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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