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家（池峰城）的神秘来客

小小池

池家的神秘来客

九十年代的一天，门口来了一辆军车，快步走下两位严肃的军人，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没有多余废话，要求跟他们去一趟，有人要见。
这家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家中老先生生性厚道，对陌生人总是缺乏警觉。比方说有人来电，一问一答间，老先生总是超有耐心，热情而有礼。说了半天，等回来一问，合着不知道对方姓氏名谁。老先生带着小女坐上神秘来客的军车，一路西行进入海淀区一处军事管制区，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会儿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进来，老先生还是疑惑不解。

谈话间才知道，首长听说池峰城将军的后人在北京，想见一面。被带去见部队首长的老先生，正是池峰城将军之子池皓先生。


池峰城将军之子池皓夫妇（2005年）

首长曾在池峰城将军军中供职，是中共方面的人士。他们几人都是部队中年轻的知识分子，池峰城一向爱惜青年才俊，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当时由于国民党要清党，针对的正是中共嫌疑人，他们都被列入抓捕名单。池峰城将军得到消息后，连夜召集他们一行人，给了他们足足的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当时的年轻人保全了性命，回到革命队伍里，成长为今日的部队首长。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首长自是与池峰城将军无缘再见。今天与池将军后人相见，只是想把这一段往事告诉池将军的后人。

如果没有当初池峰城将军的仗义相救，他也许活不到今天。在首长即将退休之时，回忆故人往事，他的心情不言而喻。

董翰堂（军医处长）文中回忆：

“当时，我们师来了个‘战地服务团’。这个‘团’是池峰城的秘书丁行搞来的。对‘战地服务团’的背景，我们心中有数，大家都在抗日，关系处得很好，她们常来帮我们运伤兵，照顾伤员，在战斗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台儿庄战斗结束后几个月，这个‘战地服务团’就搬走了，听说是有些连队的政工人员（都是特务）打了小报告。不久就开始在三十一师内部捕人，丁行被捕了，二十七师有位团长也被逮捕。我们把丁行保了出来。二十七师那位团长被押到军部，听说晚上跑了。我心中有数：这那里是跑，分明是池峰城把他放跑了。池峰城的胆子也真不小。也有可能是他跟孙连仲通了气的。这位团长（名字忘了）回到共产党队伍之后，当了炮兵团长。我与池峰城是结义兄弟，对他比较了解。他同共产党早就有联系，他把不需要的枪都给了共产党。”（摘自董翰堂《池峰城指挥三十一师在台儿庄战斗的一些情况》）

曲茹（即张之强，卫生部原副部长）忆文：

“从1938年春到1940年春的三年里，在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原西北军）第27师战地服务团和第30军工作。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秘密颁发了反动文件,使进步组织的活动受到极端限制。师部有的进步军官告诉我们：蒋介石于2月份下了一道撤销国民党军队中的战地服务团的命令。1939年6月，曲茹同志受我党北方局派遣，又回到西北军第二集团军第30师工作。1940年4月初,曲茹同志从丁行同志处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老河口搜捕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此人供出30军有共产党员。池峰城军长和丁行同志商量，为了保证安全，曲茹同志和话剧团的同志们最好马上撤退。

由于形势紧迫，黄师长派人护送曲茹到叶县汽车站。曲茹回到洛阳不久，即奉令返回延安，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注意该部孙连仲、池峰城和黄樵松将军的情况,对黄樵松将军的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表示满意。以后形势发展更加恶劣，我们就留在延安，没有再回30军工作。但我们听说在30军按名单逮捕了七人，其中有杜新民和陈扶民团长两人，都是经黄樵松师长和池峰城军长向孙力保，得免于枪决。从此，黄不被信任，于1942年春，调任68军143师师长。”（摘自198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曲茹高鲁《和黄樵松将军共同战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