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明代寇患

chixk

惠州地处粤东，历史上寇患严重，是“山海之寇，啸聚不時”的地方。入宋前惠州民户不多，贫富差距不大，所谓“既无冻餓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因此寇患相对较轻。但入宋后，惠州开始饱受寇患之苦。入宋后的所谓寇患，主要指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朝廷更江西盐法，官府规定江西百姓要吃本地“官盐”。但官盐质次价高，不及广东“私盐”价廉物美，致使赣南虔、汀两州农民经常往广东贩私盐射利。据《资治通鉴》记载：“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数十百为群持刀枪旗鼓，来往虔、汀、漳、潮、循、惠、广等州，所到之处，劫人帛谷；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官府捕之不得。”这些历史上称为“虔寇”的山贼，对粤东造成长期的危害。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杨万里任广东提刑，奏请于潮、惠两州筑外砦（寨），“潮州以镇贼之巢，惠州以扼贼之路”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惠州宋代寇患虽然严重，但从時间之长、规模之大、危害之烈、成份之复杂，又远不及明代。惠州明代寇患源于元末，延续到清初，终明一代，史书不绝。特别是从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年这十五年间，山海之寇撗行粤东，平寇烽烟四起；官兵疲于奔命，百姓慘遭荼毒。

一、山海之寇   啸聚不時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五月，盗入广东博罗县，杀知县舒顓。《明史．世宗纪》十一月惠州山贼伍瑞、叶景青、赖時清等各建名号，所至杀戮，阖郡苦之，士民日夜乞师，有司缩肭，主抚而已。郭棐《广东通志》

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月，广东惠潮山贼作乱，贼首黄启荐拥众数万，流劫海丰、碣石、归善，攻破甲子门巡捡司，杀百户魏祚。诏：“抚按官督兵扑剿，其胁从人等随宜招抚。”《明通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初，江西盗炽，副总兵俞大猷会巡抚胡松等迭次进剿，稍平之。广东程乡之剧贼梁宁、林朝义、徐东州等出没赣、吉两府，大猷以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乃乘胜夜袭宁巢，宁惧而遁，败东州于武平，擒之。《明通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犯惠、潮两府之黄岗、大澳等处，登岸肆掠。《明通鉴》  十二月初，以方逢時为申威道副使。時惠州贼伍瑞等大肆杀掠，特设申威道巡视惠州。郭棐《广东通志》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广东官军击潮州倭寇，破之。初，归善盗伍瑞、温七作乱，败惠州参将谢敕，未几俞大猷改镇潮州，温七被擒，伍瑞自首军门，求杀倭自效，大猷乃与总兵受其降。会巡抚吴桂芳至，大猷使伍瑞为前驱讨倭，官军继之，围倭于邹塘，四面举火，一夜连克三巢，焚斩四百余人。《明通鉴》

是年八月，海寇吴平犯惠、潮，诏闽、广会师讨之。吴平纠残倭流劫海丰，转入潮州，既闻两省会剿，乃退南澳。郭棐《广东通鉴》

是年俞大猷招降贼首吴平，令驻扎梅岭杀贼立功。其后吴平私造战船百艘，收拾残部一万余人，复掠惠、潮两府，秧及福建诏安、漳浦等地。朝廷命粤、闽两省巡抚合力围剿，拒绝招安。俞大猷因招安吴平失策，被朝廷解职。《明史．俞大猷传》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山贼李亚元等聚众劫和平、河源等县，广督吴桂芳调集十万官兵，分为五哨，报请朝廷起用被解职闲居的俞大猷，让他统领五哨进剿。俞大猷先设计擒贼首，解散协从者，然后督兵直捣贼巢，活捉李亚元，俘斩一万四百人，夺回被贼劫持男女八万余人。《明通鉴》

隆庆二年（1568年），倭流犯海丰，巡抚熊桴趋惠州，遣参将王诏、耿宗先分兵往御。倭至，宗先部将周云翔先遁，宗先欲斩以询。云翔惧，夜帅其众三千袭杀宗先，执通判潘槐投倭。《明通鉴》

隆庆三年（1569年），广贼曾一本陷碣石，诏广东总兵郭成击之，败曾一本于平山。時贼踞平山大安峒，将寇海丰，成偕赣南诸军夹击之，斩首千三百，执叛将周云翔斩以询，获被掠通判潘槐以下六百余人。《明通鉴》

是年，二广都督吴桂芳移驻惠州，征讨扰惠、潮倭寇，大破倭寇于铁岗。《惠州史稿》八月广东贼曾一本伏诛。《明史．穆宗纪》

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给事中李学一、御史陈堂上表请讨岭东贼，从之。十一月，提督殷正茂大证岭东诸寇。郭棐《广东通志》

万历元年（1574年）四月，潮、惠贼平。初，殷正茂督广东，檄守巡官划地分守，先令总兵张元勋等杀倭千余人。后移师平山，袭乌禽嶂贼巢，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明通鉴》

万历二年（1574年）广东总兵张元勋讨潮州余贼，平之。寻与闽将胡宗仁共平良宝党、林凤，于是惠、潮遂无贼。《明通鉴》

二．平寇之战   烽烟四起

从以上史料记载，惠州寇患从嘉靖三十九年盗入博罗杀知县舒顓开始，至万历二年、广东总兵张元勋讨平惠潮余贼这十五年为害最烈。在这段時间，惠、潮两府盗贼群起啸聚，日甚一日，不但烧城廓、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捡，并且四处绑架勒索，百姓叫苦连天。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到当時盗贼绑架慘状时曰：“凡山海之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豕圈马阑，或尽屠而干其肉。”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连当時朝中张居正都惊呼：“朝中已无广东矣！”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朝廷才感到问题严重，诏南赣副总兵俞大猷协同汀、漳、惠、潮诸郡合力围剿，特设申威道巡视惠州，任方逢時为申威道副使，盗贼漫燃之势才得到抑制。

为了进一步加大惠州平寇力度，朝廷于嘉靖四十五年下诏复设镇守广东总兵，以原任惠潮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汤克宽为之；闰十月又诏：“广东新设巡抚，

驻惠州府城；有警移长乐县，调配惠、潮两府兵食。”这样一来，惠州一夜间成为南中国的平寇中心，盖冠云集。当時钦差大臣张臬、赣南副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汤克宽、南赣巡抚吴百朋、广东总督吴桂芳等先后来到惠州，商讨平寇事宜。但尽管如此，惠潮两府的盗寇还是未能完全扑灭。

隆庆六年，给事中李学一和御史陈堂上疏，请朝廷发兵互再讨岭东贼。据郭棐《广东通志》述：“惠州寇乱十余年，杀掠不可纪胜，士民赴阙诉贼毒惨状，绘图以献。堂与学一交章请讨，从之。”李学一是惠州府城人，明代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隆庆二年中进士后外艰返惠，见山海之寇并烈，民不聊生，当地官府又隐瞒实情不报，遂上疏。对于“士民赴阙诉贼毒惨状，绘图以献”是指郡人叶萼（亦“湖上五先生”之一）等人见惠州嘉靖、隆庆年间盗炽，不畏艰苦，穷查贼势积三年，刻数百本并绘以图，纠乡人士进京会同李学一，陈堂上疏。其時俞大猷已诏回，遂诏殷正茂督粤出兵岭东。

万历元年初，殷正茂来到惠州。由于他持有叶萼所献的贼势地形图，于是先檄各地巡守官画地分守，徏迁濒海谪戍之民于云南及四川、两湖，以绝倭寇向导；再令广东总兵张元勋等往海丰追杀倭寇千余人，然后移师平山。其時山贼曾仕龙等踞惠州乌禽嶂，阻山而守，负隅顽抗，。张元勋领兵出其不意，直捣贼巢，先后俘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这次平寇之役虏获贼首之多，擒斩山贼之众，在惠州及全省的平寇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此后，残余的山贼见势不妙，纷纷撤往赣南山区，危害惠州十多年的贼寇得以荡平。

但五十多年后，至崇祯四年（1631年）惠州山贼又死灰复燃。盘踞惠州北部铜鼓嶂、九连山的山贼钟灵秀、陈万安等与江西、福建两省山贼遥相呼应，连犯永安、海丰、始兴等县，流劫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县。于是，朝廷命粤督王业浩再移镇惠州，会同江西、福建两省官兵会讨之。为了加强惠州北部山区平寇、防寇力度，崇祯六年（1633年），将原设在该地的惠化都置以析长宁、河源两县及韶州翁源县地益之，寻升为连平州，领和平、河源两县；加上归善、博罗、长乐、海丰、龙川、长宁、兴宁、永安八县，至此惠州府领十县一州，是建国前管治范围最大的年代。

惠州北部寇患平息不久，东南部的山贼又卷土重来。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复踞惠州乌禽嶂为巢的淡水贼刘士魁、林九我等分四路劫掠归善、博罗、海丰、永安等县，粤督沈犹龙檄都司严遵浩领兵平讨之，调潮州官兵接应。归善知县王孙蕙诱降贼党张鸿、张尧、李冲云等，大大削弱了山贼军事力量。于是，粤督沈犹龙再檄潮州官兵堵南岭、取青皮寨，断贼右臂；然后四面围攻，拔柵登垄，直捣乌禽嶂贼巢，斩获无数，惠州东南部山贼遂被全部消灭。

三年后广东盗贼再度蜂起。但由于明末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加上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李自成又揭竿于陕西，朝廷再也无力出兵平讨岭东山贼。据郝玉麟

《广东通志》记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群盗起，黄海如破澄海；阎王总掠保昌；邱文德攻揭阳；刘公略据石坑；陈大智劫和平；苏诚据潮阳；黄历元焚程

乡；林学来据惠来；王兴乱恩平；陈耀据归善，十六、七年之间各拥兵数万，流

毒惨酷，不可胜数。”南中国这种盗贼撗行的恶劣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三．盗贼成份   错综复杂

惠州明代的“山海之寇”并非象宋代那样，其主要成份是普通农民，有一定的地方行业性质，如“虔寇”、“茶寇”、“盐寇”等。而明代惠州盗贼社会成份是相当复杂的，有“村里恶少” 、“愚蠢编氓” 、“州郡亡命” 、“化外僮瑶”及不守法的渔民艇家、海上商人、盗矿工人、日本倭寇等。

嘉靖年间粤东学者林大春在《论海寇必诛》一文中曰：“如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夫山寇非他也，盖多村里恶少、与夫愚蠢编氓，非有奇谋异能，特见间而起。又其所居，多负险、易伏匿，急则啸聚岩谷间，州郡亡命奔走焉。”林大春在这里除了将盗贼分为“山寇”、“海寇”、“倭寇”三种外，还指出其主要成份是“村里恶少”、“愚蠢编氓”、“州郡亡命” 。对于“村里恶少” ，是指农村里不守法的村民；“愚蠢编氓” ，即户籍编外的移民；“州郡亡命” ，即各州郡负罪逃亡的犯人。

嘉靖《惠州府志》卷一载岭东道佥事尤瑛论盗贼成份時曰：“山谷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出劫分赃则贼多，归营守险则贼少，盖皆近巢居民半为贼党故也！”卷十又引用《虔台志》论盗贼成份時曰：“瑶僮淆焉，漁蛋伏焉，逋亡集焉，盗由所出也。”这二则记述除“流民杂居”和“逋亡集焉”与林大春的“愚蠢编氓”和“州郡亡命”是同一种人外，又把惠州的“山海之寇”成份加上“化外僮瑶”和不守法的“渔民蛋（艇）家。”特别是这些不守法的渔民艇家抢掠時，“则以龙舟，其长数丈，数十人裸袒操之，出没如飞；亦多用拨桨飘风子，昼则瘗舟泥中，夜则起而行动。”（屈大均《广东新语》）

日本“倭寇” ，即日本海盗。他们原来大多是日本南北战争時期的南朝武士，战争失败后逃入海中，明初实行海禁，他们先在海上进行走私贩私，后来沦落成杀人、抢掠的海盗。从元朝末年开始，这些倭寇就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祸害，惠州也不能幸免。为此，朝廷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九月在惠州置归善平海守御千户所；十月置海丰甲子门守御千户所；越年再置海丰使捷胜守御千户所来抵御倭寇的侵扰，但收效甚微。在嘉靖、隆庆年间，这些倭寇与国内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攻巡捡司，杀守御千户，撗行粤东沿海数十年。直至朝廷先后诏戚继光、俞大猷、殷正茂等督兵进行连续多年围剿，到万历初才将其大部份消灭，残余部份退出东南沿海。

不守法的海上商人。明初朝廷实行海禁，依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等私自运出境外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绞。至嘉靖年间，朝廷推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进一步禁止下海和通商。为

此，一些不守法的海上商人组织武装船队来对付官府的禁令和追捕，进行武装贩运和走私。他们还与山贼和倭寇勾结，一起对付官兵，当山贼在陆地被官兵追迫得不能立足時，又下海入伙变为海寇。正如明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曰：“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嘉、隆年间，广东境内这些亦商亦寇的海盗船主要停靠在粤闽交界的南澳，粤东的惠、潮两府是海寇最活跃的地方。

还有一种在山中盗矿冶炼的矿工 。据嘉靖《惠州府志》卷十记述：“归善、河源之境产矿，聚赣、汀、漳之逋逃而冶以为利焉。赢则贾，缩则寇，官兵从而诛之。”康熙《龙门县志》卷九记述：“龙门未设，属治增城…峰高谷深，故奸民多集焉。（弘）治初年由开矿起，西北一路多东莞、新会之奸；东南一路多程乡、海丰之寇，依山鼓铸，争利相斗，遂成大乱。” 《惠州史稿》记述：“嘉靖三十四年，龙川、兴宁矿工作乱；冬，围攻海丰，掠惠州府通判洪章”等。这种盗矿冶炼、聚众为盗的情况,当時在惠州、潮州、广州、韶州等府都相当普遍。

四．盗贼猖獗   事出有因

入明之初，本地豪强何真奉惠、潮两府以降，并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迅速

平息惠、潮、广、韶等府的寇患，取得明朝开国之初广东社会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稳定维持不久，惠州及粤东地区又出现“山海之寇，啸聚不時”的恶劣局面。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原因。惠州及岭南地区与中原对比，生产落后，汉化较迟。黄佐在《广东通志》卷二十中，认为惠州及岭南地区的汉化过程是：秦“徏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 ；南北朝“民户不多，俚獠混杂” ；入隋“土地下湿，多瘴疠，其人性并轻悍” ；入宋“民物岁滋，声教日洽” ；入明“衣冠礼乐，无异中州” 。 按黄佐的历史观，入明前惠州及岭南地区的居民是“俚獠混杂”、“人性轻悍” ；入明后才“衣冠礼乐，无异中州” 。不过，这只是整体而言，在边远的农村和山区，入明后还有相当一部份土著人处在“化外”状态。“汉化”和“化外”两种社会群体在经流济生活中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大，致使一些不守法的“化外”之民为了致富，挺而走险，落草为寇。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平定惠州北部山区浰头贼后，在《添设和平县疏》中曰：“洪武初年，龙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后州县既除，声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贼首谢士真等相继作乱，将前项居民尽行杀戮，数百里内，人烟断绝。”（疏中所说“五十五里”的“里” 是里甲，是明代地方户籍编制，每“里甲”一百户，相当于现在一个乡）王守仁在这里指出，当時单在龙川旧地就有五十五个乡“声教不及” ， 致使一些不法之徒相继落草为寇的情况。

二是地理原因。明呂天恩在《岭西平寇记》中认为：“粤东古称南蛮，其地崇岗巨泽，道里旷远；自宋以来，未及经略控驭，以故盗贼凭陵。”嘉靖《惠州府志》载岭东道佥事尤瑛语曰：“（粤东）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于啸聚。”呂天恩和尤瑛都认为，惠州及粤东地区出现“山海之寇，啸聚不時”局面主要是地理上原因。尽管入明后朝廷曾不断派军队进行平寇，但一些边远山区由于地形复杂，盗贼“凭陵”作案時，官兵很难追剿。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姚大令曰：“闽广之间，往往兵役所不能致，惟群凶亡命者匿焉。…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藏匿凶慝，常临以兵役数千，不能得一罪人。”万历年间南海李侍问在《请封禁矿山疏》中也曰：“棍徒啸聚於矿山，時出焚劫良民，惨不可言。闻有官兵一至，贼即回矿山，官兵遂不可问矣。即以龙川论之，贼自下来，一闻追剿，即入长乐（今五华县）之矿山；贼从上至，一行追剿，即入永安（今紫金县）、河源之矿山，四通八达，任其狂逞无忌也。”加上惠州南临大海，日本倭寇南下抢掠時，与内地的山海之寇相犄角，更是出现了“东平西叛，南靖北攘”的恶劣局面。

三是政治原因。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整顿吏治、平息寇患、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与民休息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较大成效。但到明代中后期，皇朝内又出现了因循腐败，朝中宦官专政，吏治黑暗，官贼勾结，搅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到明嘉、隆年间官贼勾结時曰：“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长短，与胥役相为囊橐。…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禁而不敢一语。”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吏为“转官计” ，粉饰大平，长期隐瞒寇患实情，也是惠州盗贼猖獗的重要原因。隆庆二年（1568年），邑人叶春及（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授福清教谕赴任前上书《安民生．去盗贼》中曰：“惠州盗贼垂十年矣！初盖一二兇竖弄兵撗池，捕之如咋鼠耳；有司为转官计，匿不以闻，百姓上变反击扑之。於是缘转弥漫蝟毛而起，於今日如败絮之虱。”清初国内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也曰：“嘉靖三十九年，蓝能贼长驱（惠州）府，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遗。自是二江群盗并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十百群；执官吏，攻乡保，齮龁坟墓，系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离，暴骸于薮野…。（官府）上下相匿，百姓嗷嗷无所控告。”这两则记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時政冶腐败，致使惠州民众惨遭寇患之苦和无所控告。

四是招抚失策。早在嘉靖三十九年，盗入将博罗杀知县舒顓后，阖郡苦之。惠州士民日夜乞师，而“有司缩肭，主抚而已” 。但官府对盗贼名曰招抚，实则姑息养奸，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曰：“彼则阳为悔过，阴复横行；出入官衙，与兵吏益习，表里为奸。其抚丁仍居故土，与抚目来往不衰；号曰归农，其部落仍然来散也。”特别是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招抚贼首吴平，令他驻扎梅岭杀贼立功，但吴平却私造战船百余艘，收拾残部一万余人，复掠惠、潮两府，为害更烈，致使俞大猷因招抚失策，养寇为患而被朝廷罢官。地方官府的腐败和招抚失策，最终惊动了明穆宗。穆宗诏斥这些官吏曰：“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隠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此，隆庆六年殷正茂移镇惠州后，命巡守官划地分守，订下严厉法规：“如盗杀一人，则以一兵抵；杀一兵，则以一官偿；劫一民舸，则夺一哨船之食。”并且拒绝招安：“得一盗即杀一，得十即杀十，得百即杀百，久之其类自少矣。”（屈大均《广东新语》）这样又经过二年多地毡式清剿，至万历二年，危害粤东地区长达十多年的贼寇被全部消灭，取得此后五十多年的社会稳定，迎来惠州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時期。

本文参考书目

(1)  ．《明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明通鉴》沈志华主编．改革出版社．1994

(3)  ．《广东通志．前事略》清．阮元监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4)  ．《中山大学文史集刊》第三辑．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5)  ．《广东文献》三集．清屈大均撰．顺德罗学鹏、云山甫编辑

(6)  ．《广东新语》清．屈大均撰．三秦出版社．2000

(7) ．《日知录》清．顾炎武撰．岳麓书社出版．1994

作者单位：惠州市商贸开发有限公司

（原载于《惠城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