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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 李映发:“张献忠屠川”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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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14:51: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献忠屠川”的真相

□李映发

民间传说故事

过去,乃至现在,四川民间十分流行“张献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的故事。四年前,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封面黑底白字,赫然印上“张献忠剿四川”等字样。故事内容是张献忠是个杀人魔王,他和他的军队以杀人为乐,占领成都后,派兵四出去府州县杀人,称为“草杀”;把掳掠来的人集中,放宠物獒犬去嗅,被嗅者抓出来就杀,称为“天杀”;他又开科取士骗文人到成都青羊宫、大慈寺,将其全部打杀。就这样将四川人杀绝了。有私塾先生还绘声绘色,引经据典说,张献忠“一日不流血满前,其心不乐”(《蜀碧》卷三),杀得四川“无一草一木,一鸡一犬存者……血流川江,数百里不绝”(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直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四川才恢复了生气。

本人童年时多次听人讲这故事,总疑惑地问:张献忠为何恨四川人、杀四川人?回答说,张献忠少年时替人赶骡子进川,途中拉屎,用荨麻叶擦屁股而疼痛万分,骂四川人太坏,种这样恶草,誓言:“他日得势非杀尽四川人不可!”如此小事,就造大孽,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好在,中学之后进入川大历史系,也就饶有兴趣地探索这类历史疑案的究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张献忠其人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九月初十日。明朝将户口分为民籍、匠籍、灶籍、军籍,等等,张献忠祖先世代是军籍。到明中后期,军队腐败,逃军增多,他父亲已脱离军籍而务农。张献忠自幼家贫,读书不多,成年后曾在官府做捕快,后被革职,又投入军营做边兵。在军营中受人欺侮而行凶,差点被判死罪,鉴于他曾立过战功,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关入狱中。他出狱后,穷无所归,于是投入了王嘉胤义军。

明朝一代,陕西、山西、宁夏等省都驻有不少防北方蒙古侵扰的军队,称为边兵,还有运输军用物资的驿卒。明末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边兵常无衣无食。更有甚者,明末,明廷又大量裁汰边兵、驿卒。这些被裁汰下的边兵、驿卒难为生计,于是铤而走险,拉队伍造反。

崇祯元年(1628 年),陕西白水县爆发了王二领导的饥民大起义。陕西连续两年大旱,饥民吃树皮和观音土,官府还“严为催科”,于是官逼民反。一人登高呼,众人如潮涌,数月间陕北几十支饥民与边兵、驿卒的造反队伍举起大旗。边兵、驿卒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熟悉地理交通,又有一定胆识,所以一旦起事,队伍发展迅速,遂形成明末大起义洪流。

张献忠相貌奇伟,艺高力大,面目微黄,声如巨雷,在王嘉胤领导的起义军中,自领一军。他剽悍果勇,屡立战功,自称“西营八大王”。

张献忠入川

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被叛卖遭杀害后,军队由张献忠统率。在官府的追剿下,各路义军“三十六营,二十万人”分别转入山西、河南等外线作战。崇祯六年(1633年)首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等地。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下旬,张献忠率军第二次入川。他由大昌(巫山北)、大宁(巫溪)、夔州(奉节)、开县、新宁(开江),攻保宁(阆中)和广元未克,四月由达县、仪陇北上返回陕西。

明末起义队伍中另一领袖李自成(1606~1645年),原是高迎祥的部将,他们都是陕北人。崇祯六年,李自成第一次入川,破夔州,攻广元等处。崇祯九年(1636 年)七月,高迎祥牺牲,部队由李自成率领,号“李闯王”。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军第二次入川,攻克龙安(平武)、剑阁、绵州、安岳,包围成都20 余日。残酷的战争与多年的奔波,使起义队伍十三家七十二营,有的失败,有的分化组合,至此仅剩下李自成、张献忠和罗汝才三支。崇祯十七年(1644 年)春,罗汝才搞分裂通敌,被李自成杀死。当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景山)树上。

崇祯十二年(1639 年),张献忠在湖北,遭到明军主力围剿,多次失利,于十三年四月第三次转战进入四川。由巫山、大昌、太平(万源),攻保宁、剑阁、广元、绵州、梓潼、绵竹、什邡、安县、德阳、金堂、简州、资阳、荣昌、永川、泸州等县市,农民军“以走致敌”,所向披靡,拖得官军团团转,疲惫不堪。当兵部尚书杨嗣昌带领官军入川时,张献忠部队又乘隙,“一日夜驰三百里”,飞驰出川,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攻破了空虚的襄阳,杀了襄王。杨嗣昌遭此大败而自杀。

明朝末年,官军两线作战,东北抗击清军,西部镇压李自成和张献忠,疲于应付。崇祯十四年杨嗣昌自杀后,朝廷围剿方略彻底破产。

崇祯十六年(1643 年),张献忠在湖北称“西王”,攻克黄州、武昌,执楚王朱华奎沉于江。十二月,张献忠第四次攻入四川,由湖北岳州(岳阳)攻夔州,部队号称60 万人,次年春攻克夔州,六月克涪州(涪陵),六月二十日克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和“衣冠”、“士大夫”等“一万余人”。八月九日,攻克成都,而后分兵四出攻占各府州县。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公元1644 年4 月末,清兵入山海关,5 月初占领北京。1645 年春,清军占领陕西,下书招降张献忠,遭拒绝。1646年春,张献忠集众将决计撤出成都北上抗清。11月27日在北上途中因遭叛徒出卖,被清军射杀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杀人

张献忠转战16年,带几十万农民军鏖战,几进几出四川,不知杀了多少人。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说,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张献忠对王府、官员,对抵抗的官军、富户、文人,均采取镇压手段。进攻重庆时,放话在先,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均被杀,将一些顽抗的官兵的耳朵、鼻子割掉放到其他州县,企图以恐吓手段瓦解各州县的抵抗。在成都建立政权后,有时“因岁饥,转掠富户”,军队四处打粮,遇反抗者,即杀之。张献忠是造反,忠君的官僚、富户、文人认为他们是贼寇窃取天下,时时暗地纠集武装杀新官,搞破坏活动。张献忠本来对封建文人就抱着猜疑态度,在开科取士时,居然有人在青羊宫、大慈寺公开诽谤、捣乱,遭到打杀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张献忠带着几十万军队,要军饷粮食,建立大西政权,要巩固,他倘若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几十万军队饭碗咋解决?张献忠是依靠百姓,打击官府的。在湖广(今湖北、湖南)转战时,对百姓公告“三年免租,一民不杀”。张献忠进川,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子,向成都进军时号令:“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幼不留”(《滟囊》卷二),并先传“招降牌”,明令“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七);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光绪《射洪县志》卷一七);“官兵降者不杀”(《蜀龟鉴》卷二)。曾在张献忠营里待过的简州人傅迪吉的《五马先生传》和西方传教士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均详细记有大西军杀富抚民的史实。《蜀碧》中记载,四川的奴仆、佃农“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新都县农民还将藏匿田野间的知县捉送张献忠军营。义军在成都地区时,“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记事略》)。据当时人李蕃著《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所载,雅安地处边远,受到骚扰,但未受到太大的破坏。乾隆《涪州志》载,张献忠军队里“不蓄老弱,不携妇女,三日一检,不私橐金,良为悍寇”。他们是不贪财,不贪色,“饥则聚掠,饱则弃余”的“流寇主义”军队,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也一日未安静,仍处在与明朝残余势力、地主武装和后来的清兵作战中。

谁杀尽四川人

张献忠杀了许多人,官军镇压造反杀的人就更多。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载,官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随义军不敢打,而滥杀百姓报功,“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从张献忠占成都至其撤出成都仅三年,而张献忠死后,却有连续30余年的战乱:清兵入川,镇压四川的抗清斗争,不知杀了多少人;顺治四年(1647 年),清军兵败退出成都时,掳一千余人,“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明末清初,四川一片混乱,明朝残余势力、地主武装、各地土匪等,不仅攻伐张献忠余部,又相互弱肉强食,抢夺地盘,搞得村落荒芜,尸横遍野。由于天旱年荒,有的地主武装以人肉干为食。长期混战杀死、饿死的都是百姓。不久,吴三桂叛乱,八年的平吴战争,四川又是主要战场。连年战乱,搞得四川真是“雪上加霜”、“十室九空”、“靡有孑遗矣”(同治《叙永县志》卷八)!这就使得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空如大漠”了。

谁杀了这么多四川人,上述十分清楚。还得补充一点,由于战火连年,尸骸遍野,引起瘟疫,什么“大头瘟”、“马蹄瘟”、“马眼睛瘟”等,肆虐各州县。田园荒芜了,虎豹成灾,史书载虎豹成群“穿屋巅,逾城楼而下……有经数日一县之人俱尽残者”(《蜀碧》卷十)。瘟疫和虎患也消耗了不少人口。这一点,不少地方志上有详细记载。

清初四川人口绝少,大约8万人(户)。为了恢复人气,恢复社会经济,康熙皇帝下诏天下移民入川,而且采取极优惠的鼓励政策,于是有湖广、陕西、山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余省移民入川,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故事。

历史事实十分清楚,为何又将四川人口锐减全归罪于张献忠呢?“张献忠洗四川”的杀人故事来源于几本书,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沈荀蔚《蜀难叙略》、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刘石溪《蜀龟鉴》、欧阳直《蜀乱》、孙骐《蜀破镜》、毛奇龄《后鉴录》,还有李馥荣《滟囊》等,这些都是当时文人的私家著述。这些文人都是极仇恨张献忠的,如《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本人参加了张献忠的考试,虽未遭杀,但仇恨仍在。这些文人归顺了清王朝,当然不会说清兵杀人、吴三桂杀人,也不会说地主武装杀人,于是全加给“贼寇”张献忠了。他们编了一些似是而非,颇有一定趣味情节的故事,如“草杀”、“天杀”、“开科杀士子”等。毛奇龄说张献忠一次“草杀”杀了四川人六亿九千九百万。后来,有的文人还编出张献忠有“七杀碑”,碑文:“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上世纪,考古发现此碑,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其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碑今立在广汉市公园,游人均可参观。

清初修《明史》,关于张献忠的事,不仅杂采了以上几部野史资料,而且更夸大其词。该书前面说,明末四川人口三百万,而后面《流贼传》又说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十分荒唐。中国历史上人口超过一万万,还是乾隆十四年(1749 年)的事(177495035 人),直至清末,全国人口才达四万万。

攻讦敌对者,恣意至闭目瞎说,历来不少见。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都是史籍中的“权威性”著作。后来人有书为证,于是“张献忠杀尽四川人”遂成几百年铁案,文人如此说,百姓也就如此传。

听人说,不能随口伙同;尽信书,还不如无书。不过,也有文人如是说:“大抵蜀人死于贼(兵灾)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口”(《蜀警录》);顺治十一、十二年后数年,“民之死于兵者半,(余下的)死于荒者半,死于虎者半”(民国《南充县志》卷一六)。如是说,较为客观。

上述看来,张献忠也算得上是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但一直遭受骂名。在四川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大庙里有张献忠塑像,也有人烧香,但不多。这可能是至今能见到的唯一的张献忠塑像。为何此处有张献忠祠?原来张献忠到梓潼,梦见文昌帝君,于是去祭文昌大庙,听说文昌帝君姓张,就说:“咱老子和他联宗吧!”于是不杀梓潼县人,梓潼人感恩而塑像立祠以祭。有兴趣者,可去大庙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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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刊于《寻根》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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