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起义将军池峰城宅邸的故事

chixk

国民党起义将军池峰城宅邸的故事

刘涌口述 佚名整理

北京市北长街81号（老地址原门牌号含82号）解放后曾被用作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办公地。这处房产是西北军抗战将领池峰城将军在北京置办的一处寓所。据知根底的人介绍说，当年这个房产从外面看是很内敛的一对黑门，而进入大门后里面的格局就很大了，从后窗可通故宫筒子河，院内植有海棠和丁香，是一处美丽而静谧的宅子，与李宗仁居住的地方只隔几个门牌号。

当年以西北军为核心发动了长城抗战，以后西北军组成的二十九军又积极发动北平抗战，但西北军高级军官组成的领导层并不廉洁，一有机会就发军费财，军官们大吃空饷，为自己在大城市置办房产。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上层有许多人也在北京为自己置办了房产，为了安置自己的小老婆们。这位在台儿庄战役中奋勇抗战的池峰城也不例外。

我们先来看一下池峰城的简历。

池峰城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抗日名将，1904年出生于河北景县，1920年起入西北军冯玉祥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当兵，任排长、连长。1927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营长，中原大战后，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一师师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同年10月授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于1939年3月升任第三集团军第三十军中将军长。1943年任第五战区鄂豫边游击总指挥。1945年后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等职。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为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解放战争中，1946年起任第二军军长兼宜巴要塞守备司令，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将部员，河北省政府代主席，华北“剿总”中将高参，1949年1月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同年4月1日因“历史遗留问题”受审。1955年3月16日在北京监狱病逝。

池峰城抗战时期的情况就不谈了，就从“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将部员，河北省政府代主席，华北‘剿总’中将高参”谈起。

池峰城调任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之后，把自己的家就安置在北京的鼓楼和北长街这两处地方。据知详情的人员回忆：北长街81号来客中有隐蔽中共党员身份的丁行（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谢士炎（保定绥靖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叶剑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学者吴晗、王之湘。于心清（西北军总牧师，解放后第一任典礼局局长、国管局局长）也把“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计委员会”的招牌移到这里，再后来地下工作者王甦（当年化名“王博生”）等人也出入池府，秘密联络策反军统北平站的工作。这一切的幕后主持者是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

池峰城之子池皓回忆说，当年家中前面客厅有时举办舞会很热闹，后面的人像是在开会。池峰城家成了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与中共代表联系的地点。策反成功后公安局二处冯基平处长派任远科长到到池府联络工作。冯基平处长在北平城外亲自会见了徐宗尧站长，对其进行了肯定和鼓励。保密局北平站最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接收。

1949年2月1日，北京正式解放。解放军进城后的两个月，4月的一天，正在家里的池峰城被以学习的名义带走。1949年4月池峰城被关押在草岚子接受审查。1955年池峰城在关押中病逝，年五十一岁。

池峰城被逮捕后，池府这处房产就作为“敌伪财产”被政府没收。没收后因地点幽静、环境适当，被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作为办公用房。1953年，由于侦讯处干部人员的增多，业务量的繁重，此地渐感到狭窄，所以侦讯处就搬迁到西城区太平仓甲一号院内，将北长街81号院上交给北京市委。以后，据说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首任教育局局长孙国良一同在这里住过一阵。

刘仁为什么搬出了北长街这处宅院，是因为一位更重要的人物回到了北京，占用了这处房子。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当时正在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被任命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带着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一起走的。与此同时，当时任华北军区政委的薄一波被留在北京，协助陈云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命运注定薄叶两个人会再次会面，携手共渡难关。

1952年四五月间，薄一波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派遣，先后到上海、广州等地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当时广州对反对“地方主义”反映很大。陶铸等批判方方、古大存，后来还批判冯白驹，并说叶剑英是“后台”。有人指责广东人搞什么所谓“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说本地干部搞派系，排斥外地干部。本地干部当然不服气，事态有扩大之势。薄一波在广州期间，听到这些反映，他与叶剑英谈过，但叶不愿多讲，薄觉得其中似有难言之处，故未便深问。

薄一波离开广州前，叶剑英要他向中央报告一下，希望中央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回到北京，薄一波向毛泽东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毛泽东问：“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薄一波说：“主席，剑英同志的情况，从中央苏区到现在，我不十分了解。我认为，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

停顿了一下，薄一波接着说：“叶剑英离开北京时，曾对主席说过，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就像南方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当时您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南下干部不够用，当然要使用一大批本地的干部，而且南下干部也要变成与本地干部相结合的‘本地干部’。因此，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使用了广东干部，就说是搞地方主义。而且据我了解，他是坚决反对那个‘五同’的。”

毛泽东同意薄一波的看法。不久，毛泽东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广东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摘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尽管这样，叶剑英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土，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

回顾这段历史，薄一波写道：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

1954年10月，叶剑英奉命调回北京，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其实1949年叶剑英就与陶铸接触过。1949年2月1日，北平纠察总队进入市区，但原计划进驻的东交民巷兵营被陶铸带领的一帮人占据。张明河向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汇报，据说叶剑英根本就没敢去讨要，只是婉转提出：你们的谈判工作业已结束，是不是让北平纠察总队跟你们一起共驻？当即被陶铸拒绝）。

回到北京的叶剑英，受到几年前一起接收北京时的晋察冀老战友彭真、薄一波、刘仁等的热烈欢迎。解放战争中，晋察冀第一把手彭真调到东北解放区担任书记，受尽了气，只有回到了老窝晋察冀才扬眉吐气。现在叶剑英在广东同样受的是这样的气，彭真能不同情吗？于是彭真将北长街81号院划给了叶剑英作为安家的府邸。这个闹市中特别幽静的宅院，叶剑英十分满意。

近些年来为抗日将领池峰城喊冤的声音不绝于耳，1949年4月池峰城为什么被抓？池峰城到底冤不冤？今天我谈谈我了解到的内容和我的看法。

1949年4月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出面抓池峰城，是在抓捕四存中学的张荫梧之后的一次小行动，北平纠察总队没有出面。当年的规定，大型抓捕行动由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出面，穿军装的维持市面治安，穿便衣的实施抓捕行动。

池峰城的儿子不知道，他引用到过他家的那些中共地下组织干部王甦和领导人刘仁的名字，以为可以证明池峰城的“亲共”作为。但实际上抓捕池峰城，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说了不算，他只是个执行人，真正提供情报和批捕的，正是他上面提到的那两个人，池峰城案甚至惊动了中央社会部的最高层。

抓捕池峰城的主要原因，是源起1947年9月发生的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而追溯更早的起因，要从1946年9—10月间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谈起。

1946年的9—10月间，国民党军精心制定了从北平—南口—怀来和大同两线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但作战计划刚制定出来，共军方面已经获得，于是，郭天民带二纵主力在怀来一线，晋绥的张宗逊带主力驰援晋察冀大同战场，配合陈正湘的四纵拖住国民党军，杨成武的三纵在保定周边接连展开攻势，策应保卫张家口的战局。

如果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接连碰壁，蒋介石将进攻张家口的任务给了绥远的傅作义军队，傅作义组织快速部队千里偷袭，张家口原本是不会那么快就落入敌手的。

但保定方面国民党军的机密情报泄密，国民党情报机构展开了秘密调查，1947年9月，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发，军统在公署和池公馆内一举逮捕二十多名高级军官，其中包括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参谋主任石淳、高参室主任余心清等多名在国军高层潜伏多年的卧底，这些人多在审讯后被杀。怪异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池峰城，直到当年底才自行申请辞职，随即被授予1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的虚衔开始隐居。是以池峰城在这件大型谍案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蒋介石为什么会把他放过了，而同样通共的高级将领黄樵松就被杀掉，这一切自然受到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严重怀疑（据说，池的秘书解放后曾揭发：池峰城真心向敌，假心向我，勾结军统，等待台湾反攻）。

北平起义的时候，池峰城自称能策动军统北平站，这也是一大疑点。一个杂牌军的将军，怎么会和军统的机构及领导人关系这么深，敢说出这样的大话。

再回到池峰城故事的开始部分：池峰城之子池皓回忆说，池家成了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与中共代表联系的地点。策反成功后公安局二处冯基平处长派任远科长到到池府联络工作。冯基平处长在北平城外亲自会见了徐宗尧站长，对其进行了肯定和鼓励。保密局北平站最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接收。

但这位徐宗尧先生并没有为池峰城打保票，1949年4月，根据中央社会部的指示，冯基平亲自主持了对池峰城的抓捕和审讯。正因为证据与供词高度可信，所以池峰城没有再被释放，关押五年后病逝。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不断，滥捕错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但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如果当年池峰城案是错案，应该能听到纠错的消息，但一直没有，这也说明池峰城一案是板上钉钉的铁案。

我不倾向于池峰城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军统对中共地下党成员的侦破和抓捕行动，但当这个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面临被侦破之后，池峰城采取了积极划清界限，参与揭发检举以保障自己的平安无事。所以最后他只承担了有限的“领导责任”，被蒋介石免去实职，给了一个“中将高参”的虚职。

发生在1947年9月的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无疑是中共情报工作的一大损失，中央社会部对此耿耿于怀，非要报仇不可。池峰城不过是这个报仇环节上的一个小螺丝扣，撞在枪口上了。

池峰城冤吗？人被关押病死，家产被剥夺，看似很冤。

其实比他更冤的，是那些在战争年代中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们。

chi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