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钱穆

路人甲

    1986年6月9日下午，台湾外双溪的素书楼里挤满了人。

    人群中有稚嫩的面孔，有稳重的中年人，甚至还有几位须发全白的老者。当时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宋楚瑜，也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坐得端端正正。他们在等着一位大师登上讲坛。

    上课时间到，钱穆在妻子钱胡美琦的搀扶下，慢慢走了进来。他已经92岁。他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也已经整整75年。

    钱穆的最后一课原本是给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的博士生讲的，但来的人远远不止。6月的室内有些闷热，听众们时不时伸手轻轻抹下额头的汗水，不敢制造一点声响。

    两个小时的课很快就结束了。在课的最后，钱穆用力地喊了一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大师老矣，他爱了一辈子的中国，也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见过了受侵略凌辱的中国，却至死都看不到统一的中国。

    他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一．

    钱穆一开始读书的目的并不是成为大师，而仅仅是为了谋生。

    他12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失去顶梁柱，钱穆的学习生涯蒙上了经济匮乏的阴影。13岁，他和长兄钱挚一起考入新开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兄弟二人希望能够进入师范班，学成之后可以去教书谋生，养家糊口。

    在学校，钱穆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宿舍，依然点着蜡烛继续读书。夏天蚊虫多，他就搬来两个空酒坛子，放在桌下，左脚伸进一个，右脚伸进一个，以防虫咬。

    钱穆读书刻苦，因此成绩一直很好，然而却在18岁那年，还是因为交不起中学的学费，辍学回家。

    他在乡下的一所小学里成为了一名老师——比学生还大不了多少的青年老师。

    无锡县教育局派来的督学，正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课，检查教学质量。“今天上课的这位老师看起来很稚嫩啊，”督学心想，“好像还不到20岁的样子，能教得好吗？”

    只见这位老师开场即说：“同学们，今天我们先不讲课文，我有个思考的心得要分享给你们。”

    督学皱了皱眉。

    “昨夜我在睡觉时，脚不小心踢了一下墙壁，痛得很。”这通开场白逗笑了小学生们。“但是呢，我由此领悟到了一个汉字结构的道理。你们看，手臂的‘臂’和墙壁的‘壁’，偏旁都是开辟的‘辟’字，而且，臂在身旁，壁在屋旁，都带有‘旁边’的意思。你们再看避，乃避开一旁，璧乃玉悬身旁，于是我总结出，所有带‘辟’字的，都有一旁、旁边的意思在里面。”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督学也从来没有在小学课堂上听到这样有意思的说法，他见过的其他老师都是照本宣科，从来不会试图去教学生怎么获取学问。

    回到县里，这名督学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讲这件事，发表在报刊上，让钱穆的教学法火了一把。

    钱穆之所以能够这么教，是因为他自己读书时就已经能够这么敏锐地思考，正应了古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他边教书边自学，一教就教了18年的中小学。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钱穆靠的就是苦读和善思。

    钱穆读书善于思考和怀疑，能够从别人没有疑问的地方起疑，从而取得突破。比如，他读《史记》时，就敏锐地发现《史记》的《六国年表》中纪年和诸子书籍有矛盾的地方。

    他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东吴大学的教授陈天一，他后来还向钱穆引见了正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的顾颉刚。

    一见到钱穆，听其谈吐，看其文章，顾颉刚立刻惊叹道：“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但钱穆只是谦虚地笑笑，并不以为意——读书和思考，他已经乐在其中了。

    二．

    《论语》里，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钱穆最喜欢的句子之一。

    钱穆做学问，也不求迎合别人，只要对得起自己。

    1930年，《燕京学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署名钱穆，引起北平学界的剧烈轰动。

    一时间，几乎所有学者都在打听作者的来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不是名校教授，只是中学教师，没有出国留过学，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这篇文章通过考证《汉书》细节，推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说法。——这是当时一等一的大难题，堪比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学者魂牵梦绕想要解决却无力解决。

    如果历史学界也有诺贝尔奖，这绝对是诺奖级别的大发现。

    可问题是，当时整个北平的史学界，几乎都是相信康氏学说的，连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都笃信不疑！

    但这位名不见经传中学教师写了一篇长文，一下子打了许多大学教授的脸。太冒犯了！这种颠覆性的文章要放到现在，肯定要学术界集体封杀了！

    但神奇的是，主持发表这篇文章的人，正是被打脸打得最厉害的顾颉刚。

    也许这就是民国学术伟大不朽的原因吧，众多被钱穆驳倒的学者们，纷纷表示对他文章的赞许，因为钱穆在资历上虽然是“小字辈”，但学术却无懈可击。

    文章发表之后，北平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经学史、哲学史之类的课程，都只能停开——因为全被钱穆证明是讲错了。

    顾颉刚把钱穆请到燕京大学来，这名没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终于成为了大学教师。一年之后，钱穆又转去了北大。

    已经是北大新秀的钱穆，还是保留着“为己不为人”的治学风格——只要坚信自己是对的，再权威的人我也敢怼。

    结果，钱穆说自己讲课“如登辩论场”——他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

    其中就包括胡适——当时公认的诸子学权威，学术界的领袖。可是就在老子的年代问题上，两人就有矛盾——胡适主张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先于孔子，但钱穆却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

    钱穆上课就经常说：“胡先生在这个地方又考证错了。”“胡先生此处恐怕有成见。”惹得胡适在课堂上叹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能有什么成见呢？”

    这可真是棋逢对手——留美博士、学界领袖和只有中学学历的小学校长干上了！

    但钱穆可不是为了怼而怼。他只是一心追求学问的真实，追求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良心，而不愿意曲学阿世。

    大师故去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也只能感概，再也没有钱穆这样“为己”的良心学者，而遍地只剩“为人”的利己主义者了。

    三．

    好的学者并不一定是好老师。比如学术精湛的顾颉刚，就不怎么会讲课，上课时经常是背对着学生写板书，写了满满一黑板，一节课也就上完了。

    王国维更有意思，上课就抽烟，等着学生来问问题，没人问的话，就沉默着过了一节课。

    但教了18年中小学后才去教大学的钱穆，无疑更懂得如何上课，如何引导学生激发对学问的兴趣，也更能理解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的真谛。

    钱穆成了公认的“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每次上课都需要在最大的教室，且场场爆满，旁听的人挤得连选了课的学生都没有地方坐。

    钱穆讲课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那一口极富特色的无锡官话。他讲课思路清晰、发音清楚，而且出口成章，几节课听下来，原来听不懂无锡话的学生都能完全听懂。

    钱穆讲课以善作比喻著称，在一次秦汉史课上，他指着教室中的灯泡说：

    “中国的秦汉文化犹如这屋中许多盏电灯，灭了一盏，屋子还亮。西方罗马文化就好比只有一盏灯，虽然非常亮，但一灭，就一片黑暗。”

    钱穆讲课能动感情，讲到得意处，满面通红，声调高亢，抑扬顿挫，一口无锡官话像唱歌一样好听，将学生们也带入历史的境界中。

    钱穆的课上经常有许多旁听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学生，也有中小学教师，有在政府机关、报馆、银行工作的人，甚至有些体力劳动者也慕名而来。

    听完课，有的人就会围住钱穆请教问题。钱穆从来不问来者的姓名和职业，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学生、问的问题水平如何，都一视同仁，和颜悦色地解答疑惑。

    于是有学生问他：有些人似乎只是慕名而来，想见见您而已，不像来求学问的，为何您也很认真地赐以答复？

    钱穆说：“张载18岁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拿着兵书去请教范仲淹。当时范仲淹已经是高官，却没有怠慢他，反而送给他一部《中庸》，勉励他用心读儒书，而不是沉迷于兵家。张载听后，翻然而悟，遂成一代儒宗。可见有时候话虽然不多，但影响却不小。孔子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不肯失人。”

    这种真正符合孔子“有教无类”精神的行为，在教育功利而浮躁的当代，比钻石还稀缺。

    抗战爆发后，钱穆跟着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开始了四处迁徙的日子。学校在昆明的时候，钱穆住在宜良，离昆明七十多公里，每次上课都需要坐火车赶往昆明，下了火车再赶人力车，才能勉强准时到达课堂。

    那时候的火车晚点个二三十分钟是常事，所以钱穆常常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

    每次课，学生们都能看到身材微胖的钱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一路小跑过来。这时教室往往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条通道都没有，学生就让钱穆踩着课桌，登上讲台。

    有一次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导致钱穆迟到了约20分钟。如果在平时，教授迟到几分钟，学生们就自行散去了。但钱穆的课，没有一名学生离开教室，所有人挤在闷热的屋子里，静静等待。这是对钱穆和他的学问的由衷敬畏。

    有同学问钱穆：老师在学校不是也有一间宿舍吗？为何不提前一天过来，免得如此辛苦？

    钱穆说：“我是为了给你们编写讲义。我的所有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家中，提前一天过来就少了一天备课，不备好课就上讲台，是对你们不负责任。”

    钱穆对学生好，好到许多学生很多年以后还对往事记忆犹新。

    比如钱穆最喜欢让学生陪着他出游，在山水之中谈学论道。

    有一年，钱穆带领几名学生在苏州负责一项点校古籍的工作，除了在工作室中读书、标点，每隔十天半个月，钱穆就会说：“该出去玩玩儿了！”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游览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

    在途中，钱穆会和学生一起逛书店，买书送给他们，风趣地说：“读书犹如游山玩水，兴味无穷。你读了章实斋的书，再读颜习斋的书，就如同从这山爬到那山，再看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好比一幅山水画卷，让你对这些山又有了新的体会。”

    有一段时间，给钱穆和学生们做饭的厨师请假回家了，学生们本来想自己做饭，但是钱穆说：你们哪懂做饭！

    于是老师自己动手，在屋中生火煮饭、炖肉，一边照顾炭火，一边继续读书。一屋子师生一起吃上了地道的江浙菜。

    被炭火熏得满头大汗的钱穆，才是真正的“师者”，比如今许多在学生面前端起架子的老师，更懂得什么是好教育。

    四．

    抗日战争的初期，形势很差，西南联大也不得不前往长沙、蒙自、昆明等地。

    钱穆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许多已经写好的书稿，如《清儒学案》，都在逃难中散失。

    但钱穆依然坚持教书育人。他讲的是中国史，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显出了更沉重的分量。

    在课上讲到激动处，他似乎就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你们要记住，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只是中国史的逆流！若不是如此，中国历史岂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

    “中国，是不会亡的！”满场一片寂静，几秒后，爆发出久久不息的掌声。

    他在联大的课堂总能吸引来大量听众，其中就包括奋战前线的士兵。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在许多有知识的人都对时局悲观失望的时候，这样一位力证中国不会亡的大师，给人们注入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钱穆的好友陈梦家，也在西南联大教书。他也经常去听钱穆的课，听得热血澎湃。陈梦家劝钱穆，把上课的讲义整理出版，让更多同胞能够看到。

    钱穆自己思考了许久，觉得陈梦家所言确实有道理——写一部通史，让一般有文化的民众都能读懂，在国难之际是激发民族自尊、鼓舞民族精神的强有力的手段！

    于是，那部前无古人的《国史大纲》横空出世。

    从来没有一部历史书采用《国史大纲》的体例，钱穆在书中把中华文明当成一整个的来写，注重各朝代之间的延续性，写出了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顽强。

    “引论”被陈寅恪称赞为“一篇大文章”。引论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心潮澎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

    于是，钱穆在书里呼吁凡是中国人，都必须了解一定程度的中国史，国家才会有希望。

    这篇引论在全书出版前先刊登在报刊上，一时洛阳纸贵，许多买不到报纸的人也纷纷辗转传抄。

    除了鼓舞精神，钱穆还为实际的军事行动也作出了贡献——他研究日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发现日军很多地方是按照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行事的。

    钱穆对这部书早已烂熟于胸。他将这一点呈报给政府，又教给准备上前线作战的学生，对军事行动奉献出了读书人的力量。

    中国为什么能在抗日战争中艰苦抗战并最终以弱胜强？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凝聚一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而钱穆正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骨干。

    五．

    1960年，耶鲁大学特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用中文念出颂词。颂词中说：“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这举重若轻的几个字，又怎么说得尽钱穆为了“为往圣继绝学”经历过的艰难困苦？

    1949年，钱穆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堪称白手起家——连校舍都是别人出资捐赠的。

    学校草创，几乎一无所有，校园里缺乏可用的图书、仪器，教授的工资也时常发不出去，钱穆自嘲说他们“老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来上堂”。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是钱穆多年以来的崇拜者，听说钱穆来香港办学校，赶紧去找他。他的目的很明确：请钱穆到香港大学来教书，物质条件一切好说。

    但钱穆说：“新亚学院正在艰苦中，我不能离去。”

    林仰山不死心，又说：“那先生可否前来兼课？薪酬您是不必担心的。”

    钱穆笑着说：“我所在意者并非薪酬。只是新亚学院一切事情正在起步阶段，实在不容许我还在校外分心。”

    林仰山仍不放弃，苦苦相求，说港大中文系也是刚起步，需要有大师指导才能走上正轨，盼钱穆不要让港大师生失望。

    钱穆说：“好吧，既然师生们如此厚爱，那我答应你，必要时我可以参加港大中文系的会议，但我一不任职，二不授课，三不受薪。”

    正是在这种决绝精神的支撑下，钱穆在几年之内把新亚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在人称“文化沙漠”的香港，硬是留住了学问一脉不断，他后来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

    可是，又有几人能熬到这个地步呢？

    他的学生余英时曾回忆，有一年香港的夏天特别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仍不愿离开学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望他，心里难受，问他：有什么事可以帮他做吗？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余英时就去买了一部送他，“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师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这种继绝学的卫道者的孤独和苦痛，真不知有几人能够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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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晚年的钱穆住在台湾，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而高呼。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爱国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闻之令人摧心肝。

    自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钱穆有整整32年不能和子女相聚。一直到1980年，86岁高龄的钱穆才得以和他的三子一女（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团聚。但32年后的第一次团圆，只有短短七天。

    第二年，他又见到了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1988年，钱穆病重，钱易获准进入台湾探望父亲，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台探亲后，第一位获准进入台湾的大陆同胞。

    父女相伴一个月，竟然是数十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钱穆说：“我本来没有什么梦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间屋，读书终老，当个穷书生。没想到连这都成了奢望。”

    96岁时，钱穆在寓所中因心力衰竭，安详离世。

    他96岁的一生，蕴含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智慧，将东方对当代的珍贵价值告诉了世人。甚至，他已经活成了中国文化精神本身。

    他的死，意味着我们国家曾有过的一种宝贵人格，从此消失。

    （本文根据《钱穆| 他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一生为故国招魂》改写，作者：幼教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