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玑巷史事

池氏宗亲

　珠玑巷史事
　　作者：陈乐素
　　
　　
　　
　　 粤北南雄有地名珠玑，广州市内有路名珠玑，它们原来都叫做珠玑巷。南北两珠玑，不是名称偶然巧合，而是有它们历史的联系的。
　　 一九五七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油印了一本册子，题为《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不分卷，约五十页，是中山黄慈博辑的遗稿。遗稿从各种诗文集、家谱、族谱中摘录出有关珠玑巷的记载几百段，并且作了一些考校工作。这是一部在解放前若干年写成的稿子。经过作者不少岁月的辛勤劳动，单是有关的家谱、族谱，他就收集到四十余种，这就很非易事，而这些家谱、族谱多己不存了。遗稿中选载了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大量不同姓的家族先后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流域一带，世代定居下来的事迹与传说。它是一部研究广东地方史很有参考价值的作品。本文就以这部作品引用的材料作基础，对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段地方史试作一些探讨。
　　
　　　　　　　　　　　 关于南迁的传说
　　
　　 关于南迁的传说，大抵来源相同而有互异之处。黄慈博先生在遗稿中曾以三个不同姓的家谱、族谱相对校。三个家谱、族谱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而以罗谱作底本。 现将其中主要部分节录如下：
　　 宋季间(麦谱作“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谢谱不著年代)有宫人苏氏貌美贪私。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妃潜逃，扮作游妇，混杂京省。时有富民黄贮万，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备船运粮上京，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麦谱作“至临安湾泊”)，备牲酬福。时有歌女近前。万见女貌美，以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终身。因载以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麦谱作“张英宾”)行文各省缉访。终年无迹。乃复奏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之女子，即苏妃也。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麦谱作“家仆刘壮憾其主，走京师，诣英宾告其事”)，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踪。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徒。
　　 时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趾，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独藉公之恩，得赖逃生，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餐，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麦谱接云： “以竹结箪，浮浈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箪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广属香山县黄角大良，各投士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
　　 所有案卷文引，备刊于后。绍兴元年仲冬望后志。接下有《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麦谱作“《赴保昌县禀》”)，末题：“绍兴元年正月初五日词上”(麦谱作“咸淳九年正月初五日”， 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迁徙词》后罗谱有《赴难团词人九十七名》的名单，谢谱亦有而多异，麦谱无此。又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麦谱无)。铭文如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接下有《本府文引》，文如下：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团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恶孽民氏(谢谱作“素无恶孽，官矜醇民”)。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繓(谢谱作“缴”)报文，以凭造册转报施行！
　　 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四日繓(麦谱作“缴”。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十五日给”)。
　　 上刊的一篇记载，在叙述南迁原因和过程方面是相当完整的，但文字不甚通顺，又显非宋代的文书样式。更明显的矛盾是，宋无岭南道；只称南雄州，不称南雄府；地方亦无“省”之称；政府机构，无“五府”之称。时间上，罗谱作“绍兴元年”，谢谱作“开禧元年”，麦谱作“咸淳九年”，有差距，特别是绍兴和咸淳，南宋初与南宋末，相距一百多年。又所谓南雄富民黄贮万“备船运粮上京”，这样一条水路是没有的。而大致与此相同的传说，还不止于以上三个谱；甚至疍民的家谱中，也有这样大致相同的传说记载。（详陈序经：《疍民的研究》第——章：“疍民的起源”。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传说同出一源，在若干年月里，各据所闻，各参已见，因而存在着种种矛盾之说，这并不奇怪。从南雄称“府”一语，可以说明从口传到笔传， 已经是到了明代，是明朝人的记载了。矛盾是多的，但传说中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却不能忽视。我试作一些探索如下。
　　
　　 　　　　　　　　　　　　　　　　一些历史情况
　　
　　 北宋末期，由于以徽宗为首的这个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日里，就被南下的金军，占领了中原，攻陷了汴京。北宋政权结束，高宗仓皇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茄太后走赣南，在隆祐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士民在动乱中，更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这度岭的一支，经过一段时期，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
　　 据《宋史·高宗纪》，大致如下：
　　 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冬，金军分道南侵。帝如扬州。三年(一一二九年)二月壬戌，驻跸杭州。癸亥，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戊辰，出米十万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损直，以粜东北流寓之人。六月，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非军旅之事，并令从行。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略同)
　　 七月壬寅，命李邴、滕康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扈从太后如洪州，杨惟忠将兵万人以卫。(《三朝北盟会编》：“隆祐皇太后迎宗庙，省部百司赴洪州，诸路公事皆赴洪州与决。”)《三朝北盟会编》对洪州以后事，有详细的记载：
　　 八月二十日，隆祐皇太后至洪州。十月二十六日，金人自黄州渡江寇洪州。十一月六日，隆祐皇太后及六宫出洪州，舟人耿信反，扈卫军溃，九军尽反，劫夺六宫府库，一夕而尽。十一月二十三日，隆祐皇太后离吉州，至太和县，兵卫不满百人。金人追至太和。太后遂幸虔州。四年(一一三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虔州兵乱。三月癸卯朔，卢益权知三省枢密院，往从卫隆祐皇太后。八月十日，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
　　　　这些记载说明：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徒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祐太后沿赣江走洪州、吉安、虔州。太后从建炎三年七月走洪州，至四年八月回至临安，这一年之间，由于金军穷追，九军尽反，虔州兵乱，当日的士民狼狈困苦的景象是不难想象的。后来太后自虔州回临安，这些士民既没有随太后赴临安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还，因而不得不更南度大庾岭，求安身之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三月癸未条，与此有关的一段记载，证明了当日士民流寓岭南的事实。文如下：
　　 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诸禁案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
　　“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非士大夫的老百姓为数当然比士大夫更多。至于许中所说的“本路”，是指广南东西路，因为南下岭南的人，主要是从江西虔州(即赣州)度大庾岭，而不是从荆湖南路入桂林一带。当日先后度岭的士民，为数众多，他们在战乱中从中原或江南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度岭以后， 比较安全，得以喘息，因而暂止于岭下的南雄，是势所不得不然的。后来因为度岭来南雄的人陆续增多，于是其中一部分人又不得不更往南迁，也是势所必然的。这是南宋初期的一段历史。
　　 到南宋末年，由于元军的大举入侵，特别是德佑二年(一二七六年)，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宋史》卷四七，《二王纪》）。在这战乱期间，南雄居民，特别是那些原从中原以及江南度岭侨居的子孙后代人，又不得不纷纷更往南迁。他们在艰难中一批一批地结伴同行，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宋末元初的一段历史。
　　
　　　　　　　　　　　　　　　　　 历史与传说
　　
　　 上述的历史，说明两次大迁徒，一次是在北宋末、南宋初，避乱的度岭寄寓南雄；一次是在宋末、元初，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南雄更南下珠江流域一带。但族谱的传说记载，却把两次事件合而为一，有些说，时在绍兴；有些说，时在开禧或咸淳。至于所谓从冷宫逃出来的妃子， 罗谱说是苏妃，另一些族谱，如《小榄麦氏族谱》则说是胡妃。前人已经指出，这事是从宋人说部如《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演变而成。按《宋史．贾似道传》述胡妃事如下：
　　 咸淳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遂归。似道大怒曰： “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
　　
　　胡妃(一说苏妃)为尼，传说借此演变为潜逃出官为游妇，随黄贮万归南雄，再构成南雄居民因此事被逼南迁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不须穷究。但其中主要的记载，如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结伴南行一事，就很值得注意。
　　 罗贵等一行离南雄，总是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他们沿着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再从广州逐渐散处各地。他们途中又经历许多艰险，如麦谱所载： “遇风箪散”，溺毙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当是事实。
　　 综合黄慈博先生遗稿收集到的家谱族谱所载的姓氏，先后从南雄南迁的，除上述《流徙铭》中的三十三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石、雷、孔、邓、孙、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洗、祁、袁、姚、蓝、肖、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简等四十姓，连前合计有七十多姓。而七十多姓中，有不少是同姓而异宗的，如黎、麦、李、陈、张、何等。这样加起来就接近一百姓。这近一百姓人家，先后南迁，散居各地，据诸家族谱：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顺、香、东、新等六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诸家族谱、家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珠玑巷南迁来的；二、综观诸家族谱、家谱所载，从南雄南下定居地都是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两个特点：一是所从来，一是所定居地范围。这两个特点，是研究珠玑巷史的主要问题。广州之有巷名珠玑，显然是为了纪念南迁人来自南雄的珠玑巷，因为他们从北江南下，大多数是先到广州，然后散居各县，或者就定居于广州。
　　
　　　　　　　　　　　　　　　　　　为何都说来自珠玑巷?
　　
　　 珠玑巷一名，宋元时代不显。明初永乐年间，东莞陈琏写了好几篇族谱序，载《琴轩集》中，在族谱序和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等诸姓家世，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巷。万历年间，梁廷栋的《珠玑怀古》诗，有句：“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水阁诗钞》）黄公辅的《过沙水珠玑村》诗，有句： “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 “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北燕岩集》）看来梁黄当时对珠玑的传说已有深刻的印象，在身临其境时，都不禁有今非昔比之感。综上所述，《琴轩集》中族谱序多，反映元末大动乱后，明初族谱之作渐兴，而明中叶以后，南迁人的子孙又渐有珠玑是故乡之思，对珠玑的传说渐盛，明后期诗人于是有黍离之叹。
　　 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两次谈珠玑：其一，题为《珠玑巷》。他说：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
　　其二，题为《珠玑巷名》。他说：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条环以旌之。因避敬宗庙谥，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他所说：“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建炎南渡，士民入岭的多，是事实，但“从驾入岭”，则不是事实。南雄之称，始于宋初开宝四年(九七一年)，唐时没有南雄之称。至于珠玑得名，他的前一说，是宋南渡时，后一说则“始于唐张昌”，显矛盾。大概是屈翁山随手笔录传闻，还未深考。但他说：“祥符有珠玑巷”南渡入岭止于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则值得注意。
　　 在封建社会里，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故无论祥符是否有巷名珠玑，(而且南迁诸姓人多，不可能原都是珠玑巷人。)把珠玑一名，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更远的并且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不但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巷，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是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相作用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维护族姓各自权益的手段，就是利用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观念，血缘观念，而族谱的制作，就是作为权益的实证，法律的依据。家谱、族谱的制与保存，主要在于维护家长制，维护产权，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因此，家谱、族谱的记载，多自远祖始，以明渊源有自，其实多属于传闻，甚至虚构以显扬家声，而无碍于产权的确定。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异口同声，始迁自珠玑巷，这有利于宗法观念的加固，而对于产权的确定并无妨碍。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姓世系绵延，而在于他们在宋元以后几百年间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于家谱、族谱问题。以广东而论，元明以后，盛行编写；体例多以宋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谱例为准则， 以远近亲疏为别，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明陈琏《宝安罗氏族谱序》称赞罗亨信所修族谱“不强附所不知，惟书其可知”。但真能依此如实编写的，看来不是很多。因为执笔者多是族中人，况且知识水平、语言文字水平有高下。那些水平不高的，往往互相抄袭，臆度虚构，便多错误。典型例子，如《廉江遂海合博赖谱》（933年雷阳印书馆印本），卷首有所谓“宋欧阳修先生序”，序文末题“宋咸淳八年赐进士参政文忠公欧阳修顿首拜撰”。第二篇是所谓“宋胡铨先生序”，文末题“宋熙宁二年赐进士翰林院学士忠简公胡铨拜撰”。象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族谱，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了。
　　 不少家谱、族谱是蕴藏着若干历史资料的，是有助于地方史研究的，但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工夫，而首先要扫除那些封建糟粕。
　　
　　　　　　　　　　　　　　　　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关系
　　
　　 上文所载以罗贵为首的一批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他们南迁的时间，《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说是绍兴元年，《新会泷水麦氏家谱》说是咸淳九年。看来，时在南宋末年，比较近实，说已见前。总的情况是，宋季以来，一批又一批，或个别的族姓从南下珠江，大致到了元末明初便告一段落。经过元末的大动乱，明朝前期，诸族姓便纷纷各自写家谱、族谱，以维护各自家族的权益和财产。不久，南雄旧居，逐渐改变面貌，当地居人逐渐“厌说前朝有徙移”了。但是，元明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却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南迁的士民，以罗贵的一批为例。罗贵说自己是个贡生，他还未有入仕，只能说是个士人。据载，他一家男女六口，十五岁以上，男的五人，妇女一人；另外家仆二人，未成丁的三人；仆妇二人，仆女一人。他们在冈州(新会)蓈（艹＋朗）底村定籍之后，占地二十一亩多。耕地与劳动力相配，劳动力是足够的。至于其他九十六家，即使其中有些原是地主，避地南来，也是不可能把原占有的土地带来。所以总的说来，南徙诸族姓中人，降老弱病残和幼小的以外，大部分要参加劳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垦地多，而布满河流水网。他们人多势众，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起来，共同耕垦开发那广阔而又有良好自然条件的荒地，经过相当时日之后，是可以逐步变瘴地为适宜丰产的农业地区的。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这段历史的发展，可以直算到清道光鸦片战争之前。人们早就盛赞以南海、番禺、顺德为中心的产地，经过劳动人民的长久的生产实践，总结经验，创造了种种丰产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的优良养种方法。他们挖塘筑基，在塘里养鱼，塘基上种桑育蚕，用塘泥作桑、蔗、果的肥料，用蚕粪、蚕蛹、桑叶梗、蔗叶养鱼，鱼塘里养殖鲩鱼、鲢鱼(鳊鱼)、鳙鱼(大头鱼)和鲮鱼。几种鱼类混合放养，放养的数量合理搭配，互相调剂，互相利用。总的说，塘和基互养。长期以来，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
　　 重温历史：建炎南渡，流徙东南的劳动人民，在不长的时间里，进一步把太湖流域改造成为东南经济重心。元明以来，避乱度岭南来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孙后代，也逐步把珠江三角洲改造成为我国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两者都是与建炎南渡的政治事件有关的。
　　 但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也和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样，带来了阶级的分化。那些同宗同姓同族的家长和依附家长的人，恃仗宗法制、家长制的权势，一步一步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剥削压榨同宗同姓同族以至他姓他族的人，以致无数被剥削者越来越贫困，被迫流徙他乡以至国外，一部分成为海外华侨的前身。这种情况，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更为严重，连那些中农、小地主也逐步贫困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原来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自然会产生不少历史人物。试举一些度岭南迁人的后代为例：
　　 南宋的崔与之，增城人。其先世汴人（《广东通志》卷二六九。）。李昂英，番禺人。曾祖仙之， 自保昌(南雄)来迁（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九）。明罗亭信，东莞人。其先南雄人（陈琏：《琴轩集》卷五，《宝安罗氏族谱序》）。陈献章，新会人。 “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阮榕龄：《白沙先生年谱》）。
　　 屈大钧，番禺人。 “南屈珠玑实始迁”。乃至近人，康有为，南海人。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梁启超，新会人。据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梁氏世系图谱》：“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
　　 总之，南宋以来，避乱度岭，又从南雄南迁的人及其后代，对珠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有着重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