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龙旗舰队的覆灭

池家河

清朝龙旗舰队的覆灭     1881年8月3日，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抵达纽卡斯尔，亲手将一面长方形的黄底青龙旗升上桅杆，超、扬二舰正式交付使用。这是清朝第一次将龙旗当作国旗使用。从此，北洋龙旗不但代表着北洋海军也代表着大清帝国。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黄海大东沟海面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受伤起火的中国旗舰正遭到四艘敌舰的聚攻。千钧一发之时，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致远”突然开足马力，加速向日舰主力“吉野”冲去。此时的致远弹药将罄，重伤侧倾，弹痕累累的船体大火蔓延，撞击成了这艘军舰最后的攻敌手段。距离越来越近，致远中弹越来越多，舰体愈加倾斜，随着一声巨响，舷侧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浓烟之中，致远在距吉野几百米的地方一头扎入海中……战场上的每个人都明白——北洋海军大势已去！

距今整整120年前，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一诞生就排名世界海军第六。然而，它的命运却如此短暂。到1894年兵败黄海，全部生命总共只有六个年头。在19 世纪中后期东亚格局风云变幻的年代，甲午大战可以看作是日本从一个小国崛起为20 世纪东亚大国的重要里程碑，而中国却因甲午之败在衰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致远和吉野间惊心动魄的对决是这场海战的转折点。但是，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较量，早在数十年前，就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泰恩河畔拉开了序幕。

英国纽卡斯尔的秋天总是阴云密布，只有泰恩河上的阵阵秋风偶尔会拨开云层，让几缕阳光投射在圣约翰公墓里。墓园角落里，两座老墓碑比邻相依，一人高的黑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醒目的汉字：“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闽县陈成魁之墓”，“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候官县陈受富之墓”。而不远处，一块刻有日文的方尖碑孤独地耸立在墓地教堂的转角：“故海军中主计从七位深町多计三之墓” 。

几年前，我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学习 。一天，我随手翻到一本讲述当地造船业的书籍，无意间发现了19世纪的纽卡斯尔为北洋海军制造军舰的历史。我开始寻找一切有关纽卡斯尔和北洋海军的记录，希望能找到百多年前那支龙旗舰队的蛛丝马迹。

查找中我发现，曾有前来接船的中国水兵因病殉职，就埋葬在当地的圣约翰墓园。曾经分属两个亚洲敌国的海军人员为什么会长眠于同一座异国的墓园？这后面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我决定探寻古墓背后的谜团。

几经辗转，通过纽卡斯尔图书馆我联系到了当地航海历史学家理查德·E 凯斯。从他那里得知，除了墓碑尚存的两位，还有三位中国水兵葬在这里，只不过他们的墓碑早已倒伏。凯斯先生特意提供了多年前墓碑未倒时他拍的照片。照片显示这三位是：来自安徽庐州府庐江县的顾世忠，来自山东登州府荣成县的袁培福以及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的连金源。那块方尖碑则属于1885年日本巡洋舰“浪速”号上的一位出纳员，同一块墓园里还埋葬着日舰“吉野”的水手，他们也是来纽卡接收军舰期间去世的。

站在圣约翰墓园的小山顶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埃尔斯威克河岸。大片的住宅区和办公楼在泰恩河水的波光映衬下显得恬静而安详，街道上行人寥寥，车辆稀少。很难相信，这片河岸百多年前竟是工业家阿姆斯特朗爵士军工帝国的中心地带。这里曾经工厂密布、船坞林立，是一个烟尘蔽日，机器轰鸣的工业重镇、造船中心。19世纪后半叶，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了门户的中国和日本都曾向这位军火巨头购买蒸汽军舰。日后在甲午风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日战舰，许多都出自泰恩河畔的船台。凯斯先生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黄海大战中，双方都拥有泰恩河畔下水的军舰，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泰恩河战舰之间的战斗。”

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国的旧式水师在西洋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当时，林则徐等人就提出要兴建一支能与列强海军相抗衡的新式海军。清朝最初全部雇用英国人组建“阿思本”舰队，却因为无法“权自我操”而中途夭折。此后十余年洋务运动中造船工业虽有小成，却因体制局限和技术瓶颈时时难产。1874年，日本犯台寻衅，大清朝野上下仍苦无防御之策，遂决议筹建北洋、南洋两支外海舰队，大举向海外购舰。这其中泰恩战舰占了很大比重，到1881 年底，中国各水师已耗资近150万两白银，陆续从纽卡斯尔订购了12艘蚊炮船。

虽说海军终于建立，但满朝文武对需要何种军舰仍然懵懵懂懂。蚊炮船船小炮大，不能远洋作战，其水炮台设计“ 只可用于守港”，这对于帆樯蔽日的英国海军来说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辅助舰艇，但对于需要防御万里海疆的中国就显得力不从心。走了大段的弯路，付出了巨额的学费，大清帝国直到购买了碰撞巡洋舰“超勇”和“扬威”，才拥有了可以出洋作战、与外国坚船利炮一较长短的大型军舰。超勇和扬威在中国被称为“快碰船”，其独特的设计理念是以撞角撞击敌舰为主要作战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超勇和扬威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力装置和大口径火炮。它们仅有1500多吨排水量的娇小船体内，不但装备了两座配备六座锅炉的卧式往复式蒸汽机，还紧凑地安装了两门大口径巨炮。超勇、扬威下水时航速高达16节，几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所有巡洋舰；而其19英寸口径巨炮可以在3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作为北洋海军拥有的第一批大型军舰，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里埋葬的中国水兵顾世忠和袁培福去世于光绪七年（1881），他们是随接舰部队在纽卡斯尔等待接收超、扬二舰期间病逝的。

1881年清政府派员赴英接收超勇、扬威，在中国海军史上是件意义非凡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海上力量自郑和下西洋以来第一次进行洲际远航。在一批受过英式教育的军官带领下，中国海军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似乎也取得了良好的公关效果。据当时记载：“经行各国，均鸣炮致贺，以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

为了等候超、扬二舰试车下水，中国官兵在纽卡斯尔逗留了将近八个月。正史中关于他们这期间的记载十分稀少。幸而当时随行出国的文官池仲祐留下一本《西行日记》，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部分情况。池仲祐出身书香世家，因为父亲有弟子与英美各国牧师交往而得闻西学，入李鸿章幕府，奉派跟随接舰团赴英。

通晓英语的池仲祐很快就交上了英国朋友，经常在友人的陪同下四处访问。这个年轻官员对正处在工业革命风头浪尖的英国十分好奇，总是详细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参观煤矿就亲自动手采煤，撰写介绍矿山技术的《矿说》、《采煤说略》；参观阿姆斯特朗的兵工厂，就记录该厂的规模、技术特点和发展历史。他对阿厂除了制炮本业，还能“兼造压水力机器，轮船机器，并铁浮桥船坞”的大工业场面尤其印象深刻。

这期间正值火车发明者乔治· 史蒂芬逊百岁诞辰，纽卡斯尔市政府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应邀出席。席间林泰曾以英语致词，谓史蒂芬逊创立火车，美利几遍各国，“我中国他日用之大获其利，则中国之幸，亦诸君之幸也”。他的演讲内容得体，英语音调纯正令英国听众大为倾倒，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全文转载。林泰曾是林则徐的从孙，是洋务派名校福建船政学堂最早的学生之一。从他的演讲之中，不难看出当时洋务派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富强中国的殷切之情。

1881年8月3日，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抵达纽卡斯尔，亲手将一面长方形的黄底青龙旗升上桅杆，超、扬二舰正式交付使用。这是清朝第一次将龙旗当作国旗使用。从此，北洋龙旗不但代表着北洋海军也代表着大清帝国。

当超、扬起航踏上归途的时候， 池仲祐最后一次前往圣约翰墓地凭吊，他面对袁、顾墓碑“周视良久，为之慨然”。一些当地游人见状聚拢过来，询问他是否在墓上栽花，十几年后又该如何辨别这些坟墓。池仲祐无言以对，他的朋友玛其梨当即许诺为中国水手栽花，以志纪念。当我前往墓地寻找中国水兵遗迹的时候，玛其梨小姐当年栽的花草已不知几度枯荣，踪迹难寻。袁、顾的墓碑也已没于荒草。但想必1887年前来接收致远级巡洋舰的中国人曾看到那些花儿，因为时隔五年又有三位中国水兵下葬于此。1886年6月，来自中国的水兵连金源、陈受富、陈成魁相继病逝于纽卡斯尔医院，遗体由管带叶祖率领水兵按照中国风俗，下葬于圣约翰墓园。

谈起这批中国人，凯斯先生说：“纽卡斯尔作为19世纪的世界造船中心，接待过来自五湖四海的接船水手。然而接收致远和靖远的中国接船队伍却引起了本地人格外的好奇心。”

根据记载，当时带队军官一身中式对襟丝绸官服，但袖口上却按照西方规矩饰有数量不等的金边以示级别。水兵们头裹包头巾，腰扎宽带，衣袖上却佩戴带着类似西方海军的衣花。匠役的标识更是让西方人感叹东方人的智慧，管油的画个油壶，升火的画把铁铲，铁匠带着铁砧，鱼雷匠则扛着一条鲤鱼。至于那些随行的文官则一身灿烂的绸袍顶戴。而且无论官兵，每个人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这样奇装异服的队伍想不引人注目也难。