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易：唐代科举及第的怪现象

池氏宗亲

唐代科举及第之怪现象
□陶  易

在我国宋代以后的科举史上，虽然也存在考试内容及程式束缚考生、考试中难免舞弊现象、录取中存在人为因素等诸多弊端，但总体上来说还算公平公正，取舍主要以成绩为标准。然而在科举刚刚起步的唐代，一切都在草创阶段，各类制度还很不健全，尤其是录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人情关节，考试仅仅是走过场而已。其中的录取环节可谓千奇百怪，严肃的国家抡材大典有时竟成为官场送人情、做交易的门径。本文即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简要梳理一番唐代科场的种种怪现状，让一般读者对唐代科举的录取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唐代科举主要包括常科、制科两大类。常科一般每年定期举行（有时也停贡举），科目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三礼、三史、道举、童子举等，其中进士、明经二科常年举行，最为士人所重，而进士科更重于明经科。本文主要以进士科为例来谈。
一、关节及第
唐代常科的主考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后归礼部负责，主考官多由礼部侍郎或中书舍人担任，称“知贡举”，也叫“主司”，及第进士则呼之为“座主”。依唐制，考生在考前可以向礼部或私人“纳卷”，也称“行卷”，即考生将自己最得意的诗文作品抄成卷子，分送给主考、通榜（知贡举所邀请的阅卷和商定录取名单的人），或是朝廷权贵、学界名流，取得他们的认可或好感，并通过他们为自己宣扬赞誉，提高知名度，这样就能增加被录取的可能性。甚至还可以通过炒作，制造一些轰动效应，例如陈子昂就曾摔琴求名，一举及第。官场、文坛的一些知名人物也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向主司推荐文才优长的考生（唐代应进士科者统称举人或进士，及第后则称前进士），并通过正常考试而录取之，是谓荐贤。但被推荐者如果并无真才实学，只缘于权贵的口头或书面关照，或因各种人情关系而被录取，则谓之请托或关节。这在唐代又可分为几种情况：
1.屈于权势   据《幽闲鼓吹》记载，元和年间，张复（《鼓吹》原作周复，《登科记考》引作张复，此从后者）为鄂州从事，元稹赋诗令府吏属和，张复却对元稹说：“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谬得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也。”（《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在唐代，不会作诗赋的进士还真少有，张复是靠他老子走了权贵的后门而中进士的，他倒也并不隐瞒。这种情况在中晚唐十分普遍。如《玉泉子》所载，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高知贡举时，宰相路岩以头年停贡举为由，特请旨于正常名额之外再加十人，并向高托付了五人，高满口答应下来。不几日，增加名额的敕旨发下，路岩手持诏书对高说：“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高只得按照路岩提出的名单依次录取（唐阙名《玉泉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那位排斥科举的李德裕，他一面主张多任用贵族子弟，一面又奖拔孤寒。进士卢肇有奇才，李德裕在宜春任职时就赏识他。后来李入朝为相，卢也进京赴举。会昌三年（843年），王起知贡举，按惯例在放榜前先呈送宰相过目，问李有无需要关照者，李答曰：“如卢肇、丁、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次而放（同上）。虽说卢肇等人出身寒素，确有才华，但李德裕身为宰相，直接点名让有司录取某人，干预礼部的录取工作，总归是不正常现象。后来即有人提议，礼部放榜之前不再向宰相呈榜。
在唐代，不仅权贵宰辅干预进士录取，有时就连公主和皇帝也直接给主考打招呼。如王维举进士时就通过岐王李范走了某公主的后门：“公主则招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再如玄宗时期，王如举进士，其岳父以技术供奉，求玄宗与其婿一第。玄宗便给礼部打招呼，令放王如及第。侍郎李莫知所从，乃以诏书请示宰相李林甫，李认为“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于是亲自向皇上奏闻取旨，令王如依例考试（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李林甫在这件事上还算坚持原则，并未希旨媚上。
降及晚唐，权贵干预进士录取的情况愈发严重。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韦保因其兄在相位，咸通十二年特敕赐及第；秦韬玉因结交大宦官田令孜，准敕放及第，名列榜中；王彦昌因家世簪冕，于僖宗广明二年（881年）恩赐及第；殷文圭因梁王朱全忠表荐及第，名列榜中。上举数例就是《唐诗纪事》所说的“唐末词场请托公行”现象（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
2.碍于交谊   所谓交谊，是指主考与推荐者或举子本人之间关系亲密，有所许诺，情面难却，关照而录取之。如《唐摭言》卷六记载：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东都试举人，太学博士吴武陵与崔友善，极力向崔荐举才子杜牧，并直截了当地为杜牧索要状头，但崔说状头已有人选了。最后双方私下协商，拟取杜牧为第五名。有人以杜牧行为放浪而提出异议，但崔郾说：“我已许诺吴君了，杜牧即便是杀猪卖酒的，也不能更改了。”再如李商隐举进士，一连数年不为有司所取。后恰逢令狐的好友高锴知举，一日在朝堂相遇，高问令狐曰：“你的朋友中，谁和你最亲密？”曰：“李商隐。”一连说了三遍，虽不曾明言请关照，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李商隐当年即登进士第。按李商隐自己所说，他此时已经数年不作应试文章，连行卷都是令狐代抄旧作献纳贡院的。假如没有令狐的帮助，李商隐很难及第（李商隐《与陶进士书》，《登科记考》卷二一引）。又据《登科记考》卷一二引《续玄怪录》，李俊应进士举连不中第，贞元二年（786年），李俊的老友国子祭酒包佶通于主司，帮他搞定。文中还描述了李俊当年本命中无分，但他巧遇送榜的冥吏，以冥钱三万买通他改换榜中姓名，后来包佶又以绝交要挟主司，主司让包佶改榜，李俊方得及第的神奇故事。然据徐松《登科记考》，当年的主司鲍防在考试中途改官，正是包佶接替了知贡举一职。徐松还指出《续玄怪录》系小说家言，未足尽据。笔者以为故事本身虽有虚构成分，但它所反映的现象还是真实可信的。
据《旧唐书·钱徽传》记载，钱徽于长庆元年（821年）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刑部侍郎杨凭的儿子应进士举，转托宰相段文昌替其子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把举子周汉宾托付给钱徽。另外朝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季弟也都参加了考试，其中杨与钱有旧交。结果发榜之后，李宗闵的女婿和杨汝士的弟弟均榜上有名，而杨凭之子和周汉宾则落榜未中。段文昌和李绅觉得钱徽不给面子，非常恼火。段文昌还面奏唐穆宗，说钱徽所取进士都是没有才学的官宦子弟。穆宗又向李绅和元稹征询意见，元稹正好与李宗闵有矛盾，说的自然跟段文昌一致。于是穆宗命王起、白居易对已中第的进士进行复试，结果有十人落选。据相关记载，钱徽这次主试的确有不规范之处，但诏书中说“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明显是在指责钱徽卖人情，但从真实情况看，钱徽实在有些冤枉。最初钱徽遭贬时，李宗闵和杨汝士都怂恿钱徽把段文昌、李绅给他的请托书信呈上，以证明自身不徇私情。但钱徽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不宜将私人书信公开，遂命子弟焚之。此举受到众人称赞，但最终钱徽和李宗闵、杨汝士皆遭贬谪。这起科场案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唐官场的朋党之争，钱徽等人只是做了牺牲品而已。而且透过这起事件，我们也能了解当时科场中请托之风的盛行。
3.迫于母命   范摅《云溪友议》“沈母议”条记载：“潞州沈尚书询，宣宗九载（即大中九年，855年）主春闱，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也？’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其知者，汝其不悯，孰能见哀？’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儿子知举，母亲说情，照顾的是自家堂房兄弟。如此不良风气已见惯不怪，不受舆论的批评，晚唐科场风气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二、机遇及第
唐代某些参加进士举的人，不一定真有才学，或是有才学而找不到门路通关节，但最终却考中了，这就要感谢机遇对他们的眷顾了。《唐摭言》中有“遭遇”、“友放”、“误放”、“放老”等，我们综合归纳为三类：
1.幸放  《唐摭言》卷八载，萧昕于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知贡举后，二十四年间未再主文，举子也不向他行卷，颇感门庭冷落。举人牛锡庶、谢登二人久屈科场，于德宗贞元二年（按当是三年，787年）再来长安应举。一日两人无意中闯入了萧昕府第，萧因久无人向他行卷，遂命左右延接之。牛、谢经询问方知是萧尚书，于是各出袖中卷轴呈览，大蒙称赏。正当此时，朝廷命萧昕复知贡举的消息传来，贵客盈门祝贺。牛、谢二人临别时，萧当面许诺二人及第。发榜后二人果中，牛锡庶还高居榜首。《登科记考》卷一九引《太平广记》又载：元和末年，皇甫弘于华州参加乡赋，因酒醉忤于刺史钱徽，遭逐出。后至陕州取解，抵京后得知钱徽知举，自知必然无望，准备打道回程。途中因梦得到启示，遂抱着侥幸心理返回长安参试。钱徽心想我明里不和皇甫弘计较，暂且让他三场考完（按：唐代常科考试每场定去留，一场不过，即不得参加下一场考试），最终不放他及第就是了。但到了最后填榜时，钱又于心不安，左改一人，右换一人，直到五更还踌躇未定，便对子弟说：“你试取下一篇举人文章来。”接过一看，恰好是皇甫弘的试卷。于是钱乃曰：“此定于天也。”遂放弘及第。
2.悯放  《唐诗纪事》卷七○载：温宪于僖宗、昭宗之间举进士，因其父温庭筠文章多讥刺时政，为人又傲毁朝士，知贡举郑延昌迁怒于温宪，遂抑而不录。后来郑当了宰相，因到崇庆寺进香，偶然见到温宪的题诗：“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把新任命的主司召来说道：“我以前主文时，因温宪为庭筠之子而嫉恨之。今见其一绝，令人恻然，希望你不要将他遗漏了。”于是温宪遂成名（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摭言》卷一一“以德报怨”条说：贾泳为人不拘细节，在做晋州节度使幕僚时，曾对客游至郡的裴贽傲慢无理。后来贾泳赴京应举，岂料一连三年都是裴贽主考，贾泳也接连两度为裴所黜。待至裴贽第三次知举时，忽然对门人说：“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其及第。又《唐诗纪事》卷七一载，诗人沈彬曾三纳省卷，第三卷有《赠刘象》诗，主司阅后，因同情刘象孤寒，三十举而无成，其年特放刘象及第。这一年是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知贡举为杜德祥，乃杜牧之子。其年榜中共录取了五位久困场屋、屡试不第的老举子，号为“五老榜”。另据刘崇远《金华子》，李景让母教严厉，景让立身端正，事母谨孝。每有过，其母辄笞之，即使景让鬓发已斑，亦不稍宽贷。其弟景庄累举进士不中，每次遭黜落，其母就笞景让之背以责之，怪他不肯向主司求关节。后来宰相闻说此事，便对主司说：“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是岁景庄登第矣。
3.误放  《唐摭言》卷八载，举子包谊曾得罪中书舍人刘太真，第二年刘主文，本打算先让包谊考完三场后再黜落。后赴中书呈榜，恰巧榜中有一姓朱者，宰相因朱叛逆，忌讳朱姓人及第，命刘太真立即换人。刘一时不知所措，脑中只记得一个包谊，于是就以包谊顶替了姓朱的。直到新进士给座主谢恩时，刘才记起包乃自己所嫉恶之人。《云溪友议》卷下“因嫌进”条载：吴武陵应举时，曾向李吉甫提出过分的索求，且出言不恭。后来李入朝拜相，侍郎崔知贡举，怀揣榜帖来相府呈报。李公劈头便问：“吴武陵及第否？”崔误认为是宰相的故交，仓猝间答曰已及第。还未等李说明白，忽报中使召侍郎宣口敕，催他回部。崔立即在榜上添注吴的名字呈上，岂料李吉甫说：“吴武陵是个粗人，怎能录取他呢？”崔这才明白误会了，但却坚持说：“吴的德行虽不知道，但其文笔确堪采录。名已上榜，不能改变。”李对此也无可奈何。又，《登科记考》卷二六引《册府元龟》，记载了五代时主司误放孔英的事， 更是令人捧腹。
三、状头的侥幸
在我国科举史上，状元实属举子中的凤毛麟角，其在明清两代的考中几率大约为二十万分之一。状元又是朝廷选拔的士子楷模，故宋元以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状元的挑选，明清的状元都经过皇上的御笔钦点，还有所谓的貌选、名选、地选、德选等讲究。总之，点状元是件极其审慎、极其隆重的事。然而在唐代的进士举中，状元（习称为“状头” ）的决定却很不严肃，不少状元根本不是凭真才实学而夺魁的，而是侥幸成名，忝居榜首。唐代状元选拔的奇特现象实在令后人难以想像。
1.私许状头  在唐代进士科举中，主司私许某人为状头的现象并不罕见，很多举子在未考之前就已被内定为状元了。如吴武陵推荐杜牧为状头，崔郾答曰已有人。《唐摭言》卷八载：王起长庆二年知贡举，“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同书卷二载：李群隐居庐山，颇为李宗闵所赏识。后来李宗闵知贡举，年方十八岁的李群来长安应举，抵京后贡院已锁，便捶门而入。李公问他下榻何处，答曰：“到京已晚，还没来得及找住处。”李公说：“要不是因为想让你作状头，就请你到我家去住了。”放榜后状头果然是李群。还有《玉泉子》所记牛锡庶见萧昕事，与《唐摭言》略异。说牛独自偶经萧昕宅院，相遇于园中，投卷谒见。时已八月，主司人选尚未决定，萧问外界舆论如何，牛奉承道：“尚书至公为心，定会再出主文。”萧说：“果真如此，你就是状头。”说话间敕命已下。牛锡庶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牛锡庶状元及第（按《玉泉子》作牛庶锡，《唐摭言》、《登科记考》、《太平广记》引《逸史》皆作牛锡庶）。
2.强索状头  《唐摭言》卷九载：礼部侍郎高锴于文宗开成初连典三年贡举，开成元年第一榜时，裴思谦拿着权宦仇士良的推荐信直接向高锴索要状头，结果被高从考场赶了出去。裴思谦临出门时厉声说道：“明年打脊取状头。”（打脊：唐时詈词，犹曰该死的）第二年高锴复知贡举，令门下不许接受请托书信。裴思谦身着紫衣，怀揣仇士良的推荐信闯入贡院，当面对高锴说：“仇军容有信，推荐举子裴某。”高无奈接信观看，信中明言让裴作状头。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皆可满足。”裴思谦说：“下官受军容吩咐，裴秀才非状元不可。”高见来人口气强硬，沉吟半晌说：“我要当面见见这位裴学士。”裴说下官便是，高锴见裴某措词和神态颇壮伟，不得已只好让他作了状元。
3.误放状头  《唐摭言》卷八：郑薰于宣宗大中八年（854年）主文，时徐州叛军作乱，郑薰欲借科举以激劝忠烈。正巧举子中有个叫颜标的，郑误以为他是颜真卿的后代，于是就将其拔作状元。待到谢恩之日，郑向颜标问起鲁公宗祠的情况，标答曰寒未有宗祠，郑薰这才明白搞错了，顿时有苦难言。有人做诗嘲之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4.自放状头  《唐摭言》卷八又载：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杜黄裳知贡举，为了显示公正，避免干请，竟未按惯例邀请通榜。待到三场试毕，面对五百多份试卷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向考生们求助，希望从中推举一位评卷写榜之人。考生中唯尹枢年纪最长，便自告奋勇，当众挥毫。每判一卷，皆直呼举子姓名，并评判其文章优劣及取舍等第，依次填入榜中。对尹枢所判，无论录取与否，众人皆称其公道。待写榜完毕，呈给杜主司定夺时，杜见状元尚且空缺，便问尹枢谁堪榜首，尹枢大言道：“状元非老夫不可。”杜公非常赏识他的自信，便让尹枢自己拿笔将大名填到榜上。这一自放状头的现象在唐代科场并非绝无仅有，《唐摭言》接着还记载了僖宗光启二年（886年）陆自放状头的事。当年陆随僖宗避难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因陆是宰相郑从谠的学生，又与中书舍人郑损有交情，便出面怂恿于六月开科场（唐代礼部试一般多在正月或二月），并推荐郑损知贡举，该榜名单均为陆自定，陆也毫不谦虚地自点状头了。不过这个陆状元文思敏捷，工于书法，为官正直，后来在朱全忠篡唐前被害于白马驿，倒也无愧于状元的头衔。
5.骗得状头  《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条还记载：贞元十二年（796年），李程参加礼部试，第二场杂文试题为《日五色赋》。试毕离开考场时，恰与值夜回家的杨於陵员外相遇，杨问赋题为何，李程从靴筒中掏出草稿递给他，杨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便对李程说：“你今年应当作状元。”但到第二场揭榜，李程却被落下。杨於陵对此深表不平，于是便将李程的赋作抄到一份旧卷子上，署上李的姓名，拿着它去找主司。见面后诓骗道：“侍郎今年所试赋，为何题目、韵脚都是举子行卷的旧题。”主司闻说很是吃惊，杨乘机出示卷子给他，主司看罢叹赏不已。杨又问道：“如今试卷中若有此赋，侍郎怎样处理？”主司说：“要是有，状元非他不可。”杨说：“侍郎已经将贤才遗漏了，这篇赋就是被你摒落的李程所作。”主司立即找来李的试卷核对，两篇一字不差。主司答应重放李程，杨於陵最终帮李程骗得了状元。据《登科记考》卷一四，当年的主司是吕渭。他于贞元十一至十三年连知三举，其间他结附裴延龄，照顾其子及第，为正人鄙夷。后又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而遭贬斥（《旧唐书·吕渭传》），可见他知贡举多卖人情。不过他能放沉沦已久的孟郊及第，也还算有怜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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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皖西学院中文系

刊于《寻根》201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