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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闯关东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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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6 11:3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闯关东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谈到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人们多会想起“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但对“闯关东”似乎知之甚少。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约略地反映出一些有关“闯关东”的历史情况,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关注。那么,真史中的“闯关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如何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这段移民史?“闯关东”体现和孕育了怎样的人文精神?请看———

  主持人李庆英

  话题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徐彻(辽宁古籍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王振忠(复旦大学教授)

  刘德增(山东教育学院教授)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再现了近代中国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段移民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规模的移民现象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如“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其形成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那么,为什么把关内向关外移民的这种现象称为“闯关东”呢?

    葛剑雄:“闯关东”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了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10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但对出关于“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到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都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得不到保护和救援,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王振忠:“闯关东”是17世纪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闯关东”的移民浪潮才有所消歇。纵观“闯关东”的历史,其移民数量之众,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均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徐彻:“闯关东”中的“关”,指山海关。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清初移民、清末御俄、关内逃荒迁徙、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新中国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

  顺治八年(1651年)是“闯关东”的起点,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

    主持人:“闯关东”这一移民现象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现的?

    刘德增: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开始的。顺治元年(1644年)8月20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一般认为,顺治八年是“闯关东”的起点,很多“闯关东”者的族谱把他们“闯关东”的年份定为这一年。顺治十年(1653年)9月17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两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100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60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50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顺治十一年,他招徕民户140家,被授予辽阳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年)6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6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3年起科。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10年起科。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3年起科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6年起科。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科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11月11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10月初1至11月初9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200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此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

    主持人:《闯关东》这部历史剧是以一户山东人家“闯关东”为线索展开的,这是否也反映了山东人是移民群中的主体?历史上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闯关东”?

    徐彻:“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众,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

    刘德增: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3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例如,《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8月24日报道:

    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200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8000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闯关东”中山东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两人干了3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3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7天7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3天吃了个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主持人:为什么山东人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去“闯关东”呢?

    刘德增: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作是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山东民间有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在由血缘、地缘、业缘编织成的移民网络中,东北地区的内在拉力和华北地区的驱动力被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闯关东”现象
    主持人:作为一种移民现象,“闯关东”有何特点?

    刘德增:历史上的移民有“政治型”移民、“经济型”移民。“闯关东”属于“经济型”移民,而且这种移民多是“候鸟式”,即春去秋归;或在东北待上三两年,然后就回归故里。这种“候鸟式”的移民活动,在东北地名上也留下了印痕,如山海关外三里,有“凄惶岭”,又名“欢喜岭”,这里曾是“闯关东”人的暂居地。

    王振忠:与其他移民现象相比,“闯关东”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特色。一方面,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之人地关系,自然灾害,兵燹战乱,繁重赋役,人口压力,在华北各省形成强大的驱动力,驱使大批移民外出;而另一方面,白山黑水,地广人稀,物产丰饶,东北各地相对优越的某些自然条件,又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吸引着毗邻省份的下层民众。一推一拉,循环往复,一旦有人在迁入地站稳脚跟,在由血缘、地缘、业缘编织而成的移民网络中,此种拉力和驱动力便被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闯关东”现象。“闯关东”的移民构成了东北人口增长的主体,极大地接近了东北与山东等华北各地的联系。
    主持人:“闯关东”的这些人主要是靠什么来谋生的?
    徐彻:这些人在关东主要从事的活动有:一是垦殖,关内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耕作方法,他们从事垦殖,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养蚕,许多汉民在辽东上山养蚕抽丝。“现在山东流寓民人,搭盖窝棚,俱以养蚕为业”。清廷大量招募“放蚕之人”,促进了柞蚕业的发展。三是开矿,据史料记载,仅在辽阳等处从事挖煤的就有1000余人。还有汉人流民从事开矿冶炼硫磺。四是煎盐,很多汉人流民在辽东从事煎盐行业,得到政府的准许。五是手工,清廷注意招徕身怀一技之长的技工来关东工作,这为推动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六是经商,也有些汉人流民从事商贾活动,并得到清廷的政策支持。
  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社会经济,进而推动了东北城市的近代化
    主持人:大批的关内人移民东北,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振忠:“闯关东”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在民族关系上,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葛剑雄:自1860年清政府采纳移民实边的建议后,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山东半岛渡海,或从山海关等地出关,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很多将荒原开垦成农田,建起一个个居民点和城镇,修通了连接各处的道路,又伐木开矿,建起矿山、林场、工厂。随着东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新的县、厅、州、府不断设立,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北的人口估计已有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式设置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这标志着在短短的40多年内,陆续迁入的上千万移民使东北达到了与内地各省大致相当的水平。
    徐彻:大批汉人流民的涌入,使得关东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生活绚丽多姿,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此外,移民潮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而且创造了东北特有的“创业文化”,比如创造性、流动性、平等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秩序。
    葛剑雄:历史上,由于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山东文化也就大大影响了东北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东北的文化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上就是山东的口音。可以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是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对保全祖国的东北边疆作出了贡献
    主持人:我们知道,近代历史上,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一直成为列强的觊觎之地。那么,如何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闯关东”的地位和贡献?
    王振忠: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葛剑雄:早在康熙年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地区的边界。但俄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大批俄国移民来到远东,到19世纪前期已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内。而清朝却一再重申并加强“封禁”,使黑龙江和吉林两个辖区内人烟稀少,兵力不足,保留着大片无人区。如黑龙江以北几十万平方公里内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不足一万。《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是“待议地区”,并没有划定归属,但俄国势力进入后,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库页岛一向是中国领土,但清朝只接受当地土人的朝贡,从来不加经营管理,更没有想到从内地向岛上移民。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开矿、捕鱼、建教堂,争夺了几十年,作为这块领土的主人———清朝却一无所知。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还不闻不问,以致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规定岛上土人不再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吞并。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但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人已造成占有这些领土的既成事实。但已经有中国人定居的地方,俄国还不敢立即侵占,如条约规定,在黑龙江以东北的“江东六十四屯”仍归原来居民居住,由中国政府管辖。以后俄国才用武力的手段驱逐中国居民。
    面对俄国的步步紧逼,对东北招民垦荒,移民实边的建议终于为清政府采纳。1860年清政府下令开放今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移民。“闯关东”不仅不再是非法,而且经常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移民获得土地和定居也比较顺利。甲午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东北的渗透,1897年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并实施移民计划。《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每年要支付大量赔款,财政困难。由于移民放垦既能充实边疆,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
    俄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东北的觊觎和控制,日本始终将东北作为侵略中国的首要目标,并制订和实施过向东北移民的计划。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侵略军基本占领了东北,但面对3000万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扶植傀儡政权的办法。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实施“拓植满蒙”的移民计划,准备在10年内使日本移民达到“满洲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从历史上看,是当年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勇闯关东的移民和他们勤劳勇敢的子孙,开发捍卫白山黑山,保全了祖国的东北边疆,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贡献。
  “闯关东”是20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
    主持人:研究“闯关东”这段移民史有何学术意义?
    王振忠:“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对于华北和东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闯关东”,探析移民原因、移民过程、移民形式与路线、移民来源和分布,以及“闯关东”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等,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有关“闯关东”的探讨,对于研究华北、东北区域社会的变迁,地域文化之塑造,以及人口地理格局的嬗变等,均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闯关东”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尤其是山东)的人口压力,减少了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闯关东”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当然,由于“闯关东”者多为一家一户中的壮劳力,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耕地荒芜,等等,因此,“闯关东”对于华北区域社会的发展,亦存在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整个中国而言,由狭乡迁往宽乡的“闯关东”移民,亦使得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更显合理。
    徐彻:关于“闯关东”这段移民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少,成果稀,热度低。“闯关东”是一个空前的移民创举。多个世纪来,有成千上万的关内流民勇敢地闯入了关东大地。到底有多少人闯入关东,有1000万、2000万、2500万、3000万之说,这些尚待学者去论证。流民战天斗地,为开发祖国东北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另外,“闯关东”的研究对历史学、文艺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方言学、艺术学、美术学、风俗学、家族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主持人:“闯关东”孕育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何现实启示?
    徐彻:“闯关东”至少体现了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处变不惊的超常智慧、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和与人相安的和谐性格。这种精神仍是我们进行创业所需要的。
    王振忠:从“闯关东”的历史看,许多下层民众,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闯关东”过程中,无论是季节性的移民还是永久性的定居,人们都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拼搏。“闯关东”的历史,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处处体现出中华儿女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古迄今,广土众民的中国社会,农村、农民、农业始终是首要问题,“闯关东”是20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闯关东”所体现出的创业精神,对于如今欠发达地区重建创业文化,振兴区域社会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闯关东”引发的诸多问题,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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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郑板桥笔下的“闯关东”
  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中,有几首反映“闯关东”的竹枝词。
    一首写亲遇外丧:“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
    一首写去而得回:“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茅屋再新墙再葺,园中春韭雨中肥。”
    一首则写闯关东的悲剧历程:“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帝王深恩许重聚,丰年稼熟好商量。”汪阳
  2.“闯关东”始于何时?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说:有学者认为,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批的山东人就开始通过漂浮的木筏或步行等方式踏上了关东大地。以后历朝历代,不绝如缕。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山东人移民东北的最早时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闯关东”的起点。二是清朝说:从大批移民的角度,许多学者认为清朝应该是“闯关东”的肇始期,一般把顺治八年(1651年)看作是“闯关东”的起点。
  3.何谓“老边”、“新边”?
    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称为“盛京边墙”,又称“柳墙”、“柳城”、“条子边”)俗称“老边”。所谓“柳条边”,就是以柳条扎成的篱笆。“老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康熙年间清朝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又加筑了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北边的边墙,称为“新边”。边墙设边门20座,有官兵把守,以防止关内人越过。
    4.“闯关东”中的几个“第一个人”
    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被称为“老把头”;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葛汇
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对保全祖国的东北边疆作出了贡献
  主持人:我们知道,近代历史上,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一直成为列强的觊觎之地。那么,如何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闯关东”的地位和贡献?
  王振忠: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葛剑雄:早在康熙年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地区的边界。但俄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大批俄国移民来到远东,到19世纪前期已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内。而清朝却一再重申并加强“封禁”,使黑龙江和吉林两个辖区内人烟稀少,兵力不足,保留着大片无人区。如黑龙江以北几十万平方公里内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不足一万。《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南一块是“待议地区”,并没有划定归属,但俄国势力进入后,不经过任何谈判就占据了这一地区。库页岛一向是中国领土,但清朝只接受当地土人的朝贡,从来不加经营管理,更没有想到从内地向岛上移民。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开矿、捕鱼、建教堂,争夺了几十年,作为这块领土的主人——清朝却一无所知。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库页岛是俄国领土,清朝还不闻不问,以致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规定岛上土人不再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吞并。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但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人已造成占有这些领土的既成事实。但已经有中国人定居的地方,俄国还不敢立即侵占,如条约规定,在黑龙江以东北的“江东六十四屯”仍归原来居民居住,由中国政府管辖。以后俄国才以武力驱逐中国居民的手段强占。
  面对俄国的步步进逼,对东北招民垦荒,移民实边的建议终于为清政府采纳。1860年清政府下令开放今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移民。“闯关东”不仅不再是非法,而且经常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移民获得土地和定居也比较顺利。甲午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东北的渗透,1897年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并实施移民计划。《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每年要支付大量赔款,财政困难。由于移民放垦既能充实边疆,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
  俄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东北的觊觎和控制,日本始终将东北作为侵略中国的首要目标,都制订并实施过向东北移民的计划。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内地血肉相连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粉碎了侵略者的梦想。“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侵略军基本占领了东北,但面对三千万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扶植傀儡政权的办法。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实施“拓植满蒙”的移民计划,准备在10年内使日本移民达到“满洲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从历史上看,是当年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勇闯关东的移民和他们勤劳勇敢的子孙,开发捍卫白山黑山,保全了祖国的东北边疆,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贡献。
  ■“闯关东20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
  主持人:研究“闯关东”这段移民史有何学术意义?
  王振忠:“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对于华北和东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闯关东”,探析移民原因、移民过程、移民形式与路线、移民来源和分布,以及“闯关东”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等,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有关“闯关东”的探讨,对于研究华北、东北区域社会的变迁,地域文化之塑造,以及人口地理格局的嬗变等,均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闯关东”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尤其是山东)的人口压力,减少了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闯关东”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当然,由于“闯关东”者多为一家一户中的壮劳力,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耕地荒芜,等等,因此,“闯关东”对于华北区域社会的发展,亦存在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整个中国而言,由狭乡迁往宽乡的“闯关东”移民,亦使得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更显合理。
  徐彻:关于“闯关东”这段移民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少,成果稀,热度低。“闯关东”是一个空前的移民创举。多个世纪来,有成千上万的关内流民勇敢地闯入了关东大地。到底有多少人闯入关东,有1000万、2000万、2500万、3000万之说,这些尚待学者去论证。流民战天斗地,为开发祖国东北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另外,“闯关东”的研究对历史学、文艺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方言学、艺术学、美术学、风俗学、家族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主持人:“闯关东”孕育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何现实启示?
  徐彻:“闯关东”至少体现了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处变不惊的超常智慧、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和与人相安的和谐性格。这种精神仍是我们进行创业所需要的。
  王振忠:从“闯关东”的历史看,许多下层民众,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闯关东”过程中,无论是季节性的移民还是永久性的定居,人们都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拼搏。“闯关东”的历史,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处处体现出中华儿女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古迄今,广土众民的中国社会,农村、农民、农业始终是首要问题,“闯关东”是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困境背景下民众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一条道路。“闯关东”所体现出的创业精神,对于如今欠发达地区重建创业文化,振兴区域社会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闯关东”引发的诸多问题,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闯关东的人数 闯关东的人数比例
  山东省   742,000                71%
  河北省   176,000                17%
  河南省   116,000                11%
  其他地区  10,000                 1%
  ▲历史上,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此表中的数据是1941年东北移民人口各省人数比例(资料来源:《近代东北移民史略》)。     
  主题延伸
  1.郑板桥笔下的“闯关东”
  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中,有几首反映“闯关东”的竹枝词。
  一首写亲遇外丧:“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
  一首写去而得回:“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茅屋再新墙再葺,园中春韭雨中肥。”
  一首则写闯关东的悲剧历程:“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帝王深恩许重聚,丰年稼熟好商量。”(汪阳)
  2.“闯关东”始于何时?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说。有学者认为,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批的山东人就开始通过漂浮的木筏或步行等方式踏上了关东大地。以后历朝历代,不绝如缕。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山东人移民东北的最早时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闯关东”的起点。二是清朝说。从大批移民的角度,许多学者认为清朝应该是“闯关东”的肇始期,一般把顺治八年(1651年)看作是“闯关东”的起点。
  3.何谓“老边”、“新边”?
  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称为“盛京边墙”,又称“柳墙”、“柳城”、“条子边”)俗称“老边”。所谓“柳条边”,就是以柳条扎成的篱笆。“老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康熙年间清朝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又加筑了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北边的边墙,称为“新边”。边墙设边门20座,有官兵把守,以防止关内人越过。
  4.“闯关东”中的几个“第一个人”
  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被称为“老把头”;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 (葛汇)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人类迁徙活动,“闯关东”至今竟没有进入任何一本教科书或学术专著,我们唯有从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得知其大概面貌:从顺治八年(165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大约299年的时间里,3000多万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而这,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闯关东”,如果追溯向前或向后延伸的历史,将会更加久远和漫长。
  一段被封存的往事,一段让人激扬的历史。过了多少年,过了多少辈,即使从没踏上过“故土”,可我们,以及我们这座城市,却深深烙上了“闯关东”的印记。
  “闯关东”,是一部关乎3000万人生存的移民史,是一部关乎百年大计的开发史;更是一部酸甜苦辣的奋斗史。为了传承“闯关东”的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次系列报道将通过发掘普通人“闯关东”的传奇故事,再现“闯关东”的恢宏历史,让读者对这次移民潮获得一个全景式的认知。
  ———编者按
  1644:“闯关东”的历史拐点
  “闯关东”从哪一年开始,在哪一年结束,没人说得清楚。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碎片,会发现,这个影响了几千万人的大事件,或许在先前发生的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件中埋下了苗头。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混沌的一年。
  那年的3月19日,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17位朱姓皇帝后,气数终已显尽。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而勤勤恳恳为大明王朝“工作”了十几年的崇祯帝在万寿山皇亭下自缢,享年37岁。
  然而,李自成刚当了41天皇帝,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撵出皇宫,随即将自家主子顺治推上帝王宝座。那一天,是6月5日。
  1644年刚过了一半,中国就接连换了三个皇帝,这对百姓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这半年的风云突变将给他们今后数百年间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按照史学家的观点,纵观历史,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机遇与挑战。
  自6月5日向前追溯23天,十万清军从盛京(沈阳)出征,随军人员非常多。因为,此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管理体制,这个体制使清军入关带了大批兵丁、家眷和奴仆,所谓“从龙入关”。在这支南迁的队伍中,也包括了新编入八旗的黑龙江区域土著居民。
  省社科院专家石方介绍说,黑龙江区域的土著居民被编入八旗后参与明清战争并随之入关,这不仅仅是人口的大批离去,同时意味着众多村屯的毁灭,“因为在满洲人的思维方式里,只有将居住地彻底破坏才能断绝随军迁移人口的思乡之念。”
  可见,随着清军入关,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变得零落凋敝,人口稀少,致使大片土地荒芜。而处于更北的黑龙江区域,情况就更要远甚于此。“这为闯关东奠定了有利的‘土地基础’”,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德滨说。
  流民:政府鼓励下的首批“闯关者”
  1644年9月,清军入关已经数月,年初时肆虐的鼠疫有所缓解,可是,关内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苦。正在无数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统治者一回身儿想起了留守在东北的满洲族众的生计。
  据石方介绍,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清廷屡次颁令给地方官吏,令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用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更颁发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垦户可以“免交三年钱粮,缺乏牛种者,由官府贷给”,还颁布了“移民授官”的具体措施,以此鼓励向东北移民。在如此优厚待遇的吸引下,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伙出关觅食”。
  1644年后的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清廷派往东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的“流民”,成为第一批“闯关东”的人。相比后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关东尚不需要“硬闯”。一时间,大量流民如太湖蓝藻般涌向关东地区。
  1661年正月,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即位,改年号为康熙,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始了他丰富多彩的帝王生涯。此时,大批关内百姓正在东北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二春”。
  那时,深入人心的生存规则是“种地为上”,所以,大多数的移民都留居在辽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少部分“胆大心细”的人开始以采参、狩猎、淘金等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一直向北走,不顾人参不得私采的禁令成群结队,驮负粮食,深入山林。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所载:“吉林、宁古塔一带人参采集已尽,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到赫哲人居住的森林地带和乌苏里江外,否则是采掘不到的。”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既远,一去不返。年代久了,乌苏里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汉族人民以耕种为生的村落和淘金人口集中的居住点。”
  较量:政府“禁”百姓“闯”
  自1653年清廷颁发“开垦例”,朝廷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关外盛产人参,这宝贝是旗民生计所系,可是,越来越多的流民入山偷采,屡禁不止。
  关外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正是种地的好场所,渐渐地,皇家猎场成了流民田地。
  关外是“龙兴之地”,保护满族的固有风俗对清政府来说是重中之重,然而,大量汉民“入侵”,似要抹平“龙族”血脉。
  不能不管了!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清廷开始修建名谓“柳条边”的篱笆墙,禁止百姓越过篱笆打猎、采参和恣意耕种,“边外”被划为禁区。“柳条边”南起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理论上来讲,是不准关内汉民越雷池一步的。
  但此时清廷管理并不严格,再加上一个篱笆墙实在挡不住人民求生的欲望,所以对闯关者实际上是一种半紧半放的状态。直到1668年,康熙帝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实行了24年的清政府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被取消了。关内百姓再想入关东,只有一个办法:闯!
  1668年至1860年间,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据石方介绍,康熙至咸丰朝近200年的历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出诸多的严刑酷律,始终不渝地奉行着封禁东北的政策。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廷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皆设有官卡,严行稽查。“如有展越偷渡之情弊,除该地方官从严惩处外,必将失查将军、副都统一并严行惩处。”此外,随着封禁政策的实施,在原来“老边”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威远堡至法哈特(今吉林市北法特)的“新边”。在整个“柳条边”上设边门21处,每门常驻官兵数十人,严禁汉族移民进入封禁地。“但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在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下,为求生存仍是千方百计地冒死‘闯关东’”。
  “闯民”:寻找新的土地
  山东连年灾荒,官家照样逼粮逼捐。百姓没有生路,有儿的卖儿,有女的卖女,没儿没女的卖头上的青丝。老人没指望,只好悬梁上吊、投河自尽。
  大王庄的小伙子赵平,不甘心等在家里挨饿,预备要“闯关东”,他爹赵大爷叹了口气:“不是爹不愿找条活路,是关东山太难闯了!”儿子不服气:“别人能去,咱也能去!”赵大爷一想,待在家里实在没有活路,爷俩收拾收拾就走了。
  这是民间一个叫做《接骨参》的典型故事。在闯关东的关里人中,以山东人为最多。据统计,大约有2500万山东人来到关外,占闯关东总人数的80%。另有一部分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各地百姓。
  为何山东人占了如此大比重?中国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而作为全国农业发展中心的山东首当其冲,为了能多收三五斗,人们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地方。千百年来的滥垦乱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到了明清时,黄河流域水灾、旱灾横行。对于那些耕作了几辈子的人来说,“家”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人口越来越多,当土地越来越少,当他们的周围出产日渐稀少,“离开,去寻找新的土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理想。
  山东人原本是安土重迁的典型,能够如此大批量地移民,原因几乎只有一个:活不下去了。
  “闯关东”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胶东半岛特别是今烟台、威海一带的百姓“闯关东”多浮海北上;鲁西地区的民人多取陆路。“闯关东”路上的艰辛难以用言语形容,很多人风餐露宿,一路乞讨。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并时有生命之虞,但是百姓在生计的逼迫下,其“闯关东”移民潮仍无法阻挡。移民进入东北后大部分先是定居于辽河流域,之后为了寻求生荒地又渐次北进,最终达到黑龙江区域的西部地区,这部分移民大多数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杜尔伯特旗(今黑龙江省安达市附近)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
  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则从陆路至双城堡至呼兰,并以此为据点沿旧官道北上,进入今绥化、海伦、青冈、拜泉一带,也有些移民进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等东部地区。
  移民进入黑龙江区域后,因其“偷渡”性质,既没有土地开垦权也没有居住权,只能荒山僻野偷垦地亩,并时时遭受到驻防八旗官兵的追缴、围捕、驱逐,其境遇亦相当悲惨。
  寻地之外的两种“生态”
  在浮海与路行前往关东地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去垦荒种田,但其中也涌现出了两种“典型人物”:放山人和淘金者。
  “放山”,即挖人参———俗名“棒槌”。传说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在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老把头》中,孙良和张禄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累断了脊梁骨,可还是缺吃少穿,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两人听说长白山上有人参,但那里几百里没人烟,狼虫虎豹,漫山遍野……很多人进了山,不但没挖到人参,还把命掉进了老虎嘴里。兄弟俩为了活命,顾不得危险去了长白山。春去秋来,两人居然真的挖到了不少人参,约定再挖三天就回关里老家。谁知,就在这时二人失散,孙良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兄弟。最后在大石头上划了一首诗,划完,吐了几口血,就累死了。
  实际上,孙良不见得是第一个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为“老把头”,是因为他对兄弟张禄的信义。这种信义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淘金人俗称“金帮”,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他最先整顿了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韩宪宗家的势力愈加强大,1894年,他被清廷招募,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在辽阳保卫战和海城战役中,韩宪宗的孙子韩登举带领的“敌忾军”英勇顽强、浴血杀敌,和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鲜明对照。
  在“闯民”们对孙良和韩宪宗的故事进行“无意识”口传的很多年后,一种被称为是“闯关东”的精神被后人赋予了“有意识”的提炼。这就是———敢于和磨难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敢于和命运抗争,无畏于任何阻力;敢于和自身种种不良品性抗争,无畏于任何陈规陋俗的束缚。3000万移民向陌生的地方“闯”,向艰险的地方“闯”,向有希望的地方“闯”。他们在“闯”中探索,在“闯”中成熟,在“闯”中成长,在“闯”中壮大。
  开禁放垦与清廷的解散
  1840年,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半。
  6月2日,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哈代出生;11月14日,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
  同年6月28日,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自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土地兼并、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双重打击下,脆弱而又残破的农村经济已使农民“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日给之外,已无余粮”。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关内北方诸省农村经济残破日益严重,成百上千万的破产农民离乡逃荒。
  除“闯关东”外,再无出路。清廷的封禁政策犹如一扇锈死的门,在汉族移民求生的强力冲击下出现了松动,自南而北逐步地开始招民放垦。先在奉天、吉林两省试行的招民放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仍处于封禁状态下的黑龙江区域地方官吏屡屡上奏朝廷,充分地论述了开禁放垦的利与弊,清廷统治者业经权衡后更多的也是出于无奈,终于在咸丰十年(1861年)钦准了黑龙江区域部分地方开禁放垦。
  由于此次开禁是清廷允许的放垦,加之地价十分便宜,大约是每垧上等荒地仅交荒价银3元、二等荒地2元、三等荒地1元,以致关内北方诸省的穷苦百姓蜂攒蚁聚般地涌入放垦地方。
  时至今日,研究东北移民史的专家基本有这样一个共识:自1861年开禁放垦,至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史上最大批的关内移民呼亲唤友争相迁入黑龙江区域,使土地开发进入高潮,也使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转型得以启动。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3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其中尤以“闯关东”所历经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从清朝初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余年间,先后有3000多万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离乡背井,相继踏上关东大地,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明代开始,东北一带又称关东,只不过此时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由明廷管辖的辽东地区,直到清代,才将东三省的范畴全部涵盖在内。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为加强对内地的统治而自称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汉人处于被奴役地位,清廷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故废弃长城却不废山海关,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此关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免破坏其风水“龙脉”。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以山海关为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山东人“闯关东”历来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自古以来胶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流就非常频繁,胶东一带的农民“闯关东”大多是浮海北上。而从胶东半岛陆路到辽东半岛,需环绕渤海经过山海关,再借道“辽西走廊”,绵延数千里抵达关东,鲁西、鲁南、鲁北的难民大多走此道。清末民初,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天津至山东峄县段、“京奉铁路”等路段的开通,从山东可以直接乘火车到沈阳。如此一来大大节省了路上所用的时间,但由于车票价格昂贵,很多人望而却步,大部分百姓还是携妇将雏徒步跋涉。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据《上海老年报》)
1、  一般说来,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动因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口同生活资料在数量上的不平衡。而人口迁移正是调节这两者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

2、北方人口的南移(包括两方面:A由北方草原迁入黄河流域,B、由黄河流域迁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轨迹明晰而有力,历时长久,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流,其动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策马南下逐中原,促使黄河流域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而使三大流域人口得到均匀分布,推动区域经济向前发展,也推动了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北方人民南迁有三次高潮:(1)三国两晋南北朝。(2)五代十国(3)南宋。

3、中国古代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迁移往往发生在统一王朝;迁移有由政府组织和老百姓自发进行两种方式;通过迁移,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巩固了边防。

4、清代人口比明代人口成倍增长,近代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这为国内过剩人口移居海外提供了条件(如东南亚美洲),但由于中国向海外大量移民的机会已经错过,故内地贫困人民只好向边远地区移动(西北、西北等 )。

5.影响我国人口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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