人物传记和论文。有的获奖，有的收集在全国性的文库。伯母研究的成果累累，同山西省图书馆系统的一位有影响的专家。

　　浏览了伯母200多万字的三本书，在敬慕这位贤智女性的同时，我心头涌出一个十分强烈的问题：在学术界但凡编辞典，特别是像伯母的这几本大型工具书，需要大量的资料。一般来说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好比盖一幢大厦，没有工程队，很难设想一个人能盖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英汉大辞典》是近代林经堂先生一个人编著的，林先生是须发男人，而且拥有大量的现存资料，伯母作为女性，走着林先生的路子，可以想像她是多么艰难啊!

　　在我认真听了伯母艰苦的编书过程之后，看到了她身上的亮点：勤实践、不怕苦、重积累、意志坚。一个人有了强烈的事业心，只要能横下心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用辛勤和智慧，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中国有愚公移山的美好传说，伯母就是这样一个“挖山不止”的人。她吃的苦太多了，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本辞典从收集资料到出版，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十年的艰辛，十年的汗水，确实是“十年磨一剑”。她查阅了34种我国古代、近现代有关人物的大型辞典和古籍。作了6万张卡片，每张卡片经过七道工序，抄录两次，排片五次，简直无法计算她的工作量。她的家人讲，十年来她很少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更没有假日和过节的概念，恰恰相反，节假日正是她加班加点的黄金时间。她为了辞典的问世，如醉如痴，简直发了疯。她的双手天天翻书排片，至今老茧犹在，关节都变了型。省图书馆许多人看在眼里，从内心服了她这股劲。有鼓励她的，有不当回事的，有说风凉话的，还有个别人做了点手脚，谋算她干不成。在伯母看来，这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支持是动力，阻力也可以转化为动力。伯母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怕风凉话，就怕半途而废，自己放下。她若无其事，心里明白。家里的电灯照常亮，手中的卡片不停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人忙碌，一个人唱“戏”。“上帝”看到了她，光阴回报了她，她唱了一台惊人的“独角戏”，唱出了人生的苦乐歌!

　　现在伯母已退休，她有一个欢乐、祥和、温馨的家。她常常和家人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用往事今鉴激励自己，教育子女。我多次同伯母交谈，想进一步探索她的心路。伯母这个人，经常是和颜悦色，谦恭待人，说话很少，浅言自我。她说：“我是同古书打交道的人，想靠古纸堆发财升官是不可能的。我原本不是热爱古纸堆的人，一向奉行领导叫干啥就干啥，既然让我复了‘古’，我就安安心心走‘古’道，一直走下去!我深知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也很难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干的时间长了，在古书里看历史，在古人中看英才，如果这就是古籍人生，我也就满足矣!”

　　在堆满书桌、摆满书架、塞满书橱的册册史书中，在与人无扰、与世无争的宁静中，在由书而结识的朋友的问候、同志的谢意、学生的敬重中，她享受的，根本就是那些一味追求物欲的人所无法领会的幸福、安静、清廉、思考和奉献。
　　(责编征敏)
　　(题图为池秀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