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晓兰：肝胆相照 嘉风长存——父亲池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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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 嘉风长存

                                ——父亲池庄轶事

                                          

                                                                                 池晓兰

我的父亲池庄（1879-1957），性格刚强，坚持正义，淡泊名利，为人诚实，做事严谨，是一位很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签署任命状，任命父亲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省政治经济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任职后，虽年事已高，但他谨慎供职，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心同德，兢兢业业，一心一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一、探索救国之路

父亲池庄生于1879年卒于1957年，平定县上庄村人。出身于商人家庭，靠祖父在河北染坊做事的微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听父亲给我讲，小时候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十里八村的学生中总是名列前茅。并先后取得秀才、举人和进士等功名。民国以后考入山西大学西斋采矿冶金专业学习。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找门路走上仕途之路。而父亲却和他们不一样，他目睹了国家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列强蹂躏，非常气愤，同时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先是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后是联络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设法集资在阳泉创办了“保晋公司”，希望走实业救国之路。经过百般努力，终因帝国主义列强的排挤，再加上地方反动势力的腐败无能，公司很难维持，最终宣告破产失败。

父亲办矿失败后大病一场，深刻的教训是：势单力薄走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经同仁介绍到山西大学工作，曾任山西大学庶务主任、事务主任等职，尽职尽责地工作了好多年。在山西大学工作期间，曾联合教育界人士创办了“友仁中学”并自任校长。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我国并疯狂向华北进攻之时，父亲当时对学生的抗日正义行动十分同情，不训斥他们也不阻止他们。父亲内心深处明白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但在那黑暗统治时代里又不能公开支持，只能采取巧妙手法，绕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的视线，暗暗地支持保护他们。父亲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向学生讲述革命的道理、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学生长大后，担负起解放民族、解放全中国的重任。当年友仁中学的这些学生在“七七事变”后都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抗日战争、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主力军，不少还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二、保持民族气节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认识到：光明就在前头，黎明前尽管有一段黑暗的路要走，但不会太长了，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是一定会到来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大肆进攻，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此起彼伏。山西形势非常严峻，听父亲说山西大学校方让他带领部分师生迁徙住晋西北逃避日本人的进攻。父亲当时断然拒绝，誓死不做亡国奴。于是当年秋冬之季携带家眷（当时有母亲、嫂嫂、四姐和我共5人）返回老家平定县上庄村。就这样，我们在平定一住就是8年。回村后父亲就脱下长衫留起了胡须，不吸卷烟，拿起了旱烟袋，在堂侄的帮助下过起了农耕生活。

我们村地处国民党、日本人和八路军游击队交界处。抗战八年中我只见过3次日本人，阎锡山的队伍也不敢多来。在这样形势下我党的游击队队员经常下山做抗日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我们全家特别是父亲对党、对中国革命渐渐有了新的认识。加之堂兄“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一直在太行、太岳打游击，不时派人给我父亲送来解放区的报纸——《新华日报》，以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父亲接过后总是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在十分隐蔽的地方，以便有空时再读。正是这个时期父亲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斗争策略有了深刻的理解，对抗日胜利充满信心。

父亲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在学校任教，利用讲台向学生宣传抗日思想，告诉他们挽救民族危亡，就要跟共产党走。但也有个别学生跟国民党做事、有学生到家来访让父亲为国民党做事，父亲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好意反而批评教育他们，决不轻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片面抗战路线。必须认清形势，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才是光明前途。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部分有良知的学生纷纷弃暗投明，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成为抗日战争中功勋显赫的骨干力量。

我们村距离县城只有5里地，城里住着日本军队。沦陷期间，老百姓进城都要向日本军门岗鞠躬。父亲为维护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宁可不进城，也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辱。记得住东关的舅父去世，父亲不让我们从城里过，而是让我们绕十几里地从城外河滩去。我还记得我四姐是后师毕业的，跟父亲回村后已二十八九还未嫁人。原因是父亲从不让她嫁给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不屈的鲜明立场。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特别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反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家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离开平定。父亲带着我（在平定期间母亲已去世，嫂嫂去重庆找哥哥，四姐出嫁）去北平和哥哥团聚。我的哥哥是抗战开始后随着单位南下成都在敌后公路局工作。日本投降后又调回北平铁路局工作。父亲当时心想：抗战胜利了，他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渴望和平与民主，过太平生活。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常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挑起了第三次国内战争。我和父亲和嫂嫂哥哥随着哥哥工作地调动几经辗转从北平、包头到张家口，1948年又回到北平直到解放。在这期间，父亲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动本性。同时也十分关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和父亲就在收音机旁亲耳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亲眼看到父亲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亲耳听到父亲说：“几十年的奋斗，几十年的牺牲，今天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了。”

三、立志振兴教育

新中国的成立铺平了前进 的道路。正当父亲择业未定、踌躇满志时，毛主席、周总理的委任状来了。“山西省第一任教育厅厅长”的重任不期而至地落到了父亲的肩上。一位古稀老人，要挑千斤重担，我们做子女的，十分担心，但是父亲却没有推辞，他欣然受命。他说：“既然毛主席信任，把山西教育重托于我，我就不能说‘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干。要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从荆棘丛生处开辟出来的。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做不好的。”于是，父亲应山西省各代会之邀，兴致勃勃地带我返回了太原住进了省府大院。

紧接着，父亲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先后参加省人代会、政协会，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山西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常委，担任起山西省第一任教育厅厅长等职。这一切对于一位旧知识分子来说是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父亲回家后告诉我：当他双手接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并有毛泽东、周恩来亲手签名盖章的任命通知书时，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是动力和力量的源泉。虽然当时父亲已是年近古稀，但仍是怀着满腔热情，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感情，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父亲非常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是旧知识分子，必须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改造主观世界，否则难以完成党给予自己的工作。记得他两个厚厚的笔记本：一是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心得笔记；一本是摘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笔记。大约写了20多万字。父亲的学习时间大部分安排在晚上和星期天。他看过的书，如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用红笔勾画，重要的观点和论述都有眉批、横批。父亲尤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并身体力行。如一化三改造时期，他响应党的消灭私有制的号召，把我家抗战前在太原新城西街建的一个院子几十间房子卖掉（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元）。父亲逝世后，依照遗嘱，我们子女将此款一分不少全部捐给国家，用于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另一件是“三反五反”中，在张家口铁路局工作、任工程师及工务段长的哥哥，被停职检查。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想：自己是省政府一个厅的厅长，自己的儿子出了问题，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于是他一方面检点自己疏教之责，一方面决定亡羊补牢，做儿子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之迷途知返。他通过冷静思考，毅然向教育厅党组书记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分别给哥哥及其单位写信，旗帜鲜明地谈立场、谈观点、谈态度，不袒护哥哥，反而敦促他尽快悬崖勒马，改正错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白天忙完工作，一连写了好几封信，每次写信都到深夜。他告诫哥哥要正确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认真检查自已的错误；要相信党的政策——党不会姑息错误，也不会冤枉好人；告诉他要认真找出犯错误的根源，要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才能吸取教训重新做人。经过父亲对他说服教育，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后来哥哥先后从北京、武汉调往广州铁路局任总工程师，表现一直都很突出。1965年在湖南处理“流砂”事故中不幸殉职，为革命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父亲虽年事已高，但凭着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及高度负责的精神，在他有生之年，始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为振兴山西的教育事业工作着。他十分重视党给他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记得每次人大、政协开会之前，他总是认真思考，根据他平时了解的情况亲自写好提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言进谏，参政议政。一旦会上形成决议，会后总是要求秘书及时了解下面的实施情况。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教育战线更是任重道远。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坚持废除封建买办教育体系，宣传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民主的办学理念，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他还特别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经常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参加学校的教师座谈会等活动，鼓励他们为适应新时代和工作的新要求，一定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改进旧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师政治、业务素质。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父亲还经常到基层宣讲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到基层做教育形势专题报告，每次都是亲自写好发言稿，神情激昂地用普通话演讲。有一次到我们五中做报告，从教育形势、党的方针、存在问题、努力方向、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讲到师资培养、学生素质提高等，师生们听了都备受鼓舞，不时发出阵阵掌声。

父亲生活十分俭朴，公私分明，从不向领导提出过分要求。1954年我和父亲从政府大院搬到省政协院内住，办公用品非常简单，机关要给他房间里放一套沙发，父亲说：不要！还是放在会议室吧，我只要有床能睡觉，有文件柜、有桌椅能办公就行。记得父亲的文件柜上面一层是排得整整齐齐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理论著作，中间分门别类放着读书笔记及各种文件、公用稿纸等。有一次快考试了我向父亲要几页稿纸写作文，他脸色十分严历，狠狠地将我训了一顿，他说：“这是公家供我办公用的东西。你小小年纪，就想沾公家便宜；发展下去，怎么得了？你需要，我掏钱自己拿钱去买。”我在太原上初中两年，高中三年，都是步行上学、步行回家，一次也没坐过父亲的汽车。自从那次父亲教训后，我的脑海中种下子公私分明的种子，这对我一生立身、做人都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

我父亲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当天报当天必须看，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我退体已20多年了，也是每天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父亲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从小教育我们要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人，为人要诚实，工作要踏实。我们家除了我哥哥是太原工学院毕业，四个姐姐及嫂子和我都子承父志以教为业，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红烛照学子，不惜自身燃尽；黄卷润心田，有望英才育成。”我们姐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惟冀桃李芬芳，松柏成材。这难道不是可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吗？

照片说明：1956年的照片，左起池莊儿子儿媳妇池长庚、宋汝娥（池洪父母），女儿池文兰，池韵兰，池晓兰，大孙子池洪。中间一排左起二孙子池澜，池莊，孙女池爱华。池莊抱着的是池韵兰的最小的女儿。

父亲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他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时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父亲忧国忧民、弃暗投明、艰苦抉择、民族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操；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勤政廉洁的浩然正气；勇挑重担，励精图治，弹精竭虑，振兴教育的奉献精神；勤奋学习，与时俱进，教子有方，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真可谓精神永存，嘉风长存。

——中国文史出版社《风雨春秋》下p1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