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版书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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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世界上，收藏中国宋版书籍最多的单一机构，不在中国。据估计，大陆现有宋版书在1700种左右。2012年前公布的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宋刻本881部。大陆的宋元版书在3000种左右，台湾有800多部。日本有800-1000部。阿部隆一说，全世界的宋元版书总数在3000-3500部。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有140多部。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汉籍有253部。东洋文库有45-50部宋元版汉籍，奈良天理图书馆有45部宋元版汉籍。

安平秋说：

海内外总数约5500种。

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29种;

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28种；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9种；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4种；

……

共85部，实际可能达一百多部。

大陆：日本的阿部隆一先生认为中国大陆有3000多种宋元善本。

共3174种，此数字根据《古籍善本总目》而得。实际当有3500种以上。

统计数量偏少的原因：a、1972年始作《古籍善本总目》，因一些原因有所遗漏，如柏林寺的藏书；b、图书馆报书时心中无底，不知是明刻还是宋刻。c、后来又收入了一批书而未计入。

国家图书馆1215种（实际1675种）

上海图书馆414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205种（350种）

南京图书馆150种

山西应县木塔67种

辽宁图书馆57种

日本：共723种（实际约1000种左右）

静嘉堂文库253种（135种元刻）

宫内厅书陵部144种宋元刻本，质量高。（75种宋刻本，69种元刻本）

藏书价值很高：

《初学记》南宋初孝宗刊本，分前后集。前集40卷（1~33卷,37~40卷）后集20卷（仅1~8卷）。

国图仅存前集30卷，无后集。上图仅存8页。

《三苏文粹》南宋初刊本 存全本100卷

国图无此刊本，存南宋末年刊本70卷。

京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

明刻本犹多

东洋文库45种

天理图书馆（奈良）45种

《欧阳修集》《柳宗元集》

大阪杏雨书屋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1种

台湾：共712种。

（中央）国家图书馆

中研院史语所

大陆和台湾共有3886种

美国：125种（150种）

国会图书馆31种

加州伯克利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33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

……

中国的民间，还有多少宋版书？

《大观——宋版图书特展》（图录），发行人林曼丽·主编林柏亭·执行编辑吴璧雍、许媛婷·文字撰述王福寿、吴璧雍、洪安全、胡进杉、许媛婷、刘美玲·英文翻译Donald Brix（蒲思棠）·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设计印刷四海电子彩色制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一刷·定价1450元·展售处有限责任国立故宫博物院员工消费合作社·书号10:957-562-505-6及13：978-957-562-505-4。院长林曼丽的序：“‘大观’是一个结合北宋书画、汝窑以及宋版图书的大型展览，··· ···本院收藏宋版书二百余部，这次特展只选二十八种展出，比例上好像很少，但其特殊性最不容忽视，因为多属存世孤本，或为图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书籍。”

1949年，当时的多数好书都被带到台湾去了。大名鼎鼎的故宫博物院（台北）也就200多部宋版书。

2009年9月9日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1909年9月9日的京师图书馆，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民国政府就策划了"古物南迁"行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止，北方文物、文献中最精华的部分就南迁到南京--上海--武汉--长沙--重庆等地，最后到台湾省，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金文甲骨、钟鼎蠡器、秦汉碑拓、敦煌遗卷、唐人写经、佛道经藏、宋元古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顾批黄跋、辛亥墨宝……，今天，台湾岛中研院、台北市故宫博物院、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的就是这批中华3000年文明中最精华的典籍。

如今，祖国大陆的藏书界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实力，保藏祖国典籍的积德善举蔚然成风。全球华人共同寻根问祖，海峡两岸藏书家、文博界已经走到一起。祝愿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典籍重聚。

一页宋版书

黄金十六两

1996年迄今，内地拍卖会已有20多种宋版书露面，连同重复上拍的已经有100多件(次)宋版书曝光。宋、元版佛经零册、零页更是大量从日本、韩国回流祖国。5年前在北京中国书店古籍春拍场上，一页1244年(宋淳佑四年)蒙古刻《玄都宝藏 · 云芨七笺》，面积还没有洗脸毛巾大，竟以49500元成交。按当时的黄金价格，一页价值大约是16两黄金(旧制)。

这件拍品虽然不是传世宋版书中最早的，但它却是中世纪欧洲传教士们还伏在羊皮上书写经文时，蒙古骑兵最早传到欧洲的中华文明。当时，宋版书精美绝伦的感召力深深打动了刚刚统一蒙古各部落的成吉思汗。在他死后7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作了一番记录：1215年成吉思汗灭金，占领中都(今北京)，统一黄河北岸，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立志重修佛、道经藏。1244年(南宋淳佑四年)蒙古太宗在成吉思汗逝世十年时开雕《玄都宝藏 · 云芨七笺》道教经文7800卷。就是这位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第一次记载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同时，中华印刷术传播到多瑙河两岸。

欧洲人最先见到的中国印刷品是什么样？欧洲人惊叹于中国印刷术为世界级发明的最初实证是什么样？南宋末年北方蒙古刻本古籍是最佳印证。历史是无情的。1281年，元太祖忽必烈下令"独尊佛术"，销毁道教经藏，《玄都宝藏》化为灰烬，700年封尘，蒙古《道藏》片纸无存。

大概400年前的明代中晚期，宋版书就非常金贵，私人收藏者如果拥有宋版书，常引来众人仰慕。宋、元版古籍绝大部分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雕版印刷术应该产生于公元七世纪左右，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前三百年。雕版印刷在那个年代属于皇家或宗教寺庙主持的"文化工程"，以印刷佛道经文、文学家诗文，诸经正史为主。公元9世纪是个书法全盛时代，所以那时的雕版实物非常尊重"颜筋柳骨"，首创宋体字，每一页上下间距非常精美，开本阔大，纸墨精良，后人望尘莫及。宋代雕版印刷工艺形成了造纸、写字、雕刻、校勘、印刷、装订、发行的文化产业。它对西方影响巨大，可以说在这基础上宋唐文化才开始传播到西方去的。而到后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300年之后，17世纪德国人才发明了印刷术。宋朝北部的少数民族也一直在学习汉文化雕版印刷。成吉思汗横扫欧洲时，当时的货币"元钞"是用雕版印刷的，还带去了汉字版的佛道两教经文，给欧洲人发明印刷术以很大的启示。

宋、元古籍善本

天下无双

北平图书馆1931年启用文津街新馆，甲库专藏宋、元、明早期善本，其中精刻以及传世孤本比比皆是，凡3796种，78199卷；1933年赵万里先生编撰《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了当时甲库全部收藏。乙库则包括清代刻本、抄本2796种，30486卷。1933年，华北告急，北平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所藏精品相继南迁；1934年，北平图书馆也从甲乙两库中精选古籍珍本6万余册，计有甲库180箱，乙库120箱，连同敦煌经卷、明清舆图、金石拓片及其他重要馆藏，运往上海法租界仓库，企图安守。由上述几部书目，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发展到最近100年时，宋元古本大致收藏状况。其中《诗本意》宋宁宗朝刊十行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宋绍熙刊、《春秋谷梁传注疏》宋建刊 十行本等为经学孤本，今天都在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先生最早向国家图书馆捐献宋、元善本。1949年7月，周叔弢到北平开会，在书肆看到宋版《经典释文》第一册。他深知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散出的难得的珍本，就用高价买下，捐献给国家，使珍贵的善本得以完璧。从1952年开始，周叔弢挑选家藏中的上乘精品，捐献藏书给国家。第一批书是他所藏宋、金、元、明、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计715种，2672册。国家对此极为重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接接受，而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

从元代末年开始计算，宋、元版古书距今也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经历时代变迁，沧海桑田，能够幸而流传至今的宋、元版书，数量已非常有限。目前这些宋、元版书绝大多数收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的各大藏书机构中。中国大陆所藏的宋、元古本，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位，但大多集中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数家大型图书馆。百年国家图书馆珍藏宋、元古本超过3000册，其中的半壁江山是周叔弢先生捐献而打下的基础。

台湾馆藏宋、元典籍

知多少

1933年2月5日深夜，北京城戒严，在中午就已装车的国宝文物，一车接一车，告别了他们从未离开的故宫，踏上南迁之路。辗转数千里，历时十余年，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其中珍贵书籍近16万册，并于1965年建立台湾故宫博物院。1950年和1953年，大批故宫国宝秘籍又两次大规模从港口临时库房迁往台北故宫。其中如《诗外传》元刻本(天禄琳琅)、《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宋嘉定刊、《周礼疏》宋乾道间江阴军学刊本等极为上乘。1965年11月，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下设书画组管理书画、文献和善本书组，进行善本编目。1968年 7月该院分设器物处、书画处和图书文献处，在图书文献处下又设典藏(善本)、文献、满蒙藏文和图书馆 4单位，分别管理档案和善本书，并对外开放利用。台北故宫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抗日战争初期南迁的书籍，仅善本图书就有6万余册。其中有许多极为珍贵的宋、元善本书，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荟要》，都完整无缺。该处编有《故宫博物院善本书目》、《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等工具书能反映全貌。

1984年，台湾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史籍自动化计划"系统工程，意在全球因特网上，由台湾地区研发的中国古典文献资料检索功能标准化。1983年台湾"中央图书馆"开始建立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现已完成。用户可以通过利用古籍全文数据库直接获取相关的古籍资源。台湾的古籍全文数据库：汉籍全文数据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籍数据库、中华电子佛典线上藏经阁大正藏电子数据库、故宫寒泉古典文献全文资料库等可以查到众多宋、元善本的细目。该数据库正在与联合国国际图书电子系统对接，并通过联合国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系统联接，四年后可在大陆全屏浏览。

三千善本曾寄存美国

1934年，北平图书馆从甲乙两库中精选古籍珍本6万余册，计有甲库180箱，乙库120箱，连同敦煌经卷、明清舆图、金石拓片及其他重要馆藏，匆匆运往上海法租界仓库，以避战祸。上海租界也非久留之地，随着抗战局势日益恶化，经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协助，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商定，将存沪善本3万册，计有善本近3000种，分装102箱，于1941年秋分为三批，以美国会图书馆在华购买新书的名义，秘密通过已被日军封锁的上海海关，交商船运送到美国寄存。

三千善本之数，大体等于原清朝学部图书馆甲库之全部馆藏。寄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批国之珍宝，一直有中国北平图书馆派员看护负责。102箱古籍没有运回大陆，而是由美国军舰护送，于1965年11月7日运到台湾。从1966年1月5日开始，到1月19日，历时两周归档。1966年2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从三千善本中，每种各选一册，举办展览，昭示天下。如《唐史论断》宋绍兴二十七年南剑州州学刻本(天禄琳琅)、《撰图互注毛诗》宋绍熙间建阳书坊刊本等，我们今天只能到台北隔着玻璃相望。这些被称为"平馆善本"的珍贵古籍多有宋、元古本。1969年，"中央图书馆"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为题，出版了详尽书目。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利用此批古籍寄存在国会图书馆的便利条件，摄制缩微胶卷1000多卷，向世界各大图书馆销售。

隔阂 交流 抢救 归宗

以台湾版本学家昌彼得先生为领军的古籍目录学派同内陆长期隔阂。人们完全不清楚台湾宋、元版的特色。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适园藏书"两部很有意思的宋版书，即《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这两部书都是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的背面印制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间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和人名、年月和记项历历可辨，还留下了不少宋代的关防朱印，是一部难得的800多年前的官府经济史料。而大陆近60年来出土的"银雀山汉墓"、"马王堆"等的文献新发现台湾学者羡慕不已。2008年年底，海峡两岸正式"三通"，交流、互访、旅游就像走亲戚，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往来。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流失严重。近十年来，祖国大陆古籍拍卖业兴起，流失欧美的中华文化典籍回归大陆。回流的国宝都是在拍卖会上被国家机构花高价回购。从2002年起，中国正式启动了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由国家财政每年拨付5000万元用于征集流失海外和民间的珍品文物，迄今已经耗费数亿元之巨。"翁氏藏书 "、"过云楼藏书 "等的高价回流，提升了宋、元版图书。在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下，宋、元版书的魅力与日俱增。无论是在文献学、校勘学以及雕版印刷艺术等层面，宋、元版书皆对后世书籍的刊印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存世宋、元古本已稀，均属天壤孤本。两岸学者都发现古籍拍卖会上"宋、元版书目"已经成为重要的拍品，藏书界开始把两岸60年来整理出版的善本古籍书录、书目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藏书之风盛矣。大陆藏书界对台湾收藏的宋、元版善本翘首以望，部分专家近年开始从仪式化的崇拜，向深入的版本考订进军，古籍善本的"文化标志"深入人心。

台湾所藏几十万件古代艺术珍品，其中95%的文物来自于大陆历代典藏的遗存。60年前，它们漂洋过海落户台湾，整整60年的两岸隔阂，对大陆国人而言，它们依旧很神秘。祖国大陆藏书界虽怀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但很少有人见到过这些典籍。海峡两岸学者和藏书界对中华文化万流归宗的心愿迫切，散落海峡两岸的中华文明遗宝，终有团聚的一天。

陆心源（1834一1894）字刚甫、刚父，号存斋，清代医家，自著《诸病源候论校》、《外台秘要校》，但其的藏书，使其一举成名。

我们看过云楼的藏书，宋版书寥寥，还声名那么大！我国的宋版书都跑哪里去了？

如今，要看宋版书，来源多为江南。

湖州的私人藏书，起步于南北朝时期，沈膦士七旬抄书数千卷，一直被视为佳话；而沈约则以“都下莫比”的两万卷藏书，被公推为“浙江私藏第一人”。湖州私家藏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南宋时期。先是沈思“千金散尽为收书”，继有叶梦得贮书石林精舍，再是陈振孙结撰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又有周密“书种”、“志雅”两堂藏书殿于宋末。后三者藏书的规模足可与皇家藏书相媲美。

明清时期，由于藏书之风的盛行和藏家们对版本的讲求，贩书业应运而生，湖城东郊织里一带的“湖贾”驾起一叶扁舟，罗致旧家藏书，再贩给新藏之家，来往于藏家与刻家之间，这扁舟也就有了“书船”之名。

江南的条条水道，在他们的穿梭之下，成为星罗棋布的城镇间的书籍之路。可别小瞧了他们，明代著名小说家的名作“二拍”就是这些书商在看了其《初刻拍案惊奇》后，大为欣赏而促成的，其敏锐眼光绝不逊于今日的出版经纪人。

湖州同时也是当时重要的出版地之一。湖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时期的佛像佛经刻印。见于史籍或有实物存世的，有北宋《思溪藏》、《唐书》、《五代史记》等一批书籍。南宋、元、明雕版印刷常盛不衰，嘉靖以后，更与湖州书船业兴旺同步，进入极盛时期。据《明代版刻综录》统计，一百多年间湖州刊刻书籍多达四五百种，为历代之冠，而晟舍凌、闵二氏的套色印刷，是当时印刷技术的顶峰，其精印版本为近代藏书家所珍视，价值不亚于宋刻精本。

清代盛行考据之学，编纂丛书渐趋高潮，湖州刻书印书持续红火，大多为家刻本和书院刻本。

湖州的私家藏书得地利之便，数百年间绵延不绝。茅坤、茅元仪、许宗彦、严可均等藉万册书而著述等身；刘桐、沈登瀛出秘籍以助友朋治学；徐献忠、董斯张、汪曰桢等则收集湖州地方文献修撰史志；臧懋循、沈节甫、姚觐元等汇刻丛书流惠后人；陈霆、周中孚、丁杰、张鉴等则编撰目录，订正古籍，条别源流，他们为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末民国初的南浔富商如刘承斡、庞元济、张钧衡、蒋汝藻等，广购天下名本，不数年间便聚成数十万卷巨藏。

千百年来，湖州的私家藏书此消彼长，不绝如缕。藏书家竭尽心血保存了祖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古籍整理各学科的发展，许多人藉藏书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开展了卓有建树的研究工作，以汇刊丛书的方式使一批稀见古籍得以广泛流传。

湖州的藏书史又是湖州学术史的一个缩影。湖州的学术传统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苕溪两岸，桑林如廊，湖州的蚕桑之盛甲于天下；金盖山之东，湖荡池沼遍布，菱湖的淡水鱼养殖闻名全国。湖州没有凛烈的朔风，没有狂暴的海涛，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无垠的平原，有的只是舟车之利、鱼米之丰、蚕桑之盛。生活于此的百姓衣食无忧，谋生有道，菱湖之鱼、辑里之丝、练市之笔、双林之绢、织里之湖贾，正应了“湖民慧柔”、“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明《吴兴续志》)的评价。没有严竣的社会危机，没有激烈的生存冲突，湖州文人耽于安乐，勤于著述，拙于论辨性理，长于考订源流，不善玄思天地哲理，稔于辨析事物规律。

因而，湖州文人的撰著与文化贡献，集中于史学、考据学、医学、算学、农学、水利学等领域。

推究湖州的史学传统，可以追逆到沈约撰著的《宋书》。在沈约以后武康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也都是断代史的名著。一套“二十四史”，湖州人的著作就占去了其中的三部。地方志的修纂也在此时开其端绪。自山谦之《吴兴记》、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之后，湖州历代方志修纂相沿成习，见诸文字记载的共有72部各类方志，诸如《[嘉泰]吴兴志》、《吴兴备志》、《[同治]湖州府志》、《南浔镇志》(汪志、周志)等堪称中国四千余部方志中的佼佼者。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辑佚，又称考据学、朴学，因其朴实无华，不发明性理，只考究事物源流。在沈约《四声谱》之后，又有颜真卿来修《韵海镜源》，考据之学也渐成湖州的一大学术传统。

唐有徐坚汇辑类书《初学记》，道宣撰佛典目录《大唐内典录》；宋有赞宁撰《内典集》于前，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于后；元赵孟頫作《老子注》、《庄子注》；明有董斯张《广博物志》、闵齐仅《订正六书通》。

到了清代，考据学大盛，湖州学者在各个具体门类均有重要撰著，如舆地有胡渭的《禹贡锥指》，目录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文字有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金石有吴云《两轩彝器图释》，史考有沈炳震的《二十一史四谱》、《新旧唐书合钞》、施国祁的《金史札记》，校笺有郑元庆的《石柱记笺注》、戴望的《管子校正》。清晚期的俞樾则是考据学史上高山仰止的人物，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堪称博大精深。其它领域则有：明茅元仪《武备志》首创军事百科全书；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考古改新，……

山水清远，自有诗文相伴；人杰地灵，别具清隽格调。湖州历代文学创作，恰是一幅忠实纪录湖州社会生活风情的画卷。今天的武康前溪依然溪水清澈，林木葱茏，景物幽胜。不知度《前溪曲》的车骑将军沈充，为何手握重兵，却落下满纸离愁别绪。《前曲溪》，在中国古代的音律中属清商调，其清商婉约的风姿，也影响湖州后世的文学创作。《沈隐侯集》中沈约五言诗，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描写细致，一句“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思乡情溢于言表。吴均的写景散文清竣峭拔，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柳恽的《江南曲》“汀洲采白菇，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引来历代无数文人的感怀，小小的白苹洲也因此与一系列的文化名人挂上了干系。入唐以后，钱起的《钱考工集》工致清丽，孟郊的《孟东野集》孤寒奇险，皎然的《杼山集》禅隐清淡。

唐张志和《渔父词》后，湖州在宋代涌现了一批婉约词人：张先有《张子野词》、叶梦得有《石林词》、沈瀛有《竹斋词》、周密有《草窗词》等，姜夔居湖州白石洞天十年，自号白石，其《白石词》中名篇也多写于湖州。明代文人喜好相与标举，喜好结社联络，文学主张不断翻新，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文坛的这番热闹之中，湖州文人虽然不坐摇旗鼓吹的头把交椅，位列前茅的份还是有的。“明初四杰”中有客于湖州的张羽、徐贲，“后七子”中有长兴的徐中行，“唐宋派”中有归安的茅坤。要论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代湖州戏曲小说的创作。凌蒙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红拂三传》，董说的《西游补》，茅绅的《凌霞阁杂剧》、《凌霞阁传奇》，王济的《连环记》，姚茂良的《精忠记》、《双忠记》等流传至今，选人各种文学读本或搬上银屏。明清两代，湖州藏书楼遍布市邑乡镇，编纂文学总集的条件得天独厚，臧懋循《元曲选》，共收元人杂剧一百种；徐倬《全唐诗录》一百卷，康熙写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收集详备；朱孝臧《疆村丛书》，广收历代词集。

至于陆心源，也是著述等身。陆心源曾将自己的 900余卷撰著汇刻成《潜园总集》；又将藏书中的部分珍贵湖州地方文献，刊刻为《湖州丛书》。

还是回到宋版书的命运话题吧。

潘季驯，生于1521年四月二十三日（5月28日），死于1595年四月十二日（5月20日）。字时良，号印川。明朝湖州府乌程县人（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明朝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世界水利泰斗，德国人恩格斯教授叹服道： “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高傲的西方人这才开始对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初授九江推官，后升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斥抑豪强。四十四年，由大理寺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开始治黄生涯。次年，以接浚留城旧河成功，加右副都御史，寻以丁忧去。隆庆四年(1570)，河决邳州、睢宁，起故官，再任总河，塞决口。次年报河工成，寻以运输船只漂没事故，遭勘河给事中雒遵劾，罢去。万历四年夏再起官，巡抚江西。次年召为刑部右侍郎。六年夏，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九月兴两河大工，次年工竣，黄河下游得数年无恙。八年春，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九月迁南京兵部尚书。十一年正月，改刑部尚书。张居正身后被抄家，长子张敬修自缢死，全家饿死十余口。潘季驯看不下去，上疏明神宗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皇帝看了不高兴。后被御史李植劾以党庇张居正，落职为民。十六年，黄河大患，以给事中梅国楼等荐，复官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次年，以病辞休。归后三年卒。

潘季驯去世后数十年，他的一位名叫潘曾弘的族人也参与了黄河的堤防建设。只是这位潘氏的兴趣在文史领域，他志在重修《宋史》，为此收藏了几万卷的图书。潘曾弘卒于明亡前的1637年。七年之后，清兵席卷江南，汉族义土纷纷起兵反抗。地方武装的士兵为了过河，竞把潘氏的藏书投入了溪流。同时湮没于战火的，还有练市茅坤、茅元仪祖孙的白华楼藏书。

清末的藏书史研究者们将明末清初因为改朝换代的战争，而造成的文献大量损毁称为“藏书之厄”。不意，清代末年又一场令人扼腕的“藏书之厄”在湖州上演。

1910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湖州城家喻户晓的月河陆家大宅的专用河埠头旁停着几艘大船。陆府的人神色凄然地看着操持江北口音的挑夫将一摞摞的古籍从严禁家眷上楼的皕宋楼中搬人船舱，几个嘴里伊喇哇啦的东洋人正趾高气扬地指划着什么。月河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悄声议论到：“陆家大公子把他老头子收罗来的古书都卖给东洋人了：他老头子陆心源为收这些书可花了多少心机啊。大公子陆树藩做事业亏了本，就把祖上的家当贱卖脱，真做孽。”

几天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6万银两订金匆匆赶到湖州，看到只是空落落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皕宋楼藏书售卖给日本岩崎弥之助财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很快便在大江南北传开了，愤懑的文人恨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是什么让人如此扼腕叹息?原来陆心源的皕宋楼，与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号称200部宋版(即“皕宋”)的藏书，在佞宋成风的藏书界独占鳌头。

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故家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低价搜罗，仅从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一家就购得了48000多册。之后，陆心源出任盐官，资财日富，更是广泛搜集，严元照芳椒堂、刘桐眠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以及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石湖、苏州黄丕烈、仁和劳平甫、归安杨凤苞、丁兆庆等人的藏书都汇流至陆心源家中。

陆心源将藏书分别藏于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其中月河街陆宅的皕宋楼，藏宋元旧刻；十万卷楼，收明清时期的珍贵刻本、名人钞校本及名人著述手稿；潜园的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和钞本，并开放供士人阅览。

陆心源的藏书以富宋元刊本而著称。本世纪30年代有人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统计，其实数是：北宋刊本7部80册，南宋刊本114部2611册，元刊本109部1999册，都是极其名贵的海内孤本。

陆心源的藏书在1882年《皕宋楼藏书志》撰成时已达15万卷，1907年，其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藏书出售时，其实数是4千部20万卷4万4千多册。1908年陆树藩又将守先阁藏书捐助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据《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记载，有1千余部1万4千余册。由此可见，在陆心源藏书散出前，藏书总数为5千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

皕宋楼和十万卷楼系陆心源在华楼桥南堍的月河陆氏老宅中改建而成。陆氏大宅约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是一座由四条轴线组合成的庞大建筑群，现存月河街4号、6号两条轴线的建筑。

最南侧一轴(6号)前为千甓亭，是陆心源集藏汉、晋古砖一千余方的处所，这些古砖大多出于湖州及三县六朝古墓，砖上花纹别致、字迹奇异，特别保留着许多古代纪元、地理、官制、姓氏等资料，现大部分存于省、市博物馆。亭旁有院，由角亭、瓢形水池及园林小品、四面花厅(干闲草堂)、小洋楼(知足庐)组成，近代词家、书法家杨岘手书的“千甓亭”匾悬于角亭，实际上那些陆心源视若珍甓的古砖主要藏于四面厅中，厅、楼在三十年代都被其孙陆熙咸改造成西式，四面厅为歇山中式层顶、嵌西洋花玻璃的门窗、花地砖铺地，小洋楼也是头戴“瓜皮帽”(观音兜)、身着“西装革履”的模样，一见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月河街4号为陆宅主轴。前有门厅、轿厅、第三进为陆宅老屋祖堂，名“恭俭堂”(与小洋楼平行)。第四进厅，则因景仰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而被陆心源名为“仪顾堂”(背靠文昌阁巷)，是陆与“苕上七才子”们切磋学问的书斋。仪顾堂与小洋楼后的三间楼屋平行，两楼楼上就是“皕宋楼”和“十万卷楼”，前檐为晾书之需另搭棚式敞轩(宽2米)，上铺大方砖，沿口置青石板；楼板均加铺成双层，以增加荷载，满足藏书功能。陆心源还在宅内设“穰梨馆”，收藏金石文物，现存二十多方名家法帖，有朱熹、文天祥、赵孟頫等人的墨迹。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的聚而复散，是湖州千年藏书史上一个凄美的片断。湖州，被王国维盛誉为“藏书之乡”，在其1500年的藏书史上，涌现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藏书之家”。

陆心源死后葬于云巢逸山，假如仅仅是个官场吏僚，早就会被人淡忘了，但正因为他是个藏书家，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皕宋楼”楼主，心源公才得永垂青史。

“皕宋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皕宋楼”的藏书，以孤本、珍本、善本为多，如北宋仁宗时刻印本《太平御览》，共1千卷，到明时已不全，流传到他手中时仅351卷，此书为刻本之祖。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主要依据此本，其它宋本如《续仪礼经传通解》、汴刻《说文解字》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版本。一生编撰过几种大型藏书目录，仿张金吾《藏书志》体例，撰《皕宋楼藏书志》120卷，40册4函，为其藏书目录，著录罕见的宋元刻本及旧抄书，普通书不录。光绪八年（1882）刊行；《十万卷楼书目》著录图书2300余种；《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收录图书700余种；《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收书凡1 300余种。尚有《陆心源捐资建阁归公书籍目录》，不分卷，收书4 200余种，115 000余卷，著录比较简单；凡《四库提要》和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所未著录之书，各撰解题一篇，叙其流别。另有《仪顾堂题跋》16卷、《续跋》16卷，两跋共收书520余种，书画51种，碑版30种，对古籍和版本目录学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刊有《十万卷楼丛书》，分一、二、三编，以四部排列，共收书52种，汇辑了流传较少的唐、宋、元人著作，以医书、笔记较多，所据均以家藏宋元善本和旧抄。卒后，子陆树藩不能守业，所藏书以12万元，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岛田彦桢作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傅增湘于1929年至日本访书，撰《静嘉堂文库观书记》，有宋元刊本4 000余册。今人徐桢基著有《潜园遗事》一书，介绍其事迹甚详。著有《金石学补录》、《穰梨馆过眼录》、《仪顾堂文集》、《宋史翼》、《金石粹编续》、《潜园总集》等。

徐雁平著文说，“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袁克文的一首诗。袁克文收书，颇有豪气，宋本不论价格，坊贾趋之；然袁世凯败后，藏书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得。十多年前读伦明“藏书纪事诗”，现在能记住的也就这一首。不多的文字背后有跌宕的波澜，书之聚散如此迅速，确实有些让人惊心动魄。

后来又看到一些藏书家的印记，如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宗建的“曾在旧山楼”，毛晋的“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孙庆曾的“得者宝之”，崇恩的“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等等，觉得古人对藏书的永久性保存已有疑意，遂寄希望于神灵之呵护，或训诫子孙以求持守。书之收藏只能限于一时，诸多瓦解力量，非一己一家所能左右。当我们回视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而最终又百川归海的史实时，不由得感叹变化之剧烈，同时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还有一些空落，就像面对颗粒归仓后那空阔的田野，一种繁盛的景观消失了。

像黄裳“来燕榭”那样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在今日已是稀如星凤，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书去楼空，那些曾经为人注目的藏书楼境况如何？一位爱书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数十次寻访散布在各地的藏书楼，然后将寻访经历写成十篇颇有篇幅的“藏书访古日记”，汇聚成《书楼寻踪》（韦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版）。略加统计，所访绝大多数为私家藏书楼，依书中次序，其中浙江之行访得十三家，常熟九家，扬州三家，镇江一家，苏州三十七家，宁波十四家，南京四家，湖南七家，广东十一家，山东十家，共一百零九家。这是一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绘制而成的藏书楼地图，每一藏书楼都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类似小传的文字，从那些藏书楼斑驳的影像和访古者略有沧桑感的文字中，让人感到藏书楼能存留至今日，似真有“神物呵护”。这一百零九家藏书楼大部分已失原来的形制规模，而眼下的“残存”者有一部分还是前途未卜，以下的统计或许可以略现私家藏书楼在抗战时和在近二十年里的艰难处境：

遭日寇炮火摧残者六家；被拆而部分存留者十家；被全拆者十二家；被拆而移建或拟移建者二家；被改建或重新装修者四家；被改为商用、工厂、宿舍及单位办公用房者十一家。

藏书楼的处境我亦曾目睹，去年深秋到常熟菰里镇看铁琴铜剑楼，楼里没有藏书，楼阁经日寇战火的摧毁及“文革”浩劫，只残存一角，大门被杂货店和熟食店掩映，书香荡然无存。“南瞿（铁琴铜剑楼）北杨（海源阁）”，赫赫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如此，私家藏书楼的整体境况也可想而知。《书楼寻踪》乃一己访古之所得，其他在访古者视野之外的藏书楼又如何呢？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吴晗发表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以搜辑藏书家史实为主，前文考得浙江历代藏书家三百九十九家，以地区计，杭县一百零五家，海宁三十八家，鄞县、绍兴各二十七家，吴兴二十四家，海盐二十家；以时代计，元代十五家，明代八十家，清代二百六十七家。后文考得江苏藏书四百九十家，虽未以时地统计，然大致情况应与浙江类似，即藏书家多集中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且清代藏书家数量数倍于前代。

将吴晗关于江浙藏书家的文字记录与《书楼寻踪》中的影像记录做一对比，今昔变化之迹显然。吴晗“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做此辑考，其旨趣在“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江浙藏书家史略》）。《书楼寻踪》考察的方法和范围虽与吴晗不同，但与吴晗著作之意多有近似之处，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私家藏书楼的命运，颇多具体之展现。

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私人藏书之衰落在于其自私、保管之不当以及一般民众之无识。“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冲击颇大；但此并非私家藏书楼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

“水火兵虫”被古人认为是书的“四厄”，其实也是藏书楼的“四厄”，但相较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它们对藏书楼的影响则要逊色许多。近百余年来，众多延续百余年的藏书楼瓦解终结，一些新兴的藏书家不断涌现，但数十年间又沉寂下去。

以著名的天一阁为例，将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薛福成所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和一九四○年冯贞群编印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及黄裳在一九六四年编撰的《天一阁被劫书目》比照，可见藏书在乱世流失的速度，譬如民国初年阁中藏书就被巨盗薛某窃去一千余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指出，“阁中集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一百余部。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

被瓦解的私家藏书流向何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经营实业和创办银行的藏书家所得。实业家和银行家群体的兴起，正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此中突出者有经营盐业的严遨、严谷声之贲园书库，经营地产与矿业的卢靖、卢弼兄弟之知止楼，经营纺织业、银行业的陶湘之涉园，经营盐业的张钧衡之适园和王绶珊之九峰旧庐，经营银行业的叶景葵之卷庵、刘体智之远碧楼、蒋抑卮之凡将堂和陈澄中之荀斋，经营蚕丝业的蒋汝藻之密韵楼和刘承干之嘉业堂，经营化工业的周叔之自庄严堪等等。伦明尝言：“往日藏书之事多属官僚，今则移之商家。官僚中虽不乏有力者，而忙于钻营征逐，无暇及此，亦可以觇风气之变迁也。”

随着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也成为新兴的藏书家，虽然他们收书之气魄不能与实业银行业藏书家相比，但他们的藏书精要实用，自具特色，如梁启超、朱希祖、邓之诚、吴梅、马廉、汪辟疆、陈垣、黄侃、胡小石等等。

书商在此动荡年代相当活跃，他们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伦明以为他们的作用在于“百数十年之积累，尽于一旦；万数千里之输运，集于一隅”，所搜之地，由近及远，“各省域中，先通都大邑，次穷乡僻壤，远者岁一往返，近者岁三四往返”。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购书的郑振铎致函张咏霓：“闻平贾辈近数日皆群趋至苏州，盖以苏州许博明及吴瞿庵二家留苏之书均将出售也。嘉业堂及张芹伯二处必须尽快设法。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存死亡关头也。”此语一方面可见书商之功夫，另一方面则显示私家藏书瓦解状况之一斑。

据黄裳藏书题跋集《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郭石麒至少为黄裳提供书六十八种，传薪书店徐绍樵为之提供书至少有四十四种，而郭石麒书多有山阴祁氏及九峰旧庐藏书。

典籍大规模的聚散，新旧藏书楼的起落，使得作为重要学术资源的典籍得到重新配置，尤其是对于执教于大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因此能利用以往难得的典籍或新出现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如胡适、马廉、顾颉刚、吴梅等即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买书的记录相当多，而且开始收集甲骨文献和金石文献，他和南京上海的书店往来频繁，这些在《黄侃日记》中历历可见，假设他年寿再长二十岁，凭此文献积累及其读书之勤苦，学问当能入新境界。

清人朱稻孙有《曝书》诗云：“秘阁心劳久，沙手泽传。一经余旧业，七录此重编。（先文恪赐书，兵后尽失，大父于甲申乙酉间，复为搜辑）简蚀神仙字，签题甲乙年。三冬期尽读，忍废《蓼莪》篇。”

朱稻孙是朱彝尊之孙，朱彝尊潜采堂之藏书晚年多有散佚，经其子朱文盎之搜集，再传至朱稻孙之六峰阁。阁中藏书，多有先人手泽，旧业不坠，当奋力发扬，此所谓“诗书继世长”。《蓼莪》乃《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何以报之，故有“三冬期尽读”之语，以读书传家学。

藏书或藏书楼在传统社会的存在，一般而言，是“耕读传家”的重要保证；再进一步，则可以此为基础，博取科名，经世济民。文人学者多藏书或多为藏书家，藏书家中又多文化世家，亦可见藏书之用。然而当藏书楼逐渐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时，当科举废除、读书与入仕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时，藏书楼之处境便岌岌可危。

现代教育与谋生技能紧密钩联，使得课程体系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只占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很少有人再以毕生精力来研习典籍，现代教育的垄断已使家学之传承走入绝境，“耕读传家”式的宁静被打破，人与典籍的关系也开始疏远。

安徽建德周氏家族自周馥于同光年间崛起以来，人才辈出，然于民国之后，作为一族之长的周学熙（止庵）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诗集中常有“遗经恐坠先人训”，“毕竟诗书能继世，区区衣钵付儿孙”，“他日风云当际会，诗书努力继家声”之类的诗句。为继书香守家风，他于一九二五年在天津建立家族性的师古堂藏书楼，占地二十余亩，略具园林之胜，并撰规约，颁示群从子弟；一九二六年又立师古堂刻书局，刻书以备家塾之用；一九三八年举行师古堂讲课，集群从弟子于一堂，讲授孝经及性理古文等书。家族式的竭力维持在时代洪流面前势单力薄，周家子弟，如周一良、周珏良、周煦良、周震良这一辈，大多在大学中完成学业，所习之专业已不限于传统的文史之学，习科学者大有人在，“诗书努力继家声”已被赋予新的含意。藏书家周叔晚年传所藏之典籍与子辈，也仅挑选一两种有特别意义的古书，此种传授只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有仪式意义，真正的家学已无法再传衍。

私家藏书或藏书楼的消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明显，私有财产的非法化，使得私家藏书无立锥之地，它们再一次被强力汇集到各大图书馆，私人空间的萎缩，也使得家学没有传承的余地，学术资源和学术研究集中到大城市，而且还是少数人所留意之事，整个的学术格局被改变，大城市之外，几无学术或文学可言。

汇集似是必然之事，但已造成了文化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即使在网络时代也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百川归海，我们在面对海的汪洋时，往往容易忘记那些汇注的溪流。今天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均有私家藏书楼的汇集之功，以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六大图书馆为例，即可证实这一点。

国家图书馆：有徐乃昌、姚觐元、瞿济苍、傅忠谟、周叔、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吴南青、赵元方、丁惠康、潘宗周诸家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马幼渔、郭则、马廉、李盛铎、胡适诸家藏书；

上海图书馆：有刘晦之、姚石子、封文权、柳亚子、高吹万诸家藏书；

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李国松、丁福保、刘承干、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诸家藏书；

南京图书馆：有刘世珩、邓邦述、刘承干、邓实、陶湘、张均衡、陈群、顾鹤逸诸家藏书；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陈钟凡、胡小石、罗根泽、缪凤林、倪则埙、欧阳翥、钟泰诸家藏书。

正是由于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的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作为典籍庇护所的私家藏书楼，它们曾经是一种文化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它们虽然不再担负收藏之责（天一阁除外），但它们的形制规模，它们所潜附的精神涵义，已实实在在地融于我们的历史记忆，给它们留出一个生存的空间，也就是保护我们的记忆，从而让我们多一种机缘来体味“耕读传家”“子孙永宝”的含意。

有文章总结，历史上书籍遭受的十大灾难：

第一次灾厄

战国年间学术昌盛，百家争鸣，书籍著述甚多。

秦王嬴政26年庚辰（BC221）年完成统一，嬴政施行愚民政策，下令焚书，除医药、卜筮、农业之书外，悉数焚毁。

第二次灾厄

汉朝建立后，国家重视文化，开始收集遗书。西汉末年，书籍收集甚多。

西汉末年，赤眉军窜入长安，以火烧之。

第三次灾厄

东汉和帝刘肇，致力收集，兰台、石室、鸿眉、东观，皆满书籍。

东汉末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焚毁洛阳，书籍损失甚多。王充加以收集，得残书七十余车。后李漼、郭汜复乱，残书亦遭焚毁。

第四次灾厄

汉末魏初，曹操父子喜好文学，致力文化典籍的收集，并命秘书郎郑默整理图书编目《中经》。晋武帝司马炎承继此统，诏秘书监荀勖根据《中经》编著《新簿》，并首次将典籍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西晋末年，永嘉年间（AD307-314），五胡之乱，匈奴首领刘聪攻入京城，以火焚之。

第五次灾厄

五胡乱华之时，大批士大夫逃亡江南，大量书籍也随之南迁。

梁武帝萧衍末年，侯景破京，秘书省被烧，幸文德殿遗留一部分。

后梁元帝萧绎起兵江陵，打败侯景，收集文德殿及民间书籍七万余本，运往江陵。萧绎广罗遍搜天下典籍，共得图书十四万卷，堪称皇家私人藏书第一。

西魏大军南下，合围江陵，萧绎见大势已去，躲入内殿，以书围身，一火而烬。此次焚毁几乎将江南的图书烧个精光，在当时所有的书籍都是手抄本，多为孤本善本，今只余萧绎所著的《金楼子》一种。此次浩劫，令人扼腕。

第六次灾厄

隋文帝杨坚、炀帝杨广皆好书籍，致力于图书收集。隋炀帝出游，书籍也携带前往。

后宇文化及广陵起兵，图书损失不少。

第七次灾厄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文事，至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AD618-742），为大唐文化的安定繁荣时期，大批典籍得到了妥善的收集整理。玄宗创立的集贤院，将文化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对应经史子集。

天宝年间（AD742-757），安史之乱，盛唐藏书遭到大量破坏。

第八次灾厄

唐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开始了文化典籍的修复工作。

僖宗李漼年间，黄巢之乱，皇室藏书再遭损毁。

第九次灾厄

北宋仁宗赵祯庆历年间（AD1041-1049）、徽宗赵佶宣和年间（AD1119-1126），皇室好文，文化为之一兴，在国家的致力收集下，藏书量大增。

钦宗赵桓靖康年间（AD1126-1127），金人入侵，大批文化典籍再次遭遇浩劫。

第十次灾厄

南宋，北人偏安，加之印刷术的兴盛，福建等地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在孝宗赵昚淳熙（AD1174-1190）、宁宗赵扩嘉定（AD1208-1225）年间，藏书又大量增加。

理宗赵昀绍定（AD1228-1234）年间，元兵南下，再成灾难。

这里没有元朝后来的事，纸质书籍的命运更差。我辈所知，起码清朝的文字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电脑网络，使得纸质书的地位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