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chixk

晚唐杜牧所作《清明》一出，杏花村闻名于世。由于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杏花村的确切地点一直众说纷纭。清康熙年间，郎遂编纂池州《杏花村志》十二卷，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以志为证，池州杏花村止诉息争，赢得正宗之名。郎遂（1654—约1739）字赵客，号西樵子，一号杏花村，贵池（今池州）杏花村人，清代文学家、诗人。少年由诸生入太学，以诗文名于时。郎遂不乐仕途，出于对乡土的热爱，自康熙十三年（1674年）开始编纂《杏花村志》，历时11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夏授梓成书。编纂村志作为我国最基层文化的真实记述，对抢救传统文化、保存文化遗产、留存珍贵资料、建设美好乡村，意义重大。无论是在篇目内容、资料收集、体例规范，还是史料考证、文字记述、体现特色上，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都有很强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为何要编名村志

地方志编纂源远流长，村志也是地方志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面临着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巨大挑战。守护乡村文化的命脉，守住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村志编纂，以志书的形式记载历史，留存记忆，已渐成为回应呼声的最好关切。

（一）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在主要任务中指出“重视军事、武警及其他各类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是《规划纲要》部署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是国家明确要求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通过村志编修记录乡村状况及变迁，追溯乡土事物的由来，可以将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落的历史记载下来，将村落各方面的信息留存下来。名村志编纂是挽救乡村文明、保留乡土记忆、留住文化遗产，为村民建筑精神家园的有效方式。

（二）地方志自身的需要

在我国志苑中，自古就有县志、州志、府志、通志、山水志。而为一村修志，时间并非长久，成果也就最近才显丰硕。郎遂《杏花村志》问世后，世人盛誉为“开编纂村志之先河”。“清代村志 9 种、民国村志 14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村志 600 多种。”[1]《杏花村志》问世后，至乾隆年间，经浙江巡抚三宝采集，呈进清廷“四库馆”。经总纂官纪昀审核，作为全国唯一村级志书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地理存目六《贵池先哲遗书》第二十五种。价值之高，桃李不言。全国第二轮修志以来，各级志书接踵出版，其中“乡镇、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余部”。[2]广州市天河区全区25个村，甚至村村编村志。编纂名村志，薪火相传，丰富了志苑种类，是地方志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地域文化传承的需要

地域文化需要通过志书来传承，更需要通过志书来确认。杏花村因杜牧《清明》诗作而声誉鹊起，享誉海内外。虽然“明、清以来大量权威史料的肯定性记述，如《池州府志》《贵池县志》《杏花村志》及清代官方的《江南通志》，等等”。[3]但是，由于杏花村太过于出名了，仍有不同声音来搅和，所以迫切需要志书来定性，需要志书来传承。“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4]面对日益消逝的村庄，编纂名村志就是要将这些历史文化传承下来，让人们记住乡愁，不忘乡情。朗遂对杏花村的“山水之秀、花卉之盛、村落之古、人文之萃”，如数家珍；对杜牧吟诗《清明》、问酒杏花村，骄傲不已。郎遂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对家乡充满深情，常虑杏花村如无文字记载则会“久而莫识所传”。由此广征博采而成《杏花村志》，既一排众议，又得以延续山水名胜。

（四）村民内心的需要

郎遂世代居住在杏花村，家乡的秀山丽水、名人胜迹、文物建置，都凝聚着郎遂先辈的辛勤付出。“郎遂先祖文韶公，博洽多文，官至宋奉议大夫，入元时归隐杏花村，卜筑焕园于玉台山麓，建聚星楼藏书充栋，其子孙繁衍聚族而居。至今其地曰郎家冲”。[5]郎遂为文韶公第十三代孙。一生耄而好学，著述等身，留下《池阳韵记》《焕园诗略》《池州诗史》《池州历朝文选》《杉山志》和《杏花村志》等15种著述。郎遂以为“齐山当城之南……旧有志”，而九华山亦有志。城西杏花村成于古，名于时，“而杏花村志缺也，遂村人也，乃纪所闻以志之”。又为防先祖功德“恐湮没而不张”，遂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而决定编纂村志。 “在建设美丽乡村中，河北省邢台市把留住村庄的历史文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编纂志书、建村史馆等举措，将独特的村庄文化永久记录下来，激励后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6]相反，如果没有名村志文化载体的传承，“纵使村民的腰包装得再鼓，宅院建得再高档，祖坟修得再豪华，但在乡土历史文化的原野上，他们仍是手足无措的“失地者”；在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上，仍有无处依凭的感觉。”[7]

二、什么人编名村志　　

思路和目标确定后，人的因素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不同水平、不同责任心的人，便会编纂出不同质量的志书。旧志的编纂者有总纂、协纂、协理、绘图、校对等，现在有主编、副主编、总纂、责任编辑等，分工协调，人数众多。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名村志编纂以方志专家、文史地情专家和村里富有文字功底的热心人士共同组成最优组合。

（一）有修志经验的人才

二轮修志中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在名村志编纂中可借鉴，却无法照抄。2014年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业务指导和服务”。[8]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继续鼓励对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服务”。[9]东莞市志办对乡村志编纂不仅提出编纂时间、内容、体例、质量等方面要求，还直接安排专业人员帮助镇村修志。全国二轮修志，到2020年前都必须要完成，因此积累锻炼了大量富有经验的修志人才。由于有多年修志经验的积累，修志人员对志书体例、编纂要求与入志内容以及文字文风等都有成熟的把握，是编纂名村志少走弯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员。

（二）专家学者

专家通过自己的学识和造诣，对名村志编纂进行认真培训、精心指导、严格把关，既能提供专业支撑，还能凝聚修志力量。专家在体例体式、史料辨伪、数据考核上，更能发挥学术大牛的作用。“1992年10月至1993年1月，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先生被派到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参加‘社教’工作。驻村期间，有感于对农村知之不多，于是萌生了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写一部村志的想法。孙先生当时就参考了新编修的县志及《中国国情丛书·定州卷》等书，编修了《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其志共设十一章，分别是地理与建置沿革，人口、土地及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种植业，林、牧、副诸业，乡村工业、建筑业和商业，农民的收入与分配，教育、卫生、邮政电信及有线广播，村级组织机构和村干部，家庭、婚姻、计划生育与村民生活，民俗。”[10]上海市闵行区《褚家塘志》是学者型村民褚半农的著述，复旦大学蒋凡教授认为：“自然村是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细胞，如果没有自然村这一基层细胞，又哪有地县、省市及国家的社会组织呢？而褚半农先生《褚家塘志》之著，正好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嘉惠学林，开拓之功不可没”。[11]

（三）热心有能力的村民

吸收有实践经验和分辨能力的村民参与资料收集和编纂活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名村志编纂中不失为一条好方法。1989年，广州市天河区林和村一位池姓村民有感于村庄成为城中村的现状，自行编写了该村简志。本地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大中学老师，对地方文化有研究的人员，对家乡有深厚感情。“赵客为池阳旧族，居是村者累叶矣。博学能文，克绍先人遗绪。而复虑其所居之村，久而莫识所传也。爰即村之前后左右，以及其中之胜情异迹，为之志。”[12]正是由于郎遂“矜其邦族、美其乡里”的乡国情怀，20岁即开始搜集素材，焚膏继晷，方成一代名志。

（四）复合架构

名村志编纂人员最好的构成形式，应是复合结构。为确保名村志的编纂质量，可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发起成立村志编纂委员会来主持编纂，志苑人才、专家学者、热心村民共同参与。这样在经费、人员、基本的办公条件上才能有所保障。“聘请村内本乡本土熟悉村情的有知识的文化人编写，有条件的可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其最佳组合应是以农民为修志主体，专家指导、参与编纂而成的村志。”[13]“《白沙村志》又是受到习近平关注的不同寻常的村志，是一部以农民为修志主体，专家指导参与编纂而成的村志。”[14]2011 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条例》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从事乡（镇）志、村志编纂活动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村志编修应该作为国家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加以实施，由有关机构统一领导、组织、规划和管理，并由国家出资或多方筹措资金予以专门支持，以保障村志编修工程的顺利开展和保质保量的及时完成。

三、名村志篇目内容

篇目是志书的框架结构和设计蓝图。一部好的名村志，首先要有一个优秀的篇目。形式上要有篇、章、节、目，内容上大事记、正文、附录不可缺位。名村志篇目不仅要考虑设置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还要考虑合理性和操作性。一般来说，名村志内容上不能有重大遗漏，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细。而且在总体上，篇幅比例也要大致平衡。

（一）基本要素齐全

基于村庄面积普遍不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未必齐备，所以内容不可贪大求全。名村志编纂应从实际出发，在确保基本要项的前提下，门类不宜细分，无有事项，资料少的事类，或并或略。《杏花村志》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分“村中、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人物、闺淑、仙释、题咏、词赋、宸翰、文章、户牒、族系、传奇、杂记等十六个子目”。所用文体则有诗、词、赋、文、序、引、启、制、敕、檄、笺、疏、讚、教、传奇、时艺、题辞、碑记、祭文、墓志铭、书事、跋等22种体裁。卷首：序文、题辞、凡例、征启、书目、姓氏；卷一：小总图、分图、图序、像诗、图诗；卷二：村中（曰名胜、曰建置、曰古迹、曰丘墓，俱采著各卷）、村南、村北；卷三：村东、村西；卷四：人物、闺淑、仙释；卷五：题咏（七言绝句诗）；卷六：题咏（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七：题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八：题咏（五言排律诗、七言排律诗、五言绝句诗）、词赋；卷九：宸翰（制、敕）、文章（碑记、记）；卷十：文章（序、引、启、檄、笺、疏、赞、教、上梁文、墓志铭、祭文、书事）；卷十一：户牒、族系、传奇；卷十二：杂记；卷末：书后、后序、跋。从《杏花村志》篇目可见，把握名村志定位，明确身份和角色，基本要素齐备，文化名村特色鲜明。

（二）重视文化和记人

名村闻名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最基本最持久的还是文化和人物。“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5]乡村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人物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基，乡邦之光耀”之说，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事件的灵魂。通过人物具体活动的记述，可以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杜牧《清明》诗成，引得自唐至清诗家不下300多位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凭吊浏览，唐代杜牧、杜荀鹤，宋代梅尧臣、黄庭坚、陆游、周必大，明代沈昌、郎子机、方元美、吴非，清代顔敏、宗观、江士铨、郎必光等，他们或游学，或览胜，或官宦，或寓居，题辞赋诗，作序留铭，修亭建宇，竖碑立坊。他们留下诗赋1000余首，占《杏花村志》文字的三分之一，这正是杏花村作为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要体现。这些名家诗文，提升了全志的价值品味。今天编纂名村志，对文化要深挖细耕，对种田大户、养殖能手、创业明星、经营才俊等人物，可以灵活地运用各种体裁形式，扩大以事记人的承载力。

（三）图照丰富

以图入志是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疆域、山川、名胜、寺观、宫衙、关隘图在旧志中最为常见。名村志可以多展示村容村貌、农田厂矿、家居器物、节日场面、手工技艺等图片。郎遂在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杏花村的山川形势及名胜古迹分布绘成总图，置于卷首，并将杏花村区域内的自然风光区分为十二景，这十二景是“平天春涨”“白浦荷风”“西湘烟雨”“茶田麦浪”“三台夕照”“栖云松月”“黄公酒垆”“铁佛禅寺”“昭明书院”“杜坞渔歌”“桑柘丹枫”“梅州晓雪”，构图优美，意境清新，线条流畅。《杏花村志》中《杏花村图》《小杜行春图》和杏花村十二景图，山水、文物工笔图画并刻，以示该村山水之秀、村落之古。尤以“小杜行春图”可谓刻画入神，凸显杜牧《清明》意境。《杏花村志》小图大图，设置周密，匠心独具，使文与景、内容和形式高度契合。

（四）乡土气息

“村志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篇目设置上要注重体现本村特色。”[16]编纂名村志过程中，与县志有共性的事项或背景不记或略记，点到为止，直接竖写落笔村庄，详写村落分布及特征、村落变迁及缘由。要将村庄中独具一格的创造，将乡土之精华荟萃于志书。池州杏花村位于秀山门外里许，“相传盛时，老树千万株，连村十里，炫烂迷观，诚胜景也”。《清明》诗出，《杏花村志》记述了他们在此立亭、建坊，在此建别业、立茅蓬，结庐杏花村，悠然自得的内容。独有的杏花村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些达官显贵、文人贤仕陆续来此，游于青山碧水之间，寻前贤之遗踪，揽名胜于村内，垂钓白浦、问酒黄垆、寄情觞咏，留下诸多诗词歌赋和记游文章。

四、如何征集资料

名村志编纂离不开资料，没有资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只有全面系统的资料才能反映名村各种事物，各项事业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完整呈献事物发展全过程，提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村志编纂中资料搜集是关键，要通过查找文献、调查走访、实地踏勘、拍摄照片等多种途径获取各种有用资料。

（一）发布启示通告

村志编纂，地域虽小，却也要广泛发布征集资料的启示，让全村及在外地的本籍人士知晓。“通过《扬子晚报》滁州专刊、滁州电视台、滁州人民广播电台、滁州市政府网、市先锋网、市地方志网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关于征集皖东人物的公告》进行广泛刊登、播发、宣传，尽可能使更广范围都知道了解支持这件事。我们利用春节前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将1000份公告张贴于全市大街小巷和滁城商场车站及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在市人大、政协两会上向全体与会代表散发公告。”[17]郎遂面对文献资料短缺、文物建筑倾圯的困难，首先发布《征杏花村诗文启》，广搜博采，“凡夫、缙绅、韦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现在编纂名村志，特别是退下来的村干部和先进模范家中，珍藏着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很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二）重视乡贤口述史

口述史资料可以有效填补档案文献资料的缺失。宋人罗愿就认为修志要“方故老、示遗事”[18]，明代张居正也认为修志应“搜罗载籍，博方耆旧”。[19]村志由于其在志苑中所处位置、记述范围和作用等原因，资料较市县志要求更加细微，更要具有典型性，以便反映社会最小细胞的历史与现状，这也正是村志价值所在。村庄里的老人是许多大事、要事的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如一次民风座谈会，请各原村落70-80岁口齿伶俐、‘百事知晓’的老人座谈，满场笑话、热闹非常、令人难忘。参加座谈的对象有80多岁高级社时的主任、初级社时的生产队长，人民公社初期的连长、委员、老生产队长、大队长、老书记、大队会计、油粮员、生产队会计、村民小组长、民办教师、插队落户生、赤脚医生、天主教神父、天主教友、土改时评为地主的后代、‘两航起义’人员的儿子、合作化公社化坚持单干农民的后代以及现任各村各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会气氛热烈，意犹未尽，常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20]只有多组织、重视收集口述史资料，才能全面、真实、生动地记述名村志的历史与现状。郎遂在编纂《杏花村志》时，常邀请乡贤和名士小酌于郊野，交流信息和收集诗文；并请各地各界名流百余人，作为参订人士参与村志编修、并作咨询。

（三）实勘旧址遗迹

历史文化内涵是古村镇的根与魂，具有时限性和地域性，需要及时的踏勘和挖掘。杏花村古迹虽遭明末兵乱，但至清康熙年间，大部分遗址尚可寻找，这给郎遂提供了不少实地收集资料的条件。郎遂披荆斩棘，遍访村里古迹旧址，凡残碑断碣、桥梁遗迹、柱礎颓垣，乃至散落地面的瓦当斗拱，无不亲躬摩拓。正如《杏花村志凡例》所载：“凡村内景物之可名者，无论题咏所及与未所及，特书列之”。“凡古迹之废已久者，虽遗址必特书，不敢没也”。郎遂在志书中记下古迹70余处。记述的建置名胜、古迹丘墓，极为详实。如记“广润泉断石”云：在杏花村南，濒湖。嘉靖间，村农得之田内，郡丞张邦教访置演武场前，建亭榭以表之。又云：“明季左兵之乱，好事者以断石收移于今秋浦楼，乙酉以后，刘梅根州丞曾访而未得也，郡邑志皆称尚存者，亦留此，以待后人援求耳”。

（四）社会调查

吴景超在《中国县志的改造》中就十分推崇社会调查，认为社会调查是深入社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研究方式，通常反映重大事件、新生事物、突出典型、重要的经验和严重的问题，利于解决资料缺乏或记述深度不够的困惑。“提高志书的可读性与学术品位，可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面下功夫。这是增加第一手资料、增强原创性与鲜活性、著述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围绕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开展社会调查，选择代表性人物作为口述历史采访对象，所获取的社会调查资料、口述历史资料，可以作为附录入志。”[21]2004年7月杭州市萧山区志办，确定16个与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调查课题，由区政府组织并投入百万奖金，邀请大学师生参与社会调查活动，挖掘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每个课题都获得五六万字的报告，占《萧山市志》内容的37.5%，堪称社会调查实践的典型案例。名村志编纂中，可供社会调查的专题很多，像沿袭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第一个大学生、土房换砖瓦楼房、村民选举、村务公开，甚至是日渐消失的事物、交通事故、留守儿童等。

五、如何考证

名村志是地情的综合载体，客观真实地记述本村历史和现状，是志书价值所在。存真求实是确保名村志质量的根本，也是编纂者的第一要务。要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通过书证、物证和人证，在记述中核准每一件事实、时间，防止疏漏和错误。

（一）旧志为基础

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治学态度谨严。“清人在研经治史中对方志进行了大量考证，对前代著述纠谬补阙，更是不胜枚举。”[22]在此历史和现实双重重视考证的大环境下，《杏花村志》可谓考证全面细致。郎遂多方收集关于杏花村的古籍文献，考据书目100多种，其中方志15种和舆地书籍4种。方志类包括《一统志》《名胜志》《池州府旧志》《池州府新志》《贵池县旧志》《贵池县新志》《饶州府志》《徽州府志》《扬州府志》《安庆府志》《齐云志》《九华山志》《齐山志》《庐山志》《庐江志》等。“王崇在其序言中即提及宋王伯大志、明正统间叶恩志、成化间常显志、弘志间陈良器志，以及现存最早的正德何绍正志。郎遂所纂之《杏花村志》，正是在这些前代旧志的基础上考据征信而成。”[23]

（二）引经援史

南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十卷，向来被视为精品佳志。罗愿为编纂此书，遍考前代图经、地记，“间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还“益访故老，求遗事 。”[24]有前代佳志为榜样，《杏花村志》更是后浪推前浪。《杏花村志》考据书目竟达104种之多，诗文66种、方志15种、历史9种、家谱和杂记各5种、掌故2种、家教和地理各1种，历史类就有《唐书》《南唐书》《宋史》《元史》《纲目》《通鉴》《文献通考》《从亡列传》《廿一史目例异同》，可见其取材之广泛，引经援史，考证有据。

（三）实物质证

《杏花村志》不仅重视文献考证，也重视实物质证。“凡诗文之有涉于村作者，不尽皆身历也，采其言以备稽考”。并称:“诗文所采于郡乘、碑刻，及历代名人遗集为多，余者则或搜取所征致也。怀饼以询故老，予时有之”。《杏花村志》凡例中指出，“凡名胜、建置，以及人物、艺文，一有所得即散录注一箧，越数载不下数百纸，始贻书牛岗深处商榷定例，而后起稿；稿凡数易，而后成书”。纵观全志，可谓“确查慎采，考据详明，无缺无滥，真实可信。”

（四）村民意见

尊重历史，忠于史实，是地方志流传千年的基本特征之一。通过书证物证进行考证外，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认证会，组织记述者和被记述者集中发表意见，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现在绝大多数村庄都还没有建立档案，修志所需相当一部分资料只能从相关人员的记忆、口述中获得，许多历史事件没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原始依据，需要编纂者想方设法进行寻访与考证。郎遂修志面临的情况相同，但是他历经11年，约请参与考订的各州府文人学士102人，“凡夫、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由于村志的特殊性，其资料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回忆和口述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村民文化程度低，作风粗犷，甚至习惯于信口开河，他们提供的资料在时间、地点、人物、数据等方面准确度上可能会有误差，如不考证核实，很可能以讹传讹。

六、如何体现特色

名村志不仅篇目要科学分类，合理安排，而且还要适当张扬个性，彰显特色。出版后的名村志不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内容上尽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编纂名村志要充分考虑名村的定位和特点，深层次挖掘名优特产，名胜古迹，规模产业，资源优势等资料，力求编出灵气和特色，记下名村的根与魂。

（一）图文并茂

一部好的名村志离不开图照的使用。图照形象、直观，很多事物，用文字不易记述，但是使用图照，则很容易说清楚。章学诚说“图缺而书志不得不冗也”。[25]“《杏花村志》图文并茂，卷一有青浦画家钱又选绘《杏花村图》《小杜行春图》和杏花村十二景图，每图左又附一件古代文物工笔画图，共计26幅山水、文物工笔图画。”[26]村志初成，诸多名人雅士称赞尤佳。胡舜夫在征得郎遂同意后，在金陵刊刻标明贵池郎赵客纂《杏花村志》十竹斋刻本，对外发兑。很快就有苏州人尤侗、奉天人张思奇、北直大兴人思庶等8人题诗14首，赞誉《杏花村志》。致使《杏花村志》的影响不断扩大，享誉全国。

（二）显物尊人

记事既要见物，也要见人，历史是人创造的，事物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杏花村志》“记载了稀罕的当地文物样图。卷之一图画中提供的文物有：石镜、香奁、石钟、青琅玕、贝业、玉壶冰、竹册、尊胜钟、晋钱、三台石、铜圭、泄螭菏瓶、周雷柄铎。上述文物虽难现于世或多不可考，但为后世保存了活灵活现的实物图样和一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物信息，也为我们研究当时或更早些时候杏花村的历史沿革和遗闻轶事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第一手资料。”[27]《杏花村志》对户籍记载特别详细，使用明清时期的户籍资料，记述了郎氏族系，对此，清时褒贬不一，但这对于研究人口变动和社会发展，乃至撰修族谱，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名村志编纂在记事中要涉及人，对在村中发展起重要作用和贡献的人物都要记载。曾经存在的顶编现象、民办教师、房子、家当，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迁，这些事物和人物，都是体现特色的有力抓手。

（三）语言习俗

名村志编纂要准确把握村志的特点，语言和习俗都是亮点。像信仰习俗、交通习俗、农业习俗、职业习俗的承袭和演变，时代特色浓郁。语言表述最能凸显乡土风情和地域特色。“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以更深的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不论是编出名志，还是合格志书，无不是突出了地方特色。”[28]《杏花村志》中“传奇”“杂记”也颇具地方特色。如“传奇”收录至德人王尔纲的杂剧《杏村醉雨》，剧中人杜牧春日出游，在杏花盛开的村庄与牧童、舟子、酒保吟歌对话，方言浓郁，既细腻唯美，又特色鲜明。

（四）适当升格

名村志编纂可以把村庄内特色的事物突破原有的层次进行人为的升格，使其在整个篇目中凸显出来。名村志要突出村域要素，反映村域内自然风光、特色物产、主导产业、文化成果等。有代表性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就要采用升格的办法凸现出来，让人们一看篇目就知道是这个村，而不是别的村。《杏花村志》题咏最多，卷五至卷八为诗词歌赋，约占全志四成。其卷五为七言绝句诗；卷六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七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八为五言排律诗、七言排律诗、五言绝句诗和词赋。连同卷二、卷三“古迹、建置”中的附诗在内，共收历代各地文人雅士423人次，题诗541首，还有6人填词6首，3人作赋3篇。诸多题咏中，诗题中含有“杏花村”三字的有154题，直接以“杏花村”三字为题的就有32首。“这些正是杏花村作为历史名村的价值体现。大量记载名胜与题咏，也成为本志的最大特点。”[29]

《杏花村志》开编纂村志之先河，成为唯一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既保存了记忆，留住了文化，也使得杏花村声誉鹊起，得正宗之名。在日益重视文化，倡修地方志的今天，编纂名村志，记载根脉，记住乡愁，对《杏花村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 毛曦 董振华：《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开展村志编纂的意义与建议》，《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6期。

[2]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3] 沈兴耕：《神州处处“杏花楼”》，《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4月5日。

[4] 李培林：《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 乾隆《池州府志》。

[6] 耿建扩：《河北邢台编纂志书、建村史馆》，《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9日。

[7] 乔方辉：《从曹口村志编纂出版谈村镇志编修》，《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8]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9]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10] 任丽英：《读7部村志引起的几点思考》，《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15页，2014年12月方志出版社。

[11] 蒋凡：《褚家塘志•序》。

[12] 《杏花村志》序

[13] 沈永清：《村志编修拾题》，《内蒙古方志》，2016年第4期。

[14] 颜越虎：《从白沙村志到珠三角现象》，《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6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 青岛崂山区史志办公室：《浅谈村志编纂工作》，《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期。

[17] 张军：《市志人物编纂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选集》，中国城市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316页。

[18] 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38页。

[19] 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58页。

[20] 刘其奎：《喜读〈九星村志〉感言》，《上海地方志》，2014年第3期。

[21] 莫艳梅：《村志编纂如何突出地方性》，《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6期。

[22] 韩吉辰 戴柏俊：《地方志加强学术研究和考证的必要性》，《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1期。

[23] 张敏慧：《康熙杏花村志的社会影响与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7卷第3期。

[24] 罗愿：《新安志》序。

[2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永清县志》序例。

[26] 郎永清：《杏花村志版本源流与比较》，《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27] 刘俊：《中国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杏花村志》，《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9期。

[28] 《乔福锦：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编纂——﹤桃树坪村志＞》，《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26卷第2期。

[29] 康丽跃：《浅析康熙杏花村志》，《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