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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旧闻新读】实事求是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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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1 14:56: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池必卿同志在贵州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办的事情比较多。但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还是他在贵州敢于决策,从贵州农村的实际出发,放宽农业政策,支持推行包产到户。这件事是最主要的,值得大书特书。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全省农业合作化以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偷偷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可以避免“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生产积极性低的现象。

  1978年3月,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16个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增产效果比较明显。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的做法,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广大农民把这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全省各地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他们理解现在的政策放宽了,能搞包产到组,也能包产到户。这就连起来了。

  随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发展很快。从1979年秋收开始,到1980年春耕大忙前,贵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实际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农业文件,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我理解有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反复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第二点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好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

  1979年4月,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农业领导小组,协助省委抓好农业工作。当时我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兼科委主任,搞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和民族方面的工作。1979年5月以后,我调整到农业战线搞农业工作。常委里头搞农业的还有张玉环,老同志有吴肃、张军直,那时人比较多,也比较强。1980年1月4日,中央批准我为贵州省委书记,同月省革委改为省人民政府,我当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池必卿同志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苏钢同志是省委书记兼省长。对于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起初省委的意见是要纠正。1979年12月,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草案)》,重申“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1980年1月,省委转发《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再一次强调“三不许”的规定,并要求“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春耕大忙前,把容易纠正的先纠正过来,恢复集体生产”,其余的也要“确定纠正的步骤和方法”。

  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全省各地立即派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行为强行纠偏,打算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现象,及时扭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这种强行纠偏的做法,遭到了广大农民本能的抵制。有的地区向省里“告急”,省里也很被动,形成了“顶牛”的严峻局面。

  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我是知道的,省委下发的纠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文件,我也是同意了的。但是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势头很猛,农民群众要搞,又该怎么办呢?我感到不晓得怎样搞才好。

  正在这个时候,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副秘书长钱云洲联名写信给中央的华国锋,也抄了一份给我。信里说:“我们山里东一家西一家,居住分散,有的已包产到户。看来(这种情况)死活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希望中央支持我们,不要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封信春节前送到我手里,省里正在要求纠偏,感到压力很大。以前碰到这类问题,不是支持就是反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我不是书记也就算了,但我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不表态也不行,很作难。

  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春节过后,我向池必卿同志请假,要求去遵义地区作调查研究,没说调查什么内容。正月初五(1980年2月20日),我邀了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一行三人登上一辆“伏尔加”车去遵义。遵义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贵州是比较好的,但同样有起伏,去这里调查很有代表性。

  当时的遵义地委书记是李明,刚从黔西南州调去不久。考虑到他们刚过年,也想了解遵义农村的真实情况,就没有请遵义地委的同志一起参加调查。我们第一站到湄潭,我把铜仁那封信的意思跟县委讲了一下。县委书记杨春时说,要按省里的意见办,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要是搞包产到户,又怕犯错误,我们当县委书记、县长的也很苦恼。我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调查研究这个事,调查以后再看到底怎么搞。

  在湄潭县兴隆公社调查时,公社书记承认搞了包产到户,并说搞包产到户好,怕就怕你们来纠偏。当时在场的还有公社的其他干部,大家议论纷纷。一位供销社的主任说:“你们怕什么?土地是集体的,公安法院是你们掌握的,我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了,你们把我们拉回来嘛!”

  我们从湄潭县到凤冈县,再到务川,还到了毗邻贵州的四川彭水县(现属重庆市)。彭水县委的同志谨慎地介绍说,县里个别的生产队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有多少说不清。在南川,看到一男一女正在田里薅麦子,我就问他们:这地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他们得知我们是从贵州来的,就放心地说:生产队的田有三分之一分给个人作为口粮田,三分之二是集体种的交公余粮。又说,个人种三分之一的田就够吃了,只不敢让上头晓得。

  离开南川以后,我们又到道真、正安,再从绥阳返回遵义,遵义县是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站。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跑了遵义地区7个县的10多个公社,访问了几十户搞包产到户的农民。实地看到,农村不但有搞包产到户的,而且搞了包干到户的,确实比集体种的庄稼好。经过这次调查,我感到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选择。

  回到遵义地委,正巧碰上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李明要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谈一谈。我说,这一次调查后思想有了变化。原来说要纠正包产到户,现在看来纠也纠不了,横竖都是顶牛,再要纠偏,今年春耕生产恐怕搞不上去。纠还是不纠,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怎么搞,我说了也不算数。先听你们的意见,第一征求地委的意见,第二征求县委书记的意见,然后回去向省委汇报。省委如果同意不纠,另外再部署,如果不同意,那还得按原来的要求坚决纠正。

  李明召集了地委、行署的几位负责同志,我就向他们先说了一下。多数同志表示支持,他们说,第一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也不改变;第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只要抓住这两条,也不是什么方向、路线问题。一位副专员讲,得向省委报告,不然就搞乱了。李明书记、辛墨林专员都建议我再跟县委书记讲讲,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也有好处。

  这样我就跟县委书记讲了讲个人的看法。我说,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有的搞了一年,没有搞的也在蔓延。现在到底是坚决纠正还是引导他们搞好?我倾向于认为,强行纠正不好纠正,明纠也要暗搞。还不如公开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干脆公开,引导农民把它搞好。我们领导干部的想法、做法,要和农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把农业搞上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干群关系,就像猫鼠关系,我们和农民群众老是想不到一块去。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我们想到东,他们想到西,我们说农村形势大好,他们说小好或不好。老是这样顶牛,农业也搞不上去。现在再继续同他们顶牛,纠了以后他们还要再搞,这样大家都不踏实,还是搞不好的。多数县委书记听了以后,赞成积极引导农民搞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愿意搞集体的也可以。

  最后我说,今天跟地委讲的、跟县委书记讲的,只是通报我来调查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个人意见。省委知道我来调查,但不知道调查哪样东西。省委同意还是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报告,省委研究决定以后再作传达。

  这次调查历时21天。回到贵阳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太大,就直接去找池必卿同志。大约是1980年3月12日(正月二十六),我到了池必卿同志家,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下去调查的活生生的情况,正面反面的都作了汇报。池必卿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同意。又说,你讲的这个事大了,光你说了不行,今天晚上开书记会。

  池必卿同志对搞不搞包产到户,尤其对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坚持农业合作化以来的那种做法,也有想法。早在1979年底,他指示省委办公厅整理一份全省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资料,印发省委常委参阅。我给他汇报时,他说乔学珩同志提出过,可以允许农民在集体地里套种红苕归个人。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晚上8点开书记会研究。

  当晚的书记会,只要书记、副书记参加。池必卿同志是第一书记,苏钢同志是书记兼省长,我是书记兼副省长。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有:苗春亭、徐健生、陈行庚、吴实、李庭桂。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哪个参加哪个不参加,都是池必卿同志亲自定的。这个书记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是在池必卿同志家楼上的会议室里开的。

  这个会议比较神秘,不让秘书到会作记录。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汇报,讲了以后就讨论。吴实说,我当红军出生入死,是要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做事的。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想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让老百姓富起来。但是搞来搞去,到现在也富不起来,连吃饭都解决不了。我们想的是很好的,但就是干不上去,方法上有问题。说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干起来就不依靠,也不相信。我看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现在去纠正也不好纠,纠了以后他们还要搞。徐健生说,搞来搞去饭都搞不了吃的,我们这些人是“抵门杠”。上头不叫搞,我们跟着不叫搞,老百姓要搞,我们在中间成了“抵门杠”。我现在不再当“抵门杠”了,要和农民群众一起干,我们的干部也不要当“抵门杠”了。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搞上去,我们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还要他们干,怎么干得上去?

  池必卿同志说,我支持。我知道在党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贵州这样的地方,我同意搞包产到户,具体就看怎么去搞。这个时候有位同志说,我建议请示一下,中央同意以后再搞。池必卿同志说,要请示哪个批准,哪个同意你搞?要干就不要汇报,如果要汇报,我看也没有人批准你搞。我们省委干,我们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最后书记们同意池必卿同志的看法。都说,不要汇报了,我们自己搞,责任自负,敢作敢当。池必卿同志说,光我们书记定了还不行,开常委会,朝文同志把他调查的情况和他的意见跟大家一起讲。

  隔了一天,常委会在池必卿同志家楼下的会议室召开。池必卿同志主持,先由我讲,然后讨论。在会上,书记们都支持,同意搞。常委里有的同志说,搞了包产到户,集体财产恐怕会被破坏,树子会被砍伐,带来负面效应。池必卿同志说,要搞。我们加强领导,要把工作搞好,把损失和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就行了。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下面正在贯彻省里强调“三不许”的那两个文件,正在强纠硬扭包产到户,今年春耕要受影响。应该开个全省电话会议,解决当前的问题。常委会同意了我的建议。池必卿同志说,立即停止纠偏,不要影响今年的春耕生产。

  1980年3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州市的书记和专员、州市长以及农委主任参加。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主讲。主题就是:承认现状,停止纠偏。会上没讲省里那两个强调“三不许”的文件作废,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不再纠正包产到户。

  那天的常委会决定,第一开电话会,第二下去调查。池必卿同志说,常委、书记,除了个别实在下不去的以外,包括我在内,都要下去一个月,调查现在农村的情况,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按照当时的安排,池必卿同志到黔东南,我到黔南,每个地区都有书记或常委去搞调查。调查时间从1980年4月上旬到5月上旬。

  调查回来以后,5月中旬,池必卿同志主持召开了连续9个半天的常委会,半天工作,半天汇报。下去调查的同志分别汇报调查的情况,畅所欲言,正面反面的都可以讲,同意不同意的都可以讲。人人都讲,时间不限,那9个半天的常委会就是这么来的。这次会议决定放宽农业政策,由省委办公厅组织一个起草小组,起草一个正式文件。会后先发一个通知,即《关于立即制止纠正包产到户、分田分土单干的错误做法的通知》,正式停止执行强调“三不许”的那两个文件。

  1980年6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传达那9个半天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讨论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决定。最后形成的正式文件,标题定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7月15日,池必卿同志审定签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1980年省委38号文件。文件里讲,生产落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类似的省委文件,只有贵州,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池必卿同志为贵州允许实行包干到户据理力争,说了那句后来很有名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1980年12月,省委在写给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报告了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的情况,并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上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到了1981年底,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贵州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了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其中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现在回头来看,在贵州放宽农业政策,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件事情上,池必卿同志所起的作用既可以说是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作用,反正作用很大。依我看,他在贵州搞得真正有点振动的,也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当然还有好几件事也做得很不错,比如落实贵州干部政策,解决贵州“四清”遗留问题。

  那个时候思想比较活跃,群众敢搞,我们也敢思考。这还是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没有三中全会也就没有思想活跃,我们也不敢去调查研究包产到户。池必卿同志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问题的提出,是由铜仁地委那两位同志的信引起的,然后我去遵义调查,回来向池必卿同志汇报。这样才有:第一召开书记会,第二召开常委会,第三停止纠偏的电话会,第四一个月的下去调查,第五9个半天的常委会,最后第六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这项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召开书记会开始,都是池必卿同志亲自领导的。

  池必卿同志的功绩也在这里。因为是我个人向他汇报,他表示支持才开书记会,他不支持那就完了。我是刚刚提起来的书记兼副省长,他是第一书记都不同意,我能咋办?再消极也得继续纠正包产到户。第一书记他要支持你就干得成,不支持你就干不成,甚至犯错误受处分,或者说你搞资本主义。池必卿同志敢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敢作敢当,明确表示搞错了我负责,这样才有后来的那些工作。这个过程搞清楚了,你就可以看出池必卿同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看出他对贵州工作的作用和贡献。

原文:作者: 王朝文  编辑: 李茂,《贵州日报》http://gzrb.gog.cn/system/2008/09/04/0103433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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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顶云公社社员“包干到户”签字场景(场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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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关岭县农村干部总结“包干到户”成效
领导赞皇“红五月”运动的赞皇县委书记池必卿。.jpg
领导赞皇“红五月”运动的赞皇县委书记池必卿。
“如果一个事物一个人,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那么大概率是错的、假的、低劣的。
最了不起的人和事,
都简洁而优雅,朴素到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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