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恩良丨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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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和发动下，袍哥为西南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民初云南袍哥的活动。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了袍哥的天下。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关键在于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

关键词：辛亥革命/西南政局/袍哥/滇军援川援黔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鉴于袍哥在西南的实力和影响，对其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联络和发动工作，吸收袍哥加入革命组织，利用袍哥策反滇黔新军，依靠袍哥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基础上，以袍哥为主力，顺利实现了西南光复。西南光复之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袍哥的天下，社会破坏活动日渐增多，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对军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本文即以此为背景，力图对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进行梳理①。

一、云南军政府与哥老会

1.《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和《惩治律》的出台

辛亥云南光复，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但云南光复后，军政府都督蔡锷为稳定全省局势，于1912年2月颁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认为哥老会的创立，乃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员的加入，致使“流品太杂”。甚至出现了“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结党成群，奸淫抢掠”等不法行为，为共和政府之“法律不能容”。因此，要求“从今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已入会的，早早回头”，“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识，都要自行缴出，或缴归地方官，或缴归巡警局，或缴归自治局，就将那票布销毁了”。并警告：“若不晓得利害，执迷不悟，隐瞒票布，不肯缴出，或已经缴了，还不肯解散会党的名目，一经别人告发，或被地方官察觉，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一法，你们也改悔不及了。”②

同年3月，云南军政府进一步发布《惩治律》，对违反告示规定，开山设堂、图谋不轨、持械抢劫、抗官拒捕等行为，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惩处规定，主要包括：凡群众聚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结拜弟兄，图谋不轨者，首魁处死刑，参与谋议并居公口重要职务者，永远监禁；若抗官拒捕，持械抢劫等情，不分首从，均处死刑；将有意谋开公口山堂时，曾由该管地方官及警察命解散而仍不解散者，为首者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为从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监禁；邻里宗族及团保首人知情而不告发者，处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监禁，或处一百元以下之罚金；在开立公口时，给予场所、器械、金谷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监禁，或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罚金③。

《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与《惩治律》的制订和公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云南哥老会的活动。一些违反禁令，继续开山设堂的哥老会头子被依律论处。据《申报》报道：“滇省哥老会首傅秉章等自反正后聚众开堂，谋为不轨，业经巡警局长侦出证据，禀请正法，而傅之党羽张星之、撒云山等亦经分别监禁。”同年，秦吉五等复暗开振华会，欲为傅秉章报仇，并营救张星之等出狱，以图大举。“恐势不敌，遣人前往联络匪徒，又派人前往川黔，勾结两省匪徒来滇作乱，定于×月×日举事”④。旋被巡警局查获归案，经军政府批准，秦吉五、张星之、撒云山等一并被绑赴刑场处决。此外，李根源出巡迤西，对大理开山设堂的帮会也“立正典刑”⑤。

2.唐继尧主政云南后哥老会的再度崛起

在云南军政府的严厉禁止和武力镇压下，云南哥老会受到沉重打击而基本偃旗息鼓。但这一状况，到唐继尧任都督后，有所改变。

据记载，唐继尧主政云南后，“收入愈益减少，虽经中央检定，将应行解部之盐税、烟酒税、印花税、验契等五项专款，全数留作军政各费之用。而杯水车薪，仍复无济。且本省赋税多系沿用前清旧制，办法庞杂，税名繁多，大有物物皆税，处处征收之势。人民负担无穷，而政府则因经收人员中饱太多之故，收入全无起色，上下交困，互为因果，遂至险象环生，几于不可收拾”⑥。哥老会也乘机再起。

1913年12月，原迤西都督府都督张文光的部下杨春魁联合哥老会，在大理发动兵变。杨春魁曾充任云南新军十九镇七十六标司书和下级军官，素与地方哥老会来往密切，参加过张文光领导的腾冲起义。退伍后，很快就成为大理哥老会的负责人。起义前数月，经常利用节假日与驻军士兵秘密集会，歃血结盟，待机发动。1913年5月，同盟会员刘嘉宾回到大理，与杨春魁等人进行联系，说他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联络同志倒袁的。杨春魁即在鹤庆商人苏铮的富润号内设立联络点。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发动了驻军士兵，组织了哥老会成员，联系了一些中小商人，团结了部分知识分子和反袁士绅，争取了和地主士绅有某种矛盾的住持和尚，形成了以杨春魁、莫春荣、刘嘉宾、马忠堂等二十余人的领导骨干。同年12月8日晨，大理北门外驻军三营首先发动，一营响应，起义士兵“尽称哥老会”⑦，不到一小时，三文笔兵营被占领。接着，起义军与城内外的响应者会合，自北门进入城内，分兵数路，进占饷械局、县署、警察局、旅司令部、炮队和电报局。至午后四时，起义军控制了大理，组设了云南同盟独立总机关部和云南迤西总司令部。杨春魁就任云南迤西总司令，刘嘉宾、田克勤任协司令，宣布秉承孙中山的意旨，脱离袁世凯，即日独立。杨春魁还分路占领邓川、弭源二县，占据乔后井盐局，“所过地方，追逐官吏”，以致“迤西全局，风鹤告警”⑧。但由于大理起义后经杨春魁同意成立的大理警务保安团，为清末云南提督李复兴所操纵，暗中勾结驻守下关的起义军连长栗飞鹏等，倒戈叛变，于12月24日，攻陷大理，杨春魁遇害，起义军领袖有的被杀，有的避走，残部相继溃亡，杨春魁兵变失败⑨。

继大理杨春魁起事后，临安哥老会首领张禄也在1914年4月发动起义。张禄“曾充防营管带，平日招纳亡命，多购枪支，挟以自雄，彼一呼可得数千人”，在临安、蒙自、个旧各地均有其势力。1914年春，张禄倡立大汉同胞会、共和会，串联临安驻军步兵九团部分官兵密谋起义。4月17日夜，驻军九团第三营首先发难，在哥老会支持下入城占据西门城楼，接着猛攻团部，击毙官兵多名，并围攻县署，“烧抢富滇分银行、民居商号，占电局，毁电线”。九团第一、二营旋即于4月18日夜响应起义，自毁营房，率队携械，向省城进发。袁世凯闻讯后下令唐继尧平叛。5月，张禄被团绅乡勇枪杀，起义遂告平息⑩。

除发动兵变外，这段时期云南哥老会肆意抢掠、危害社会的活动也不断增多。

1916年9月，通海县之校场坝、横水塘、沙石坡等地商旅，相继被盘踞在河边小红寨的哥老会百余人拦路抢劫，“商旅不通，厘税大减”；黎县地界，版舆极宽，所属村寨，大半系滇越轨道经过地点，“抢匪最多，抢案无日无之”。再如滇桂交界之陆凉、师宗诸县，虽地居偏僻，哥老会势力极盛，平日已抢劫不已，1916年秋间，又有大股哥老会数百人窜入，盘踞来邱、雄山一带抢劫，“凡往返乡村无不遭其蹂躏，如上下鸭子塘、□山街诸处，资财被其抢劫，妇女被其奸淫，种种为恶，难以枚举”，警匪接战，“匪多警少，不能取胜，警长华秋及警士十二名均被匪等所杀”(11)。

唐继尧为了争霸西南，势必要巩固后防，对于重新兴起的哥老会，他主要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手段。1918年夏，永昌府有白天祖股匪肆虐为害，唐继尧派吴长植部进剿，在任家海一役中击溃该匪股，此役计击毙匪众百余名，烧毙无算，擒获匪徒73名，缴获大量子弹、枪支、骡马等物，救出被绑肉票34名，匪首白天祖受伤逃窜。对有些难以剿灭的匪股，唐继尧采取了招抚的办法。当时，在迤西有张结疤匪股，在迤南有吴学显匪股，大姚有普小洪匪股，宜良有莫朴匪股等，多则二三千人，少则五六百人。杨天福匪股也有一二千人，专在西路抢劫传教士和运往缅甸的丝茧；吴学显则抢劫滇越路火车。后来唐继尧没办法，派金楚泉去招安，委各匪首以司令、支队长、大队长之职。因此，当时滇省境内的招安军、游击军，别动队比比皆是。这些招安部队由匪而军，本性不移，如吴学显部，不但在本省驻防时四出勒逼掳掠，在后来随滇军二次入黔时，更大肆荼毒贵州地方。此外，唐继尧虽然招安了几大匪股，而各地大小匪股，多则数百，少者数十，散处各县无力顾及者仍复不少(12)。

二、四川袍哥势力的膨胀、受挫与复兴

1.四川军政府的成立与袍哥势力的膨胀

1911年11月28日，以立宪派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素乏政治经验，更无统驭能力，畏惧革命党人，不肯与同盟会合作。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争夺。赵尔丰根据“四川独立条约”仍然住在总督署，而且对军政府有“援助指导”之权；以尹昌衡、周骏为首的川籍军官，因为不满以朱庆澜为首的外省籍军官控制军权，也在密谋夺取都督府的大权；咨议局副议长罗纶既是袍哥大爷，又是同志军领袖，潜势力很大，一心想利用袍哥的力量，推倒蒲殿俊取而代之(13)。

当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袍哥兄弟，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从秘密活动，转为完全公开。在成都各个街道，到处有哥老会的“公口”，袍哥们“刀枪往来如织，每街公口设公座，每户贴公口红片，如大汉公、多福公、共和公之类”(14)。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当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情况如此，而军政府当局置若罔闻。

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后，大批原清廷的陆军、巡防军集中在成都，各地的同志军也开进成都向军政府表示祝贺，聚集在成都的新旧军队多达20万人，新旧军队之间“怨仇未泯，互相水火，哄斗时闻”(15)。

1911年12月8日，成都兵变，蒲殿俊、朱庆澜出逃，以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新建立了四川军政府。

新军政府建立后，哥老会的势力更加膨胀，这同尹昌衡本人对袍哥的态度和行动不无关系。他在就任军政府都督后，便在军政府门口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而且自任大汉公的“舵把子”。他在上台的最初几天，每天都要到成都各个袍哥的公口、码头去拜客，各个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的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亟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骏在就任军政部长后，也在军政部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有人要求组织“大参公”，因为部长不同意才作罢。广汉向阳场的大袍哥张明之、邓永文两人统率几百个弟兄，人人带红花，缠套头，腰悬各式刀剑，携带明火枪、马炮等等，扬威耀武地开到成都成军。尹昌衡把张、邓二人委为广汉县保安营的正副营长，叫他们回县，维持广汉的治安。

由于得到四川军政府首要的倡导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袍哥人数迅速增加数十倍，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三百多个(16)。在广汉一带的袍哥也是“红极一时”，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他们在县城各处，摆设牌九和大宝赌场，日夜聚赌，包庇烟馆；在乡村，每逢赶场日期，集队你来我往，都是各带刀矛枪支，赌博酗酒，把全县闹得乌烟瘴气(17)。

2.滇军援川及其对四川同志军的镇压

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后，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很快即遣滇军赴川，其原因有二：

一是稳定长江上游政局，缓解武昌压力的需要。云南独立以后，全国形势非常复杂，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昌，正受到清朝军队的围攻，形势危急。武汉的安危，关系到全国革命形势能否深入发展，辛亥革命能否成功。而地处武汉上游的四川，地势重要，北可接秦晋，东可顺流而至湘鄂。其局势能否稳定，又直接影响到武汉地区的战局。面对四川的革命斗争，盛宣怀、端方奏请借用英国兵轮运兵入川镇压，并令贵州、云南、湖南、广东、陕西等六省派兵入川。加之，四川总督赵尔丰陈兵成都、简阳之间，清朝钦差大臣联豫率兵万余由雅州向成都方向进军，清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又屯兵川东，川事危急。因此，迅速解决四川问题，是革命派和独立各省的共同要求。所以，武昌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副总司令黎元洪以及湖南反正后的头面人物谭延闿，不约而同先后致电蔡锷，“敦嘱援蜀，以解鄂危”(18)。而响应武昌起义后的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及川省军政界人士如胡景伊、郭灿、刘存厚等亦纷纷向云南军政府上书，要求滇军援川。

二是有意向四川扩张军事实力以转移省内日益尖锐的矛盾。昆明光复之后，随着云南局势的稳定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一些将领萌发出向外扩张、拥兵称雄的野心，提出了“平蜀固滇，而维大局”的主张，认为“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19)，只要控制了“西蜀天府，进可控御中原，退可以居守自固”(20)。一时间，出兵四川的喧嚣声不绝于耳。在此情况下，蔡锷也滋生出“勘定川、黔两省”，以此作为据点“与满清争衡”(21) 的打算。尤其是各统兵将领互不相让，彼此戒备，暗中已开始了权力之争，使蔡锷“深感统驭之困难”，由此而产生了“移转争点于外省”(22) 的想法。

1911年11月中旬，蔡锷正式作出兵发四川的决定，以云南军政府军务总长韩建铎出任援川军总司令，率领一个师二个梯团的人马，分两路向四川进军。蔡锷的计划是：第一梯团首先出发，由省经过昭通、大关、盐津出四川叙府，进攻成都，彻底摧垮赵尔丰盘踞成都的军队；第二梯团经过宣威、威宁、毕节、永宁出四川泸州，向川东一带进击，以打败清政府端方统率的“援川鄂军”。之后，一、二梯团合兵重庆，假道秦晋，北伐燕云，支援全国革命斗争。

12月上旬，援川滇军一、二梯团按原定计划分途进入四川境内。滇军入川后，即“冒称奉中央政府令，尽遣同志军，并戕其首长”。在此过程中，手段残忍。袍哥首领范燮在富顺被杀后，滇军惨无人道地“烹其心肝”。袍哥大爷黄方所部一百多人被滇军所执，在合江城全部被“断首、拔舌、剖腹、割心”(23)。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的同盟会员涂哲，目睹滇军对四川袍哥的暴行后，认为“自顾同为民军，满虏尚在，未可先自相残，欲以大义往劝滇军”，只身前往南溪城下“剀切陈说”，而滇军“恶其言太切至，遂于是夜缚烈士斩之”(24)。涂哲被杀后，“有见其尸者云，足疮未消，枪伤未愈，为国事痛苦若此，竟不免被戕于同称民军之滇人”(25)。由于袍哥是四川同志军的群众基础，因此，滇军入川对同志军的镇压，使四川哥老会遭受了重大损失。

因此，有学者认为，滇军援川对同志军的镇压，“破坏了川南地区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揭开了西南军阀长达二十多年混战的历史篇章”(26)。

3.四川军政府对哥老会的扫荡与四川袍哥的反袁斗争

在滇军入川镇压同志军的同时，革命党人中就如何处置袍哥队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国元年一月，党人张知竞主公开哥老会。谢持力言军府不可与其事，因开同盟会议之，争辩甚烈，几酿变乱，然后乃定”(27)。

1912年3月11日，统一的四川军政府成立后，来自重庆担任副都督的张培爵找尹昌衡会商，令巡警总监杨维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并下令取消第二师、第三师中原有的公口组织，如有不遵，严行查办。接成都军政府限日撤去袍哥公口的命令后，杨维即下令将成都市200多个公口的招牌一律取消。

成都市内的公口取消后，城外各县哥老会仍在活动。于是张培爵调曾任川南总司令的但懋辛担任成都府知事兼四川团务督办，率领团队清乡。但懋辛接事后，即派员到各县会同县知事及有关的团绅，分别调查袍哥情况及其往来的地形和随时出入的孔道，请求派陆军和团队分扎各要隘，他亲自带陆军一营作机动性的追剿，计划在三个月内，连股匪、散匪一网打尽。但他的这一请求遭到陆军团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懋辛只得一面举办全省团练讲习所，一面派员招募散兵。诸事整理就绪后，调了两连陆军随同他一起到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崇宁等各县清乡，大股的袍哥队伍均闻风而逃，而飘忽不定的小“股匪”仍时有所闻(28)。

1912年7月，尹昌衡率兵西征平定藏事，临走前命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上台后下令解散广汉等地由哥老会组织起来的保安营，对不服其政令的袍哥组织则坚决镇压。1912年冬，大足同志军袍哥首领张桂山、李华臣遭熊克武的第五师逮捕，两人同时被杀于县衙前鼓楼坝石狮子旁边。张桂山临行高呼：“到民国才死，死不值得！”神色自若(29)。

袍哥首领李绍伊在辛亥革命时以大竹县大寨坪为主要根据地，攻占过川东北十几个州县，实力雄厚，影响很大。胡景伊为消灭李绍伊的袍哥势力，于1913年派蜀军总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军到大竹解决李绍伊武装，又派新军第二师第七标标统侯国治、川北观察使张澜分别率队到大竹协助。后李绍伊被枪杀于大竹南门校场。李绍伊被杀后，陈嗣煌为大竹知事，袍哥首领王福山等与之勾结，四出搜杀孝义会群众。凡是参加孝义会者，几无一幸免(30)。

当然，由于哥老会在四川社会基础深厚，势力和影响已遍及城镇乡村，因此，尽管受到援川滇军及四川军政府的镇压和扫荡，哥老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只是局部的，甚至谈不上使其元气大伤。到“二次革命”时期，四川袍哥又重新活跃。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力图挽救辛亥革命的失败。熊克武、杨庶堪于8月4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重庆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广汉袍哥大爷张品三响应，成立川北讨袁军，自任司令。张明之、张菊东、向玉如等袍哥首领分任支队长，集合袍哥队伍开赴绵阳闹独立。其他各县哥老会大头目如安县的何鼎臣，什邡的李润生，金堂的李华山、李连州等都集合队伍前往绵阳加盟，分任支队长或团长(39)。孝义会首领、共进会会长张百祥统率各县来的袍哥队伍，占据绵阳县城，成立西北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通电“讨袁伐胡”(胡景伊)。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中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派遣刘伯承、康云程等人回川东组织反袁起义。刘、康二人先后到达夔府、万县、丰都、涪陵等地联络各地哥老会首领和革命党人，均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允诺。3月初，刘伯承和由昆明随护国军入川的王维纲等人联系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和哥老会众在该县新庙子起义，成立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32)。此外，石柱县著名袍哥陈兰亭也参加了刘伯承发起的四川讨袁起义。在永川、荣昌东、西山活动的袍哥汤子模部则与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军四川东区司令官石青阳取得联系，受命整编为川东中华革命军第一支队，汤任支队长。

1916年2月，在崇庆、温江、双流三县交界处刘家濠爆发了反袁起义。川西袍哥首领吴庆熙、孙泽霈、丁泽煦、张达三等人建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服从孙中山任命的四川革命军总司令卢师谛的领导，攻占邛崃县城，旋移师崇庆。在华莹山活动的汉流及孝义会首领郑启和在广安成立川北护国军司令部，宣布反袁独立。广汉哥老会首领侯永成在金堂起义成功后，随革命党人王蕴滋到三台，于1916年5月8日宣布反袁独立。一年前听从王蕴滋劝告接受招抚，待机再举的哥老会张作霖、范绍增也在此时召集旧部，投奔王蕴滋处参加反袁(33)。

护国之役结束后，川军与滇黔军往复混战不已，这种动荡的时局及各大小军阀对袍哥的拉拢、收编，为四川哥老会的再度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三、民初贵州哥老会的畸形发展与滇军入黔

1.贵州哥老会的畸形发展

贵州光复后，革命党自治学社掌握了刚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的主动权，并着手解决哥老会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由于“未光复之前，由张百麟、黄茀卿、陈南生三人，分函各县调集哥老分子来省。反正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达省垣”(34)。对这一部分力量，已成军的拨入新军，扩充为三标，对来黔哥老会中未成军的则编入五路巡防营；其二，对起义期间“首先发难有功”的几个新军哥老会成员如杨树青、艾树池、马繁素等皆任命为新标营长；其三，对那些未来省城仍留各地的哥老会成员，鉴于他们虽然分散但仍具有相当的势力，“为着团结这一部分力量，安定他们的情绪和解决他们的生活，李、孔、黎、陈、吴等共同建议军政府，应当及时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各地宣慰，要他们安居乡里，爱惜自己的家乡，保持地方秩序”(35)。

但起义不久，主要由袍哥组编的五路巡防营便因军饷问题同军政府产生了对立情绪。由于军政府刚刚成立，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致使巡防营一度“领饷无着，兵队大哗。中下级军官及士兵，闹到枢密院向空开枪示威，闹到立法院以枪托触地泄愤”(36)。曾经的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缝，成为“敌人”可资利用的良好机会。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自治学社开始实施“以帮制帮”的策略，“由黄泽霖首先参加了哥老会，取得一字(起码大爷)，在光复后两日，即在皇殿开光汉公成立大会。黄泽霖被推为龙头大爷，曹仲武(四川人，参加过两个山堂)任红旗管事，一切哥老会内部事务布置由曹负责”(37)。

同时，宪政党人为拉拢、利用哥老会对付自治学社，搞垮军政府，一改光复前与袍哥的敌对态度，转而对哥老会大加吹捧。耆老会会长郭重光在省立法院登台演说，“谓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此语既出，不两日而省内外公口已达百余处之多。郭复举黔汉公龙头温瑞廷招兵五百以保商路，保某汉公龙头李某人招兵数百，以保盐路。如陈钟岳、陈廷棻、冯汝骏等皆军学商界之表表者，亦洋洋得意开斌汉公、懋华公，自充龙头。并袭取满官威仪，设大堂，摆公案，俨与政府对垒”(38)。为了达到瓦解自治学社军事基础的目的，宪政党派《黔报》主笔陈秩书、新军标统陈宗岳，“以哥会名目滥交军人，私结军心”，“时以谣言煽动军心，一般军人崇拜其哥会首领，遂日以犒赏事要求都督”(39)，制造哥老会与自治学社的矛盾。为了制造更大混乱，宪政党甚至将遵义一带的巨匪罗魁召集来贵阳，罗等“沿途抢骡马数十头，命匪党联骑直驱入省，名为马队。入城后，扬言苟不当标统，当杀都督保刘统领(指刘显世)”，这就使得社会各界惶惶不安。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民国初年，贵州各州各县、各行各业，公口盛行。“自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全省无一邑一郡无公口……至于是时竟成一哥弟会之贵州矣”(40)。“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民身受其毒，哭诉无门，竞入党籍，以求自保。”以致“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草鞋之辈，百敷脂粉，背弓持剑，招摇过市，有如戏装”(41) 的荒诞离奇的场景在大街小巷习以为常。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贵阳城内建立的“公口”就达83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斌汉公、光汉公、黔汉公、振武公、大汉公、忠汉公、实汉公、孝汉公、兴汉公、童汉公等(42)；在遵义市区(含遵义县)影响较大的公口有同兴公、威播公、集贤公、奎照公、兴复公等(43)；在赤水市(原赤水县)有五个堂口(旗)、九面公社，仁字旗有“怀仁合”、“同仁福”、“永清仁”三面公社，义字旗有“怀义合”、“汉义公”两面公社，礼字旗有“怀礼合”、“怀礼社”两面公社，智字旗有“怀智合”一面公社，信字旗有“怀信合”(44)。

由上可见，民国初年贵州帮会发展范围之广、公口之多，速度之快。不仅军政首脑大开公口，各行各业亦组织公口；不仅高官大吏参加，贫苦百姓，甚至12岁的小孩也纷纷加入。帮会发展成为了大官、小吏、豪门、巨族、工、商、学、兵以及偷、抢、搂、扒的大杂烩。因此，由安顺逃到云南的传教士亚当在向英国驻昆明总领事额必廉的报告中说：“目前的贵州政府处于哥老会的掌握之下，或至少是该会在处理事务中享有绝对的权力。”(45)

2.滇军入黔与贵州哥老会的厄运

贵州“二·二政变”后，宪政派认为秘密会党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不仅如此，如果任其继续活动，迟早会发展为心腹之患。宪政派同时意识到自己此时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摧毁自治学社在贵州的地位。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宪政派乞请滇军入黔。

1912年1月27日，蔡锷与北伐军总司令唐继尧等在昆明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2月27日，滇军抵达贵阳近郊，宪政会、耆老会的头面人物任可澄、郭重光等及其控制的部分军队列队迎候。其时，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对形势认识不清，不仅未作抵御的准备，反而认为：“国家方危，兄弟急难，彼兵以义动，吾何为挠之！”(46) 滇军抵达贵阳时，赵德全还亲自郊迎，并犒赏滇军。

滇军抵达贵阳后，即分头占领各高地和各要害地区，并在贵州耆老会、宪政会的怂恿和配合下，联合黔军刘显世、胡锦崇所部于1912年3月3日向贵州军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贵州军政府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属于“光汉公”的五路巡防营除李立鉴一部在黔灵山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自卫外，其余各营各公口“竟于滇军至省之前一夕，各自销灭”(47)。因此，滇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完全控制了贵阳局势。唐继尧控制贵阳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血腥屠杀。据跟随唐继尧入黔的李佩衍回忆：战斗结束后，“押解俘虏约一千六七百名来螺丝山阳明祠，报请总司令发落……唐命令俘虏十名一列地排列成行，随令副官马弁一列一列地解往山后斩首。后来副官们等不及解往山后执行命令，干脆把那成行成列的人拖出来直接动手”(48)。黄济舟也回忆说，被俘之人“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49)。

在大屠杀后的第二日，唐继尧即被贵州宪政会、耆老会控制的贵州省议会推举为临时都督，总揽了全省军政大权。宪政会、耆老会头目纷纷担任要职。由自治学社把持的贵州军政府就被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军人与贵州宪政派和旧官僚的联合政权所代替。

唐继尧上台后，先后发出《军都督取消公口片军示》、《晓喻解散公口文》、《取消公口会党文》等六个文告，指出：“黔省反正以后，公口林立，匪焰嚣张，外省闻之，目为匪国。”因此下令：“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与否，均着即日取消”，并开始到处捕杀哥老会会员、自治学社社员及光复有功之人。“军警局长为梅若愚(滇人)。军警局大量搜捕哥老会，杀戮无算，每日局前聚集多人，拥挤不堪，都是来看杀人的”(50)。“在省死伊手者近千人，至遵亦仍行其贪酷手段，惯罗织人罪，以济其贪酷之心”(51)。贵州光复时开第一枪的功臣哥老会员杨树青，援川胜利回黔后，亦被刘显世诱杀于军警局。其他如彭心德、蔡奎祥、田有光、肖道生、伍伟章、杨肃安、张富山、饶毅、王子林、曾应堂、宁秉钧、胡德明、李鼎成、刘谨权等数十人，都无一幸免。早已辞职乡居的何宾侯，亦被指为哥老会首领而遇难。对其他逃亡外省的哥老会与自治学社成员，刘显世只要探明其行止，即电请当地官吏捕杀。如艾树池在湖南被捕入武陵狱，后被唐生智杀害；李怀安出亡广东，刘显世电请龙济光除之；张秉衡、方知白也分别被刘显世电请袁世凯捕杀于四川、浙江(52)。贵州从此开始了历时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而唐继尧的残酷镇压，贵州帮会亦元气大伤，四处逃散，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长达24年的蛰伏时期。

四、如何正确评价辛亥光复后西南军政府与袍哥关系的转变

如前所述，辛亥西南光复之后，四川、贵州等省进入“袍哥世界”，公口林立，社会破坏活动日渐增多，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洪家天下”的存在，对各省军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当时《神州日报》撰文称：“今日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忧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如蜀、如黔皆成会党势力范围。”“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行复现于今。”因此，文章大声疾呼：“今日各都督对于此辈唯有萃集重点，群聚不逆之徒，分别首从而以严刑峻法治之，并明布文告，凡今以往再有会党之名开堂放票，敛钱惑众者，杀无赦。”(53)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与袍哥的关系，已成为辛亥光复后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了。对此，刚刚成立的各省军政府显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这就只能根据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与会党的不同关系和会党表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54)。但不管如何，西南光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如何正确看待辛亥光复后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变化，不仅是西南地区的问题，同时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以往史学界在评价这一问题时，基本上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入手的，认为如果没有会党“无役不从”的英勇斗争，辛亥革命要取得胜利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一俟民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立马“把原来在革命中充当主力的会党和工农群众一脚踢开，转而跟旧势力握手言欢”(55)，于情于理都应受到谴责。

无可否认，袍哥在西南辛亥革命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袍哥毕竟是一种落后的下层民众组织，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陋习也在西南辛亥革命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第一，牢固的反满尊君思想。袍哥头脑中大多充满着封建意识，他们把革命仅仅看做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指导后，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袍哥弟兄的“尊君”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总是幻想着“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56) 的荣耀。因此，当四川袍哥大爷佘竟成从日本回国发动革命时，袍哥兄弟“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有称他为‘佘大王’者，尤以广船桡夫，传播更远”(57)。第二，浓厚的雇佣意识。辛亥革命时期，西南袍哥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革命雇佣军”的姿态出现的，他们怀着浓厚的雇佣意识参与同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当革命经费充足时，这些袍哥弟兄往往能赴汤蹈火，奋勇向前，但一旦经费短缺，他们就会弃革命大义于不顾，甚至转而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帮凶。如在四川广安起义中，袍哥弟兄因未拿到银两而把佘竟成包围在茶馆，虽然熊克武及时赶到，平息了事态，但由此引起了警察所的注意，最后导致起义失败。第三，袍哥首领对于革命的态度参差不一。尽管有不少杰出的袍哥大爷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同盟会，在西南历次武装起义中，不惜身家性命，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也有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始终顽固不化，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如重庆袍哥首领唐廉江就很典型；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著名的同盟会员兼袍哥大爷秦载赓就是被袍哥首领邓大兴所杀害(58)。新津同盟会员兼袍哥大爷侯宝斋，也是被赵尔丰所收买的袍哥分子杨虎臣所枪杀(59)。

因此，能否正确地评价辛亥革命后西南当局与会党关系的转变，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为此，必须克服以下倾向：过分强调和局限于袍哥在西南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而对袍哥参加辛亥革命的思想动机、心态、目的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袍哥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冲击，而简单地把它视为一个“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而忽视了政治目标的盲目性、组织结构的分散性和行为范式的破坏性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过分强调袍哥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思想基础，而忽视了两者反满目的的本质区别；片面地考虑革命派对袍哥的简单利用，而忽视了两者其实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过多地谴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忽视了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点再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寄生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作为一种“社会的病态征候”(60) 而存在的旧式会党进行处理，势所必然，也无可厚非。只有排除所有这些倾向的干扰，对民初西南革命党与袍哥关系的转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不管如何，资产阶级革命派毕竟不能把中国革命推向彻底的胜利，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产生，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越过革命性已经消失殆尽的会党狭窄圈子，用彻底革命的纲领和方式来发动真正的巨人——广大农民，并且与他们建立巩固的同盟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61)。

注释：

① 关于辛亥光复后的西南袍哥问题，学术界尚没有比较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成果，除一些通论性著作如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2卷(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周育民等《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珠生《清代洪门史》、邵雍《民国帮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有所涉及外，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拙文《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周春元《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杜文铎《哥老会与贵州辛亥革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朱崇演《帮会是贵州辛亥革命的主力》(《贵阳文史》2001年第4期)、冯祖贻《论贵州辛亥革命的失败》(《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谢本书《辛亥起义后滇军入黔问题探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孔路原《辛亥革命时期之四川会党初探》(《天府新论》1986年第2期)、谢本书《辛亥滇军入川问题》(《思想战线》1981年第4期)、李永顺《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云南辛亥革命史》第249～268页)、江晏琦《辛亥革命滇军援川述评》(《宜宾史志》1990年第4期)等寥寥数篇，由于选题的限制，这些成果只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民初的西南袍哥问题，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② 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482页。

③《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惩治律附列于后》，《滇南公 报》，1912年3月2～3日第2版。

④ 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2页。

⑤⑨ 荆德新：《杨春魁“兵变”正名》，《大理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210、213页。

⑥ 喻宗泽等编：《云南行政纪要》第5册，第1编“财政”。

⑦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60页。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11)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2)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

(13) 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37页。

(14) 转引自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15) 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16) 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7) 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79～80页。

(18) 张肇兴：《援蜀篇》，云南文史资料编委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19)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援蜀篇》，云南文史资料编委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1页。

(20)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页。

(21) 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页。

(22)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2页。

(23) 王禄昌、高觐光修：《泸县志》卷6，“人物志·黄方传”，民国27年排印本。

(24) 朱之洪、童宪章编：《蜀中先烈备征录》卷2，“涂烈士事略”，重庆新记启渝公司1923年印。

(25) 赖佐唐等修：《叙永县志·革命先烈附传》，民国24年铅印本。

(26) 江晏琦：《辛亥革命滇军援川述评》，《宜宾史志》1990年第4期。

(27) 《辛亥四川革命纪事》，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65页。

(28) 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37～38页。

(29) 王凤：《张桂山与大足保路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15页。

(30) 政协大竹县委员会：《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99页

(31) 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6页。

(32) 政协全国委员会等编：《护国讨袁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33) 范绍增述，李骧骐、李日基记：《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页。

(34)(35) 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76～477、476页。

(36)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3页。

(37) 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77页。光汉公成立的原因，有些史料记载是为了对抗宪政党的黔汉公(《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7页)。

(38) 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14～215页。

(39)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40) (日)平山舟：《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3页。

(41) 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374页。

(42) 参见蓝克安：《贵州帮会五十年记略》，《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刘延生：《1911年至1949年的贵州会党》，《贵州档案史料》1995年第3、4期合刊；贵阳市地方志编纂编委员会编：《贵阳市志·社会志》之“帮会分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414页。

(43)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99页。

(44) 赤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赤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0页。

(45)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3页。

(46)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页。

(47) 《黔省戡乱旁记》，《神州日报》，1912年3月28日，“时事要览”。

(48) 李佩珩：《随唐继尧入黔纪事五则》，《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01页。

(49)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9页。

(50) 《贵阳市志·社会志》之“帮会分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51) 杜叔机：《鲁屏舟杀滇军梅治逸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49页。

(52) 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7页。

(53) 应夔丞：《条陈如何安排会党之说帖》，《神州日报》，1912年4月12日，“本埠要闻”。

(54) 胡绳武：《民初会党问题》，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55)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56) 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92页。

(57)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58) 阙名：《秦烈士载赓事略》，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页。

(59) 《侯宝斋事略》，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第366页。

(60) 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61) 章开沅：《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文汇报》，1962年2月23日，第3版。

* 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原文发表在《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第6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